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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历史合力”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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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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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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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下面是我投到老马的《周末文刊》上的一篇文章，或许能帮助我们认识共产党的科学思维与真正的科学思维的区别。
河边：什么是“历史合力”的产物？
《周末文刊》本年度第20期（2016年6月15日）刊登了冯胜平先生的大作《历史是合力的产物》（下称《合力》）。该文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今天不过是昨天的称得上是“合力”的那些东西的产物。这样一来，我就有几个重大问题需要澄清，特此提出来讨论。
《合力》要论证的核心观点是（以冯说的“如果我是习近平”来判断）：习近平应当“圆中国统一梦，党主立宪，做民主之父。”“创一部习近平法典，结束三千年的噩梦，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从此青史留名”。习该如何做才能够创立这一伟业？冯的方子总结起来是两句话：党政军大权独揽；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笔者这样说的根据是冯文介绍的自己的第二封公开信以及《合力》结尾的点睛之笔。
为什么习近平就应当做冯建议的那几件事而不是别的事？冯在他提出的建议前面有分析，说，（1）为了实现“保红色江山”这一乌托邦把自己变成独夫民贼算不上理想；（2）习三年以来的反腐把自己搞成官场公敌不是为了整人过权力瘾；（3）习不会愚蠢到要建立红色帝国当独裁者。如此一来，只有冯建议的道路是理所当然之道。
接下来的一段，冯文分析了习的作为，肯定了他的作为，但说，习提出的“党媒姓党”引发了政治危机，而这一危机反映了“中国陷阱”，因为包括习在内的所有人都陷在里面了。而这个陷阱的成因乃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荒唐的逻辑：“说党媒姓人民是强奸民意；说党媒姓党是专制”，即无论怎么说，都会是朝野一方的陷阱。我以为冯文这话是给自己设了一个陷阱。事实是，人们之所以说党媒姓人民是强奸民意，原因在于党媒实际上姓党，但长期将它说成姓人民，所以是强奸民意，需要改革，成为真正的人民媒体才名实相符。因此，今天再说“党媒要姓党”就是反改革，是不对的。这个逻辑难道不清楚，何以竟然是个“中国陷阱”？
再下面一段，冯文说，“假以时日习一定会走上宪政道路，因为他别无选择”。而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民主，是没有底线。什么叫底线？底线就是规矩。几千年来，我们崇尚的是阴谋诡计，相信的是成王败寇，看不起规矩。”经《合力》这一说，它前面的逻辑总算弄明白了：由聪明的习总党政军大权独揽来建立规矩，不过最後“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双方都活”？），中国的事情就成功了----统一、立宪、民主，三大伟业成就，习留一部法典，成为现代中国之父，青史留名。可是这话在我看来又是一厢情愿。中国自古以来难道没有规矩？问题在于只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的规矩，不仅如此，这几个人还不守自己定的规矩，这才是没有宪政。所谓“立宪”，不就是要立一部法律，人人皆在它的管辖之下？中国早就立了宪，问题还是如旧日那样有少数人不遵守这宪法，还肆意篡改，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不说毛时代以及後来的各种滥权枉法，就说习的反腐，中共的自己所设的监察机关就可以抓人关押，定罪後再交法院判决，即便反了腐败，难道不是藐视并违反了宪政原则？
可是上面这些问题在冯文里都不是问题，《合力》另有自己的分析，说，习之所以不会干或不想干冯文认定他一定不会做的事，是因为“历史是合力的产物”。说到底，中国现有的合力使得习只能是“假以时日一定会走上宪政道路，因为他别无选择”。明明是宪法就在那里，习并不按宪法办事走宪政之路，如何又会没有选择非得走宪政之路？冯文例举了历史上的种种“历史的合力”，以此为根据来断定中国现在的合力也会“假以时日习一定会走上宪政道路，因为他别无选择”。当然，冯文这番话“假以时日”一定对，因为“假以时日”是个空头约定，一天到一万年都说不定。
可是，这“历史的合力”之说却是早已破产过千万次的陈旧的“科学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恩选集第四卷》有恩格斯的名言：“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加重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的确，回顾历史，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合力在那里起作用，于是有了我们的今天。可问题是，第一，我们如何可以肯定我们的今天果然就是我们看到的那几条合力的结果？第二，就算今天是那几条合力的结果，我们又如何能够肯定明天会是由同样那几条合力所决定？如果合力变了，结果又会如何？这就如同要解释今天为何下雨，我们可以从过去几天里找到可以解释今天下雨的原因，可是我们又如何预见明年的今天是否会下雨？
科学决定论的荒唐在于它把人类社会这样的超级复杂系统等同于物理系统来分析，结果得出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理想，用它来指导人类的未来生活，结果引发了人类的大灾难。马克思当年那样说还情有可原，毕竟他与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前12年，大家当时都还不知道人类的历史是无数各种无法预料的事件加上大自然的相互作用的演化结果，并不存在一个“社会发展规律”在指导各种合力的选择与最终相互作用的必然方向。何况，恩格斯晚年至少还知道“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以他如果有足够的怀疑精神的话，是该收回他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说的。而我们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之後的今天还来用“历史合力”论来通过“平行四边形作图”（引之《合力》）测算和决定中国人的未来，在下读起来真有点掉到马恩的泥潭里出不来了的感觉。
所以，冯文的分析就在“历史合力论”的指引下陷入了一厢情愿。例如，冯文认为习近平若是为了乌托邦理想而把自己变成独夫民贼就算不上理想。可是，如果习通过分析得出“伟大的民族复兴就是历史的合力的必然结果，是共产党人的理想”，所以要通过集党政军大权来为实现这一“中国梦”的话，岂不是一样的理所当然？与独夫民贼何干？
再例如，冯文说，“集权和专制是两个概念。集权是负责，专制是任性。只要不想混日子，任何行政长官都要集权。”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任性”？我们所批判的集权是那种只要集权，没有制约的集权。美国总统很集权，但是与中国国家主席的集权是两码事，这事难道有疑问？中国的官员通过集权而贪腐的例子太多了，难不成都是为了“负责”而不是缺失了监督才发生的？集权了但没有监督和制约，时间久了总免不了要为任性所害。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再说统一问题，这是冯文认为习要办好的第一件事。如今大家都知道，台湾的主流民意并不愿意现在与大陆统一。在“历史合力论”下，台湾民众的意愿算不算“合力”之一？如果不算，理由何在？如果算上，又该算它几分力，向着哪个方向？习该如何根据台湾民众的意愿使用他的集一身之大权？中国还面临有南海的争端，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等难题。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力图转型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帝国，这是一个事实，是当年两蒋在台湾所没有的难题。两蒋在台湾的统治虽然也是专治，但远不是毛治下的政教合一体制。因此，我们要问，台湾的民主化与大陆的民主化可比吗？大陆面对的统一问题是共产党的内部斗争问题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还是另一类问题？又该如何在“合力图”上画出来，朝着哪个方向走才对？对于中国以至世界的未来重要吗？
最後再说《合力》提出的习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党主立宪。这也是一个让人不解的说法。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後发生过的立宪、修宪等等至少不下三五次了吧？有哪一次不是“党主”？冯文的“党主立宪”或许说得是另一种“党主”还是忘了眼前的事实？《合力》还批评“中国自由派”只知道民主二字再不晓得其他，相信普世价值到了迷信的程度。的确，民主未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灵药。问题在于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我以为民主是为法治所设，说得是法治下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归属授受问题。所以，在法治不彰人民权利不受保障的社会，民主只会成为假民主，甚至造就更多的腐败。而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认识虽有缺失，但要求民主的人们并不反对法治。我们应当分清这中间的区别，不是简单地批判人家“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以共产党的方式支持假宪政”而不知觉。
我以为，中国是一个古老守旧的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尽管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文化里面仍然缺乏认识现代性所必需的思想方法。恰如冯文所说，“毛泽东之後，国人再无信仰，除了金钱和权力，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这个局面正是中国人抛弃政教合一体制，建立法治社会的机会。所谓“宪政”，其核心内容就是宪法之下人人平等。中共领袖如果真能够理解什么是宪政，那就要利用现在的机会逐步建立法治，搞清楚如何在全社会推行依法治国，而不是要建立新的信仰并在它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政教合一。这一切依赖于中共领袖转变思想方法，建立现代科学思维，放弃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或是再回头建立传统信仰。要让信仰---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儒家信仰、各种宗教信仰等---成为不受国家干预的个人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把国家的治理建立在法治而不是依赖信仰的“政教合一”的基础上，制定明确的计划来不断增加人民对于守法的理解和对于权力的监督，以及对于政府依法治理社会的信心。宪政的前提不是什么玄乎乎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而是统治者带头尊重法律，依法办事；被统治者相信法律，有了难解的问题循法律途径解决。这是一个漫长的建立一种法治文化的过程，尤其是对于一个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有着深厚的“外儒内法”传统、统治者不守法，民众不信法的巨型转型社会。毕竟中国与现代社会实现紧密联系的时间比起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经历还很短，要让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成为社会的主要思维方式来理解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着这种求真唯实精神一点一点地进步，中国的问题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在解决具体的问题时分析哪些是相关的因素是科学的方法；而以为分析了几个这样的因素就可以决定中国的进步的合力有哪些、朝着那个方向，这样的事中国人干过多次，每一次的结局都是付出惨痛代价後离理想更远一点。
【马悲鸣】：按冯胜平的期望，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最绝的是土耳其的凯末尔。他不但用瑞士法典为蓝本订立土耳其法典，而且自拆自己的执政党为两党以营竞选之势（上期副刊河边先生曾在《中国文化圈的疯狂》中提到凯末尔的改革）。还有一个是法国的拿破仑。这位所向披靡的军事奇才所到之处，强力推行《拿破仑法典》。但凯末尔是在德国受的教育。拿破仑在命令手下制定《拿破仑法典》时，经常随口背出相关的《古罗马法》。凯末尔和拿破仑都是自己打出天下的开国之君，权势熏天，底下人无法望其项背，不得不服。中国能干出此事的只有毛泽东。文革开始时，我还以为他在效法凯末尔和拿破仑呢。谁知他完全朝相反的方向搞成了个人崇拜。其後邓小平也有此势，但也没干。知识分子还闹学潮跟他捣蛋。再其後的继任者权势越来越弱。今上虽然比前一任的权势又多了点，但其知识结构和仕途经历都在老三届眼里看着呢：知有《水浒传》，不知有罗宾汉；学毛邓江胡易，学凯末尔、拿破仑难。其实伊朗搞成了教主立宪，也挺不错的。只要立宪，根据宪法行政，有君主立宪和教主立宪，党主立宪也不一定干不成，只是难在非其人也。能在一个政治环境系统中浮现出来，坐上头把交椅，必定是在此政治环境中如鱼得水，最适应此系统者，为什么非要反自己熟悉之道而行之呢？斯大林神学院出身，仿童子军建少年先锋队，仿基督教青年会建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且有苏维埃法典；也没像毛泽东似的，废法废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中国政改之难，难于上青天。
【河边】：老马,还应当说明白的是，我并不完全同意你在後面加上的评论里的观点。主要的理由是我不认为诸如土耳其等国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可比，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别太大。或者说，民众对于改革的认同或反对的出发点在中国有其独特之处，在我看来是思维方法的不同，所以才有今天的局面。其次，现在的世界形势也与拿破仑时代完全不同了，过去可用的方法现在未必管用。我的很多认识与三年前相比都有相当大的改变，主要是对于国人的认知特点的认识和过去比改变了很多。我最近写的《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等中间关于人的思维特点与生活方式选择的关系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还有的就是对于现代性下的社会的开放性演进的认识，这些构成我现在的基本思想。不过对于科学决定论的批判倒是和过去一样，并没有改变。你是编辑，我尊重你的评论，只是希望你知道我的想法。谢了！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河边于2016-9-06 周二, 下午10:52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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