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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鲍彤:透视中共——为中共八十年作（下）
这篇笔记是对常识的复述和补充。
(一)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神话：统治国家的权力必须属于皇帝,真命天子必须坐在朝廷之上,否则天下大乱,不得了。1911年把这个神话戳穿了。后来流传一个
新的神话:训治国家的权力必须属于国民党,国民党有权实行训政,以党治国,否则同样不得了。1949年和2000年把这个神话也戳穿了。紧接著又有一个最
新的传说：领导国家的权力必须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有权领导一切,否则更加万万不得了。这个说法和前两个神话一脉相承,似乎很有中国特色,不过原产
地是俄罗斯。现在俄国人不再说这种话了,中国仍然有人很郑重其事,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人在内,认为这是颠扑不破的天经地义。
中国共产党快八十岁了。它到底应该领导中国还是应该领导自己,这个问题可以再研究。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即使不为国家的命运,单纯为了个人
的未来,也不妨研究一点不成文的中共历史。中国共产党太重要了。它的党员总数不到中国人口的5%,但中国的一切资源全操在它的手里。它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永恒的领导者,有权支配这个国家的一切:支配政府、军队和议会,支配法院和监狱,支配国库和银行,支配市场和土地,支配全国的人力资源,支
配各种领导班子的组织和活动,支配全社会的信息和舆论,支配中国对内对外一切政策,一直到允许不允许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版,
哪些网络必须封杀,都得由它决定。它拥有不容怀疑的权力,怀疑它的权力就是危害国家安全。中国一切人的命运都在它掌握之中。顺之者叫做人民内
部矛盾,昌;逆之者叫做敌我矛盾,亡。五十年来的中国人,谁家欢乐谁家愁,为什么欢乐为什么愁,什么时候欢乐什么时候愁,基本上都可以从中共的历史中
得到解释。所以,中共的历史和由此形成的现状,很值得研究。喜欢它也罢,不喜欢也罢,反正你不能无视它的权力。
(二)不要拿中共历史来难为小孩子
我主张研究一点不成文的中共历史,因为这种研究是值得的,有用的。但是我怕引起误会,所以赶快补充一句:我反对拿中共历史来难为小孩子。
我记得1979年夏天,小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大清早起来就得愁眉苦脸背诵“华主席抓纲治国的十大要求”,洋洋洒洒,好几百字。父母和师长爱莫能助。按
照当时的规矩,这煌煌十条是最大最大的大事,和中国共产党一般大,因此当然比地球大,比天大,小孩子非熟读不可。后来三中全会一开,抓纲治国烟消云
散,说句煞风景的话,想背也没有人听了。可是在当时,全中国的学生,特别是毕业生,从十岁刚出头的小学毕业生到不满二十岁的高中毕业生,谁敢不在这
些垃圾堆里糟蹋时间？成千上万的天真孩子,白费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如果让他们多读些唐诗宋词,或者多掌握些外语句型,或者多熟悉些数学公式,或
者在操场上多跳跳多蹦蹦,该有多好啊！
后来呢?后来的学生,虽然不再背“抓纲治国”这种旧皇历,但是必须背“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新格言。尽管经常推陈出新,但正像杜甫形容的那样,“万
事随转烛”,刚刚记熟的新内容,很快又被淘汰成为废品。这种“十点”、“八条”、“三大”、“五要”,在中共的历史文献和政策宣言中比比皆是,但是有
生命力的不多,值得记一辈子的东西更是凤毛麟角。小孩子的脑子好比一张白纸,本来应该用来吸收最纯粹、最有意义、足以终身受用的知识精品,却被
死塞硬填了一些八股,我觉得太残忍。
也许我有点极端,我甚至反对用所谓最简单的事实来难为小孩子。中共的生日大概算得上是个简单而又简单的事实了吧,谁不知道中共生于1921年7月1
日?可是中共偏偏不是生于7月1日。去年7月,我在评论“三个代表”的一组文字中,有一篇题为《中共的生日是7月23日》,专门谈在我们这个地球上,1921
年的7月1日还没有中国共产党存在,7月21日也没有出现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7月23日才出世的。把生日搞错,倒不是因为别人信口开河,而是出于中
共中央自己的决定。早期的中共很朴素,忙于工作和斗争,没有养成贺岁祝寿的习气。破天荒第一次过生日是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纪念建党20周年,可是
包括毛泽东在内,谁都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23日,只好把7月的第一天规定为中共的生日。本来,一个政党,它的作用的好坏大
小,只取决于它的活动,跟它的生日无关。本来,任何公民,更不要说孩子,没有义务去记忆任何政党的生日。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英国的保守党、工党,
谁知道它们的生日?即使一无所知,对学生的体魄、品德、智力,照旧一无所损。“一大”的参加者毛泽东自己忘掉了党的生日,丝毫不影响他当中共中央
主席,为什么非把这种不相干的东西塞到全中国小孩子的脑子里来不可？
(三)成文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很可怜
我主张研究的,是不成文的中共历史,因为我认为成文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很可怜。那些教科书,无论旧的还是新的,尽管都是饱学之士集体心血的结晶,但
都必须经过审定,必须为某一时刻的特定政治需要服务。形势变了,需要变了,教科书就只好成为过眼云烟。有时发现错误的东西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此
把错误的东西改掉。有时又发现正确的东西经不起形势的考验,于是再把正确的东西改掉。党史是客观存在,改不了;教科书是主观创作,好改。这样改过
来,改过去,有时增,有时删,其中的道理,作者和审定者也许知道,读者不知道。
研究中共历史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史料的保密。中共早就不是地下党了。中共中央1949年作出了“关于公开党的决定”,但党的文件极少公开。“该公开
的”才公开,“不该公开的”永远是秘密,非但是党的秘密,而且是“国家”的秘密,“泄露”者和“刺探”者都有罪。比方说,中共领导下的大跃进饿死多少人,文
化大革命斗死多少人,六四打死、打伤、关押、判刑多少人,都是天大的秘密。
许多人知道,1961-1962年间,刘少奇多次讲过,大跃进中发生的“人吃人,是要上书(载入史册)的”,但中共党史的历届审定者都懂,为了维护毛泽东,必须抵制
刘少奇,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史实写进党史中去。40年安然过去了,从来没有哪一本中共党史教科书敢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刘少奇所说的人间惨
事。
教科书爱讲伟大,爱讲光明,不爱讲黑暗;即使讲黑暗,也只讲过去的黑暗,反面人物的黑暗,不讲当今的黑暗,正面人物的黑暗。每一本教科书都告诉你,新中
国的一切成就都应该归功于中共中央的领导;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新中国的一切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人为的灾难同样应该归罪于中共中央的
领导。每一本教科书都告诉你,中共犯了错误最后是“自己改正”的;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每一次,在它终于“自己改正”之前,早已有无数的人为
此作出了无法计量和无法挽回的牺牲。所以,研究中共党史,靠教科书是靠不住的;要靠生活,从生活中了解中共,透视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似乎很难,其实
不难,至少比读教科书容易得多,真实得多,多看看,多想想,就明白了。
（四）中共是个什么党
中共历来把自己称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早期可以这样说。那个时候,中共主要由两部份人组成:大部份是被压在社会最
底层的穷则思变的志士,小部份是憧憬于世界大同、人类解放的仁人。
现在能不能继续把中共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党、无产阶级的党?这个问题,只能请中共用它自己的行动来答复。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态度就是它最近发出的一个有权威的信号。如果中国要求西方国家给西方工人以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那么,我认为,中共仍然有
资格把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相反,如果西方国家政府要求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工人以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而遭到中共拒绝,那么我只能认为,中
国共产党离中国无产阶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距离很远很远,比西方国家政府离得更远。
现在它的队伍中什么成份都有。有大官,有小吏。有富豪,有工头。许多是吃国家饭的,好像也有一些吃黑社会饭的。肯定有一大批宣传邓小平理论的专
业人员,也有一小批是从事宗教活动的专业人员。总之,无所不有。
各种社会成份都良莠不齐。有独立思考的明白人,有唯唯诺诺的盲从者。有真诚的,有专门靠谎言发迹的。有心理健全的正常人,也有无法无天的狂人。
有廉洁的,也有贪婪的。有高尚的,也有脸厚、心黑、手段恶毒的。所以,在中共党内,存在著两种互相对立的先锋队：有善良的先锋队,也有腐败的先锋
队。借用恩格斯的话,有龙种,也有跳蚤。至于比例的消长起伏,取决于形势和上面的好恶,——彭德怀说得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现在的中共是个什么样的党?眼下的情况,用官方语言说,中共是领导党,翻译成老百姓的大白话,中共就是中国的权力。
客观地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一般表现在：党员离权力近,有可能代表资源,代表信息,代表机会;非党员离权力远,从而意味著资源短缺、信息短缺
与机会短缺。
如果把主观因素加进去,比方说,共产党员如果加上良心,完全能够令人肃然起敬,不亚于当年清贫的方志敏,勤勤恳恳的焦裕禄,被割断喉管的张志新;共产
党员如果减去良心,一定相当于大大小小的陈希同和成克杰,各种恶事都有胆有脸做得出来。
总之,对六千万中国共产党员要分析,正像对13亿中国人要分析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五)实施纲领不是中共的目的
中共的纲领是不确定的。陈独秀的纲领据说被瞿秋白否定了。王明的纲领据说和李立三的不一样。这些事情,年代久远,我不知道,不懂。
被正式册封为大宗师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两者的纲领显然差别很大。
毛泽东自己说,他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叫民主革命,二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出民主纲领是他夺取政权的敲门砖,的确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政
权之门一打开,民主的纲领就被他扔进了垃圾堆;继续革命好像更受他喜爱,不过这个纲领使他从失败走向失败,所以被邓小平断然摒弃在毛泽东思想的宝
库之外。
邓小平自己的纲领是不管黄猫黑猫,抓得著老鼠就是好猫。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破坏之中,他知道破坏生产力的可怕;在人间一切事物之中,他懂得生产力
的可贵。所以,邓的纲领,和马克思的纲领固然存在著巨大的差别,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纲领或者民主纲领也不一样,比较而言,倒是相当接近于亚洲四小
龙经济腾飞时期的纲领。邓小平认为,不管什么纲领,能发展生产力就是好纲领,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把邓的纲领理解为发展生产力的纲领。
中共各个时期的纲领,包括毛泽东的,以及邓小平的,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互相否定,都可以作为中共指导思想变迁史的一种资料。
纲领的不确定性,证明中共不大象一个为实现特定纲领而成立的志同道合者的党。如果真的把实施纲领看成目的,那么,不同的人群,本来应该按照不同的
政见,组成不同的党派。中共则相反,同样的党员,一旦在不同的领袖领导下,就无条件地拥护互相矛盾的纲领;虽然存在著相同的铁的纪律,却经常在执行
不同的任务：此一时敲锣打鼓组织人民公社,彼一时偃旗息鼓解散人民公社,此一时剑拔弩张进行文化大革命,彼一时哀而不怨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此等
等。由此可以证明,实施纲领不是中共的目的。
(六)中共的目的在于政权,以及它八十年来干了什么
什么是中共的目的?政权是它的目的。政权不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它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一切为了夺取政权,提出纲领并不是为了实现纲领,而是为了夺取
政权;政权到手之后,它为永远牢牢抓住政权而斗争,丢掉民主口号是因为害怕丢掉政权,发展生产力也是为了害怕丢掉政权。永远牢牢抓住政权,是它纲
领背后的纲领,生命之上的生命,目的之中的目的。
由此发生了中共80年历史的分期问题。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说法,认为1949以前是中共的民主革命时期,1949以后是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认为这
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中国直到现在,既没有什么民主,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中共在中国进行了什么民主革命？的确,民主是陈独秀在组织中共以前的
主张。但是,武装斗争不见得有民主内容,抗日战争不一定有民主内容,农民起义也不一定有民主内容。中共确实提出过民主纲领,但是没有认真实施过,
特别在中共夺到政权以后,民主纲领就被丢到九霄云外了。“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
胜利的条件。”这是毛泽东自己的话。既然民主这个上篇没有做好,还有什么资格做社会主义这个下篇?毛泽东所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就是合作
化、公社化、国有化以及公共食堂、“五七指示”、上山下乡、阶级斗争为纲这几件事情吗？两者必居其一:如果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等于瞎
忙了五十年;就算这些东西真是“社会主义”,请问,过渡来,过渡去,进一步,退两步,现在还剩下什么“社会主义”可谈?的确,现在仍存在著国有制,但读读恩
格斯的《反杜林论》就清楚了,国有制和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相干?所以我认为,实事求是地看看现状,应该承认两点：第一点,中共的民主纲领没有给中
国带来民主;第二点,中共的社会主义纲领没有使社会主义得到光彩。
因此,如果就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纲领而言,应该说,八十年来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如果就掌握政权这个目的而言,那确实应该肯定,中共非常
成功地达到了夺取政权和保住政权的目的。1949年确实是中共八十年斗争史的分界线:1921到1949年是中共为了夺取政权而顽强斗争的前28年,1949到
2001年是中共为了永远牢牢抓住政权而顽强斗争的后52年。前28年,中共虽然也几次提出过排斥中产阶级的过激纲领,但主要依靠民主这个口号,稳住了
民心,终于把政权夺到手。后52年,中共搞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转而改革,通过改革,重新退到“向社会主义过渡”
以前的经济政策,承认市场经济,承认私有,承认雇佣劳动,承认资本主义,才把濒于崩溃的经济挽救过来。眼下,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和几条非社会
主义的亚洲小龙站在同一个队伍之中。但是,为了继续实现永远牢牢抓住政权的目的,为了表示决不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它至今不允许土地私有,不改变社
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正在坚决抵制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
我认为,把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好像合乎实际,比较经得起推敲。
(七)提出民主纲领对中共夺取政权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纲领不是中共的目的。这丝毫不意味著纲领没有作用。看看它夺取政权的过程,就知道纲领有何等重要了。
中共夺取政权的历史不愧为一曲凯歌。胜利是各种条件组合的结果。它的基本手段是革命。斯大林把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定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
革命。这种非法的武装斗争,在其他国家很难坚持,更难扩大。在当时的中国可以,因为它可以在军阀的割据和混战的缝隙中求生存。它和公元二世纪的
五斗米道,和十四世纪的白莲教,和十七世纪的天地会,和十九世纪的拜上帝教,虽然有明显的相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二十世纪的以农民
为主体的非法的武装斗争,不是由血气之勇的莽汉和流民发动的,而是由通晓军事韬略和政治谋略的知识分子主持和筹划的。毛泽东是一位满腹经纶的
不第秀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刘伯承,陈毅,林彪,聂荣臻,叶剑英,任弼时,陈云,邓小平,都吃过洋面包,见过大世面。游击战、持久战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固然很重要,但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更重要,对中共夺取政权起了决定性作用。
陈独秀的议会斗争路线接近于西欧社会党,也许可以推动中国和平进入现代社会,但不能帮助中共夺取政权,所以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淘汰了。“武装
保卫苏联”的纲领虽然打著老大哥的旗号,但打不动中国人的心,不能帮助中共夺取政权,因而被称为“左倾机会主义”,也淘汰了。抗日救亡的纲领,得到
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支持;实行“二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注1),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官僚资本的纲领,把反对蒋介石
的力量团结起来了。四十年代,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重点是鼓吹民主,揭露独裁。当时对追求民主的青年学生起了启蒙作用的,不仅有西方人文
主义的经典,而且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时论。重庆出版的中共机关报上抨击蒋介石独裁的文章,一针见血,淋漓尽致。香港的左翼出版物也发表了许多振聋
发聩的好文章。这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倾心于共产党,把共产党当作实现民主的希望。那个时期的中共纲领,用中共的术语来说,必须属于民主革命
范畴。可不可以提高一点调门?可不可以唱唱“社会主义好”、“无产阶级专政好”?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非不愿也,是不能也。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力量
不足,为了和大党国民党争夺中间群众,必须打民主的旗号,绝对不敢唱社会主义的高调。唱高调等于自杀。当时中共如果把社会主义的纲领提出来,我敢
肯定,1949年就没有那首凯歌了。这个道理,现在的新党员也许有人不大懂,但老革命如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懂。
(八)共同纲领是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纲领
中共词汇中的“民主”是个大范畴,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政策和制度,凡是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相通,而难于和封建
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相容的,统统属于民主范畴。1949年中共拿到政治协商会议上去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是这样一个属于民主范畴的(即:非社会
主义的)纲领。
同后来的《宪法》相比,《共同纲领》具有明显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国家承认不承认阶级的存在?《宪法》没有说;《共同纲领》第二条说,国家“保护工
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是什么所有制?《宪法》说,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反正不承认土地私有;《共同纲领》第二条说,是“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反正是私
有。
中国公民有思想自由吗?有迁徙自由吗?《宪法》不说有;《共同纲领》第五条说,有。
中国有新闻自由吗?《宪法》不说有;《共同纲领》第49条说,国家“保护报导真实新闻的自由”。
你知道不知道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怎样产生?《宪法》说,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共同纲领》第十二条
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无怪乎毛泽东必须在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赶快把《共同纲领》废掉,否则,你叫1954年的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怎么开？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后来那些“四个坚持”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统统没有载入《共同纲领》。哪
些可以载入和哪些不可以载入《共同纲领》,都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而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共各种重大承诺的总汇。中共的纲领能够成为新
政府的政纲,是中共的无上光荣。一个郑重的负责任的党,对于由本党提出并得到友党赞同的纲领,当然应该不折不扣,有始有终,付诸实施,决没有朝令夕
改之理。如果共产党把1949年到2001年长达52年执政的黄金岁月,用来执行共同纲领,建设民主的政治制度,实行多种成份兼容的经济文化政策,如果这
样,中国早就可以顺利进入文明社会了,中共也大可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者了。不幸,非常不幸,毛泽东在1953年拿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
路线,把这个民主性质的《共同纲领》埋葬了,使中国至今无法成为新中国。
(九)毛泽东以异常的狠心把共同纲领扔进了垃圾堆
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标志著《共同纲领》的结束。1953年不是客观形势的转折点,而是毛泽
东主观决策的转折点。
当时,战争创伤远未平复;全国需要休养生息;土改遗留问题大量没有解决;普选刚在基层进行;城乡依旧文盲充斥。实现共同纲领任重道远,没有任何根据
和理由把共同纲领否定掉。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当时的谋略和心态。我们只知道,为了用总路线否定共同纲领,毛泽东下了非同寻常的狠心。他不惜在三个月内三次批评他的亲密战
友刘少奇,把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主张,定性为“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紧接著,毛泽东甚至不顾体统,不惜把堂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开成对梁漱溟的斗争会,破口辱骂梁漱溟“比共产党还高明”,“不识羞耻到了极点”,“班门弄斧”。
接踵而来的1955年给毛泽东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得到刘少奇支持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持较为慎重态度的邓子恢副总理被毛
训斥为“小脚女人”。果然立杆见影,不愿意被毛泽东奚落为小脚女人的中共各级党委书记,争先恐后,在半年之内,率领亿万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连
跑带跳,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1957年,毛泽东再接再厉,在完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情况下,打出五十多万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宣布这些有见识、有骨气、不盲从的人是人民公敌。这
种无法无天的暴行没有受到抵制。党内有刘少奇和邓子恢为先例,党外有梁漱溟为殷鉴,全国噤若寒蝉,容忍,畏缩,退让,屈服,听任宰割,终于发展成为文化
大革命。
从五十年代起,毛泽东取代了“灶王爷”,成为老百姓的“衣食父母”。特别在农村,几乎家家都要贴一副门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跟共产党走,
走到哪里去呢？走到“社会主义”里边去。听毛主席话,毛主席讲了什么话呢？从1953年起,毛主席的话是向“社会主义”过渡。1955年起,毛主席的话是
对各行各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1957年起,毛主席的话是坚持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1966年起,毛主席的话是把“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二十年如一日,“听”得不可谓不恭敬,“跟”得不可谓不吃力,最后到底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国民经
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昭告国民的结论。这个结论接近于事实。当然,如果说“整个社会濒于崩溃的边缘”,可能更加
接近于事实。
(十)从毛泽东训斥刘少奇可以看出中国和中共实行的是什么制度
上一篇评论提到了毛泽东训斥刘少奇。在中共领导人中,坚持《共同纲领》最力的,是当时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刘和毛不一样。毛熟悉的是武装斗争,刘熟悉的是群众运动。长期的群众工作环境使刘少奇得出结论,共产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最脱离群众的政
策莫过于不近人情的过激政策,最脱离群众的作风莫过于腐化官僚化的作风。因此他主张：党的建设要严;社会政策要宽。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有一段时
间,他主张力争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主张中共中央从陕北向长江中下游转移,建立工运中心、农运中心和学运中心,和国民党竞选,在议会内外展开争
取群众的合法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主张把“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作为主要的行动目标。他主张积极创造条件实行普遍、平等、直
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他反对对共产党内的腐化和官僚化倾向护短姑息,他主张真实地而不只是在口头上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富农经济,他认为剥削
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他认为中国现阶段不是苦于资本主义太发达而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发达。非常可惜,即使在被恢复名誉以后,刘少奇的这些与
毛泽东不同的观点仍然不能重见天日。他的选集只“选”了和毛泽东相同或者相近的观点,真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有些被扔掉了,有些被节略了,有些被别
人修改过了。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1977年由华国锋主持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这一稀世珍本中知道,毛泽东在1953年5月、6月、8月曾先后三次批判刘少奇,主
要的罪名当然不是说他执行了《共同纲领》,而是说他违反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80,81,89页）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
社会秩序”是以当时的临时宪法即《共同纲领》为根据的。而那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当时正在毛泽东自己的头脑里酝酿,尚未提请任何合法
的权力机关审查通过。
毛刘之争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刘少奇无权根据法律工作,而毛泽东有权在法律以外行动。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
毛刘之争还意味著共产党内存在著一种独特的领导制度。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0页上,我们可以读到毛泽东亲笔写的这样的话:“过去几次中央会
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未经中央主席认可,中央会议不准作出和发出决议——由伟大领袖亲手订立的这条纪律,就是中共
中央的领导制度。
(十一)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斗争开创了言者有罪的新时代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好像连续开了好几次会,好像开得剑拔弩张,不过因为是黑箱作业,至今严
守机密。现在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9～115页告诉我们,那些连续好几天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被毛泽东主席开成了对全
国政协委员梁漱溟的斗争会。
《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包括毛泽东在
内的中央政府,是由政协选举产生的。当时政府开会,常常有政协委员应邀列席。53年9月那几次会,梁漱溟列席。梁漱溟和毛泽东互不陌生,应该算得上
是“故人”—三十多年前,梁在北京大学教哲学,毛在图书馆里管图书。这一次,故人相见,却很不愉快。我们不知道梁漱溟对毛泽东的总路线持什么态度,
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只知道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反映农民苦,建议关心农民生活。毛泽东在延安曾经大讲民主,大讲自我批评,大讲言者无罪,讲得很动
听,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一回,不知怎么搞的,一听梁漱溟提出建议,毛泽东就龙颜震怒:“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
班门弄斧。”“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
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梁漱溟是野心家,是
伪君子。”“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你想知道什么叫斗争会吗？这就是毛泽东亲自登场的示范表演。你
想知道伟大领袖的声容笑貌吗？这就是他的襟怀和丰采。历史剧中的“毛泽东”一般不是真的,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一定不是假的。印在毛泽东选集第五
卷里的白纸黑字,无疑是在毛即席讲话基础上经过润色修辞的记录。我相信,这种最后发表的东西,决不会比原话更野蛮。不过,毛泽东这种放肆,不仅意
味著粗暴,而且意味著言者无罪时代的结束。毛泽东开辟了一个言者有罪的新时代。这个言者有罪的新时代,是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同时进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
作为议员,作为公民,梁漱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画的内容”。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立即判决:“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
好。”国家计画的内容必须向人民保密,这也是领袖亲自规定的制度。无怪乎那次中央政府委员会讨论毛泽东那条总路线的具体过程,我们在四十八年
以后的今天仍然不得而知。重要事情不准老百姓知道,这也是和总路线一起载入新中国史册的。
(十二)“社会主义”帮中共开创了永远领导的新局面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使政协失去了共同纲领,使农民失去了刚刚得到的土地,使老百姓一概沦为无产者,使公民不能得到自由的权利,使共和国
不能建立民主的制度,把整个中国社会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确确实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它确确实实帮助中共得到了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得到了永
远执政的新局面。
从共同纲领到社会主义,是“换了人间”。人间一换,规则当然必须换,其他的一切,没有不换的。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鹿,什么是
马,如果讨论这种常识以内的问题,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和争论的资格。但是,现在要讨论的,是新而又新的新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事情,谁见过?谁知道?有毛主席在,有共产党在,谁能班门弄斧?谁敢班门弄斧?共产党,毛泽东,在一般的法庭上不可能惟我独尊,一
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新法庭,以马克思主义为新法律,叫无产阶级专政当新法官,当然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诉。你见过赛球吗？如果裁判员和巡边员亲自下
场,和主队结成生死联盟,共同向客队展开殊死进攻,当然如入无人之境,无往而不胜利。打官司能胜诉,打球能夺标,做生意能发财,反正天下的道理都是相
通的。
所以四个坚持,是互相配套的,一个也不能少。有人认为这四条原则学问很大,无比深奥,其实异常简单：凡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所维护的、所批准
的,不管是什么东西,统统都可以叫做马克思主义,或者叫做社会主义,反正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凡是中共所害怕的,所不允许的,所不放心的,那么,不论合
法非法,不论用的是“群众专政”的手段还是“依法治国”的名义,反正统统总是敌我矛盾,统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个道理,许多读书人不明白,但老
百姓明白。文化大革命以前,六十年代初期,山东就有这样的民谣：“说你对,你就对,不对也对;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这个从极权政治万花筒中抽
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后来通过电视剧,从古人嘴里吐露出来,观众一听就懂,从此不胫而走。
(十三)没有极权政治制度就搞不成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一场持续十年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走马灯式的、文攻武打大内战。在整个过程中,似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其实,在不稳定中存在著异乎寻
常的稳定——毛泽东权力的绝对稳定。所谓“打倒一切”,无非是个形容词而已。应该分解为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凡是毛泽东所否定的一切,
活该被别人所打倒,没有打倒别人的资格,特别是没有打倒毛泽东的资格。第二种,凡是毛泽东所肯定的一切,决不可能被别人打倒,相反,正是他们,才拥有
打倒别人的特权。第三种,凡是毛泽东既没有肯定又没有否定的汪洋大海,则天天处在最不稳定的状态,他们随时随地似乎有权充当摇旗呐喊的跑龙套,又
似乎必须随时随地准备成为被别人批斗的牛鬼蛇神。
这三种情况的划分,当然以毛泽东的好恶恩怨为转移。今天被毛肯定就今天上天堂;明天被毛否定就明天下地狱。毛泽东说一句“人才难得”,邓小平就
荣膺九锡;毛再说一句“永不翻案靠不住”,邓马上又什么都不是了。无怪乎毛泽东以“无法无天”自豪。他像四月的天气,说变就变。他跟喜怒无常的孩
子一样,用手垒了一个名叫“国家”的城堡,又用脚把它踏烂。
据说历史的创造者是群众而不是领袖。这个真理也许适用于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但不一定适用于几十年的瞬间。那种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瞬间,肯定是听
任暴君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这个道理,毛泽东、邓小平都懂。
评论斯大林破坏法制时,毛泽东的头脑一点也不糊涂,他说,斯大林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大政治家毛泽东口中的“西
方”,显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制度概念。这是一个清醒的判断。可惜毛泽东非常热爱这种导致斯大林犯罪的“非西方的”领导制度。
评论毛泽东的时候,邓小平的头脑也是清楚的。所以,邓小平认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注
2）说得对,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只要存在著极权制度,就存在著重新出现无法无天事件的可能性。令人惋惜的是,邓小平也“没有在实际
上解决这个领导制度问题”,中国仍然处在这个“非西方的”极权政治制度的统治之下,因此又导致了天安门镇压事件的产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考察
天安门事件时,我们可以不太看重邓小平个人的责任,而把重点放在改革极权政治制度上面。
(十四)中国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二十世纪的新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镇压事件。邓小平碰巧是第一次镇压事件的受害者,又是第二次镇压事件的决策者。两次事件都是极权政治制度
的产物。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在1976年4月5日,当时,中国极权政治制度的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就被踏上了一只脚。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翻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案,但是政治制度没有变,致使邓小平自己成了极权政治制度的第二代核
心。
邓小平上台后,依靠一批热心改革的人,做了许多好事,获得老百姓爱戴。1984年10月1日,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前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
这个自发行动标志著邓小平一生事业的顶点。
邓小平的主要助手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是习仲勋)主持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错案,坚决果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常务副总
理是万里)主持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胜任愉快。胡赵给邓小平增添了荣耀,邓小平是高兴的。问题是邓小平有一条改革的底线:什么都可以改,惟独共产
党领导一切这种极权政治制度不能改。这是绝对不准触犯的禁区,触犯这个禁区就叫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底上海等地发生学潮,邓小平感到有人想
触动这个禁区,而胡耀邦态度不鲜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严厉批评总书记胡耀邦为什么不照他的指示办。你叫胡耀邦怎么继续工作,当然非辞职不可。
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指示赵开展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群众运动。赵紫阳静观了三个月,提出一条建议：防止运动扩大化,以免影响改革
开放。邓小平同意了,因为他已经出了气,达到了叫不听话的胡耀邦下台的目的。反自由化运动的无疾而终,使赵紫阳得以缓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赵紫
阳的改革方案,不事喧哗,不唱高调,没有任何和“坚持党的领导”相抵触的内容,只列举了当时党内可以接受的、驳不倒的、或具体、或抽象的要求。在
邓小平的赞成下,十三大批准了这个方案。有心人也许至今还记得,在十三届一中全会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新当选的总书记赵紫阳:
十三大闭幕以后你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赵紫阳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赵紫阳采取了稳健渐进的步骤,从党内做起,从中
央做起。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了中共中央议事规则：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例会每年至少两次,会后发公报;政治局例会每两月至少一次,会
后发消息;政治局常委例会每周一次,会后由中央办公厅整理内部纪要;重大问题必须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如果出现重大分歧,应该暂
缓作出决定,或者由常委报请政治局决定,或者由政治局报请中央全会决定。对照一下毛泽东1953年宣布的那条“纪律”就清楚了,这些规则看来似乎平
淡,其实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就我所知,这是1949年中共中央进北京后的创举,特别是1966年文革以来的创举。赵紫阳常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其实是党中
央的领导制度问题。赵紫阳提请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例会制定中央议事规则的用意是极其明确的:中国必须走向民主;中国的民主应该从共产党做起,共
产党的民主应该从中共中央做起;民主不仅是一种作风,一种修养,而且必须成为制度;他,赵紫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愿意接受民主制度的严格约束,
决不做1953年那个毛泽东。十三大以后,没有戏剧性的新闻。民主在一步一步前进,值得宽慰的是,没有停滞,没有后退,没有空话和欺骗。
接著发生了悼念胡耀邦的学潮。学生要求民主是理所当然的。邓小平走错两步大棋。把学潮定性为“动乱”,激化了本来可能缓解的矛盾;动用全副武装
的军队镇压和平绝食的学生,更铸成了千古悲剧。赵紫阳提出了改变定性的建议,在常委会上无法达成协议。赵紫阳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
问题的原则和相应的方案,得到常委多数(5月8日)、政治局多数(5月10日上午)和人大常委委员长会议(5月10日下午)的支持,连邓小平本人也曾经在5月13
日表示“完全同意”;5月17日常委会议出现了两票赞成、两票反对、一票弃权的局面,邓小平态度顷刻变了。他一言九鼎,断然推翻了以往历次常委会
议、政治局会议和委员长会议业已作出的决定;他以“常委”名义作出了最重大的政治决定和组织决定;他以“常委多数”的名义宣布总书记犯了“分裂
党”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原来已经决定召开的人大常委会议,统统被他推迟到局势已经被他全面控制之后,才得以举行。邓小平一
个人,行使了中共中央全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在他面前,一切议事规则只能黯然失色。《中国六四真相》的出版,有助于
世人了解事件的全貌。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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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透视中共——为中共八十年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