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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赫歹 :如果是祖国让你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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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赫歹 :如果是祖国让你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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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赫歹 :如果是祖国让你流泪 (171 reads)      时间: 2004-4-25 周日, 上午10:35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如果是祖国让你流泪

赫歹

1.
读到梁漱溟的几封书信。在建国前,那是一个怎样倔强而独立的知识分子。在1942年答国民政府召见书里,他丝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国民党,用词几近苛责:“其在大后方,则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浸至无所不用其极。人不入党,则几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绝难宣于笔口。”至于今日情形,我已懒得提及,中国的情形唐宋与秦汉,今日与往昔,本就无所谓有进步。往日的情形的稳稳的做奴隶,今日只是又做了奴隶的奴隶。梁漱溟仍然敢在国民政府准备加以改革,“将渐进于宪政”时,与中央精神唱反调:“实施宪政,非所愿闻。”他有自己的理由,不妨说来做个借鉴。他认为中国还不适于实施宪政,也他相信“民主精神才为眼前之所需”,而“宪政较为具体,往往落于形式,而今上眼急,在精神不在形式”。这种观点我不多做臧否,但时空流转,今日的中国又是举国上下齐喊“宪政”,但我却没有听到一个专家学者知识分子能有这样的见地,或者敢喊出这样的声音。中国对“宪政”大业跃跃欲试,而民主精神在十几亿国民中却几乎不存,我不知道这样的宪政形式是否真能带来光明的明天,但我觉得这样的宪政与套在奴隶制上的宪政毫无二致。

2.
因为政见不同,梁漱溟这个倔强的思想者坚决“不赴征”,而似乎也并没有因为不赴征而被国民政府穿小鞋戴帽子。在1949年初,即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五日,梁漱溟在致当时民盟主席张澜的信中,仍然坚定自己的立场,表明自己“盖多年以来,漱自有思想、见解、主张,不能苟同于任何方面”,并立誓“今后更决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在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在次日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件中,把上述意思又表达了一遍,这封信写在共产党胜利已然在望时,但梁的起首称呼仍旧是“润之先生恩来先生同鉴”。梁漱溟1938年在延安同毛泽东彻夜辩论时,毛泽东的行为言辞十分粗俗,刻意模仿下层民众,俨然一个土匪头子,梁对毛自是没有多少好感。我猜想当时的窑洞里,两人的关系已经颇尴尬,因为1918年梁漱溟与杨怀中一起在北大哲学系教书时,初次来京的毛泽东就住在杨怀中家里,两人虽然是同年出生,但当时两人的地位相差甚远。正应了那句老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两人二十年后再聚在延安的时候,毛已经是权倾一方,此时的毛泽东可谓志得意满,自是再不把这个干瘪的中年人放在眼里,在夜谈时时而抠鼻屎时而抓脚趾,让梁看不惯却也只得忍下。而又十年过去后,梁在“时局发展至此”的情形下,不得不写信给毛泽东,但在信里仍然是表面立场:“漱今写信,一则陈明今日公等在政治上所为号召(如新政协等),漱不来参加,乞望原谅。再则陈明今后数年内漱对国是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乞望鉴查赐教。”

可以想象毛泽东在看道这封信时的恼怒,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粱漱溟在毛泽东有生之年里受尽了欺侮,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毛会几近不正常地厌恶“臭老九”,咬将知识分子置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了,因为知识分子的真清高或假清高一直在刺伤毛的自尊心。建国前,梁漱溟和那个时代所有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为“迨外患既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就是他们这样一群人,以为新中国建国后会是另一番思想争鸣百花齐放,会有自己施展抱负之地。他们本应该可以成为奠基中国几百年民主事业的灵魂,他们的精神本可以使新中国清新健康,但不幸的是,不到五年,他们的思想就悉数被阉割。

3.
在1953年梁漱溟致林伯渠的信中,他就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坚持了几十年的信仰,“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我不知道梁在写这封信时心中会做何感想。而发生如此巨大转变,让他放弃了自己原则,“不得不转移道信任中共”的原因居然会是“在两年来的体验中,使一个自信很强的我减少了自信”。我一直疑惑是怎样的“体验”会让倔强了半辈子的梁“减少了自信”,在1958年致政协整风办公室的信中,我初见端倪。

在信中,他说“我不断思索我的思想总结应任何写才对”,“检查我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我请求领导上把我作为一个别情况,容许我在本月中旬思想总结的几天会上请假不参加,与此同时如有其他学习会,以及以后的学习会,我仍愿参加不误”。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倔强而独立的梁漱溟的话,一个大思想家反倒为自己不过关思想总结受折磨,且言辞可怜至极,对“领导”几乎用哀求的语气,并小心翼翼地表明自己的“积极”,对学习会“仍愿参加不误”。

你能够体会到一个自视甚高了半辈子的人在受的那种委屈吗?和他一样的一代旷世国学大师,即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依然能够保持精神独立,独守一片学术天空,维护知识分子尊严,做人人尊敬的教授学者,可只短短十几年工夫,他们就不得不可怜的活在各级“领导”之下,一此又一此地写思想总结,做自我批评,可能那些东西是他们反对了几十年的,现在却不得不跪倒在自己面前。这种比整死人还痛苦的经历,我真期望所有侥幸活下来的人都能够永远地保留下来,流传下去,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体味曾经有过的那种委屈和绝望。

也许他们原来可以选择出国,可以选择去香港,可以选择去台湾,但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共同愿望,新中国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度他们愿意做基石。而在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会不会在深夜里望着星空流泪,后悔自己当初的错误选择?我觉得只要诚实,他们每个人不敢说自己在某次绝望后没有撕心裂肺地后悔过。但我不敢从那些受了苦难的老人那里去求证,因为即便是现在,也还不是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委屈只有带进棺材。他们的一生都被毁了,但他们却无处诉说。如果是祖国让你流泪,你还能向谁哭诉?一个女记者在采访沈从文时,他自始至终几乎不多说话,我能理解他无人诉说的巨大委屈,一个那么优秀的天才,写出那样灵性的文字,却在后半生里只能研究中国的服饰,他真的愿意吗,真的没有怨言吗,真的已经看开了吗?那为什么当那名女记者或许只是安慰地抱一下沈从文,说“你受委屈了”的时候,沈从文竟一下子抱住女记者,像个孩子一样长久地嚎啕大哭起来?我们还能理解那颗纯洁敏感的心里有压抑了多少年的委屈吗?但那种委屈却让你一生无人倾诉无处可说,你只能在无人处自己心痛,只能把委屈带进坟墓。

让那样一批洁身自好自视甚高的大知识分子去扫厕所,去蹲马棚,去戴高帽子游行,已经失去同情心的我们感受到的也许只是好奇,没看见有许多大学生又渴望再来一次文革了么,又有许多年轻人开始崇拜伟人了么?每每看到一个那样残暴的人,却又被树为偶像,我就为这个健忘的民族悲哀。我读遍古今中外的暴君暴行,却没有见道一个比这更为可耻的行径。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说他残暴,可那也就只是把人杀了而已;对待知识分子,谁都知道什么是最阴险毒辣的,那就是“辱”。耻感也是人身上为数不多最最基本的本性之一,韩信只是受“胯下之辱”,我们就已经视作了得。而善于利用农民心理的伟人对知识分子的痛处不可能不知道,他知道往伤口处撒盐是最疼的,他知道怎么整知识分子才最过瘾,所以他把人列贵贱分九等,而知识分子有幸仍在人之列,我不知道这和对待奴隶有何区别,我不知道奴隶是不是也要每日劳教后还要戴上高帽子去游街,我不知道奴隶是不是也被整得妻离子散父子反目成仇,我对历史常常怀疑,竟至于怀疑奴隶时代的奴隶要比文革时候的知识分子待遇好得多。我常常想,一个人怎么就会变态凶残到这样的地步,那时候的阴暗心理难道就没有人去研究,就不值得研究,或者竟是不敢研究?

4.
在1966年致中央文革并转毛主席的信中,梁再也没有答国民政府召见书里的傲气与独立,起篇就和全国的奴才们一样,先歌功颂德一番,因为此时伟人已经做惯了皇帝。“主席此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漱溟于此,何能无所认识,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殴伤,而我幸未挨打,此可告慰于主席者。”谁能告诉我,这信和历代的对昏君的阿谀奉承有何不同,稍有作为的君主会不会坦然享受这些歌功颂德之词?而此番给毛泽东写信的原因居然是“我以七八十岁之衰年,而不得眠不得食”,居然是“红卫兵来我家造反抄家”,居然是“秋季已到,天气渐冷,而夫妇二人犹是当日单衣单裤,既无可换洗,更不足御寒”。我不知道哪个朝代的皇帝会如此对子民无动于衷,会以子民的挨饿受冻为乐事,会觉得这样整人还不够爽,还要活活逼死他们。我也体会不到梁漱溟在写这封信时的感受,会不会感叹世事变迁,会不会怀念自己往日的峥嵘岁月,会不会看透了一切世态炎凉。曾经那样地桀骜自由,受人景仰,而如今却要向这个自己以前甚至看不起的“土匪头子”表忠心,求裁决,“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胆,冒昧以陈,敬唯主席裁之”,并在信末大喊“主席万岁”!这是怎样的无奈,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被人家践踏着,还要抱着他的鞋子歌颂他。

恕我小人之心,我能想到毛泽东在看到这封孩子向家长求情一样可怜的信后的得意和不屑模样,他会不会想到50年前自己在梁面前的毕恭毕敬,会不会想到30年前窑洞里的辩论,会不会想到20年前梁在信中劝自己“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而如今,那些知识分子只是自己面前的一群狗而已,甚至连狗都不如。那些因受不了这比狗不如的侮辱,选择自杀来维护尊严的老舍傅雷们,他们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否会想到自己的前半生是怎样的潇洒风流受人尊敬,而如今他们却连“叛逃”国外的机会都没有。我一直疑心闭关锁国是为了关起门来好好收拾这群“狗”的。他们高傲了半辈子的头颅学不会奴颜婢膝的贴着地叫“万岁”,他们受过的教育里没有这些,他们的骨子里没有这些肮脏的东西,他们不愿意做狗都不如的奴才,他们宁愿体面地死。

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发动整风反右文革都是为了“改造思想”,我对这个弥天大谎从不相信。梁漱溟建国后在接受“思想教育”时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怀疑,他请求毛泽东放他去苏联,看一下共产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愿意重新学一下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对他这个提了近十年的要求却一直不屑一顾,因为他的本意就不在让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在铲除异己独揽大权。看史书时,能看到真相就已经很难,而史书上的结论,最好还是一个也不要信,自己胡乱揣测的未必不更接近真相。

从梁漱溟的几封信里,我看到了一个思想者的头颅是怎样被一点点阉割掉的。另外看到的一点就是,对付知识分子必定要用的一招,就是让他们物质上穷到“不得眠不得食”,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拙于谋生”的弊病。还有一点就是,在那样人狗倒置的社会,居然会有一些人在鬼国里平步青云,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的鬼蜮伎俩,如果他们依然没有丝毫悔过之意,那么对于他们的穷追猛打,就没有什么理由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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