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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18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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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18大   
所跟贴 [zt]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18大 -- 诚灵 - (33201 Byte) 2012-9-07 周五, 上午11:16 (624 reads)
诚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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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18大(2) (362 reads)      时间: 2012-9-07 周五, 上午11:43
作者：诚灵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模式的一个重要机理，就是全面的累退税率，越是经济增长快的地区，实际税率越低。这种实际的累退税，对内地发展极为不利，因为内地很难在招商引资方面与沿海竞争，从而无法为农民就近创造就业机会，迫使大量农民离乡背井打工。另一方面，则不允许农民转化为市民和当地正式居民，迫使他们用极低的工资来补偿农业收入之不足。这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高度剥夺性的国家奴工制。表面上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就业，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无法改变奴工身份，都要向国家交很重的劳动税。


这样一种格局，是我当年提出沿海乡镇企业对外开放时无法想像的，也是我并不乐见的。如果赵紫阳继续当权，我一定会建议一种更平衡，也更人性化的发展模式。我相信，赵紫阳也更愿意看到一种比较平衡的发展模式，因为从当年和赵的对话中可以看到，他也不可能想到会形成这样一种农村劳动力大流动却没有家园的格局。但对于朱镕基以及六四之后的当权精英而言，亿万农民颠沛流离不是一个问题，只要他们能够为国家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


历史就是这样，人性之恶和贪婪往往比人性之善和理智能够产生更大的动力推动文明的演进。六四之后的中共党天下，已经完全背弃了这个政权自称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底层大众的尊严和利益，尤其是中共再次背弃了支持自己打江山的农民。江泽民和朱镕基与中共打江山那一代领导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不存在对农民的感激或歉疚之情。江泽民和朱镕基甚至与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也不同，他们没有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农村相当隔膜，与农民不能沟通。因此，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也不在意自己的决策给农民和农村带来的苦难。


在赵紫阳奠定的分权改革基础上，朱镕基的税改不仅以扭曲的方式解决了农民就业，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他的税改还完成了另外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就是实现了中央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整合。地方官僚集团发现，只要他们愿意和中央官僚集团分享利益和财富，中央官僚集团并不在意他们如何来盘剥本地和外地民众。正是在税改之后，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空前有利的政治环境。


并非所有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愿意以牺牲本地人民长远利益来发展经济，也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昧着良心升官发财。但在江朱时代，中央为地方官员指出的激励导向让地方官员明白，那种扩大地方自治，发展民主自治的正义冲动是会给自己的仕途带来灾难的，而牺牲地方和人民长远利益来和中央官僚分赃则是地方官员最佳的个人选择。


朱镕基为党天下的总理职位，有没有留下任何积极的遗产呢？朱镕基留下的最积极的遗产是加入世贸组织。虽然江泽民对这个决策的政治决心是最重要的，但朱镕基功不可没。江朱坚决贯彻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方针，并非偶然。两人最为共同之处，就是对西方文明发自内心地向往，可以说有点崇洋媚外。这和他们青年时代的教育深受西方影响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江泽民朱镕基执政时期虽然有很多弊政，但这个历史性的功绩也给他们的人生增光不少。当然，江朱的各种内政弊端，也给国际资本伤害中国带来了机会。


朱镕基作为总理还留下一份积极遗产，就是重视发挥专业官僚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金融和财税系统中的作用。这当然是出于加强中央金融和财税集权的偏好和政治动机，但朱镕基促进了中国金融和财税系统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对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朱镕基凭借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与中共的“政工”官僚构成一种张力，以此支持总理的权力。这是党天下国家机器一个进步。但其负面后果，则是使专制的国家相对非自治的社会更加强大。


后邓小平时代党天下的总理难题——胡温时代


江朱时代，中共党天下开始全面转向权贵资本主义，形成了党天下的权贵利益与广大民众利益，尤其是与农民利益日益对立之势。这一发展，必然给党天下的安定带来威胁。因此，许多人曾经希望，在红旗下长大的胡温，会实行新政来扭转这个趋势。但这个期待完全落空了。胡温事实上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在胡温治下，中国的权贵利益发生了连他们自己也梦想不到的膨胀，从而把党天下置于空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


胡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历史选择？温家宝扮演总理角色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温在深化党天下合法性危机中的作用折射了中共党天下的总理难题有了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知道，邓小平直到1997年才去世。邓虽然助长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要邓还活着，他不容挑战的威信还有可能对中共的大政方针产生一种无法替代的影响力。有些他看不下去的事情，他还可能去扭转。尤其是如果他发现自己选的接班人胡锦涛完全没有执政能力，他有可能采取断然措施。但胡锦涛非常幸运，他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无能直到邓去世，使自己成为中共最高领袖无法被挑战的合法继承人。胡锦涛的幸运是邓小平的不幸，是中国的不幸，也是温家宝的不幸。


温家宝是邓去世后中共选择的第一任总理。这一选择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了强人领袖的中共权贵集团知道总理是个硬角色，不是任何人都能干的，必须选一个才能相当全面的人。首先是要有口才，不能像李鹏那样，让全国人民和世界一下子就失去信心。同时，总理人选还必须具有超人的精力和行政能力，能处理大量信息，汲取大量新知识。温家宝符合这些条件。但是，温家宝显然并不具备总理人选所应具备的另外一些重要条件。首先是比较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农业和农村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知识和经验。那缺乏这些经验知识的温家宝为什么能够成功入选呢？


我的解读是，中共高层为了政治和利益的平衡，不得不牺牲这些担任总理所需的重要资质。这本身就反映了中共党天下治理能力的退化。从江朱开始，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选择，已经沦落为完全的暗室交易。为了维持中共党天下领导集团的狭隘利益，就不得不牺牲最高领导成员的能力和资质要求。到了胡温这一届，这种趋势越演越烈。从利益平衡的角度看温家宝被选为总理，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就是中共高层寡头利益格局的形成，寡头不希望有一个政治上强势的总理威胁他们的利益均衡。温家宝没有太大的政治背景，满足了这个条件。


在这样的情势下，“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温家宝，落得一个“生于末世运偏消”的结局是不难理解的。在政治上，他既无法挑战胡锦涛的权威和政治路线，也无法挑战其他中共寡头的权力和利益，至少在上台之初是这样，而胡锦涛偏偏又是中共得天下以来，最无能、最平庸，且名义上集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这个温家宝根本无法挑战的基本格局，为温家宝的总理之位设置了一个以他一人之力打不破的牢笼。


胡温两人的政治弱势和无能，不仅与他们个人的品格和能力有关，更与他们被选拔的政治环境之演变有关。在江朱之前，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都从职业革命者中产生。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的过程，因此，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盟友。江朱已完全不同，他们本来都不是搞政治的，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子，也有正常交往的能力。胡温则发生了进一步的退化。他们都是中共党天下扭曲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孕育的畸形儿。


胡温的社会人格和知识结构，基本是在中共党天下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形成的。这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社会自主性和政治自由，同时又充满政治迫害危险的生存环境。两人的家庭都属政治弱势阶层，因此，为了适应这个表面上高度政治化、实际上政治风险四伏的“新社会”，他们从家庭和社会获得的生存本能就是“假积极”。这就要求他们学会自欺欺人，不用自己的语言思考，也不用自己的语言去交往。胡温在这方面高度一致，堪称一绝。即便与同代人相比，他们自欺欺人的道行之深，少有人能出其右。


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位从同代人中脱颖而出呢？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和历史逻辑。政治学者赵汀阳指出，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虽然在统治上是成功的，但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帝制中国的政治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种反政治的政治，铸就了多数官僚“反天下、绝上下通”的政治人格，使中国政治经常性地缺乏活力。而胡温就是这种传统官僚人格在党天下复活的绝妙样本。这种人如果放在一个官僚机构内任职，也无大妨，而且会做一些好事，但放在国家领导人的大位上，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国之大难了。


那邓小平为什么要选胡锦涛这样的人接班呢？胡锦涛的同代人中，比他政治能力强的不是大有人在吗？毛泽东的文革，极大地激发了胡锦涛同代人的政治冲动，在同代人中，不乏有人在文革中展露自己的政治才华，也不乏有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更善于学习，更勇于开拓。问题就在于，经历了文革灾难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不仅忘却了自己年轻时的政治激情，而且对一切形态的公共政治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和恐惧。他们回到了家天下统治者的心理，只关心统治，反对一切积极的政治生活。正是中共统治者在文革后向家天下传统的这种回归，给了胡温这种人巨大的机会，并把一切具有公共政治热情的人排斥在领导层之外。


这种“反政治，重统治，反天下，绝上下通”的选拔理念不仅适用于中央，更普适全国，从而完全窒息了中共党内外的政治空间，形成了一种史上未见、从上到下由奴才治国的格局。在总书记与总理之间，在总理与百官之间，在统治者与民众之间，都难以形成政治活力。掌握了巨大公共权力的中共，完全由一批失去公共精神的领导人主宰。而此时中国的国力和国运，积百年志士仁人流血牺牲之奋斗，正好到了破茧而出的时候。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百年政治发展的一大悲剧。


相比于胡锦涛，温家宝还是有一点能力，更重要的是，温有一点胡锦涛所没有的天下关怀，也有胡所没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这显然与他致力民间办学的父亲之精神传承有关。温家宝建功立业的最大希望，是历史能够提供一些机遇，让无能的胡锦涛和其他贪得无厌的中共寡头不得不让他一展才智。而蒸蒸日上的国力和日益复杂的国务，确实也为温家宝提供了历史性的舞台和表演机会。但温家宝既无自己打拚出来的政治基础，也无心怀天下的知己之交，只能凭个人有限的知识和才智，上演一出末世良臣独木支撑党天下的悲喜剧。


朱镕基，特别是温家宝所面对的舆论环境，是中共党天下媒体最为开放的时代。温的成败得失，世人已有许多精当之议，在此无需赘述。本文仅根据一些不大为公众所知的背景材料，对温家宝与其他几位红色总理的执政风格和历史机遇，作一点对比分析。


在直接关系中共党天下安危的三农问题上，温家宝比朱镕基有了明显长进。这并非偶然，除了温比朱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更加关注之外，温比朱也更善于学习。早在温任总理之前，他就意识到自己缺乏对三农问题的知识。他知道杜润生手下的人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最了解，因此，他顶着一定的政治压力，多次把因六四而受到惩处的前发展所所长陈锡文招到身边巡视地方，一边调查三农问题，一边向陈锡文讨教。这样，温就对改革以来农村政策的演变以及三农问题的政策要点，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刻的了解。由此，我们看到了温比朱的高明之处。


胡温上台时，农民工问题已相当尖锐。农民工不仅被雇主和地方政府深度盘剥，且人身权利也无保障。地方政府出于本地治安需要，随意拘押遣返外地农民工。一些执法机构，甚至借此勒索农民工。从北京到广东，存在大量任意侵犯农民工人身权利的恶性事件。2003年孙志刚在拘押中被打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一个极端事件。一批法律界的知识分子利用这个事件，要求废除允许地方政府随意拘押外来人员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温家宝迅速响应了这个呼吁，一举废除了恶法，明显改善了农民工的人身权利。


温的这一进步之举，影响深远。首先是赢得了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的好感，增加了人们对胡温新政的希望。其次，改善了知识分子和民间维权运动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在高层政治方面，温因此巩固了自己的相权地位，增加了自己与胡锦涛以及与其它常委权力博弈的筹码。从现在看来，胡锦涛其实也从中受益很大。我们现在知道，胡对于进步知识分子深怀恐惧和敌意，如果不是温家宝而换了一个与胡的政治理念相同的总理，事情就可能很不一样。沿着胡的思路，中共政权与进步力量的对抗以及与底层社会的矛盾会更早尖锐化，从而使中国经济失去不少机会，也会使胡更早遭遇政治危机。


胡锦涛代表的中共高层的反动而愚昧的势力，当然不会无限容忍温家宝的这类进步之举。这就意味着，如果温家宝的经济政策失败，尤其是温家宝的经济政策不能满足权贵的利益，温家宝就很难保住自己的相位。而温家宝对此也非常清楚。因此，温家宝的经济政策，向权贵利益高度倾斜。他的人性化面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一种有效而精致的掩护。我相信，对此温家宝内心不会没有挣扎，但更多的是自欺。作为一个缺乏独立权力基础的总理，身处贪婪、狡诈而又不学无术的群狼之中，温家宝很容易安慰自己：换了别人做总理，对这个国家和人民只会更加不利，而这种自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因此，温家宝掌控经济的思路其实很简单，就是尽量刺激增长，尽快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在此前提下，不要让底层民众，尤其不让农民绝望，不逼百姓造反。打动人心的话要说够，政治语汇要与时俱进，但口惠不能实至，改革不能动真格，不能像赵紫阳、戈尔巴乔夫那样做蠢事。温家宝还精明地意识到，必须保住总理对经济决策权的垄断，让别人无法插手，难以接手。为此，他刻苦学习，也尽量不挡别人的财路，让大家都发财。


温家宝这一套保护自己相权的策略非常成功，原因有几个。第一是胡锦涛无能，其他常委寡头无知和自私，因此，在能力，尤其是在专业知识上，温有难以挑战的优势。胡锦涛对此很无奈，他私下找经济专家讨教，但发现水太深，自己把握不了。第二，温确实精明刻苦，自制力强，又善于辞令，在高层一对一的人格交锋中，常占上风，再加上温在民众中的形象优势，令其他中共寡头对他心生畏惧。第三，温家宝敢赌，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敢赌，敢走险棋。这样一来，只要他赌中了，或不出太大失误，别人就很难挑战他了。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温家宝要保住自己的权位，不仅自己要冒很大风险，而且要让中国经济冒很大风险。但温家宝非常幸运，他遇到了中国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个机遇与冷战之后的世界大格局有关，与胡赵、江朱坚定贯彻邓小平对外开放的国策，推动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有关，同时，也与911这个偶然事件刺激美国犯下大错有关。


朱镕基的税改，不仅事实上导致极不公平的累退税，而且让中央财政收入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递增，这样的财税政策，对扩大就业和经济内需具有极其强大的抑制作用，但赵紫阳的沿海开放大战略，为中国经济开辟了空前的外需来源，因而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对冲朱税改的紧缩效应。问题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长久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如此庞大的经济，长期靠外需推动，必致全球经济失衡，招致反弹。但由于美国在911之后陷入两场耗资巨大的战争，加上美国政治制度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出了大问题，为中国延长外需推动的经济增长，带来一个长得不可思议的机会。


这是因为美国既要增加飞机导弹，又不能削减国内福利，只好大量举债，举债不够，就大量印票子。而格林斯潘告诉美国政客们，没问题，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能够让一切都得到平衡。于是，美国精英的自欺与中国精英的自欺叠加在一起，美国资本的贪婪和中国权贵的贪婪叠加在一起，造出了一个美中连体的经济怪胎。格林斯潘的误判，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以远低于本国资本收益率的价格，以空前的规模购买美国国债，从而人为压低了美国的基础利率，也压低了全球的融资成本。这完全不是什么正常的市场调节，而是两国政治需要的结果。


美国向中国大事举债，绝非阴谋，而是自伤国本的大错。美国的大错，为中国以廉价农民工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不仅带来源源不断的外需，而且掏空了美国的实体经济，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技术。中国农民的生命和血汗，创造了历史奇迹，为中国恢复经济大国的地位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给中国崛起带来机会。温家宝抓住了这个机会，功不可没。但有一得必有一失。温家宝之失，在于他拖延了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政策的改革，把整个中国推向大革命的边缘。这其中的机理，后文再作解释。


当然不能把这个历史性的过失完全归咎于温家宝一人，事实上，温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改革的机会，但整个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状态无助温抓住改革机会。大家都忙着发财，而且，虽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对每况愈下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感到忧虑和怨愤，但他们的思考和智慧则不足。


还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的繁荣以及温家宝的亲民形象，并没有能使他完全免予政治风险。事实上，朱镕基曾经发起一次倒温之变。此变虽然胎死腹中，但此事证明了温家宝处境之险恶。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期求他能推动实质性改革，并不现实。


不过，温在政治上的弱点，与他自己也有关系。温的家人之贪，为许多人所知。但如何理解这个事实，并不简单。首先，这反映了温的双重人格。而在专制体制下，当权精英无人不是双重人格。但温家涉贪之事还可做更深解读。第一，此事折射了整个精英阶层的精神状态。除了人性之贪婪，六四之后中国当权精英大贪特贪，还出于对变天的恐惧。一位人士告诉我，六四之后邓质方曾亲口对他说，“以前还真没有想到要搞钱，现在不搞不行了”。在这种人人皆贪的情势下，温该如何办？我相信他不会没有和家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很可能发生龃龉。温的家人反驳温最有力的逻辑就是，“不让我们发财也未必能保住你的官位”。以温家宝之精明，他当然明白这是真的，而且他还明白，不阻家人去贪，只要把握得当，反可能增加自己的安全，因为这样会减少对其他权贵的威胁。朱镕基似乎不懂这个道理，他私下大肆攻击温纵容家人贪婪，却无视自己的公子和温公子只有五十步之遥。


温家宝十年总理的遗产，总体上负面的多，正面的少，但也留下一些光辉的时刻。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汶川地震救灾。温在应对这场巨大天灾的作为，不能全用“演技”来解读，而是显现了他人性的一面。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成功地调动了整个民族被压抑的善心，调动了中国社会被专制压抑的自救和自助潜能。更有深远意义的是，四川灾后重建，创新了中国地方之间对口支援机制，把地方之间的竞争，引入了大规模援助灾区和欠发达地区，为创新中国地方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温家宝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以中共领导人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中共党天下的危机发出了警告，对执迷不悟的胡锦涛和其他中共寡头，温宣示了与之决裂的态度。他应该知道，他想撇清自己是徒劳的，且有大言惑众之嫌。但毫无疑问的是，温对空喊话的政治游戏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中共党天下的危机，已临近生死存亡之际。


中共18大与党天下的总理难题


在中共党天下生死存亡关头，总理难题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个难题有没有解？如果说没有救党天下之解，那本届总理的难题是否也无解？什么样的总理选任机制可能让新总理建功立业？什么样的执政思路能救中国，也可能为中共的政治重生创造机会？


这些问题，无疑有许多人在思考，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问题基本没有意义。因为中共的罪孽太深重了。中国不推翻中共的党天下，一切进步都谈不上。而笔者认为，后一种立场虽然可以理解，但对中国的进步却是有害的。


的确，中共的罪孽实在太深重了，单从道义的角度而论，党天下多存在一天都不应该。中共至少有这样几大历史罪孽。第一，中共打江山杀戮无数，牺牲无数，虽然责任并不全在中共一方，但没有经得起深究的历史理由能为这样巨大的生命代价辩护，这种代价既非必须，也非必然。第二，中共建政后，又杀戮无数，且造成几千万人死于饥荒，这一惨剧责任全在中共。第三，中共执政摧毁了中国文明无数珍贵的文化传统和遗产，使中国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中共执政还造成巨大的、难以修复的环境灾难。第四，中共给中国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带来无数苦难，这些苦难也非必须和必然，更严重的是，中共以纠错为名的改革开放，竟给权贵制造了无限自肥的机会，完全背离了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也背弃了中共自己打天下时的历史承诺。


问题是，我们是否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现在除了推翻中共党天下中国别无选择呢？这是一个令当今许多中国人深感困惑的问题。我和许多人一样，坚信中共党天下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历史的不公正必将被纠正。但我也相信，以中共当年推倒重来的态度来对待党天下，并非理性选择。


在我看来，中共最大的罪孽，就是使中国完全丧失了社会的自主性，丧失了自治的能力，从而窒息了这个民族的生机。这个罪孽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使中国难以清算中共以前的罪恶，实现历史的公正，而且注定还要制造更多的不公正，滋生更多罪孽，给无数人带来新的苦难。当然，这些不公正、罪孽以及苦难累积的一个逻辑结果，就是爆发大革命，来一次代价高昂的总清算。由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这次大革命的代价可能不像前一次那样大，而且，中国人也不至于在革命的废墟上，重新给自己再套上专制的桎梏。但基于同样理由，也就是技术和知识的进步，一个完全丧失自主性和自治能力的社会可能存在相当长，也就是中国有可能长期处在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溃败状态。大革命和社会长期溃败两种可能并不排斥，中国有可能在长期的社会溃败之后，发生一次破坏性极大的革命。如果是这样，中国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而这是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去避免的前景。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中共党天下的当权者有可能给中国重建社会自主性，重建社会自治以机会吗？我以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有这样几个。第一，中共建立了最高权力有限任期制。正如我们从江朱和胡温两届执政过程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制度安排的激励逻辑，就是中共领导人会把难题留给下一届，但他们也有动力解决任期内一些急迫的重大问题。江朱不搞政治改革，也不搞社会改革，但他们做出了加入世贸的历史性决定。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当时国企改革搞不下去，农民就业问题难解，如不扩大外需，经济持续增长就不可能。轮到胡温，也选择不搞困难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他们在三农问题上有所进步，取消了农业税，增加了对农村的财政支出，也改善了对农民工待遇，否则就会出大乱子。现在，轮到习李，如果他们不搞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任期内就有爆发革命的可能。但你不可能指望，这一届领导会清算中共的历史罪恶。第二个理由，这一届领导人对中国爆发革命的危机感空前强烈，更重要的是，第三，这届中共领导人成长的时代和知识背景与胡温有很大不同，从而增加了改革的可能性。


这一届中共领导人和胡温一样，都不是他们同代人中最优秀的。但这一届中共领导人比上届领导人有远为丰富的底层经历，也获得了比他们更系统的高等人文教育。这些是许多人都已经看到的。但还有一点没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的社交范围，是胡温不能比的。胡温不仅在文革中没有农村插队的重要经历，而且他们的社会交往也十分有限。尤其重要的是，胡温除了工作关系，没有自主的政治性交往。这是他们能够被遴选为中共高官绝对重要的条件。对此胡温自己也非常清楚，因此，在向上爬的过程中，胡温不仅尽量避免交往，且切断了许多旧交以避嫌。这种奴才和内臣的处世之道，极大地保护了胡温，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信息和知识质量，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和眼界。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共在胡温一届陷入治理危机之必然。这种情况，连帝制时代也不如。从培养最高权力接班人的角度，胡温成长的信息和知识环境，远不如北朝鲜和利比亚这样独裁的专制国家。


这种情况和胡温的平民出身也有很大关系。毛时代的平民子弟，信息和知识环境远比不上高干子弟。高干子弟能看到大量内部书籍，更不用说能知道大量内部消息，能更大胆地交往和沟通。但是，毛时代成长的平民子弟中并非没有知识更丰富，交往更广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的活跃分子，他们的知识和眼界非胡温所能比。但中共元老把这样的平民子弟视为威胁。这不仅反映了毛之后中共精英越来越自觉地为私而非为公的蜕化，更反映了中共元老的短视和狭隘，反映了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对国家不负责任。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老邓是怎么看上胡锦涛的。邓如果真想了解胡锦涛，他应该不难发现，胡根本没有治理这样一个复杂大国所需要的学识和沟通能力。更可怕的是，胡为了保住自己皇储之位，反而更不敢读书交往。有消息说，胡干脆不读任何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思考什么问题的书。这是一种多么可怕和可悲的状况。这当然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胡赵被罢免后，中共高层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恶化到了何种地步。


在这个意义上，即将执政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比胡温要幸运许多。虽然他们也必须谨言慎行，但互联网技术整个改变了中国所有人生活的信息和知识环境，同时，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交往自由也比胡温要大许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高干子弟进入最高领导层。他们一向有交往自由的特权，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他们很难不让别人也比较自由地交往。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笔者得知，李克强（王岐山？）去年读了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震惊，也十分兴奋，因为这件事传递了许多重要信息。首先，这说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仅知道治国该读什么书，而且敢读这些书，甚至不怕别人知道他们在读这些书。这是一个飞跃，说明元老一代离去后，中共领导人的素养正在走出低谷。其实胡锦涛并不是不知道需要搞社会改革，但他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因此，指责胡锦涛不作为也有点不厚道，因为你不能指责一个无能的人不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胡犯了和赵同样的错误，就是接下了自己本不该接的位子。


李克强读大革命这本书还说明，虽然新一届领导人比胡温更有治国能力，但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是比胡温严峻得多的挑战，在他们的任期内，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现实可能。胡锦涛刚性维稳的结果，是把一个空前爆炸性的局面交给了习李。如果说一年以前许多精英对中国爆发革命的现实可能性还存有怀疑，在阿拉伯之春之后，这种怀疑已不复存在。相反，对革命的恐惧和忧虑开始在中国精英中流行。我们已经从民间精英中看到了这种迹象。韩寒年底前发表的三篇博文，萧翰对社会革命概念的批判以及六四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周舵的长文对“民粹民主”的批判，都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大革命幽灵的影子。而李克强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表明这个幽灵也正在中南海里徘徊。


笔者在得知李克强读这本书之后，才知有此书，而且在法国文化部的赞助下，此书早在1992年就出了中译本。不过此书现在只能在网上购得，且身价数倍，莫非是因为李克强读此书的消息不胫而走？


我读托克维尔解读法国大革命的缘由，果然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同时也深感自己学疏识浅。若非得知李克强读此书，竟不知其存在。读这本相见恨晚的不朽之作让我受益匪浅，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为什么真有爆发大革命的可能，同时也更加明确了中国的自救之道。一边感受托克维尔令人信服的洞见之逻辑力量，我也不禁产生一种忧虑，读托克维尔的书会不会把中共的当权精英吓坏了？


此书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法国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导致法国大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尽管法国的历史和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但此书的读者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临近革命的法国与当今的中国有太多相似之处。这说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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