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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李际均：《从恐惧到无畏的升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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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李际均：《从恐惧到无畏的升华》 。。。。。。 -- 须弥山主 - (1805 Byte) 2004-4-13 周二, 上午11:51 (898 reads) |
须弥山主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5
文章: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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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须弥山主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李际均：《中国军事史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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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行伍(巴.山.彩.叶) [116091:42529], 00:05:11 04/1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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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际均《论战略》第十九章
［ 作者：李际均 源于：作者供稿 点击数：208 责任编辑：长戈 ］
中国军事史概论
中国军事史与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文化史密切相关，但又具有独
立的体系和范畴。主要是关于丰富的战争实践、逐渐演进的军事制度、不断发展
的军事技术、富有哲理的军事思想(包括军事哲学和战略战术等)，构成了中国军
事史的基本内容。
一、中国各历史时期的主要战争及其特点
(一)先秦时期的战争
从炎黄文明的肇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横扫六合、统一天下，建立起统一
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这期间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夏、商、西周、春秋、
战国等重要历史阶段，时间跨度三千余年，是中国原始社会解体和奴隶制社会产
生、发展、繁荣并最终衰亡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萌芽和初步确立的时期。
在此期间，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即由木石器、铜石并用渐次向青铜、铁器文明
过渡，三次社会大分工先后完成。社会政治中神权因素逐渐衰微，王权专制倾向
日益强化，文武分职初步形成；思想文化走向繁荣，史官文化取代巫祝文化，学
术下移取代学在官府，诸子学派形成，百家争鸣兴起。
中国的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并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过程中发挥
过特殊的影响，对完成社会形态的转变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母系氏族社会各
个氏族团体之间为扩大生存空间，实行血亲复仇而爆发的武力冲突，部族集团内
部争长竞雄的武力冲突，标志着战争的萌芽。进入父系制社会后，氏族内部分化
的加剧，私有财产的出现，则诱发了较大规模部族之间的战争，历史上著名的黄
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就是这一类战争的代表，标志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初步成型。
随之而来的是与阶级分化相联系的部落征服战争，如尧、舜、禹征伐三苗之战。
最后，与国家形成紧密联系的阶级社会战争正式登台，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
为中国战争起源的整个历史过程划上了完整的句号。从此，“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在整个社会活动中据有显著的地位。
自夏代至战国，见于史籍记述的，共发生过800余次战争和武力冲突。有商汤
伐桀、武王伐纣为代表的新旧王朝更替战争；周公东征一类的平息叛乱、巩固统
治秩序的战争；中原诸侯与周边少数部族之间的战争；诸侯争霸与大国兼并的战
争；秦王嬴政攻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下层民众反抗暴政的武装斗争等等。除了大
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和反抗外敌入侵战争之外，当时的战争已基本包举了战争类
型的方方面面，战争的种类已相当齐全。其中新旧王朝更替战争、诸侯争霸与大
国兼并战争，是先秦战争活动中的主流，对历史的进程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先秦时期的作战方式随时代进步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夏、商时代，以步
战为主，车战为辅。到了西周，车战替代步战成为作战的主要样式。自春秋中期
起，随着军队成员的改变，弩机等新式武器的使用，战争区域由中原腹地向周边
的扩展以及对戎狄步兵作战的需要，步兵重新崛起，步战再次渐渐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水军和水战在南方地区开始出现。至于骑战，最早在边疆部族中得到发
展，战国中期起，被引人中原地区，成为新的作战样式。至此，步、车、骑、舟
诸兵种及相应的作战样式基本形成，奠定了冷兵器时代作战的基本方式。
先秦时期的战争，大多表现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会战。一军阵、三军阵、五军
阵是当时常用的阵形。其作战特点是初为大正面的密集方阵进攻，继之以车兵为
主、步兵为辅的疏散方阵进攻，进而演变为纵队进攻。其战术运用，则由早期的
保持队形、徐缓推进，即所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向后期的快
速进击的方向过渡，出现了“车驰卒奔”的战场情况。此外，城池攻守战、要塞
战、伏击包围战、奇袭战、火攻、水淹、地道等战法，也陆续出现，各领战场上
的风骚。至于战争观念，也曾发生过革命性的变革，即由春秋中期以前崇尚和遵
循“军礼”，提倡进行“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的堂堂之阵
，逐渐演变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在作战指导上“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标志
着中国古代战争艺术的一个飞跃。
(二)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的战争
自秦汉至隋唐五代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将近1200年。其社会发展的基本特色
，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和封建生产关系处于相对适应并时而发生危机的状态，中国
封建社会曲折发展，一步步走向鼎盛。在经济上，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封建社会经济支柱的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手工业、商业也有相当的发展。土地
制度、赋税制度不断得到调整、健全。在汉、唐两代先后出现过两个经济繁荣高
潮，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在政治上，多民族的统一国
家基本形成，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方向，其间虽然多次出现过分裂、
割据的局面，然而民族大融合、国家大统一的主导趋势始终不可逆转。同时，随
着皇帝制度的建立，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体制全面确立，并不断得到完善和
强化。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阶级对立的形成和发展，导致封建制中衰的各种
社会矛盾也在酝酿滋长之中。在思想文化上，随着西汉中叶统治者推行“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经过改造的、兼容道、法、墨、阴阳诸家某些
要义的儒家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大一统观念经公羊学家的倡导而深
人人心，其“仁义礼乐”为本、“霸王道杂之”的统治原则得到普遍肯定和运用
。
新旧王朝的逐次更替，统一与分裂的循环反复，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同化，
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尖锐激化，决定了这一时期战争活动的高度频繁
和战争艺术的发展。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的各类战争和武力冲突多达2000余次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战争类型，即大规模农民战争。其中著名的有：秦末
陈胜、吴广农民战争；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农民战争；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
隋末农民战争；唐末黄巢农民战争等等。
与先秦时期相似，这一时期战争带有较显著的地域特色，即大多发生在黄河
流域。相对而言，长江流域的战事数量较少，这使得中原地区的民众大量南迁，
为南方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推动原先相对落后的南方
在各方面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与北方并行的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由于南北方
不同的地理条件，也制约着战争的方式。通常情况下，在北方平原丘陵地区，以
步战与骑战结合为主；在南方江湖水沼地带，以步战与水战结合为主。在战法和
作战样式上，包围、伏击、奇袭、正面攻击等野战战法；山地战、河川战、丘陵
战、丛林战、荒漠战、夜战、雪战、火攻、水攻、渡海作战等特种条件下的作战
样式已经应有尽有。封建时代的军事学术在连绵不断的战乱中逐步走向完备。
(三)宋元明和清前期(1840年前)的战争
从北宋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阶段前后历时近900年，处于封
建制社会的中后期。其基本特点：在政治与经济上，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态在经
历了汉、唐两个发展高峰后，继续保持一定的活力，仍在缓慢地演进；另一方面
封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正日益暴露，滞阻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空前强化，阶级对立与斗争进入了更加激烈的阶段。
在思想与文化上，随着理学、心学的先后兴起，专制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控制程度
大大加强，给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严重阻力和束缚。这一时期的突出的历史地位
与作用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得到有力的加强
，并为近代意义上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这一历史阶段的战争，依然十分频繁而激烈。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类战争
与武力冲突在2000次左右。与以往战争中单纯使用冷兵器不同的是，火器业已出
现，并开始陆续装备部队，从而使战争进入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新阶段。据史
料记载，北宋时期就出现了火球和火药箭，到了南宋时期进而创制了初级火器—
—突火枪、铁火炮。元代又发明了火铳，明代除了发明火绳枪等火器外，还先后
引入和制造佛朗机炮、红夷大炮以及鸟铳单管、多管枪等西式火器。这些火器的
发明或引进，并开始应用于战争实践，导致了明永乐年间装备和使用火器的新兵
种——神机营的诞生。
与以往战争主要囿于国内民族之间进行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战争已
增加了抗击外侮、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守卫国家疆域的新内容。如明代中叶戚继
光、俞大猷平定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患；明清之际郑成功用武力驱逐荷兰殖民者，
收复台湾；清代康熙帝抗击沙俄侵略进行的雅克萨之战等，就属于这一类性质的
战争。与之相适应，是对国防建设的范围有了新扩展，即由过去单纯地从事陆地
边防建设，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在巩固传统边防的同时，确立了海防的新观念，
并以一定的努力来加强海防建设。与此相紧密联系的，反对分裂，巩固统一，作
为中国历代战争的主流，在这时期也有了更加鲜明的体现。元朝完成统一大业，
清代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翦除西北地区分裂势力，都是这方面的重要
业绩。
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但体现为农民战争规模的扩
大，作战指挥艺术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为农民战争的宗旨有所调整，即
由隋唐以前主要以摆脱沉重的赋役负担，反抗暴政为目标，而渐渐增加了追求政
治平等，解决土地问题的新因素，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
斗争口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还较多地包含了反对民
族压迫的成分，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清代前中期的农民起义，其锋芒所指，往往
是非汉族占统治地位的中央封建政权。从根本上说，当时的农民战争是阶级斗争
在国内民族战争领域的继续。
(五)清代后期的战争
所谓清代后期，是指自18奶年的鸦片战争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这一历史
时期，历时70余年。尽管从时间上看，它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相对短暂，然
而它的剧变性、过渡性，却决定其实属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它是一个由三
种不同的背景重叠在一起的中国历史特殊发展时期：封建社会末期、清王朝末期
，加上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大举入侵；它又是一个充满侵略与反侵略的抗衡
、旧与新的对立、封闭与开放相互交织的激荡与变革的时期。在这期间，由于西
方列强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中国的大片领土被割占，主权利益被侵
掠，民族经济被破坏，中华民族逐步沉沦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在这期
间，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在受到全面冲击的同时，也在逐渐地发
生演变，整个社会都处于剧烈的震荡之中，封建社会的性质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
；在这期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处于这种历史大背景下的清代后期战争和武装冲突，不但数量多达500次左右
，而且种类也丰富而复杂，既有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又有规模空前的
标志着农民战争史上最高水平的进步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还有资产阶级革命
党人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具有全新政治含义和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战争
——辛亥革命。其中，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居于突出的地位，成为这一时期战
争活动的主体。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这一时期的战争也往往具有多
重的性质。就进步的战争来说，反侵略与反封建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农民战争与
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在把矛头主要指向封建统治的同时，也普遍带有反抗外来侵略
的性质。就反动落后的战争而言，媚外与凌内的成分互为表里，封建势力在血腥
镇压进步力量的同时，也通常伴随着向西方列强屈膝投降的行径。
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战争对手，在反侵略战争中
处于明显的劣势。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
的大举侵略，这种侵略主要通过大规模的战争手段得以实现。在战争中，西方侵
略者具有较大的军事优势，而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中国，则显然处于被动和弱小的
地位，军事胜利的天平总是无情地向业已完成近代化的西方侵略者一方倾斜，从
而印证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条铁的规律。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战争指
导或军心士气问题，而是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及其政治体制的战争双方进行较
量，必然会出现的结果。换言之，中国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失利，根本原因就
在于封闭已久、落伍于世界形势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战争手段，已
无法满足近代化战争所提出的基本要求。这是清代后期战争的特点之一，也是应
该充分汲取的沉痛历史教训。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军队在落后挨打的同时，也
开始引进洋枪洋炮，兴办军事工业，着手整顿军队，组建近代炮兵与海军。伴随
着武器装备的更新，中国军队在作战样式和作战方法等方面也较前产生了不少变
化。冷兵器时代“接舷跳帮”式的海战方式已发展为以运用火器为主的近代水平
的海上交战；步骑、步炮协同作战开始采用；战斗队形由密集向疏开发展；电报
、铁路和航运开始用于作战保障。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当时的战争艺术已向近代化
迈出了一大步。
二、与各时期社会条件和战争需要相适应的军事制度
军事制度是中国历代军队建设的中心内容，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统兵之制
、用兵之制、组兵之制、养兵之制、练兵之制等等。中原各政权主要立足于农耕
经济条件，并与战争及军事技术的演变相适应，侧重于满足战略防御和对内统治
的需要，在大部分时间里受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制约，具有
形态的早熟性以及多民族的差异性与丰富性，自身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
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则主要立足于游牧经济，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制度。
(一)先秦时期的军制
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特点，是中央集权制的相对早熟并不断巩固和强化，君
权高度集中。与整个社会的演进及军队发展相同步，中国军事制度从夏、商、西
周就开始进入其发育时期，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变革，到秦统一六国前夕
即已渐渐趋于成熟。
先秦时期的军制，可以春秋末、战国初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主
要反映的是奴隶制社会的军事制度，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封建社会初兴时期的军事
制度。从统御体制来看，前期主要是奴隶主贵族的分封制，天子统率一切，即所
谓“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由王室通过诸侯、卿大夫“分土而治”来实现。“文
武分职”仅囿于军政系统，而不涉及军令系统。“臣仆用事”、“官事可摄”现
象相当普遍。
后期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相呼应，军权开始高度集中，君主对军权的控制
大大加强，出现了人事上的文武殊途、将相分职制，决策上的廷议制，军队调动
上的兵符制，赏罚上的军功爵制等等，构成了一整套比较周密的运行机制，从而
使军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君的手中。
统御之制是军事制度的核心，它体现着一定历史时期军制的本质特征，规范
和制约着军事制度中其他构成部分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先秦时期上述军队统御体
制的前后变化，同样影响着军制的其他方面。从武装力量构成来看，前期主要是
王室军、诸侯军、族军及私属武装，后期逐渐演变为中央军、禁卫军和地方军，
私属武装基本被取缔。同时，常备军出现很早，殷商后期武乙在位时的“王作三
师”、西周前期的“西六师”和“成周八师”(即“殷八师”)，就是中国古代常
备军诞生的标志，但前期常备军数量相对较少，后期则因战争的发展而使常备军
数量迅速递增。从兵役制度来看，前期主要实行基于宗法血缘关系、兵农合一的
临时征发制，具有“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基本特色，后期开始向基于地域
关系的郡县普遍征兵制过渡，兵员主要来自农奴或国家“编户齐民”的农民。而
“武卒”、“技击”
的出现，则表明募兵制的萌芽。从兵种构成来看，前期大致以车、步兵为主
体，沿江沿海的诸侯国还建有舟师水军；后期尤其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
改革之后，起源于边疆诸少数民族的骑兵兵种开始活跃于中原战争舞台。从编制
情况看，前期比较简单，通常以三进制重以十进制，并且与血缘群体社会结构相
适应；后期则较为复杂，通常以五进制重以四进制，并与居民地域行政组织相对
应。从练兵之制来看，前期主要推行以“搜狝”为基本内容的军事训练制度，“
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后期则主要实行以“一”教“十”、以“十”教“百”
为特点的单兵、多兵合成正规训练制度。从军事法规来看，前期以奴隶制的“军
礼”为纲领，执行临事而设的军规律条；后期以封建的“法令”为指导，出现了
较为严格的成文法。从总体考察，先秦时期的军事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级
到基本完备的发展演变过程，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古代军制的大致框架和核心内容
。
(二)秦汉至隋唐五代的军制
这一时期政治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在全国范围内
全面确立，国内各民族在相互融合中发展，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客
观存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军事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不断有新的发展。这
主要表现为秦汉时代的中国封建军制已基本发育成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全
面确立促成军队统御体制的不断变革，军权较战国时期更为集中，为防止王侯与
军帅拥兵自立，发兵权、统兵权和指挥权一分为三，起源于先秦的监军制度得到
进一步推行，出现了“以文制武”的趋势。虽然在东汉末年、两晋南北朝时期、
唐代后期及五代时期不断发生“兵多常聚，帅多世守”一类现象，但这并没有从
根本上影响军权集中的总体历史发展方向。
在武装力量构成方面，秦汉以后形成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的基本格局。
统治者在主观上都致力于贯彻中央军与正规武装优先发展的方针，在具体兵力布
局上实行“居重驭轻”和互相维系的原则。在军队编制方面，秦汉以后普遍按照
军队的任务、作战方式、武器装备以及便于管理的需要进行编组。在兵种建设上
，车兵地位明显下降，战车通常只发挥屏障性防御功能，步兵在数量上占有巨大
优势，水军规模有所扩大，尤其在江河作战、突破长江天险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骑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曾大规模发展骑兵部队
，特别是随着马镫等骑兵装具的发明与使用，骑兵的威力更加凸显，在一些战争
中经常担负主力的任务。在兵役制度方面，部落兵制、征兵制、募兵制、世兵制
四种形式或交会出现，或多种并行。其中秦、西汉、隋、唐前期主要实行征兵制
，东汉、唐后期主要实行募兵制，三国两晋主要实行世兵制，少数民族政权主要
实行部落兵制，当时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军制，通常保留了各自民族的特点，大多
实行胡汉分将、分兵的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在兵役制度中贯彻兵农合一、寓兵
于农的基本原则虽然是许多统治者的共同追求，然而在事实上却难以完全施行。
因此，部落兵制、征兵制在实行一段时间后，总是会遇到具体的困难，而不得不
改弦更张，实行世兵制或募兵制，两汉以及唐代的军制均体现了这一历史特点。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兵农合一与兵农分离是这一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军制的一
个最基本的、具有反复性的变化。
(三)北宋至清前期的军制
这一时期，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皇权对军权的绝对控制
也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而使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在军队建设领域中
得到全面的贯彻。如宋太祖赵匡胤建立枢密院、三衙与帅臣相互制约的领导指挥
体制，三分兵权，用文臣充任武职，以文制武，实行兵将分离的“更戍法”；明
太祖朱元璋废弃丞相制，罢大都督府，改置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进
一步分离统兵权与发兵权；清朝设军机处，该机构秉承皇帝一人旨意处理军务等
等，都是强化军队统御制度、最大限度地集中军权的重大举措，从而进一步造成
了“兵无专主，将无重权”的局面。另外，以往以文制武、委任监军的做法仍被
普遍采用，有效地保证了皇帝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但也制约了前线将帅在作战中
的能动性。
在武装力量构成和兵种建设上，这一时期由于火器的发明和应用，使军队在
传统的兵种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火器兵种，到明代更出现了炮兵，并随之引起军
队编制的变化。武装力量的构成，虽然各代名目有异，如北宋为禁军、厢军、乡
兵和蕃兵，明代为京营、卫所军、边兵与民兵，但实际上仍然为中央军、地方军
、边防军三个基本部分。在兵役制度方面，除征兵制基本上被废置不用外(明代后
期曾一度实行签派民壮，属于征兵制的残余)，基本上是募兵制、世兵制、部落兵
制的交替采用。其中两宋时期以募兵制为主，明清两朝主要实行世兵制，间行募
兵制。辽、西夏、金主要采用全民皆兵的部落兵制，元代在蒙古各部实行成年男
子皆兵的部落兵制，在其他民族中则实行世兵性质的军户制度。这里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宋代实行“养兵弥乱”的军事方针和“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则，冗
兵百万(宋仁宗庆历年间达到达125.9万人)，军费占全国财政年收入的六分之五(一
说十之七八)，成为宋代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清代后期的军制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的空前激化，西方近代军事技术的引进，作战样式的改变，新的战争对象的出现
，军事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为：先是出现
了非经制兵的勇营部队湘军与淮军，并渐渐取代八旗兵和绿营而成为清军的主力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又逐步将单一营制的陆师改变为以步兵为主，包括骑、炮
、工、辎诸兵种的合成型新式陆军。同时对各省的旧杂军队进行汰弱留强，改编
成巡防营，到辛亥革命前夕，已初步形成了新式陆军机动作战，巡防营维持治安
的武装力量体制。此外，为了应付西方列强的军事进攻，清政府投入相当规模的
人力、财力，模仿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制造或购置军舰，初步建立起近代海军
。与军队构成和编制发生变化的情况相适应，这一时期军队的统御体制以及训练
制度也有了某种形式上的变革。如曾国藩等人在湘军内部实行“兵归将有”的统
兵制度，这与过去盛行的那种“兵无专主”的做法显然是有所不同的，曲折反映
出皇权对军队控制力的削弱。又如在训练上，开始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操练方法
，编练新式陆军。再如在指挥体制上，逐渐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参谋机构，制订较
为严密的军事计划，发展近代化的军事通讯。所有这一切，均表明在血的教训面
前，中国军制不能不有所改革和发展，统治集团开始缓慢地推进军队的近代化。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军队改革曾随着社会发展趋于停滞而呈现出逐
步弱化的倾向。如果说中国古代前中期军队改革规模较大，层次较深，成效较显
著，作用较突出的话，那么到了封建社会进入相对停滞阶段之后，则军队改革的
规模、性质、力度就明显缩小和减弱，对整个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日趋式微
。到了清代末期，一方面长期形成的中国传统封建军制由于其完整性和成熟性而
表现出巨大的历史惰性，成为变革的一大障碍；另一方面清王朝所代表的又是腐
朽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它顽固抱住封建思想意识不放，所推行的闭关锁国既定
政策正好与小农经济基础上衍生的民族保守心态相呼应，以至对急剧变化的世界
形势知之甚少，没有产生大力变革军事以面向世界的动力，总是被动而不主动地
去适应现实。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封建官僚关心自己的权益重于关心改革。传
统军制的固有弊端和清王朝政治腐败这两者的结合，严重地阻碍了军事制度的近
代化，使之极大地落伍于军事技术和战争形势的发展。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
在外敌侵凌的形势下，虽曾在军制改革方面被迫地采取过某些措施，但远不足以
改变长期落后的局面，终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蒙受了巨大的民族耻辱，付出了
极其昂贵而沉痛的历史代价。
三、富有哲理和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是阶级社会中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建设等
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并带有鲜明的时代和阶级的
特点。军事思想随着社会的进步、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思维认识
能力的提高而逐渐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曾对各个时期的军事
实践活动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它作为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乃至
世界文明宝库的珍贵遗产。
影响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条件，无疑是战争实践。中国历史
上次数频繁、规模巨大、斗争激烈、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乃是军事
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源泉。同时，军事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形态的有机构成
，它的发生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思维总体演进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的
一致性。中国古、近代社会思潮特别是哲学思维的发展，是军事思想渐趋成熟的
重要因素。另外，不断演变之中的中国社会形态、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民族构
成、民族心理素质、科技水平乃至地理环境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军
事思想的发展趋势和文化特征。
中国历代军事思想主要包括历史上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所反映的战争观念、
治军原则、作战指导等内容，其主要文字载体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数量浩
繁、内容丰富、种类众多、哲理深刻的兵书。其他典籍中的论兵之作也是其重要
的文字载体，这包括《尚书》、《易经》、《诗经》、《周礼》等中华元典的有
关军事内容；《墨子》、《孟子》、《荀子》、《老子》、《管子》、《淮南子
》等先秦两汉诸子中的兵论；史书、政书、类书、丛书中的录兵之作；唐、宋、
明、清诸多文集中的有关军事论述；《汉中对》、《隆中对》等由史籍所记载的
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军事言行。它们同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一起，共同构筑起
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宝库。
(一)先秦军事思想
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一般而言，它的起源至少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
一是一定数量战争经验的积累，二是人类思维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三是文字的产
生。从这个背景出发，并考察先秦军事发展历史的实际，可以看到，中国军事思
想萌芽于夏商时期，初步成型于西周时期，渐趋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
早在夏商时期，军事思想即已萌芽，甲骨卜辞中就有布阵，打伏击战，申明
军事律令的思想内容，文献中也有对当时人们“取乱侮亡”、“修德抚众”等思
想言行的追叙。西周是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盛时期，军事思想也有了初步的成型
，不但表现为金文、书经、周易等典籍对军事问题均有程度不同的探讨和总结，
而且反映在当时已出现了一些以专门记载和论述军事问题为宗旨的书籍，包括《
军志》、《军政》、古《司马兵法》等等，提出了“吊民伐罪”、“师出以律”
、“师左次无咎”、“成列而鼓”、“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等一系
列重要军事原则。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更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如孙武
、吴起、商鞅、孙膑等等，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兵书，如《孙子兵法》、《吴子》
、《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
化，建国治军理论趋于系统化，作战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尤其是《孙子兵法》的
出现，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孙子兵法》充满朴素军事辩证
法思想，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在治国治
军原则上，提倡“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恩威兼施，文武并用，致力于实现“
修道而保法”的根本宗旨；在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胜后战，奇正相生，避实击虚
，攻守自如，示形造势，因敌制胜，致力于拥有“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地位
，从而奠定了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坚实基石，规范了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质及
其主导倾向。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军事思想的逐渐成熟和军事理论体系的基本成型
。
先秦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依次交替、嬗变发展的阶段。一是
以《军志》、《军政》、古《司马兵法》等典籍为主要载体的初始阶段。其主要
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思想上反映和贯彻“军礼”的精神，提倡
“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主张“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鼓不成列”。二
是以《孙子》的出现为标志的转折发展时期，《吴子》、《孙膑兵法》、《尉缭
子》以及诸子论兵之作也属于这一阶段的延续。其基本特征是军事思想摆脱“军
礼”的束缚，确立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更准确地
体现军事斗争的自身规律和特点，是军事思想带有突破性的发展阶段。三是以《
六韬》、 《管子》成书为显著标志的综合融汇与总结阶段。讲求军事理论体系构
筑上的完备性、系统综合性，凸显社会政治思潮对兵书的广泛渗透和高度规范是
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
(二)秦汉至隋唐五代军事思想
秦王朝建立后，结束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自西汉后期起“谶纬之学”
开始广泛流传，术数与迷信结合，弥漫于学术领域，封建正统思想——经学逐渐
吸收了谶纬的内容。在封建统治阶级支持下，以经学典籍为依据的、具有国教性
质的儒学占有极大的优势，这种情况必然也反映到军事领域。不仅兵书数量相对
较少，而且内容也掺杂一些唯心主义的东西。与先秦和后来的宋元明清时代相比
，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的发展处于相对缓慢的阶段。其主要表现是：起源于先秦
的兵阴阳家在成为兵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学派，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发展到隋唐
，更出现了以李筌的《太白阴经》为代表的充满“风角杂占”、 “奇门遁甲”等
封建迷信内容的兵著，这在宋代的《虎钤经》、《武经总要》，乃至明代的《武
备志》等书中也都有所反映。
当然，这个时期在军事思想领域也有积极方面。首先是兵儒合流互补倾向的
出现。即儒家政治理论与兵家权谋之道的有机结合与相辅相成，儒家学说发挥统
治思想的指导作用，规范了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以及用兵的宗旨与目的、对待
战争的态度；而兵家的权谋诡诈用兵之道，则被充分运用于战争实践之中，力求
使战争活动符合自身规律而达到克敌制胜的最终目的，这就是兵儒合流对中国军
事文化构建富有积极意义的影响。兵儒合流，在战争观上表现为既提倡吊民伐罪
的儒家民本主义战争理念，又主张采用兵家“诡道”的战争指导；在治军观上表
现为既强调儒家仁义、爱人的原则，又推崇兵家严明赏罚的立场；在国防观上表
现为既崇尚儒家柔远徕众，以德服人的观点，又提倡兵家发展实力，审时度势、
适时出击的态度；在军队建设上表现为既肯定儒家爱惜民力、节制规模的看法，
又重视兵家养军练兵、以备不虞的立场。至于在具体作战指导方面，兵家的因敌
变化、避实击虚、奇正并用、攻守兼备、主客变易、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原则，受
到广泛的重视和运用，然而这一切均要以“义战”至上为根本前提。肇始两汉的
兵儒合流，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值得重视。
其次是对先秦兵家所提出的重要兵学范畴加以丰富、充实和发展，及对政略
与兵略关系、治军问题理性认识的深化。后者体现为出现了一些专门注重阐述将
帅修养、君将关系问题的兵学著作，如《黄石公三略》、《将苑》等等。前者则
表现为《李卫公问对》就有关兵学范畴，诸如奇正、主客、形势、攻守、虚实等
等的充实和发展，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善用兵者，无不正，
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等一系列精辟论断，丰富了中国军事思
想。这说明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发展，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日趋深化。
(三)北宋至清前期军事思想
当时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彼此既争斗，又
融合。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冷
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的来临，理学、心学的先后兴起并影响于治军领域，印刷术
的普及使兵书镌刻更为便捷，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这些因素
的综合作用，使军事思想自先秦以来出现了第二个大发展的时期。
首先，表现为统治阶级更加重视对军事理论的总结和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如
开设武学，通过正规的教育渠道培养和拔擢军事人才；编纂以《武经七书》为代
表的兵学教科书，作为武学教育的基本依据；在官方编纂的大型类书中普遍设置
有关军事学的专门项目；搜集、整理军事著述，总结以往的战争和治军的经验。
其次，表现为综合性大型军事类书和专题性兵书的大量涌现。在大型军事类
书方面，有《武经总要》和《武备志》等著作的相继问世。在专题性兵书方面，
比较典型的有：论述军事训练问题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安民实务
》、《兵机要诀》等；记述攻守城问题的《守城录》、《救命书》、《金汤借箸
》、《洴澼百金方》等等，记述兵制的《历代兵制》、 《军需则例》等；论述兵
器技术的《火攻挈要》、《火龙神器阵法》等；论述军事地理和边海防的《筹海
图编》、《灰画集》、《读史方舆纪要》等；关于名将事略的《百将传》、《将
鉴论断》、《古今将略》等，其数量之繁多，分类之精细，乃是前所未有的。这
反映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向广度的拓展，进一步趋于系统和完善，并在保持深邃
哲理性的同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明显加强。
最后，还表现为文人论兵的现象更加普遍。文人论兵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
，然而在宋元明清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扬。宋代的苏洵、王安石、李
觏、梅尧臣、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明代的王阳明、李贽、徐光启、丘溶
、清代的顾炎武、顾祖禹、王鸣盛等人都普遍关注军事问题，在自己的著作中，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见解。这种文人对军事的强烈参与意识，从一个侧面显
示了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泛社会化倾向的确立。
(四)社会大变动中的清代后期军事思想
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其最终结局，暴露出中国封建体制的严重弱点。随着西方
列强对华侵略的逐步加深，中国在反侵略斗争中不断遭受挫折，中国传统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越来越大的冲击和挑战。这一特定的历史
背景，决定了清代后期的军事思想必然呈现出新的特点，具体体现为：
第一，对传统军事思想进行有限的改造和发展。魏源等人“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的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变革传统军事思想的开端。从此，随着半殖民地危机
的加深，传统军事思想在局部范围内得到了改造和发展。如在国防思想上开始由
重陆防、轻海防走向海防、塞防并重；国防建设由囿于耕战逐渐走向仿效西方列
强发展工商、兴办军事工业，给传统的“富国强兵”理论注入了新的生机；在军
事教育和训练方面，引进西方的近代军事教育和训练观念及方法，最终废除了延
续千年的武举，建立起新的军事教育体系和制度，开始实行西式的军事训练方法
。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军事理论，在继续肯定其精华的同时，还主张
吸收西方军事思想以弥补其不适应近代军事斗争的缺陷，指出“今之战术非孙吴
兵书中战术可尽也”；“西国枪炮盛行战阵之间，旧日成法已难胶执”。与这种
传统军事思想观念变化相一致，出现了《海国图志》、《中西兵略指掌》、《兵
学新书》、《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一批带有近代色彩的兵书著作。
第二，有选择地引进和吸收近代西方的军事思想。在部分有识之士的大力促
进下，一批介绍外国军事理论的译著纷纷面世。洋务运动时期，由于整个社会体
制未得到根本性的变革，因此这种引入和吸收主要集中在军事技术方面，但是到
了后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战争理论、军制学、战略学等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对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
第三，清代后期军事思想的变革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和不彻底性。相对而言，开始时较多注重于修改和改造传统军事思想，后来渐渐
侧重于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思想，但其总的特点是被动和滞后的，种种变化归根结
底不过是军事改良的产物。从当时的军队管理教育来看，仍基本以封建纲常与宗
法思想为内容，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从作战指导思想来看，仍存在消极保守的
倾向，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中国古近代军事思想内涵丰富，体系完备，哲理深刻。特别是军
事哲学是中国军事文化的灵魂，集中体现了贯通古今、超越地域的具有普遍意义
的特点。概括地说，在战争观问题上，其主流是主张慎战与备战并重，积极提倡
重道慎战，强调义兵必胜，坚持以战止战的立场。这样的进步战争观念，反映在
国防建设理论上，就是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治军
思想方面，主要倾向是提倡“令文齐武”，礼法互补、文武并用是其根本特色，
为此，历代兵家多主张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
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明、智勇双全、上下同欲、
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
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理论是中国历
代军事思想的主体和精华，它的核心精神是先计后战、全胜至上、灵活用兵、因
敌制胜。一些有关的命题或范畴，诸如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尽敌为上、伐谋伐
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示形动敌、我专敌
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善择战机、兵贵神速、先发制人、后发制
人、巧用地形、攻守得宜等等，都是围绕着“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
动权这一根本宗旨而提出和展开的。这些用兵原则，正是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实用
理性和精髓要义的集中体现，具有超越时空的借鉴价值。
四、中国军事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一)中国军事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植根于深厚的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的土壤，受各种条件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时代演进相同步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斗争是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冲突以及错综复杂的统
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和特殊表现形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队是
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性质决定了军事的发展必定要受具体政治条件的
制约，是一定政治作用于战争活动和军队建设方面的客观反映。军队作为统治阶
级的暴力工具，受制于国家的根本制度，并受到国家总体政治状况的直接影响。
特别是军队统御体制，它的形成与演变，都是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状况直接作用
的结果。中国自战国起，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即已建立起来，秦汉以降，这
一体制仍不断处于巩固之中，到了宋、元、明、清时代，它更发展到了空前强化
的程度。与这种政治体制相一致，军队统御体制的演变，总的趋势只能是军权的
高度集中，皇权对军权的控制无以复加。换言之，它只能是一种东方大一统帝国
的、以维护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为宗旨的军队领导体制。社会政治的稳定，有利
于克服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弊端，防止国家陷于分裂或社会发生动乱。中
国历史上统一战胜分裂，稳定压倒动乱，其原因固然存在于支撑国家统一的经济
和文化根基，但也不能否定军权高度集中这一历史传统在其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传统的负面影响也相当严重，因为它毕竟是封建专
制政治的产物，其无条件地强调君主对军权的绝对控制，很容易走向极端，导致
“将从中御”，否定了先秦兵家关于将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
人”的合理观点，限制了将帅在战场上的机断指挥权限，因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
力，甚至导致作战的失败。北宋时期，军权高度集中，将帅领兵作战要根据皇帝
预先颁布的阵图来进行，结果在对辽、西夏及金的战争中屡屡失利，就是这方面
的例证。
政治统驭军事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中原王朝长期实行的民族、外交政策对战
略原则的制定和战争基本立场的确立所产生的影响。历史上大多数中原王朝政权
对边疆少数民族及外部政权推行“朝贡政治”，倾向于以德义服人，在对方承认
自己天朝中心地位和称臣属、奉正朔的前提下，以和平的朝贡方式维系和处理彼
此的关系，怀柔羁縻成为比较常见的政治选择。这一民族、外交政策反映在军事
上，就是制定战略方针时侧重于绥靖和防御，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
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当然，以朝贡政治为外在
表现的“天朝中心”观，也有其明显的局限，这就是它具有突出的内向性与封闭
性，缺乏进取开拓的精神，滋生着战略上消极防御的倾向。尤其是进入近代后，
当西方列强大举入侵，将战争强加于中国时，其反应往往显得被动和迟钝，处于
落后挨打的不幸境地。
社会经济条件是制约中国军事发展变化的客观前提。中国历史上社会生产力
的每次提高，都曾给军事活动带来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使战争、军队建设、国防
建设以及军事理论建树出现新的特点，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换言之，中国军事
史的发展历程，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国古代经济形态
的基本特征是，广大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与北部边疆的游牧经济的长期并存。农
耕经济的早熟性和稳定性，成为促进中国军事文明较早就达到相当发展水平的重
要条件，并由此决定了中原王朝在兵种、兵役、编制、后勤、训练等方面的特点
。特别是随着春秋战国以来牛耕和铁器的发明和应用，封建土地关系的确立，农
民长期成为中原王朝军队兵源的主要成分，遂使得大规模冷兵器战争成为可能，
而重视“耕战”、“兵农合一”亦成为最重要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原则
。比如汉朝，完全不像西方罗马城邦国家那样，以掠夺外邦来求得强盛，而是采
取“以农为本”、“与民休息”的政策，从而为富国强兵打下基础。至于封建国
家对资源的较为集中和有效的控制，则为历代王朝建立强大统一的兵备，从事大
规模的战争活动，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同时，北部边疆地区游牧经济生活的基本
特点，使得边疆少数民族的骑兵较为发达，其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又促使他们经
常南下掳掠。中原王朝面对严重的边患，很早便采取筑城守边、屯田戍边的政策
，促进了中国古代国防建设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古代筑城最为发达、边防体
系高度完备的国家之一。
在社会生产力诸要素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推动军事发展的最活跃因素。铜
石并用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剩余产品明显增多，社会阶级分化加剧，从而导致
原始战争性质的变化，以掠夺生产资料和实行阶级奴役为宗旨的战争逐渐登上历
史舞台。春秋战争之际，铁兵器的发明和使用，尤其是弩机的投入战场，使高居
战车之上的甲士成为显著的攻击目标，曾经威风不可一世的战车作用急剧下降，
从而导致车战的逐渐没落，步兵的重新崛起。唐宋以来社会经济的繁荣，科学技
术的发达，尤其是药物学的发展，练丹术的盛行，直接导致了火药的发明，随之
而来的就是火器的制作和应用于战争。而火器用于作战之后，又引起封建军队编
制、装备结构发生变化，这表现为军队使用火器与冷兵器士兵之间的比例调整及
火器兵种的建立。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造就中国
古代辉煌军事文明一个重要条件。
思想文化传统也是影响中国军事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深
深植根于其社会土壤之中，又反过来对包括军事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施加
自己的影响，打上独特的文化烙印。中国人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上，主要是反
对穷兵黩武，提倡以战止战。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结
构，形成了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热爱和平、内向持重的民族性
格。这一思想文化传统影响对待战争的态度，只能是慎战观念的深人人心。所谓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就是这种观念的形象反
映。自先秦时代起，“知兵非好战”、“尚武不黩武”的战争观念即开始得到肯
定和弘扬。当时的思想家，不论其政治立场和主张有多大的差异，但是在反对穷
兵黩武这一点上，却多有相通之处，如道家强调“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儒家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兵家指出“夫乐兵者
亡，而利胜者辱”。连倾向“主战”的法家学派，也对穷兵黩武持否定态度，韩
非子就认为“兵，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秦汉以降，这一军事文化价值取向
仍受到崇尚，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始终是民族深层心理
中的普遍认同。于是便有“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一类的
言辞常见于历代文字载体，成为众多政治家、军事家乃至普通民众的理性主张。
而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军事战略，也不能不是守成大于进取，守土重于拓疆
，防御先于进攻，同化优于分异，重谋贵于尚战。当然，爱好和平，主张慎战，
并不等于无保留地反对战争，取消战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
观念、义与非义界限，决定了中华民族每当国家面临分裂危险、民族遭受外敌入
侵、正义受到践踏之时，总是本着“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的基本立场运用战争
的手段，来解决错综复杂的阶级和民族矛盾。
(二)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共同抵御外侮，
是中国历代战争的主流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已经初步形成了大一
统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
。经儒、墨、法等先秦诸子学派的倡导和弘扬，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到
战国末年，终于在统一条件基本具备的基础上，由秦国通过战争手段，使这种政
治理想变成现实，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中国政治早熟的一
个重要标志。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是统一的趋
势不可逆转，分裂遭到人们的谴责和历史的抛弃。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
统一仍始终是大多数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
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一统为己任，以炎
黄之后自居，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他们在从事国内战争活动时，总是把反对分
裂，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一作为首要考虑的前提。同样，历史上对外战争，除了
极个别的情况，如蒙古军西征等，属于只代表统治阶级意志，违背广大人民的根
本意愿的扩张战争外，主要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巩固国家统一的战争。正是由
于历代战争的主流是反对分裂，巩固统一，才使中华民族历经战争的磨难而得以
屹立于世界东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生存共同体，历史上生活在我国疆域内在中
央集权统治之下的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内部的地方性政权，是中华民族
的组成部分。各民族之间只有文明发展程度、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对同属于中华
民族则从来没有分歧。战国荀子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汉代公羊学大家何
休也认为：随着社会的进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即四夷与诸
夏地位平等，彼此和好相处，在民族关系上天下为一家，这一思想奠定了民族融
合、国家统一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民族融合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国历史
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历史上国内各政治集团、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从东北的渤
海到西南的吐蕃，从西北的西域地区到东南的百越诸地，从蒙古高原到东南海域
，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代价，其中有些战争还具有
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性质，但从历史发展上看，许多战争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
国家的统一，稳定国家疆域，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边疆地区，扩大中
华文明辐射圈，促进国内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作用。
几千年的军事发展史表明，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
、文化进步的基本保证，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福祉之所系。据统计，从秦统一
之后的22印年间，中国统一或基本统一的时间占三分之二以上，分裂的时间不到
三分之一。历史上每一次民族对峙、国家分裂之后，最终的结局仍是民族融合与
新的空前的大统一国家的出现。为人们所称道的历史上的著名“太平盛世”，如
西周成康之治、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清代康乾之治，都是
在国家大一统、民族大融合的局面下实现的。统一给民族和国家所带来的是生活
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盛，文化的繁荣，科技的进步，国际地位的提高
。与此相对立的，就是分裂和战乱给人民、国家、民族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东
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导致了“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的悲惨局面；唐代
中后期的藩镇割据，造成了其后五代十国混战、黄河流域经济衰落的凄凉后果。
从军事角度来考察，导致战乱频仍、分裂数生的原因是中央集权不力，豪强或诸
侯失控，是朝廷内部文恬武嬉之风的盛行，是军事力量制衡关系上的内轻外重、
尾大不掉，是境外势力的入侵和干涉。这是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但必须看到，
分裂违背民族的根本利益，违背历史发展的方向，背天理逆人心，因此这种状态
即使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要归于失败。西周三监之乱被平定；汉代吴楚“七国
之乱”被镇压；清代平定“三藩之乱”；清军统一台湾、澎湖和收复新疆之战等
都是历史的铁证。由此可见，统一战胜分裂，进步战胜倒退，乃是为数千年军事
史所反复揭示和证实了的客观规律。
几千年的军事发展史还表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不
屈不挠的团结斗争精神。各族人民团结御侮，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保
卫民族利益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的根本原因之一。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即已形成“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
的观念，并随之推衍为处理诸侯之间关系与民族关系的重要准则之一。进入近代
以后，随着外敌多次入侵，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这一传统更得到了弘扬和发展
。诸如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清军收复雅克萨之战，鸦片战争抗击英国侵略军之
战，中法战争抗击法国侵略军之战，甲午战争抗击日本侵略军之战，西藏人民抗
击英国侵略军的斗争，中国军民抗击“八国联军”之战等等，中国人民所表现的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在维护国家主权、保卫民族根本
利益方面绝不妥协，永不退让，这种民族正气正是中华文明不朽的奥秘所在。
(三)军队是国防的重要因素，国家的兴衰与军队强弱密切相关，必须立足于
富国与强兵的高度统一
强调“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即在重农的
基础上富国，在富国的基础上强兵，这一传统历经数千年而不变，成为中国古近
代国防建设的重要特征。军队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而军队
的强大或衰弱与领兵人员特别是将帅素质密切相关，而这又受当时社会政治的深
刻影响。中国古近代传统政治中的消极因素，如文恬武嬉，任人唯亲，卖官鬻爵
，同罪异罚，贿赂公行，官商一体等，都曾严重腐蚀军队，这在汉、晋、唐、宋
、明、清各代的末期表现尤为明显。
在对待军队建设的基本态度上，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改良性质的渐进，鄙薄革
命性质的剧变，这一特点也反映在军队改革问题上。一方面，历史上一些统治者
根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原则，主张改革，进行变通，即所谓“治世
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宋王安石变法，就是
这方面的突出事例。另一方面，古代中国毕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文化，儒家的
传统精神是：“执中守成。”尤其是秦汉以降，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在政治生活中
完全上占据了正统地位，其基本理念是“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它
反映到古代军队改革上，决定了它往往缺乏足够的力度和深度，失败者居多而真
正成功者屈指可数，而且越到后来，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成分对军队改革的负面影
响越是明显，终于成为中国军事在近代落伍的原因之一。
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国防建设的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有了“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凡车
马坚，甲兵利，轻乃重”这样的可贵认识，而历史上军队建设的发展，战争方式
的进步，也都与军事技术的变化息息相关。尤其是进入近代之后，军事科技水平
的高低对于军队战斗力强弱的影响和作用更显突出，可以说是有了质的变化。然
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
、“器”之辨，比较忽略军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重道轻器，忽视科技，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个消极方面。在历史上，人们普遍认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
者谓之器”的观念，有人甚至把科技实践轻蔑地斥之为“奇技淫巧”，很少主动
地积极地去推动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而科举选土等有关制度或措施，又从国
家政治的层面，助长了这一文化现象的蔓延。这种文化传统，在军事领域中自然
要得到相应的反映，使得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往往滞后于
战争实践所提出的客观需求。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全盛、外部压力相对较小之时
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纷纷崛起，坚船利炮轰打古老
帝国的悲剧变成现实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从而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中国古代曾创造过许多辉煌，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不幸的是，历史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却落后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遭
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饱尝民族的屈辱和苦难，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
服和沉沦，而是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在中英鸦片战争105年之后，中
日甲午战争50年之后，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标志着中国人民
的觉醒和解放事业的伟大转折。1949年，在经历X年之久的人民革命战争之后，建
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崭新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为保卫
亚洲和平与国家安全，中国人民进行了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作战
以及历次自卫反击作战，这些作战都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1997年
和1999年，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并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
港、澳门回归祖国，洗雪了百年国耻，这是一个带有历史总结性与历史指向性的
伟大壮举。历史赋予了中国人民的下一个神圣使命，必然是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只有这样，才能面对青史，做到无愧于祖先、无负于后世
。
作者：须弥山主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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