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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的选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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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的选择（一） -- 芦笛 - (4863 Byte) 2006-3-10 周五, 上午10:48 (1680 reads)

勇敢的心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7/04/16
文章: 1831

经验值: 65720

标题: 史可法的选择（一）（原文内容为空，从网上搜寻后补贴） (143 reads) 时间: 2014-12-09 周二, 上午4:25

作者：勇敢的心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作者：芦笛

中文网络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让你知道世人的各种奇特兴趣。几年前初识刘先生，便非常惊讶地发现，此公似乎至今还沉浸在明朝的亡国之痛中不能自拔，立志要雪汉族一直没能雪的“靖康耻”。前些天又看见某大儒居然以振兴宋明理学的摩登圣人（“圣之时者”）自命，大写什么“去人欲，存天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然一如既往地没打开看，却也因这种话竟然出自那酒色之徒而咄咄称奇。

不过，愚以为明朝倒确实值得学者们细细研究，那是一个最充分不过地表明了中华文明由烂熟而腐朽直至穷途末路的时代。明朝不但是中国最烂的皇朝，而且再突出不过地表明了儒家“道德宇宙观”在实践中的“走向反面”。

孔孟之道在宋代，便已开始肉麻化过程。大儒们抄袭剽窃进口来的佛家哲学，推出了程朱理学。这玩意颇有点后世林副统帅的风格，便是说过头话，越左越革命，越极端越正确。他们不但把体现人类主观价值的道德伦理当成了“天理”（也就是“宇宙运行规律”），而且把儒家本来就很严格的道德要求，推到了彻底违反人性的极端地步，竟然提出“去人欲，存天理”的口号，昏聩到不知“人欲即天理”，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却把它当成是与“天理”水火不相容的原罪，因而把极少数坚忍卓绝的志士毕生努力都难以做到的事，当成全民的行为规范。这结果，便是把全国造成了伪君子之邦，士大夫一面卑鄙下作，一面以道德气节相标榜，言和行发生了彻底的背离。

南宋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大儒们强调气节操守，似乎也有其补偏救弊的苦心。但这种宣传过了头，到了人力不能及之时，就只会流于演戏，成了知识分子们作戏的台词。明朝出现的“清流”就是这种道德误国的戏子。或许只有在宋明理学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明朝那几个最突出、最滑稽的“走向反面”的特征：

一、朱元璋制定的祖宗家法乃是中国历史上最苛酷、最残忍的律令，他给官吏的薪俸低到不足以养家的地步，并竟然以“剥皮实草”惩罚贪官污吏（把贪官的人皮剥下来，填以稻草制成永久性标本，挂在他曾任职的衙门大堂上，让继任官员日日瞻仰，藉以儆戒他们，吓阻贪污受贿犯罪行为），但明朝的吏治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烂的。

二、朱元璋因其痞子出身的自卑情结，把皇帝权威提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地步，大臣“面圣”奏事时必须始终跪着就是从他兴起来的，将野蛮肉刑引入金銮殿（“廷杖”，在皇帝面前把大臣裤子脱了用板子打屁股）似乎也是他的发明，但只有在明朝，才会出现臣子以上疏抨击辱骂皇帝为时尚的咄咄怪事。明神宗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被臣子公开放肆辱骂人次最多、为时最长的皇帝。

三、士大夫以“操守”相标榜，却出了数量最大的最无耻的趋炎附势的小人。太监魏忠贤弄权时，竟然有大批读书人趋之若骛，拜在那阉竖门下作干儿子、孙子、重孙子，将其尊为“九千九百岁”，在全国各地为他建生祠（连袁崇焕都这么干过），甚至上疏请将此目不识丁的阉竖配享孔庙。

四、士大夫奢谈“去人欲存天理”，私生活却极度腐败糜烂。有明一代乃是色情文学最繁荣的时代，各种春宫、淫器、春药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在民间流传，《金瓶梅》就是那个糜烂到极点的社会的忠实写真。

五、士大夫以“气节”自励，然而在闯贼攻陷北京时，近３千名文武百官竟然只有２０余人死节，其余争相归降大顺朝。类似地，为满人或运筹帷幄、或冲锋陷阵去夺取大明天下的杰出文官武将，基本都是投降过去的汉人。这些人在明朝毫无能为，一旦投降过去后便如虎添翼，平空长出了无数本事，洪承畴、吴三桂等人莫不如此。

满人攻入中原后，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汉族，都从未作过像样的抵抗。“清流”领袖钱谦益竟然率南京文武百官出城迎接清军入城。就连史可法守扬州，也是消极等死，毫无积极抵抗愿望。只是在剃发令下后，才在本已平定的江南引起个别地方骚乱。南明朝廷的专业就是脚底揩油，逃之夭夭，真正和清军打过几仗的，竟然是毫未受过理学熏陶的造反派头子：张献忠部将李定国。

六、朱元璋最怕的就是身拥重兵的武将篡位夺权，为此处心积虑，想了一系列办法防患未然，例如将军队的管理和指挥分开，战时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挂帅出征，并以太监作政委监军。但到南明皇朝成立后，朝廷却完全捏在军阀手里，跟汉献帝也没什么区别。

南明亡国，乃是汉族历史上最见不得人的一章。有人常以中国在抗战中的窝囊表现为惭，他们不知道，比起南明来，中国人是极大的进步了，据历史记载，但凡遇到清兵，哪怕只有一个也罢，“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还是，所谓“清军”，其实多是投降过去的伪军。满清入侵中原时，其在籍官兵总数也就十多万人，入关后只和李自成打过仗，征服华北大部分地区以及江南全靠投降过去的汉人武装。法国传教士柏晋在《康熙传》中说：“事实上，鞑靼人在征服（明朝）帝国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清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

换言之，大明的天下不是大清征服的，乃是汉人集体跪送给大清的，人家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多尔衮说什么“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部分，大清天下乃是从崇祯、吴三桂、洪承畴、李自成、张献忠直到南明一系列小朝廷的清流们和浊流们、忠臣和奸臣们联合起来跪献给辫子兵的。有史以来取天下有如此之易，未之见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愚以为，明朝那入骨的烂当然是基本原因，这其间，为士大夫信奉的理学不能辞其咎。早在清朝便有人（戴名世）指出了这一点，痛责那些清流戏子们：

“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这话说得何等痛切！这位老先生说：南明立国只有一年，就以朝廷党争作为收场结局。东林党人和复社那些“清流”们的专业，便是以风格气节相标榜，但知唱道德高调，毫无具体治国的实际才干，热衷的是以叫卖自己的正直来沽名钓誉，最终激成了大祸，导致亡国。

这毛病其实一直没断根，清流们至今尚在网上“好名沽直”，但凡是民主人士的文字，无不是“议论高而事功疏”，只知唱道德高调，没本事解决现实问题；反过来，左派在遇到台湾或对美关系问题时，也必然要卖弄“民族大义”。

记得明神宗被臣子辱骂时懒得理睬，说那些人不过是“讪上卖直”（通过讪谤上司来卖弄自己的正直），越去理睬，便越成全了他们沽名钓誉的心愿。我看这“卖直”二字正是今日清流们的特点。“正直”竟然成了一种换取个人名利的商品，可谓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可惜至今似乎没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伟大发明的严重后果。最近在网上看了点有关明朝覆亡的文字，有见识的似乎不多。前段曾转了网人碧血汗青先生所作的《告诉你真实的史可法》来，就似乎很有点代表性。

那是篇翻案文章。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颇有点类似袁伟时教授的考证文字。这倒不是说作者的观念与袁类似，而是两者都是拨乱反正，剥去后人蓄意涂上去的油彩，还原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来。

不过，现在的某些虚假乃是后世人为了政治需要篡改历史伪造出来的假神道，而虚假的史可法的产生机制完全不同，乃是后人用引入的洋鬼子的价值观念强奸古人。

有趣的是，作者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个关键问题，反倒连他本人也在使用这种价值观翻案，使用传统清流的手法，用今日的价值观，对传统忠臣作了粗暴的道德批判，可见这道德宇宙观乃是《西游记》上的“乾坤一气袋”，把中国知识分子一股脑儿装了进去，足足装了两千多年，至今尚无多少人知道该跳出这袋子去，而且还有人在那儿“舞袋卖直”。

那文章的结论是最后一段话：

“史可法是南明的忠臣，但是不能算大明的忠臣，因为他开肇了承
认大清是国家的头，违背了天启、崇祯两朝一直坚守的大原则。史
可法是英雄，但是不能算民族英雄，因为他从没有尝试过一次，去
收复满清手里的失地，反而一味退让，甚至于弃地送给满清。史可
法是死于和满清战斗中的义士，但是不是抗清义士，因为他除了在
清军攻击扬州的战斗中被动应战外，没有主动去抗击过一次满清的
入侵。”

基本论据是：

一、满清和大明相比，实力极度悬殊。

兵力：满清初入关时，八旗部队只有１３万人（这其实是高估了，最近一篇国内学者的论文说，常驻关内的才有５、６万人，其余都出关休整去了），加上吴三桂投降过去的宁远部队，顶多也就２０万人，而汉族武装包括官军和农民军在内有百万之众。

统治地域：满清入关之初，只占据了京畿和山西陕西一部，因为兵力极度不足，不敢旁骛。华北大部分地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等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于权力真空中，南明朝廷要光复不费吹灰之力。即使不收复，南明也统治了整个富庶的南中国。

经济：我记得范文澜曾在《中国通史》中说，发轫于西北黄土地的华夏文明重心，随着时代变迁，从西北向东南逐渐移动，朝廷对东南的经济依赖与时俱进，这话一点都不错。古都的迁徙方向就是按从西北到东南的对角线进行，说明朝廷越来越依靠东南富庶地区的养活。到了明朝，整个北方都得靠南方养活，生命线就是大运河（明成祖逆历史潮流而动，迁都北京，人为地为朝政制造困难，最终导致崇祯吊死，如今已有学者指出这个问题）。该文作者看到了这一点，指出“只要南方一掐漕运，北方的衣食问题马上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

民心向背：尽管朝廷文武纷纷投降闯贼，但在满清入关后却因民族隔阂，士绅集团拒绝归顺，大批南迁。山东河北两省的士绅集团更主动举起明朝旗号，自动光复了一共四十三个州县。

从以上实力对比可知，满清灭了大明，本来毫无客观可能性。

二、满清开头并无征服全中国的野心。许多将领只想按传统战略，大抢一通后撤回关外。最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多尔衮虽然否决了此议，决定定都北京，但仍然抱着机会主义的态度，曾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并公开发布文革承认南明朝廷的正统地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因为兵力缺乏，清廷也未能派兵经略山东、河南、河北等真空地区。

三、史可法怯懦避战。

根据以上两条可知，无论是从客观情势和主观意愿来看，满清入关之初都不能也不想征服全中国。然而作为南明弘光王朝的“首席军政长官”史可法却长期消极无为，只想偏安江南一隅，毫无规复中原的勇气和决心，在山东河北人民举起义旗并盼“王师”如望岁之际，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竟然不敢派兵去接收华北大片领土，致使满清赢得了各个击破的喘息时间。

四、史可法的“联虏（清）剿逆（闯）”的战略方针违反了民族大义，开了后世“攘内安外”、“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滥觞，在实际上毫无可行性，乃是一厢情愿。

五、史可法在回答多尔衮的信件中，卑躬屈膝，更违反了明朝一直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犯了重大政治错误。

根据这些论据，作者于是便得出了上面说的那些结论，好在他最后还是勉强承认史可法是个英雄，并未把他打成汉奸卖国贼。

（后接史可法的选择（二））

作者：勇敢的心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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