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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军国主义：战争作为一种商业模式

byst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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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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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美式军国主义：战争作为一种商业模式 (12 reads) 时间: 2025-10-22 周三, 下午5:10

作者：bystand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美式军国主义：战争作为一种商业模式

笔者与Grok AI就“战争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下文是对话内容的重点摘要。

“战争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现代冲突不仅是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斗争，更是一种高度盈利的产业。它揭示了一个现实——战争及其准备过程，为跨国企业、投资者乃至政府行为体创造了持续的收入流，往往激励冲突的升级、延长甚至反复爆发，而非推动和平解决。

这并非阴谋论，而是一种植根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结构性批判：当破坏与防御变成可交易的商品，和平可能远不如持久紧张有利可图。这一模式的演变轨迹，从经典的“军工复合体”（MIC），到黑水公司（Blackwater）等私营军事承包商（PMC）的崛起，再到如今私募股权（PE）基金重塑防务产业，清晰可见。

军工复合体：盈利性冲突的制度根基

“军工复合体”一词由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告别演说中首次提出，用以描述美国军方、国防承包商与政界人士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联盟——后者从军费开支中直接受益。

其本质正是“战争作为商业模式”的制度化体现：美国年度国防预算现已超过8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等私营企业。这些公司通过游说国会争取合同，以政治献金影响政策，并设计需要持续维护、升级和更换的武器系统。

由此形成一个反馈循环：威胁（无论真实或被夸大）为国防预算提供理由，而预算则保障企业利润。

如何维持战争？二战后，冷战将“永久战争作为商业模式”常态化，代理人冲突与军备竞赛将纳税人的钱源源不断地注入“黑预算”项目和精英利益集团。1991年海湾战争后，随着苏联威胁消失，军工复合体转向“永久战争”，如“全球反恐战争”——其模糊目标（如“国家建设”）使无休止的开支成为可能。有研究估计，9/11后的战争总成本达8万亿美元，其中大量资金通过无竞标合同流入承包商腰包。

艾森豪威尔曾警告这种“不当影响”可能使“错位的权力”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如今，这一现象表现为：每当局势升级（如乌克兰援助），防务巨头股价便应声上涨（如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黑水公司与私营军事承包商的兴起：战场外包

冷战结束后（1990年代起），战争进一步私有化，催生了规模超2000亿美元的全球私营军事承包商（PMC）产业。以黑水公司（1997年由埃里克•普林斯创立，2009年更名为Xe Services，后改名Academi）为代表，这类企业体现了“军事创业精神”：以营利为目的，提供武装安保、后勤甚至作战支援，模糊了士兵与雇佣兵的界限。

商业模式运作机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黑水到2007年已获得超1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合同，为外交人员和车队提供护卫，其承包商日薪高达1200美元，远超美军士兵的100美元。这种外包降低了政治成本（官方伤亡人数减少），却大幅提升了利润——PMC规避军方监管、缴纳更低税负，并在全球招募人员。

2007年尼苏尔广场大屠杀（黑水安保人员射杀17名伊拉克平民）暴露了该模式的弊端：尽管丑闻频发，合同却照常续签，凸显战争的“外部性”（如人权侵犯）对利润而言只是可忽略的成本。

延长战争的激励：PMC依赖不稳定局势生存；黑水的商业模式要求“更多战争”以维持业务，这与军工复合体逻辑相似，但问责更少。到2023年，该行业规模较1990年增长百倍，甚至影响非西方国家（如中国PMC模仿黑水模式，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安保）。

布鲁金斯学会等批评者指出，这削弱了美国的道德权威，将“胜利”从战略目标异化为企业绩效指标。

私募股权入场：华尔街押注无尽冲突

2010年代至2020年代，阿波罗（Apollo）、凯雷（Carlyle）、KKR、塞伯勒斯（Cerberus）等私募股权公司以“惊人速度”收购防务资产，向这个曾由上市公司主导的行业注入数十亿美元。这些收购（如凯雷2022年以36亿美元收购一家军用科技公司）将战争视为高收益投资：政府合同提供稳定现金流，而地缘紧张（如乌克兰、台海）则推动估值上涨20–30%。

运作机制：PE公司利用杠杆（债务）收购表现不佳的企业，削减成本（如研发、监管），再高价转手获利。由于私有化，其财务状况免于公众监督。更令人担忧的是，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Steve Feinberg，塞伯勒斯联合创始人）等人士直接推动将PE“融资模式”引入五角大楼项目，形成“旋转门”：前官员加入董事会，确保交易循环延续。

放大战争商业模式：与军工复合体的上市公司不同，PE的不透明性使其能对“永久战争”进行更激进的押注。专家警告，这可能导致“做假账”式地推动无休止的装备升级，优先考虑投资者回报（如军售分红），而非作战效率。在加沙或乌克兰，这种模式体现为：破坏催生重建合同，使与冲突双方相关的基金同时获利。

更广泛的含义与批判

从国家支持的军工巨头，到黑水式的雇佣枪手，再到PE的隐秘投资组合，战争已从“公共事务”蜕变为“私人生意”。积极面在于资本与创新的注入（如更快的无人机技术），但负面效应更为突出：道德滑坡（如黑水丑闻）、民主赤字（游说压制和平声音），以及升级风险（紧张局势带来的利润阻碍缓和）。

正如一项分析所言，这一系统确保“冲突持续存在”，因为太多人依赖战争获利。改革呼声包括：严格限制游说、强制PE防务交易透明化、将预算转向外交。然而，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暗示的，要拆解这一体系，必须直面权力本身——而当战争如此有利可图时，这谈何容易。

政治影响

从军工复合体（MIC）到黑水公司（Blackwater）等私营军事承包商（PMC），再到如今私募股权（PE）主导防务产业，这一演变轨迹标志着企业权力与国家安全部门的深度融合。

在政治层面，这一趋势将决策权从民主监督转向利润驱动的激励机制，可能削弱国家主权，并放大精英阶层的影响力。2025年，在地缘政治高度紧张（如乌克兰、台海局势）的背景下，私募股权对防务领域的投资激增——年初交易额同比增长25%——这主要受川普政府“美国优先投资政策”推动：该政策一方面限制外国投资以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鼓励国内私募资本流入防务领域。

由此形成一个反馈循环：威胁催生预算，预算推高私募回报，而私募则游说制造更多威胁。关键影响包括：

民主问责的削弱：战争外包给缺乏问责的私营企业，绕过国会与公众辩论。黑水公司在伊拉克几乎不受监管的运作，为如今私募股权不透明收购防务科技公司树立了先例。五角大楼对稀土矿企MP Materials注资4亿美元的股权，标志着政府与私募直接融合的“激进转变”，此类交易甚至可能规避《信息自由法》（FOIA）的审查。

旋转门与政策俘获：前官员如史蒂夫•范伯格（Steve Feinberg，从塞伯勒斯私募基金转任国防部副部长）典型地体现了私募背景人士如何为自身利益塑造政策，使预算偏向“有利可图”而非“战略必要”的项目。川普政府将“国家安全”概念扩展至经济领域，便利私募获取涉密技术，批评者警告这已构成“监管俘获”。

地缘政治升级：利润模式激励冲突长期化；军售带来的稳定现金流随紧张局势上升，迫使政客选择“永久战争”而非外交。欧洲超1000亿欧元的防务承诺与美国2025财年8860亿美元的军费申请，正吸引私募资本，但也可能将盟友卷入以美国为中心的投资网络。

两党极化加剧：尽管被包装为“敏捷创新”，这一趋势却加深了党派分歧：保守派赞扬效率，进步派谴责腐败，导致诸如限制游说等改革难以推进。近期国会针对私募“障碍”（如ESG审查）的调查，凸显了利润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

总体而言，这一轨迹可能将美国转变为“安全化经济体”——防务私募公司对对外政策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正如凯雷集团（Carlyle）对中东交易的影响力所示。

社会影响

从社会角度看，“战争作为商业模式”将成本转嫁给弱势群体，加剧不平等、造成心理创伤，并侵蚀公众信任。军工复合体长期以来通过武器扩散破坏地区稳定，而黑水等PMC则进一步将作战变为“零工经济”——承包商薪酬高达正规士兵的10倍，代价却常由平民承担。

在伊拉克，黑水的行动驱逐社区、引发报复，催生至今未息的暴力循环。私募股权的介入则将这一模式规模化：通过收购与PMC相关的后勤企业（如支持无尽部署的物流公司），将战争造成的人道代价常态化为“经营成本”。

平民伤害与社区破坏：PMC的有罪不罚——如2007年尼苏尔广场大屠杀致17名伊拉克平民死亡——摧毁了当地信任，助长叛乱与反西方情绪。如今，由私募支持的无人机公司在也门或加沙加剧这一问题，算法瞄准机制使附带伤害几乎无需担责。

不平等与劳工剥削：高额PMC薪酬从公共部门吸走技术人才，同时剥削招募对象（常为退伍军人或全球底层劳动者），使其在无福利保障的高危岗位工作。在美国，这加剧城乡鸿沟：私募重新开发闲置军事基地用于豪华地产项目，驱逐原住社区，重演黑水在北卡罗来纳州训练场的争议。

暴力文化常态化：媒体将“承包商英雄”（如电影中的形象）浪漫化，使社会对暴力麻木；全球PMC扩散输出不稳定，加剧移民与援助系统压力。社会共情能力被侵蚀：9/11后战争造成超90万人死亡，而私募股价却在冲突升级时飙升，战争沦为一场“观赏性体育”。

这催生了一个“军事化社会”：年轻人为生计参军，公共话语聚焦“取胜”而非疗愈。

伦理影响

从伦理角度看，这一演变将暴力商品化，挑战正义战争理论与人类尊严。艾森豪威尔曾指出，军工复合体是“情境性不道德”——重硬件轻人性；而PMC则引入道德风险：利润凌驾于交战规则之上。黑水丑闻暴露了这一点：经济激励催生鲁莽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IHL），却几乎无人被起诉。私募股权通过杠杆与不透明性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使军售绕过伦理审查，形成“系统性腐败”。

道德外包与有罪不罚：外包使国家免于追责——例如PMC以“平民”身份规避《日内瓦公约》；而私募的私有属性则掩盖侵权行为，如在冲突地区为削减成本而忽视安全。

战争牟利颠倒伦理：战争的不道德，不过是财报上的一行科目。成功标准变为投资回报率（ROI），而非拯救生命，可能为分红而延长苦难。防务工程师面临道德困境——开发所谓“防御性”技术，实则助长进攻，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共谋。此外，私募跨境交易（如与威权政权合作）使雇佣军合法化，破坏主权与国际人道法。

综上所述，这一路径正导向一种反乌托邦式的聚合：被俘获的政治体制、撕裂的社会结构，以及空心化的伦理制度。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通过透明度立法与撤资运动，将战争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重归公共责任与人类良知的范畴。

从公共福祉到私人勾当

最初作为抵御生存性威胁的集体保障机制，如今已蜕变为一台扭曲优先事项、伦理准则与全球稳定的利润引擎。私有化与外包常被包装为解决官僚臃肿的万能良药，但现实往往既未带来效率，也未惠及公众——反而固化了不平等，放大了道德风险。

近期美国国防部（DoD）更名为“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 DoW），更凸显了这一趋势，成为常态化、永久性冲突的象征性（甚至实质性）预兆。

效率神话：资源与人力的错配

私有化支持者声称，市场机制能精简运营——减少层级、强化激励、提升成效。然而实证证据描绘出更黯淡的图景：外包往往推高成本、割裂协调，并以短期收益牺牲长期韧性。在国防领域，这体现为“成本加成”合同（cost-plus contracts）——超支反而获奖励；以及“旋转门”现象——公共资金源源流入私人腰包，却未带来相应回报。

资源浪费：自2001年以来，黑水公司后继者等私营军事承包商（PMC）已向美国收取2.4万亿美元账单，但审计显示普遍存在漫天要价——例如，伊拉克后勤合同中就有10亿美元属不当支付。私募股权（PE）收购进一步恶化此问题：凯雷等公司让防务子公司背负巨额债务，削减研发投入（据2024年美国政府问责署报告，PE控股单位研发支出下降15%），以提升分红，而纳税人却要为创新缺口买单。

人力错配：外包用零工经济式的承包商取代技术娴熟的公职人员，侵蚀机构知识。据五角大楼数据，2025年国防部对PE资助的后勤公司的依赖，已导致关键岗位人员流动率上升20%；同时，农村军事基地社区因资产被出售用于豪华地产开发（而非创造本地就业）而遭受重创。

这并非效率，而是财富榨取。正如一项分析所讽刺：“它高效地将财富向上转移”，通过将国防视为商品而非公共受托责任，从根本上损害了公共福祉。

瓦解正义战争原则：从道德框架到道德风险

正义战争理论植根于两大支柱：诉诸战争权（jus ad bellum）：合法权威、正当理由、最后手段；战时行为准则（jus in bello）：相称性、区分性（区分战斗员与平民）。该理论为任意暴力设下伦理屏障。但私有化通过将冲突商品化，腐蚀了这一屏障——利润凌驾于相称性之上，问责机制荡然无存。

合法权威：决策权旁落至非民选CEO，主权监督形同虚设。私营军事承包商游走法律灰色地带，KKR等私募机构在乌克兰援助方案中涉嫌引导利益输送。

正当理由与最后手段：利润驱动模糊防御必要性与投机升级，无限期合同倾向延续冲突。塞伯勒斯资本支持的也门无人机行动，在联合国呼吁降级时仍以"低风险"空袭维持收益。

相称性：成本效益分析重财务回报轻人命代价，导致武力滥用。黑水公司在尼苏尔广场事件中发射超出必要14倍的弹药，私募控股AI企业在加沙的算法瞄准误差率高达20%却被淡化为"可接受商业风险"。

区分原则：外包削弱同理心，承包商视平民为外部成本。他们的行动模式每年造成数以百万计平民流离失所，但私募投资者为稳定收益对暴行保持沉默。

伦理上，这彻底颠倒了理论本意：战争只要有利可图，便被视为“正义”，破坏了“国家暴力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富豪阶层”的社会契约。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警告，这催生了一种“雇佣兵伦理”——忠诚对象是账本而非生命，可能为民主机构绝不会批准的干预行动提供正当性。

不祥的更名：“战争部”与全球低强度战争幽灵

名称塑造认知与政策。2025年9月5日，川普总统签署第14123号行政命令，指示国防部采用“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作为其主要运作名称——回归1947年前的旧称。此举被包装为恢复“战士精神”，以“以实力求和平”，并要求各机构在通讯、标识乃至五角大楼官网（现为 war.gov）中使用“DoW”。

这绝非作秀，而是教义转向的暗号。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称，二战后更名与“再无重大胜利”相关，暗示将转向进攻性姿态。包括两党参议员在内的批评者谴责此举是在为“无休止的低强度战争”铺路——例如萨赫勒地区的无人机群袭、南海的网络行动，或叙利亚的代理人升级——在“战争”常态化下，动武门槛不断降低。

据泄露电报显示，自9月以来，“战争部”备忘录已批准特种作战部署增加15%，在全球催生一片由PMC与PE赖以生存的冲突群岛。在私有化生态中，这无异于中头彩：低强度冲突几乎无需国会批准，却带来无尽的维持合同，并为“敏捷”资产（如模块化基地）吸引PE融资。

结果？一个持续的战争世界——有利可图、免于问责、永不枯竭——而“公共福祉”则成为首个牺牲品。

走向重拾：前行之路

“战争作为国家神话”的意识形态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服务于特定利益：它在基础设施崩坏之际，仍为8860亿美元的国防部预算（2025财年）提供正当性；它让民众为旗帜欢呼，而精英却将利润转移海外；它维系着一个“永久战争”经济，让塞伯勒斯等PE秃鹫在尸骸上盛宴。

在我们这个私有化时代——无论“战争部”更名与否——这一神话正加速扩散。全球低强度冲突成为新常态，伦理原则沦为季度财报的脚注。当我们把战争重塑为生意，和平本身便面临被彻底消解的风险。

这一勾当依赖不透明与惯性生存，但裂痕已然显现：2025年参议院就PE利益冲突举行的听证会（由范伯格回避失当事件引发），以及草根撤资运动，提供了突破口。要重申正义战争原则的首要地位，必须推行透明度法规、建立利益冲突防火墙，甚至——或许——发起一场反向更名运动，将部门重新命名为“安全部”（Department of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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