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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孙经先：“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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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孙经先：“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 -- 布朗运动 - (2655 Byte) 2013-9-08 周日, 上午2:44 (739 reads)

沧浪之水

加入时间: 2005/03/01
文章: 2435

经验值: 69049

标题: 孙经先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220 reads) 时间: 2013-9-08 周日, 上午4:40

作者：沧浪之水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孙经先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作者:彭劲秀
　　从共识网上读了孙经先的《“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一文（以下简称“孙文”），觉得此文闪烁其词，歪曲历史事实，不能令人信服。本文仅对若干常识性的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孙文”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最近30年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孙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和意见说成是“重大谣言”，那么，他是用什么确凿的的事实和新奇的发现反驳这个“重大谣言”的呢？

　　在亮出反驳的根据和认定的结论之前，孙经先说：“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笔者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得到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人所共知，任何正确的结论都是在全面、客观、认真地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凡是首先定下结论，然后为了证实自己的结论正确而专门挖空心思、牵强附会去搜罗依据的做法都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常识。然而，孙经先却首先认定“饿死三千万”的说法是“荒谬”的，“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于是“主题先行”，带着这个“框框”去搜罗依据。从程序上说，这样做违反常理，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孙经先为了显示自己的“创见”得来不易，还说自己是“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结果。孙先生不是早在“系统研究”之前就认定了“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是“荒谬”的结论，然后“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才去“研究”的吗？既然结论老早就定了，有什么必要再耗费“整整三年的时间”？未免言过其实了吧？

　　孙经先否定三年大饥荒饿死人，他的第一个“基本结论”是“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言下之意是说，当时农村没有饿死人，或曰饿死人很少，那些所谓饿死的人，都是为了“工业发展的需要”“迁移”到市镇去了！

　　凡是过来人都知道，当时的政策对农村人口的控制是非常严格、严厉、严密的，说是“画地为牢”也不为过，不存在什么“大迁移”。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大迁移”的话，那也是农民为了活命，在围追堵截中背乡离井到外面谋求生路，找口饭吃，仅此而已。这些人，当时被称为“盲流”，我的家乡叫“流窜”，这些父老兄弟像做贼一样，与犯罪分子差不多，抓着就遣返回原籍，斗你两场是轻的，通常是一人外出，全家断粮。这样严酷的管制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农民才得到彻底解放。我可以举个实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淮北一个县委机关工作，在登门访问皇店公社小楼大队养鸭专业户徐家亮时，他们夫妇俩向我叙述养鸭的曲折经历。老徐说：“我养了几十年鸭子，舍不得丢手。‘割尾巴’那年，我想养又不敢养，后来偷偷摸摸养了103只，被‘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知道了。他们拿我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靶子，要割我的‘尾巴’，勒令我立即把鸭子全部宰掉。难道养鸭子也犯法吗？我老是想不通。家里养不成，就到外地养！我把鸭子赶到泗县草沟孩子姥姥家放养。谁知上面又给当地发信，要当地干部立即通知我，再不回来，把鸭子处理掉，后果自负！孩子跑来对我说：‘自你走后，全家的口粮都给断了……’。我无路可走，只得把正在下蛋的鸭群全部处理了。”老徐说到这里，把脸转向一边，再也说不下去了。他老伴两眼湿润，插话说：“那时见天能收九十多个蛋，硬是不让养，我又疼又气，不知哭了多少场！”

　　这说明，那时候农民被禁锢在家里，哪里都不能去，否则，从政治上，说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不满；从经济上，掐断你全家的口粮，岂不只有饿死？有人不了解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把农民想象的那么自由、自在，这是非常可悲的。

　　至于什么“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问题，我不敢说当时拥有城市、农村双户籍的人一例都没有，但是坚信这样的双户籍者绝对是极少数。学者研究学问，探讨问题，切忌以偏概全。

　　孙经先的第二个“基本结论”是，“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孙先生单单强调1959年以前存在“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目的旨在告诉人们，1959年之前，死亡人数被严重“漏报”，所以，用1959年以前死亡人数推算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是错误的。笔者认为，孙先生的这个说法属于主观臆断，缺乏证据支撑，因而不足为信。

　　再之，孙先生只说1959年之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为什么对1959年之后即大饥荒期间的“死亡漏报现象”只字不提呢？根据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我可以告诉孙先生，大饥荒期间的死亡漏报现象不知要比过去严重多少倍，为什么呢？原因有二：一、饿死人数多了，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仕途发展，因而不准如实上报；二、那时候饥饿，家里饿死了人瞒着不说，可以冒领几天死者那点可怜的食物！悲夫！

　　孙经先的的“第三个基本结论”是，“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孙先生认定的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是从哪里来的？是否符合历史真相？1964年进行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注销“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依据何在？

　　孙经先的的第四个“基本结论”是，“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孙在第一个“基本结论”中说“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时“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在后来“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中，又漏报户籍1482万人“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就奇了，上千万人的人口迁出、迁入都不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吗？这样的弥天大谎，即使三岁的顽童也是不会相信的。信口雌黄，竟至于此！

　　孙经先还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营养性死亡”。他说他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那么，什么是“营养性死亡”呢？孙说“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根据孙经先的“估算”，三年大饥荒期间，我国“‘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其中“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是多少？孙先生苦苦地“系统研究”了“整整三年”，为什么不给公众一个准确的数字！

　　请问孙先生，浮肿病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据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尹曙生《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一文披露，”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安徽一个省就发生1289例人吃人案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是这些人精米细面、鸡鸭鱼蛋吃腻了，偏想尝尝人尸的美味？

　　孙经先还说：“在研究中，我们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孙先生长期当教授，太不了解社会现实了。笔者曾兼任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具体主持县志编纂工作，深知地方史志的撰写、编纂、审阅和出版过程。对三年大饥荒饿死人问题，地方官员大多都是回避和掩饰的，地方史志的定稿和出版必须经过地方官员审阅同意后才准“放行”。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很难入志。据安徽省颍上县公安局原局长王冠群在《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一文中披露，“当时我查阅1960年文书档案的统计资料中，遇到了一份当时的‘特殊案件’登记表，这又引起了我对这段困难历史的痛苦回忆。我感到我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办理这些错案的执行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把颍上这段公安工作历史教训写清楚，载入史册；否则，我们的后代还不知道当年的‘特殊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我把本文初稿写成之后，未正式入编之前，请示了县党史、地方志、上级公安史办的负责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类内容（当时叫‘非正常死亡’）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敏感性问题，上级有规定暂时不能编入史志’。我只能带着遗憾把文稿收藏起来。”

　　试想，地方上没有把这类史实收入县志中，你孙教授翻阅、研究、查证再多的县志，除了给你以误导以外，什么用处也没有。孙却认为“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迂腐到如此程度，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孙经先喜欢说“结论”，一篇短文就下了四个“结论”。我也学着用一下。读了“孙文”，我的结论是：孙先生苦心孤诣研究“整整三年”的结论主观臆断，牵强附会，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孙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今天上午8时许，我看了一下共识网上网友对“孙文”的评价，“孙文”上网不到24小时，评价总数896票，否定、不赞成的为868票，占96.87%，而肯定、赞成的为28票，仅占3.13%。这多少也是民意评判和人心向背的一种反映吧。

　　孙经先在文章最后谈到文风问题，这当然很好。但是，孙先生并没有身体力行。他写文章很霸道，除了上来就判定别人的说法是“重大谣言”之外，还说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研究是“所谓研究”，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研究不是研究，只有他的研究才是研究。“孙文“中一些重要的数据，也大多是“估计”、“估算”出来的。这难道是“严谨的学风”吗？

　　真正的学者研究学问，探讨问题，切忌“主题先行”，切忌首先认定“结论”，再去为证实自己结论的正确搜罗“理由”，这样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纯理论的学问，如“哥德巴赫猜想”，数学家关起门来研究也许可以，但是研究社会问题，特别是研究三年大饥荒饿死人问题，如不沉到农村进行长期、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这样是不可能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正确结论的。

作者：沧浪之水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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