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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中共以言判刑的《民主论坛》作者青松（本名郭庆海）全套文集【转载自《民主通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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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哲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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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作品集】青松（本名郭庆海）：《民主通讯》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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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2003.12.3a
订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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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回应时，请务必回信证实订阅。回信时无需另外写字。）
投稿处：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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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此记号的文章被《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01沧刑初字第24号）》列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问题文
章。已经列入《青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文集》。在此从略。
□：作此记号的文章被《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01沧刑初字第24号）》列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文
章。已经列入《青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文集》。在此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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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内战无英雄
02 关于“语文”的联想
03 先让自己的思想民主起来
04 陈胜、黄巢和李自成
05 我的伤心事
06 “猫论”的危害
07 启动经济需要思想的再解放
08 我不喜欢“一国两制”
09 中国的足球与政治
◆“下课”声与媒体自由
◆垄断的权力与自由的市场难以并存
◆健康的市场主体只能是民间组织
◆从中国足球看中国政治改革
10 评《台湾海峡核战争的必然性》
11 民主制度才能产生“新民”
──读曹长青《中国知识份子的百年误区》有感
12 宫庭政变与暴力革命
13 ■是陈水扁的胜利．更是华人社会的胜利
14 ■现代“腹诽”罪
15 ■从李肇星说开去
16 让人人拥有平等致富的机会
17 ■进退两难的中共意识形态
18 统一不是当前的急务
19 朱总理，您不应该说这么说
20 没有统一也可以有民主
21 □中国大众教育的悲哀
22 应先弄清什么是国宝
23 理性的演说
24 “任人唯贤”的幻灭
25 ■做一个永远的反对者
26 不要坏了改革的名声
26 青山绿水需要制度的保证
28 ■道德之声的高扬与法律之剑的锈蚀
29 □呼吁当局讲一点人道主义
30 徘徊在思想禁区外的中国
31 危险的信号
32 可笑的和平统一十大好处
33 开放报禁．遏制腐败
34 可恶的中国丧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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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无英雄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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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民主论坛》1999.10.3百b；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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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文”的联想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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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有一天，当我们讨论一篇课文的时
候，我突然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语文”是个什么概念？
是啊，如果照现实来说，“语文”就是她所教的汉语啦。但这真地是
语文的概念吗？于是我们就搬出那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
辑的字典。这可是权威的东西。我们是顶顶信服它的。那么它是怎么
解释“语文”这个概念的呢？噢！原来语文有两种含义，一个含义是
指语言和文字，一个含义则是语言和文学的简称。还是不太清楚。于
是接着查。语言指地是什么？哇！原来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
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哩！它由语音、词
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一视同仁地为各个阶级服务（这句解释最
见精妙处，就是说，语言这个东西呀，资本家可以说，无产阶级也可
以说，而且可以使用相同的发音哩！）。
差不多啦吧！不行，语文这个概念解释得还不是很清。再看看文字和
文学是怎么解释的，说不定还有更精彩的东西在后面呢？果真如此。
你看，文字有三个意思，一是指记录语言的符号，如汉字、拉丁字母
等；二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如汉文、英文等；三是指文章。哇！有问
题了。看来语文不仅仅是指汉语了。别忙，让我们再看看文学是个什
么东西。哇！原来文学是与语言文字分不开的，它是一种以语言文字
为工具形像化地反映社会生活斗争的艺术（对，不能忘了斗争这个
词，因为我们无产阶级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包括戏剧、诗
歌、小说、散文等。
惨了！越看越糊涂。我妻子教的那门课怎么能够称做语文课呢？她教
授的明明只是汉语嘛！糟糕！如果有学生这样问起她来，岂不麻烦！
不行，我要追一追根，看看是哪个混蛋给这门课定了这么个名称。
什么，是建国时一些语言教育专家们定的！啊呸！狗屁的专家。他们
不知道这么叫十分不恰当、十分不严谨吗？什么，什么？这门课在老
辈里叫国文。听听，“国文！”，多恰当！多严谨！又多简单明瞭！
一听这个名字，就可以让学生认识到他所学的这门知识是他们的祖国
的官方语言和文字，比叫汉语还好。怎么，不能这么叫，要避讳，因
为“国文”是国民党时代的教育成果。我明白了，我们的确不能把这
门课叫国文，否则我们就让国民党给弄到圈里去了。这万恶的国民
党，还真狡猾，真可恶。你看，他们把个“国”字给应用到了淋漓尽
致的地步：党是国民党，军队是国军，就说这门课程，也给他们弄成
了国文。弄得我们没办法，好好的名称不敢用，怕让那些小学生们一
不留神成了国民党三民主义的信徒，岂不让我们的共产主义再也无没
有了实现的希望。只是这么做究竟还是有一些不太妥当的地方。就比
如这语文吧，实在不恰当。
其实，只要这个“国”字还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就是个累赘。你
看，我们的不少东西还再用这个“国”字，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国歌、国务院等等。这就免不了还会让那些不讲政治的人们产生
联想。所以鄙人在此郑重向诸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专
家先生们提出一个十分重大的建议：在我们的字典中绝不能再出现
“国”这个字，我们有党就足够了。为了这个党，我们还要什么国
呢？
〔转载自《民主论坛》1999.10.10 c；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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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自己的思想民主起来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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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大陆人士，我知道讨论政治问题的危险，所以，我本不愿参
与本论坛有关政治问题的一些讨论，而只希望就文化上的一些问题发
表一些感想。但是，在读了王丹的《关于维护人民权益的几点想法》
一文后，我忍不住要写些东西。至于危险不危险的问题，就暂时抛到
一边去吧！
说真的，我很体谅王丹的心情。他的文章说明他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意
识。但是我也从他的文章中清楚地看出这样一种倾向，即高高在上的
倾向。当然，类似的倾向不仅仅见于王丹自己，而是古已有之，且从
来都不缺乏，即如“拯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之类。然而，
有此抱负并成功者，却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高高在上如历朝皇帝、
微微一介如芝麻小官，未有不如是者。这几乎成了中国政治人物的一
种宿命。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意识中，很缺乏民主的观念，没
有把他们所要保护的公民权利，看做公民自己的权利。因此，人在江
湖则将这样一种工作──“为民请命”的工作视为义举，高卧庙堂，
把它视为一种赐与。所以，前者便会慷慨激昂，后者便徽骰铢必较。
王丹的所谓“试点”，实在是一件十分幼稚的事。这样的一些个案对
中国社会的变革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对此非常怀疑！因为说起王丹
的“试点”，我有一些亲身的感受。我于三年前开始从事法律工作，
至今也经手过几十个案件，有民事诉讼，也有行政诉讼。我个人的感
受是很复杂的，因为我还是一个未能麻木的人。但我所面对的是，即
使是那些十分简单的借贷合同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很难得到保
证，更何况那些相对复杂的行政、刑事诉讼了。所以，我首先怀疑王
丹实践其设计的社会基础。同时我更怀疑他这种设计之原始目的的科
学性。因为类似的工作似乎只要能够让法律人士有充分的运作空间就
足够了。从普遍的意义而非个案来看，政治的介入只能使法律的公正
更加难以保证──这一点已为目前无数的案件所证明。我想，这本身
就与王丹民主政治的理念有着根本的冲突！
我很钟情于范似栋在《民主理念的播种者》中对郭隆基的评价。因
为，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的民主精神在2,000年的封建专制下已经消失
殆尽，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些最基础的民主宣传的工作，让民主意识
成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共识──最起码要让它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主
流意识。如果我们具备了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我想，中国的政坛也必
然会不乏华盛顿和富兰克林式的人物。那时，我们或许就更能体会高
寒暴力民主原则的荒谬和非理性！
〔转载自《民主论坛》1999.10.24 c；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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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黄巢和李自成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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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黄巢和李自成应是中国自建国以来──请恕我不说什么封建时
期，因为自从有了秦的统一，才有了实际意义上的中国，而自那时至
今，我们不过是在不断更迭政府而已──最具典型意义的农民运动领
导者，因为他们都有自己很有代表性的口号，而且都达到了颠覆政府
的目的。在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来玩味一下这三次农民运动的口
号，或许会有一些十分有趣的发现。
陈胜是中国第一个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事犯。他颠覆国家政
权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反问：王侯将相，一定由遗传基因来决
定吗？其深层次的含义当然是这样的：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是生而平等
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我很惊
讶，陈老先生的这一意识，其实是与现代民主思想是有相通之处的。
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在民主文化的提出方面，的确并不落后于西方人。
黄巢是唐朝末期颠覆国家政权的刑事犯。他虽没有什么响亮的口号，
但他自封的称号可以说明他用什么来给人以诱惑。他自封的称号是
“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真可惜，如果说陈胜的农民运动有争取人
权解放的意思，那么，到了黄巢先生这里，就只有反社会的味道了。
因为他要“均平”，不管别人的财产是什么性质，也不管别人的资本
积累多么不容易，到了他这里就容易了，那就是“均平”，就是要剥
夺每一个地主份子和资本主义份子的经济权利。
李自成是大明汉人政权的最大破坏者。他的口号最丰富，是“均田免
粮，割富济贫，平买平卖”。如果说黄巢先生的自封号只是代表反社
会的意义的话，那么，李自成先生的主张则在这之上又添了一条：欺
骗社会。你看：“免粮”，一个多么具有欺骗性的政策呀！我真想问
一下李自成先生，如果他颠覆政府成功，他的政府靠什么来维持？靠
西北风吗？
我不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为什么一步步走上这样一种道路。所以，我
不知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
〔转载自《民主论坛》1999.10.27 d；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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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伤心事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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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有两件事令我特别伤心。两件伤心事分别因为我的两个最
要好的朋友而起，而时间一在年初，一在一个月前。
年初，与我的那位好友闲聊，我说起了目前政治的腐败和体制的弊
端。没想到被我的这位好友毫不客气地打断。他非常不屑地对我说：
“你知道你自己现在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吗？你不看看现在社会上
有几个人还像你这样关心这些问题。再说，中国的老百姓知道什么？
他们知道民主是什么玩艺？！别总是弄这些闲白，有什么用？”这是
我的这位朋友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不想把这位朋
友之所以这样对我说话的原因归结为他刚刚被提拔为一个副科级干
部。但我实在找不出其它的理由。因为不久前他还埋怨共产党的腐败
制度，在为“是不是抛弃人格去给上司送礼”而犹豫。在我家做客
时，他还带着颇具谦恭意味的话说：“如果不是你帮忙，我的第一篇
专业论文还不知有没有呢！”
而在一个月前，我的另一个朋友被中国政府抓了起来，理由是涉嫌颠
覆国家安全。然而这并不是我之所以伤心的原因。因为他与我一样喜
欢写东西，而且喜欢写比较敏感的话题；此外他还曾参加了国内于两
年前刚刚成立的一个民主团体，所以被捕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我伤
心的理由是，他于一年前向他所在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而就在他被捕的前几天，那个组织正在讨论他的入党转正问
题。
我的这两位朋友也应被视为知识份子。虽然他们的学历比我高不了多
少，但他们与我一样经常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文章。而且，他们在他们
自己所在的专业领域也确实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是他们所在部门
的顶梁柱。如果依据一些常识来说，他们应该更有可能具有良知。而
且据我个人对他们以往的了解，他们本质上绝非那种见利忘义之辈。
他们与我一样出身于农民家庭，有朴素、耿直、善良的性情。但他们
现在的作为表明这一切不再是他们的全部。他们也会丧失良知、也会
趋炎附势。但我依然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环境和时间
有时能够改变一切。而且，知识份子的毫无良知又何尝仅仅表现于他
们两个人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有多少知识份子为了一点
点私利而说了无数亏心的话、做了无数亏心的事。他们两个又算什么
呢？然而我又实在不希望他们这样，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比普通老
百姓拥有更多的知识，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因此他们有比普通百姓
更多的责任。当然，他们也并非不可以做官，但做了官只能说明他们
对人民负有了更多的责任！他们也并非不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
应是现在，而是在民主时期的未来。因为共产党的某些理想可以在民
主社会中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
我诚恳地希望他们以及中国所有的知识份子们，拿出我们的良知来。
中国的普通百姓需要我们！中国的未来需要我们！
〔转载自《民主论坛》1999.11.4 c；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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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论”的危害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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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近20年中国生活的人对“猫论”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对此我
并不反对。但沈醉于“猫论”带来的成就中而沾沾自喜，却也同样危
险。几年前，我在国内一家比较有名的经济学报纸上撰文，委婉地对
“猫论”迷信提出过批评，但较难引起共鸣。因为很多人其实有这样
的心理：这样就已经很好了，还想要求什么？
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冷静、很不健康的心理，是一种得过且过的心理。
而应该看到的是，“猫论”其实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潜在的危
险。它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远不只人们天真认为的政治领域。根据“猫
论”，人们会弱化对崇高道德品质的追求、会忽视法律及各种社会规
范的存在、会提出其它许多不伦不类的什么论。
“猫论”的思想中心无疑是实用主义的。所以在这种理论下出现了
“不谈姓社姓资的问题”的办事原则。但问题在于，“不谈姓社姓资
的问题”原则的最原始出发点是执政者为了发展经济；那么，当执政
者的最原始出发点一旦发生了变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所以当出现
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小老板们纷纷出国拿外国护照、以期改变自己开
办企业的性质──从中国国民开办的企业变成外资企业时，我们应给
予充分的理解。
其实，仅仅是这个“猫论”，我们也一直贯彻得不怎么彻底，所以也
才有了个什么“中国特色”。它可以带给我们的认识是：绝不能做到
真正的不管黑猫、白猫！如果我喜欢黑猫，那么，抓到老鼠的就永远
是黑猫；如果我喜欢白猫，那么，抓到老鼠的自然就永远是白猫了。
至于究竟是哪个猫抓到了老鼠，不要去管它！
所以，“猫论”的最严谨注释其实并不是什么“不管黑猫、白猫，抓
住老鼠的才是好猫”，而是：不管抓到老鼠的是黑猫、还是白猫，我
喜欢的就是好猫！(1999.9.29)
〔转载自《民主论坛》1999.11.21 b；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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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经济需要思想的再解放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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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而且现实的人们都清楚，我们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
口。由于前期改革的能量已经释放殆尽，同时又遭受到亚洲金融危机
的冲击，所以我们的经济是否还在保持持续的增长是很令人怀疑的，
就更不用说什么百分之几了。启动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决定形势的
工作，无论对改革的继续、政治的稳定，它的决定作用均是无庸置疑
的。那么如何来启动经济呢？或者说，启动经济需要进行的根本性工
作是什么呢？依我个人的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只有一个，即：
启动经济需要思想的再解放！
如果我们具备必要的大度，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对前期改革做一个评
价，即前期我们只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农改”）上取得
了有限的成功！
这样的评价也许是很难令人接受的。但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评价。因
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10几年来，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标志
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实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还算兴旺的
城市非公有制经济虽然以城市为发展基地，但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农
改的余热即示范效应、及因农村经济体制发展而来的农业劳动力的大
解放。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对农改的成果洋洋自得。因为农改
之所以成功，解放思想这一因素所占的成份到底有多大是很值得怀疑
的。因为我们显然不能忽略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即农业生产的根
本性生产资料──土地──，具有不可移动性的本质。坦率地说，所
谓农改的成功，毫无疑问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而国有企
业的改革显然并不具备这种前提：厂房、机械设备、资金等一切工业
生产资料都具有可移动性的特质。因此我们在十几年来对国有企业进
行的改革实验中也就不得不无奈地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即国有资产迅
速和巨大的流失。考虑到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应该形成这样一种认
识：夸大并留恋于农改的成功模式，是一种很无聊的事。本着对经济
发展负责的精神、因而也是本着对改革负责的精神，我们需要思想的
解放、再解放，以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政策保
证。
首先，我们应打破对“公有制”的图腾崇拜。“公有制”是什么？它
不过是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方式而已。我们有什么必要把它神圣化
呢？“公有制”的神圣化对我们的经济、国家和民族有什么益处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智、冷静而且现实的分析。汉
朝政府就存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不是说我们国家在那时就已
经是什么“主义”的社会了呢？在20世纪末的今天，如果我们再执着
于类似的问题，不是说明我们有偏执狂，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弱
智！
国际、国内的实践表明，经济的民营化是在政府政策有效调控下保证
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最优模式。因为只有在民营化的前提下，我们
才可以看到最彻底、最有效的市场竞争。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坚
决走民营化的道路。
但是还有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我们的政府有所转变。我们固然应该制定
一些优惠的政策以保证国外资金的引入，但是，像国有企业、外资企
业、民营企业这样一种政策优惠的次序，显然有不能令人理解的地
方。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开办的企业却不能取得最起码的国民待遇呢？
可以让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限制中国人自己发展资本
主义，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逻辑！相信这样一种逻辑存在多方面
的危害性，比如民营经济的发展被抑制、民族自信心受到伤害、国民
向心力减弱等。希望它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应成为解放思想的一个关键部份，因为打破对
“公有制”的图腾崇拜本身无疑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保证。同时我们
也应该看到，由于政治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许多产业的发展受到
抑制。比如报刊出版业，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缺乏读者的报刊在
靠各级党委和行政部门的强制性推销保持可怜的发行量，一方面是广
大读者难以买到足以满足其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信息需求的报
刊。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可悲的现象！(1999.9.28)
〔转载自《民主论坛》1999.11.27 c；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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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一国两制”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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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不喜欢“一国两制”，因为它给我以不平等的感觉！
有人告诉我，香港现在已经回归中国。但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
有太多的不理解。我不理解，同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可以拥有更多
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为什么他们可以不对中央财政承担任何义务？为
什么他们可以没有兵役的约束？
如果保留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必要，为什么不在大陆放弃已经
被50年实践证明走投无路的现行制度？如果大陆现行的制度最优越，
为什么要保留香港的什么资本主义制度？
我不理解的东西不仅仅这些。因为，我看到同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其实
也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的内地人。比如一家香港杂志在它的约稿信中
专门规定，中国内地的作者，每百字稿酬ＸＸ元，而其他的作者──
指港、澳、台及所有海外地区的作者──，每百字稿酬ＸＸＸ元。也
就是说，中国内地作者的稿酬价格远远低于其它地区作者的。我不知
他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内地的人看得那么贱？为什么作为一个民间的机
构也不能持一个平等待人的态度？
当然，如果能够看开些，这些也的确没有什么。因为，“一国两制”
在我们的国土上早已非常普遍，只不过是没有明确提出而已！比如我
们的城市和农村，何尝不是“两制”？我们的小城市、中城市、大城
市又何尝是“一制”？我们曾在几10年的时间里精心呵护一个应被称
为“城市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时至今日，我们仍在精心呵护一些
诸如什么“行业贵族”阶层的利益，比如金融贵族、电信贵族、行政
贵族等。他们与贫穷的农民、失业的工人，又何尝是“一制”？既然
我们有这样的传统，我们又怎能要求人家对你实行“一制”？
我不知我们为什么要制造并维护这样一个“两制”的社会，人为地让
一部份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获得财富的机会，也人为地剥夺
了另一部份人拥有更高社会地位、获得更多财富的机会！我渴望一个
“一制”的社会，并希望它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奋斗目标！
(1999.11.30)
〔转载自《民主论坛》1999.12.16 c；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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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声与媒体自由
──中国的足球与政治（4之1）──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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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风下课！”“徐根宝下课！”“戚务生下课！”“霍顿下
课！”“王俊生下课！”“下课！下课！”──这些激昂的、响遍全
国的声音可以说是中国足球改革6年以来，最响亮、也最有价值的。
如果没有足球，不知道要到哪一年，中国的老百姓们才敢对着这些自
称“国家干部”（原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戚务生语）的大人物们喊出这
种声音。足球给了他们胆略、激情、参与的意识和负责的精神。这一
切可能是足球改革的决策者所没有想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充满地方语言色彩的“下课”声，之所以能传遍全
中国，乃是得益于在足球报导领域存在如《足球报》、《体坛周
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足球之夜》等许许多多自由的足球媒体。
这些媒体在足球报导这一领域，开中国新闻报导自由之先河，为唤醒
沈睡的中国新闻自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
局面，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因为那些足球改革的决策者知道，足球改革需要观众，因为只有有了
观众，足球才会有市场，只有有了市场，足球才可能存在和发展。他
们同样知道，这一切只有在媒体的自由参与下才可能得到保证，因为
球迷可以从电视中看到他们想看却无法到现场去看的比赛、从报纸上
听到却未听到的比赛评论。这样才可以保证球迷们对足球保持一种持
久的热爱。而足球评论则促使那些球迷甚至门外汉们对足球更加狂
热。当然，这种境况可能还要得益于决策者们可能有“足球离政治很
远”的意识，所以足球才可以成为大众发泄的对象，而有关足球的媒
体，也才可以躲开“报禁”的限制而成为中国大陆真正自由的、能抒
发大众感情的媒体。
但是，足球媒体天生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手段。它不仅要转播球赛，
不仅要告诉大众谁是某一场比赛的胜者，它还要把镜头对准比赛中发
生的每一个问题，向大众阐明自己对比赛的看法。同时，它还要就比
赛中的一些问题去质问我们那些足球改革的决策者：请问这怎么解
释？以显示其对足球的关心、爱护，对破坏足球长远发展之行为的谴
责。因为它自己要想生存，就与足球一样，需要观众、需要读者；而
上述一系列手段正是其招徕观众、吸引读者的精华所在。所以，足球
媒体从一开始对足球的介入就有着独立和自由的意味，不会成为官僚
机构的附庸，因而必将成为监督足球改革的主导力量。也许这一点最
为中国的足球改革决策者们所不曾想到，但也是足球改革的决策者们
最无法左右的。
所以，我不会奇怪《足球报》悬赏百万巨奖奖励拒绝行贿的裁判，而
且声明愿意为中国足协进行有关假球案的调查赞助现代调查工具──
测谎器！而《中国青年报》体育记者毕熙东先生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
台的采访时更直指现任中国足协不配领导中国足球的改革。当然，作
为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足球改革的决策者们其实很不愿、也不习惯
面对一个自由的、无所顾忌的媒体。所以，几年来我们在中国足协和
各足球媒体之间看到的多是矛盾和对抗，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辞。如前
年中国足协面对媒体对云南红塔与陜西国力的比赛中存在的问题而进
行的追踪报导甚为恼怒。他们气急败坏地指责媒体是在肆意炒作。但
当中国足协体会到媒体的存在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现实，而且必需在它
的监督下进行各种运作的问题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官僚机构最无可奈
何、也是最积极的一个变化，即在发生了1999年末甲Ａ联赛最后一轮
前卫寰岛队与沈阳海狮队踢出被全场观众激愤的“假球！”声所淹没
的戏剧性比赛后，被迫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的中国足协，竟然主动要
求媒体全程跟随采访，以避免因调查过程的黑箱操作而使民众不接受
其未来形成的调查和处理结果。
〔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1.11 b；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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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的权力与自由的市场难以并存
──中国的足球与政治（4之2）──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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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传媒的独立和自由使大众得以更直接地了解足球改革及足球联赛
的运作，也得以更直接地体会到垄断形成的权力与市场存在不可调和
的矛盾。比如，人们通过媒体了解到足球界的一些人士认为每年海埂
春训的12分钟跑等体测手段是不科学的做法，但由垄断而形成的中国
足协，拒绝接受任何进行完善的建议，表现出十足的保守和非理性。
由于中国足协权力的形成源自于垄断，我们可以惊异地发现，在中国
足协领导下的中国各级国家队均不能实现理想战绩的情况下，足协权
力层的稳定却异乎寻常。他们炒掉了德国人施拉普纳，给作为国家干
部的中国人戚务生重新安排了工作，又把英国人霍顿赶下台。而中国
足协权力层的这些人呢？他们似乎可以不对中国国家队的失败承担任
何责任，虽然他们可能比任何国家的一个足协都更善于干涉国家队主
教练的工作。而理由却都是些“中国队的实力本就是二流水平”、
“英国人的打法不适合中国队”的屁话。当国家队的主教练、各足球
俱乐部的主教练、总经理走马灯似地更换时，中国足协的领导们似乎
缺乏辞职的勇气，更可能是因为垄断权力的获得者没有辞职的习惯。
总之，他们一直涎着脸在那儿赖着，全没有一丝羞愧感！
我们对由垄断而形成权力的中国足协之另一大发现是官员的无能。当
中国足协的副主席南勇先生面对采访镜头和记者的追问结巴出一连串
的“这个、这个、这个，我、我、我”时，我内心实在有一些不忍。
我很想对那些把南勇兄安排在这个位子上的领导说一下：您这不是让
南勇兄受罪吗！更让我们失望的是那些所谓的高素质人才，如去年刚
刚成为中国足协副主席的张吉龙先生。连对中国足协的工作持最严厉
批评态度的《足球之夜》记者张斌先生也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希望
在这位有大学毕业文凭、能讲流利英语的中国足协领导人的协调下，
中国足协在亚足联的地位能有所提高，中国国家队在各种比赛中能摆
脱永远被人算计的困境。但我们失望了。它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
在一个有缺陷的制度环境下，永远不要相信什么贤人政治！
然而在垄断的权力下却并不缺乏希特勒式的专制独裁者。最能体现这
一特征的是新任中国足协职业部主任郎效农。这位先生在面对媒体对
云南红塔与陜西国力一战的质疑时表现出的粗暴专横、蛮不讲理，为
中国足协这个依靠刷断获得权力的机构做了另一个很好的注脚。中国
足协应为此而感到羞耻！
〔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1.12 b；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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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市场主体只能是民间组织
──中国的足球与政治（4之3）──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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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几年的职业联赛和足球评论，我还注意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个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俱乐部都对本身的经营并不是十分地关心。另
一个是武汉一位姓周的老板宣称因为俱乐部经营状况太差、不堪重负
而抛弃职业联赛。
为什么中国大多数的足球俱乐部对自己的经营状况可以持一种漠视的
态度、而周老板却要抛弃职业联赛？我想，这也许是中国职业联赛之
所以存在诸多问题而得不到解决、球员职业素质极差而没有科学的机
制加以改变的另一个原因。
首先就我个人有所了解的来说。我知道周老板是一个资本家。他对武
汉雅琪俱乐部投入的是他个人的资本。俱乐部经营状况不佳，周老板
就赔钱。而且赔的绝对是个人的钱！我想，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也许
找不到一个人愿意拿自己的钱去赔着玩。因为假如如此，他便会成为
一个穷光蛋，便会坠入社会底层。所以，当周老板看到做俱乐部这件
事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甚至根本没有赢利机会的时候，他选择
了退出。
然而，与周老板的做法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许多俱乐部的老板一
直做得很稳、干得很欢。而据了解，这些俱乐部的经营状况比周老板
的雅琪俱乐部并不强，甚至还要更差。那么，是一种什么精神在支撑
着中国的足球俱乐部老板们在从事这项经营事业呢？
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我只能得出如下结论：支撑中国的许多老板们
从事足球事业的，是一种不怕赔钱、却一定要保证面子、政绩等等诸
如此类东西的精神。然而这种精神在“周老板”们来说绝对是不可想
像的，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如果“周老板”赔了钱、成了穷光
蛋，他哪里还来什么面子和政绩呢！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中国那
些“非周老板”们就能够具备一种不怕赔钱、一定要保证面子、政绩
的精神呢？它使我想起中国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理念。它们之间具有
鱼水之情般的契合性。因此，我颇为大胆地猜想：此类俱乐部的后台
恐怕皆为国有企业吧！
请看目前中国的足球俱乐部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多么地相似：中国的
国有企业正在走向必需依赖国外先进设备和国家政策保护才能勉强生
存的地步，而中国的某些甲Ａ、甲Ｂ俱乐部也只有依靠外援才能保
级。国外的先进设备一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便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功
能，而只能发挥部份的潜力。而国外的球员一到了中国的俱乐部，一
流球员便会降为二流球员，二流球员便会降为三流球员。中国的国有
企业的拿手本领是“内战内行”（当然也不是什么真正内行，而是要
靠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卑劣技俩）、外战外行（是真正外行，所以
一提入世就麻爪！）。而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在这一点上比他们有过之
而无不及。中国的国有企业盛行“富了方丈穷了庙”的理念。而中国
的足球俱乐部则将这一理念发挥到了极致！等等、等等，难以胜数！
如果我的猜想不幸而言中的话，我便不得不担心：由于中国的这些老
板们具有这种不怕赔钱的精神，中国足球市场的混乱现象永远不会得
到根本的制约、他们也不会对俱乐部的经营真正关心，所以他们才不
会为俱乐部的什么长远利益考虑呢，比如队伍的梯队建设问题等。因
此，如果这一类的老板不从足球圈中清除出去，如果不把“周老板”
请回来，中国的足球运动永远不会有飞跃的那一天！
〔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1.13 b；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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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足球看中国政治改革
──中国的足球与政治（4之4）──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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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打破了足球方面的新闻封锁，因此，
当局已不能向大众隐瞒许多会令当局尴尬的问题，如中国足球以至中
国球员在世界各地、各种比赛中受到歧视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当
局已很难向中国大众自圆其“祖国十分强大”、“我们遍地是朋友”
之类的谎言。因此人们很自然地可以从类似的现象中引申出“中国已
经成为世界政治孤儿”的结论，从而会对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更普遍的
共识。
其次，中国足球改革的经历告诉我们，言论自由的先行是可行的，也
是必要的。因为言论自由本身无疑是一种十分正当的要求。而当局控
制言论的作法无疑也最没有说服力。但只要实现了言论自由，它就可
以保证我们充分揭露存在着的社会问题，使所有人都必需面对自己所
要承担的责任。所以，只要有了言论自由，民主政治距离我们也就不
远了！
再次，由中国足球可以体会出，中国人并不缺乏社会参与意识。在关
于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有一种很时髦的认识，即认为中国人素质
差、缺乏社会参与意识。然而，当我们面对成都、济南、沈阳、北京
等各地暴满的球场时，我们不应再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面对重庆球
迷对前卫寰岛与沈阳海狮一战“假球”的呐喊、要求前卫寰岛队“滚
出山城”的指责时，我们更不应再有那样的想法。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人并不缺乏社会参与意识，只不过人们的这
种社会参与意识在某些方面一直受到不正常的压抑。最后，中国足球
还告诉我们，有必要在全社会各个领域均形成一种竞争的氛围。只要
不是十分必要，政府或其代言人（如国有企业）就不要介入。否则，
整个社会的变革便会进入一种不协调的状态之中。而如果任由这种不
协调状态存在，则类似中国足球“假球”之类的问题便会从根本上影
响到整个社会的变革进程！(1999.12.29)
〔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1.14 b；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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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台湾海峡核战争的必然性》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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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我们就在《中国自由撰稿人论坛》上读到凌云发表于《军
事世界》上的《台湾海峡核战争的必然性》。这篇文章，描绘出这样
一个未来事件的全过程：在台湾宣布独立后，中国由于不愿失去这一
具有战略地位的地区，又无法使用常规战争手段达成这一目的，就使
用核武器攻击台湾。
首先我要声明，我坚决反对台独。但是我也坚决反对凌云的观点。
凌云以“台独口号震天响”而认为海峡两岸已无和平谈判统一的可
能，实在让人无法同意。他或许忘了，“台独口号震天响”并不代表
台湾的独立，而“两岸统一口号震天响”也不能改变两岸分治的现
实。口号只是一种思想、一种意识，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不是以一
个专制主义者的意识来看这种口号，为什么不可以存在呢？此外，凌
云还应该睁开眼睛看一下这样一段历史：两德曾有几十年真正相互独
立的历史，但他们最终却是和平地走到一起。为什么中国的统一就一
定要选择战争呢？仅就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应该好好地反思。何况还
有什么“核战争”。
凌云认为，之所以不能允许台湾独立，乃因台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地位。这种认识实在很难令人苟同。因为，如果说起战略地位，很多
地方都具有战略地位，而且其重要性也要远高于台湾，如马六甲海峡
的新加坡、波斯湾各国、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埃及、控制巴拿马运河的
巴拿马等等，为什么我们不一一去占领？我的理解是因为台湾是由中
国人──一群不愿接受中国大陆现政权领导的中国人──所拥有，所
以凌云便要使用战争手段去夺取它，甚至不惜使用核武器。而如果是
由日本人或俄国人占领着，那又另当别论吧。不要否认这一点。现摆
着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其中一个就是钓鱼台，而且与台湾离得很
近。所以我从凌云的这一自我辩解中看到的只能是中国人传统的顽症
──窝里横！
凌云对台湾战争必需使用核武器的一个重要藉口是说，使用常规武器
手段不可能解决台湾问题。但我要提醒凌云及支持这一看法的那些人
士，不要忘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使用核武器，是因为要对付万恶
不赦、且负隅顽抗的日本人。在其后如朝鲜战争、海湾战争中，虽也
有战争贩子疯狂叫嚣使用核武器，但一直被理智的人类所拒绝。此
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所有此类战争，均无一例外地是国际战争，
是针对他国人民的战争。而即使如此，核打击也被坚决拒绝。现在我
们居然在讨论国内战争中提出这样一种必然性来，实在不知人性何
在？良知何在？更进一步说，即使我们使用核手段占领了台湾，中华
民族还有何面目作为人类而存在于世界上！！！
凌云更进一步谈到台湾人的仇恨问题，认为台湾人的仇恨根本不足
惧。他们还不是曾被日本人统治了几十年。这种认识实在是十分可
恶！凌云何不干脆这样说出你的计划：如果台湾人抵抗到底，我们可
以给他们几个中子弹，让他们统统灭绝，看他们还怎么抵抗！对此我
要告诉他的是，届时他的中子弹要面对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台湾人民
了，他可能还要面对他的大陆同胞！我为大陆有他这样的人而感到羞
耻！也为因有他这样的人而对两岸的统一表示悲观。
〔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1.26 c；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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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才能产生“新民”
──读曹长青《中国知识份子的百年误区》有感──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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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素质差，不配享受民主”，这是一种很文雅的说法。而流行
的通俗说法则是：“中国老百姓知道什么！”说这种话的人一般都是
上过几年学、能看《人民日报》、读金庸、琼瑶小说的所谓“知识份
子”。他们大多在据他们自己说是“共产党的Ｘ部门”工作、拿着据
他们自己说是“共产党给的”工资、吃着据他们自己说是“共产党给
的”饭。这些人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大致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素质很
高、而别人不行；他自己知道得很多，而别人什么也不懂。
我经常有机会与那些被我们的所谓“知识份子”斥为什么也不懂的、
有文盲之嫌的老百姓们接触──在农村、在城市街头、在远行的公共
汽车上──，他们的认识大都是这样的：这个政府不行了，南方闹大
水，北方闹大旱，当官的只知道敛钱、喝酒、泡小姐，老百姓的日子
越来越难，再不下台，天理不容！我也经常有机会与那些所谓的“知
识份子”们接触，因为在我日常工作与生活周围充斥着这种所谓的
“知识份子”。他们或许是因为读了太多的书、学了太多逻辑对比计
算的方法，所以，在他们的意识中是这样认识问题的：没有人能推翻
共产党的政权！因为共产党能将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民党政权推翻，
所以它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因而也是不可战胜的！
而在不久之前的一天，我的同事们正为报纸上报导的美国因“误诈”
中国大使馆赔偿中国二千万美元、认为由此证明了中国已强大而兴高
采烈时，我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另外一项赔偿吗？不是美国给我们
的赔偿，是我们给美国的赔偿！”我的这群同事顿时义愤填膺：“我
们为什么赔他们？”我平静地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砸碎了人家大使
馆的玻璃！”“那我们赔了他们多少？”“二百九十万美元。”我依
然十分平静地对他们说。但我的这群同事愤怒了：“不就是几块玻璃
吗，怎么要赔这么多？我们所有的报纸上都没说这件事。你这纯粹是
造谣！”
前述“知识份子”的逻辑自然很不值得一驳。但现实的状况是，他们
被以愚民教育为基础、以一面倒的宣传为龙头的社会教化，大都弄成
了这么一种可憎的模样。他们已不习惯进行辩证的思考，进而反对辩
证的思考；而上述我的这一段经历则告诉我们，类似的所谓“知识份
子”已不习惯接受不是来自《人民日报》的信息，甚至不接受自己亲
眼看到的一些现实。更要命的是，他们因为自己拒绝辩证的思考，进
而反对其他人进行辩证的思考；他们因为自己拒绝不是来自《人民日
报》的信息，因而也反对他人接受这些信息，成为当权者100%的帮
凶！
而应该看到的是：正是由于这些所谓“知识份子”的愚蠢，我们有了
一系列愚蠢的学术思想和政策。如认为只要实行股份制或市场经济，
中国国有企业便可以走出危机；全不管政治经济的改革必然是一个不
可分割的体系，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理念与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
不可调和的冲突。再比如鼓噪一时的“国共第三次合作”的两岸政
策，俨然是在告诉台湾人这样一种理念：大陆是共产党的，台湾是国
民党的。制定这种政策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样一个十分重要而
敏感的问题：你或者可以说大陆是共产党的──仅此也只能针对某一
历史阶段──，但你有什么权利说台湾就是国民党的呢？这不是把自
己与所有并不赞成国民党政权的台湾人放在对立面吗？这对两岸统一
岂不是一个十分不利的政策！
但如果依然是根据这些所谓“知识份子”的逻辑，只有他们才是高素
质的一群，也就是所谓的“新民”、或未来“新民”的模式，则这样
的“高素质人群”、这样的“新民”，不是很可悲吗？即使像他们这
样的“新民”比例再高些，中国的希望又何在？然而，我们不得不注
意到这是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所以，要创造我们的“新民”，就
必须让我们的人民能够自由的思考、自由的接受信息，而这一切的前
提只有一个：民主！(2000.1.9)
〔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1.30 c；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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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庭政变与暴力革命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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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起近期《民主论坛》上真正的观点交锋，应该说只有以高寒和
范似栋两先生为中心的、有关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应采取合法斗争方
式、还是应采取暴力革命方式的讨论。从双方辩论的言词可以看出，
这场讨论实质上蓄谋已久，双方的分歧也很难通过这样一场讨论而达
成妥协。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双方辩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其实并未弄得很清
楚。首先是如何认识所谓“外科手术”的问题。高寒指出（或假设
了）当年存在着那么一个可能，即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解决政权
的转移问题。但他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外科手术”是否会局限在一
个很小的范围内、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及如果这种外科手术引起
全身性病变，怎么看待使用同样手段解决全身性病变的问题。我想我
们不会反对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作的区别：即“玄武门之变”与隋
末的战乱不是同样性质的运动。我们习惯上把“玄武门之变”及类似
的运动称之为宫庭政变。严格讲，它不是获得政权的一种合法方式。
但由于它不会引起全社会范围的暴力，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入合法斗争
一类。其次是如何界定暴力革命的问题。我以为暴力革命应是在全社
会范围内开展的一种暴力运动，如发生在各朝代的农民暴力运动。它
代表着对旧秩序的一种彻底否认。
毫无疑问的是，相比于宫庭政变而言，暴力革命具有巨大的破坏力。
因此，暴力革命不应作为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革命者的最优选
择。至于宫庭政变，或可作权宜之计。然而请不要忽略一个十分重要
的问题，即宫庭政变的成功其实需要十分苛刻的条件，即政权的移交
本就存在实现的可能和基础，如李世民之在唐政府中拥有十分崇高的
地位，在官员中，更是具有极高的声望。他的政变，有水到渠成的意
味。所以，在谈论类似的可能时，不要忘了“八王之乱”的史鉴。倘
世事至此，则有画虎不成、反类其犬之憾矣！(1999.12.18)
〔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2.2 b；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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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陈水扁的胜利．更是华人社会的胜利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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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4.12 b；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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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腹诽”罪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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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4.14 a；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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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肇星说开去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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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4.25 a；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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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人拥有平等致富的机会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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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一个传统，就是讨厌“有钱人”。为什么会如此
呢？如何正确对待有钱人呢？──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
“有钱人”──准确地说，一部份“有钱人”──积累财富之手段往
往是凭藉特权、而且是违法犯纪的。人们在财富的积累上没有拥有平
等的机会。
也就是说，几千年来的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保证人人拥有平等致富
之机会的社会环境。对合法获得财富的手段，没有明确界定，也缺乏
规范。而且，从来没有有效保护过个人的合法财产。
由于社会环境不具人人平等致富的机会，富者往往富得没有道理，而
穷人也穷得莫名其妙。缺乏对于合法获得财富之手段的界定与规范，
也让人民和文化没有能力分辨财产取得的是否合法。而没有有效保护
个人的合法财产，也让中国的有钱人更加吝惜自己的财富。所有这些
乃是人们不尊重有钱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们导致了一般人对“有
钱人”的不平衡的心理，从而产生平均主义意识。而这种意识在一定
的历史条件下，便会导致人们对“有钱人”、甚至对财富采取暴力行
动，并从而侵害到“有钱人”和他们的个人财富。这又必然导致底下
两种恶劣后果：
（一）由于人们无法分辨财产取得的是否合法，也不愿进一步设法加
以理解，他们对“有钱人”的侵害，往往不择手段。这就会伤
害到那些凭藉自己的才能和勤劳劳动致富的无辜的“有钱
人”。而这些人本身乃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所以，侵害这类的
“有钱人”，就造成社会财富的灾难性损失。
（二）由于人们侵犯“有钱人”的财富时，往往在掠夺和占有之外，
会夹杂着破坏，甚至践踏了自愿有效配置的原则，所以，侵害
“有钱人”的财富，往往会同时减少了社会的总财富。
所以，当前急需建立一个可以保证人人平等致富机会的社会环境，对
合法获得财富的手段进行界定、规范，严格保护个人的合法财产。
我想，如果上述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我们现实中的“有
钱人”也便不再会有什么个人因特权而拥有大量财富。而对“有钱
人”的认识，也便可以因为有合理规范而得以待之以平常心。这样的
社会环境，是“有钱人”之福，也是全民之福！（2000年4月21日）
〔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4.25 a；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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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两难的中共意识形态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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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5.16 b；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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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不是当前的急务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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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问题困扰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但它在最近50年来，让我
们耗费了太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它是不是当前最要紧的问题
呢？这是很值得考虑的。
我以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统一”本身概念十分模糊。统一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有些人
认为：所谓“统一”，就是把台湾地区的相关权力──国防、外交、
行政、……──拿到自己手里来，或者在我们的同意下，部份保留给
台湾。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藉此来恢复中华民族原有的疆域吗？问题是：
要恢复哪个时期的疆域呢？是汉、唐，还是宋、元、明、清？按道
理，中国指的是汉人的政权，最起码是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平等同处的
国度。因此，元、清两朝的疆域应该不是我们现在要求“统一”的范
围。而且，如果我们拘泥于历史的沿革，我们现在的疆域本身有一大
部份本非属于中国。如果我们恬不知耻地把元、清两个外族对汉民族
实行殖民统治时期的疆域作为我们要求“统一”的目标，则问题更加
严重。元朝蒙古人统治时，中国的疆域十分辽阔。现任的中国领导人
大概不敢想要恢复那一大片土地。所有的中国人恐怕也会觉得没有那
个需要。那么，恢复清朝满人统治时的疆域呢？要实现这一目标，首
先要做的，恐怕应该是向俄国人要回被侵占的地方，而非向台湾作什
么主权要求。理由很简单：被俄国人侵占的地方，人们正承受着外族
的统治；而统治台湾的，却是汉人自己的政权。
当然，坚持追求统一的中共政权可能会说：我们不会放弃对于这些土
地的领土要求；但我们先须安定“内部”（我相信，即使像这样的
话，也只敢在私下说说）。这么一来，中共就陷入它自己所一直痛批
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了。这岂非历史的笑话！
但是，“统一”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天“恶”质的东西。它之所以不
好，是因为中共政权不民主，又想做老大，尽量扩张它的小集团的一
己私利。
我想，如果中共执政的记录不是那么坏，“统一”对两岸人民有可能
是一个美好的计划。人们将因而共同拥有一个更美好的环境，可以更
自由地往来。商品货物交流更加通畅。经济发展更加健康。然而，由
于中共的劣绩，两岸在政治、经济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文化上也有
显着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强求两岸统一，是对台湾人民的不负责
任。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台湾人民也来与我们一起忍受专制社会
的痛苦。它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的不负责任。因为，我们需要台湾的
自由发展，以带动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更糟糕的是：中共政权完
全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考虑民族的整体利益，拒绝放弃已经给国
家带来深重灾难的专政，拒绝开放政治、经济，采取全方位自由竞
争。同时，它又为了维护政权的存在，把“统一”作为转移民众不满
其劣质统治的手段。这就拖累了两岸的政治、经济发展，使两岸骨肉
同胞间产生了不必要的隔膜，使分裂的现状难以弥缝。
大家不妨想想3,000多年前的周朝。那时，我们的祖先建立了众多的
国家。然而，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政治理念。所以，那个时代
所造就的文化，是迄今为止最丰富的成果。它使得华夏民族的扩张力
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我们也不妨回视一下今天的欧洲。如果具有了
相同的、甚或仅仅是相近的文化基础，以及共同的政治理念，即使并
非同一个民族、在历史上从未属同一个国家，还是可以趋向统一的。
所以，“统一”并非急务。中华民族的当前急务在于：发展自己的文
化，滤去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方面，
而增添其相对应的内容。中共政权的当前急务则在于：尽快还政于
民，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不要再把“统一”当做一种政治手段吧！如果因此而使民族内部再起
流血冲突，让更多的领土──比如南沙群岛──落入他人之手，则肇
事者，无疑便是中华民族的罪人！（2000年4月13日于中国某地）
〔转载自《民主论坛》2000.5.16 b；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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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总理，您不应该说这么说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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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很早就想写这篇文章。之所以推迟到现在，实在是因为内心
中对您（朱镕基总理）还是很敬重，一直不忍下笔。记得两年前与几
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神聊的时候，说起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有这样
一个共识：中国必须废除中共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像美国及世
界上许多国家那样设立总统，并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届时，我们都
会投您一票！然而，现在我又必须写下这篇文章。因为，我希望您能
切实履行您作为总理的职责，履行您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责任！
我不知道您怎样理解您自己所说的“我希望人民最起码要把我看做一
个清官”这句话。但是，我想告诉您：这可不是一个总理、一个现代
政府的总理应该说的话！
您是一个总理，是全国所有行政人员的首领。您的责任是要管理好全
国的社会、行政、经济、教育及政府所有其它事务。所以，您首先应
该考虑如何做好这些工作。至于您是不是清官，这个问题不应由您自
己来说，也不应由我们人民大众来说。如果您觉得清官的名声对您很
有必要，那要请我们的司法机构来做评价。只有司法机构才有资格、
有权力来对这样一个问题发表意见。而如果要让司法部门的评价客观
公正、并拥有高度的可信性，让人民真地相信您是一个清官，则您首
先必须让我们的司法独立起来，让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可以对现在作为
总理的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估。否则，谁又能知道他们说的是真、
还是假呢！
您是一个总理，您所代表的是一届政府，所以，老实说，您个人的清
廉与否实在并非最要紧的事情。如果您手下的官员个个都贪赃枉法，
那么您的政府无疑便是一个贪赃枉法的政府。即使您个人真地清廉如
水，您又怎能会有一个清廉的名声呢？
而且，政坛上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清官和赃官之分。政坛上只存
在两种官：一种是尽职尽责的，另一种是未尽职尽责、甚至渎职的。
所以，如果您认为您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您就可以
自我满足，并要求人民也对您原谅的话，那是大错特错了！坦率地
说，由于您在执政策略上的诸多失误──比如金融改革、粮食改革、
国企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您在中国不断制造出一批批新的
既得利益阶层和新的城市贫民。我们怎能因此对您继续尊敬或给您最
起码的原谅呢？况且，在您的“一百口棺材”面前。吏治的腐败已如
决堤的江水，肆无忌惮，可以说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面对这样
一种局面，您也难辞治理不力之咎。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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