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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旁观者昏：“对方励之一些批评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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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旁观者昏：“对方励之一些批评的看法”   
豆腐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882

经验值: 70769
文章标题: 旁观者昏：“对方励之一些批评的看法” (730 reads)      时间: 2012-4-17 周二, 上午11:30
作者：豆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方老师已经作古，头七都过了，有些话题才好再说。

一个具有那样顽强生命力的好人转眼之间就离开世界，让人感慨万千。

对于方励之的批评，如果是直接来自共产党，例如环球时报，或者是党性极其顽固的人，例如YOKE，或者是像马悲鸣，曾节明，金复新这几个心理极其阴暗的人，辩也白辩。反过来说也对，这些家伙们说也白说，并不能影响心态正常的老百姓对方励之的肯定。

不过，有些批评可以讨论，并不是无理搅三分。其中大多集中在方励之在中共杀人后，走进大使馆。别的地方，还真找不到什么地方好说老方个不是。这件事的具体过程如何已经不重要了。事实是：他们夫妇自己走进去的，不是海军陆战队员从家里把他们接走然后在保护之下进入大使馆的。多年来对方励之的批评经常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你作为领袖之一，不应该这样走。

特别是一些参加过六四的学生，不大能接受这个结局。眼看着自己的朋友，同学，倒在争取自由民主的路上，这里面老方的启蒙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可如今他们面对杀人凶手倒下了，老方却走进了大使馆，。。。。。。

我当年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虽然我没有参加六四，对老方极为敬重。我同样觉得老方这样做欠妥，仍然尊敬他，但欠妥终归还是欠妥。只是很多年以后，对世界的感悟才有了变化，才渐渐地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看法上的时间差。

我仔细回忆当听到老方走进大使馆的第一印象，那是六四之后没多几天的事。凭良心说，对出逃一事，我一点儿埋怨也没有，我周围的人也没有。当时除了愤怒，就是恐惧。无数的流言/谣言在传播，没有一个预示共产党得手后的克制。依我，美国大使馆如果能允许申请叛国，都他爹的叛国！狗日的政府找不着干活儿的喂饭，饿死这帮狗娘养的才好呢。当时对众多的六四学生领袖或其他名人到美国或欧洲来，大家都很高兴。这么迅速就能来到西方，如果没有早一些做好准备是不容易的，但那又有什么错？这一群领袖里面，实际上真正找上去坐牢的，我听说过的只有韩东方一个，他远远不是最著名的一个。

但总有人没有逃出来，被抓进去，被虐待，判刑坐监，这些人大多表现都很不错。舆论其实是在这个时候才慢慢地开始改变的。这时先来后到的之间开始有了口角，这个问题才显得突出了。

今天来看看六四这个过程，有多少人在运动之初对其抱有极其乐观的看法？我相信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我知道海外不少人，都极其兴奋非常乐观。尤其是当民众把军车挡住之后，乐观的情绪反而高涨许多。再看看六四之后，又有多少人心理恐慌？想来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你咬牙切齿赌咒发誓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共产党重新控制了局面，他们要疯狂报复了。

当我们以为我们看透了共产党的狡猾奸诈的时候，经常会对它的残忍凶狠估计不足，这正是六四以前发生的，其时共党正在扎实地准备实施它的残忍，而广场上正在狂欢。当我们对共产党的凶狠残忍眼见为实的时候，就容易放弃对任何一种机会的争取，干脆潜水了，以为在共产党那里没有一种代价是可以承受的，既然它看上去杀红眼了。当我们再一次看到共产党消停一点，放了几个人到西方来的时候，我们的胆子也随即大了，开始埋怨人们不够勇敢了，。。。我们的记性不好。

很多人是看到了后来并没有什么人被处决时才开始对躲避灾难心生不满的，但此一时非彼那时，心境和资讯已经完全不同了。倘若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遍(老天不要因为这样说惩罚我，我就是说个道理)，我想人们的心境还会是一样的。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不一定。吃过堑的后来就不玩了，来的都是没有吃过堑的。就是那些经历几番生死的人也很难有个稳定的把握。

二，方励之在六四前是比较乐观的，但他并不是领袖。而领袖们大多乐观。

89年初，他写信给老邓，要求释放魏京生，其本意是希望知识界能够有所动作，大家向政府施加压力，和以后的大规模的群众街头运动，并没什么关系。再往前，他更为乐观。他曾经认为青年人应该在业务上首先使自己强大起来，然后积极加入共产党，从共产党里面来影响这个党的改变进程。这就乐观得有点天大地大了。我知道老方的这段讲演录音的时候，是1986年。谁知言犹在耳，他就被开除出党了。我也不知道他以后怎么想这个问题。但他看来还是乐观的，因此有了89年初的这封信。

几乎所有的六四领袖在共党杀人之前，都曾在一定的时间段里乐观过的。今天最深沉的人，当年也都乐观过的。

假如他们都预见到后来的惨烈，他们绝对会做另外一套选择。而共产党是制造这个惨烈剧本的元凶，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们不仅不在乎杀人，他们要的就是杀人来重新立威，杀人是它几十天里精心设计过的。这就和县太爷断案，知道那个争抢孩子凶狠的妇人绝对不是孩子的亲妈是一个道理。亲妈哪儿去了？亲妈没招只好放弃跑了嘛！即便是后来有机会在法庭上表现勇敢的，也还是在逃亡途中被抓的，和在家里坚持不走是不一样的。话说回来，逃亡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只需你还能回忆起六四之后不久的红色恐怖。

开始过于乐观的人才会在后来表现出恐慌，此乃人之常情。因为他们对事物的发展的“底”没有预料，却希望能一举突破“顶”，后来当那个比“底”还要低得多的状况在一个晚上就跑出来，不恐慌是不正常的。只有手握所有资源的共产党不恐慌。

另外，说方励之是领袖也很牵强。除了那年初的一封信以外，他在六四期间的言论有什么呢？从他对科大86年学潮的态度看来，他不一定支持街头运动，起码是不提倡的。如果他六四期间到了广场，最多是劝大家都停止绝食抗争，于具体的所谓斗争策略，我看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也绝对不会有人听。无非赚两句胆小，叶公好龙的说法被学生哄回家了事。他如果还要那样去领着学生的袖子走，谁会跟他走？因此他这个领袖的头衔戴得极其离奇：起事和他宣传的思想有关，但和他个人活动与主张无关；都希望他也帮着拿个主意，但这个主意却不会有人听。86年底他做副校长的时候，学校爱戴他的学生都不听他的话，到了89年，有多少人会听他的？所以他选择不再去影响广场上热情的学生，他说是不让共党有更多的镇压借口，但我想他知道自己左右政治运动的能力，如果不是零的话，最多也就是个EPSILON。

三，革命/烈士文化对历史人物评论的影响。

我们从小就听惯了太多的大义凛然从容就义的故事，这不全是共产党的努力，只是由于共产党在自己的烈士头上加上各种的谣言变得更加壮丽罢了。这种烈士文化渊源流长，谈不上什么错，其他国家/民族也都有自己的烈士。但是这个国度以后无数个苦难却平凡到不被历史特别记载的日子和这些烈士的数目有什么关系，要到一个人不再迷恋英雄的时候才能认识到，要到人能成熟到对那个离开的英雄在内心里喊一声：“撤退吧，你已经竭尽全力了，你还是我的英雄”的时候才能体会到。

无数革命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先烈，在我们前面“英勇”地牺牲了，使我们有了无数面鉴定今人的镜子。今天的人，大多都经不住古老神话的照耀显得他(她)惭形秽。特别是近代的谭大人，死得如此光辉灿烂，流传百年不暗反亮。这倒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敬佩他们。

但是对其他人，因为没有光荣就义就遭到蔑视的理由，现在看来不再那么充分了。

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共产党，只要它还能控制局面，并不以一味杀戮作为迫害手段。但是刑罚和死亡，到底哪个更令人难以忍受？除迫害受害者之外，加重迫害受害者的亲人家属等等对人性承受力极限全方位研究的高精尖成果的广泛应用，使得从容就义之不可承受的唯一性受到严重的挑战。

但问题还不应是这样一个提法。那些先走的先驱和英烈，倘若他们能够活转来，问问他们，假如再活一次，是否还要重复这条辉煌却短暂的人生之路？不妨也问问自己这个假想的问题。人如能活两次，才能说是明白人做心甘情愿的明白事，求仁得仁。可惜再好的人也只能活一次，于是有了这许多的英雄。

假如我们对这些和共党曾经面对面作抗争的人，多一些理解和赞赏，在他们知难而进的时候也在民间舆论上预置出知难而退的广大空间，在英雄为自己过不去的坎儿而懊恼羞愧的时候，献上我们真诚的鼓励，谅解甚至支持，可以预期：古典英雄的数目会减少，但我们和苦难也会离得越来越远。这个苦难不全是共产党能够施加给我们的，因此，即便共产党还在，只要我们努力(这并不难，我们不是大都安然无恙嘛)，它也不再能伤害我们，不再能伤害我们的英雄了。

。。。。。。

但是，老方显然不是这样看的。我们知道，老方是个中西学和文理科上都有深厚造诣的人，49年以前的古风在他身上还有遗迹，他不会不知道什么人曾经是人们敬仰的古典英雄。

方励之出来之后，我曾经听过他的一次讲演，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很多人都去听。当时带着遗憾和谅解的混合心情，我也跑去听了。还是那个优美的嗓音，气势上却远远不足了，我觉得JUST SO SO。虽然没有人问他出走大使馆的事，老方的讲演比起国内要低调得多。之后我听到一位华裔著名数学家和一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的对话，两人一同在称赞老方讲话的口才和气势。这两位都访问过大陆，其中那位数学家很早就访问过科大，不知道以前和老方是否接触过。数学家说：真没想到他的口才竟然这样好。。。。。。。

我在一旁听着却不这样看，我觉得老方相当低调。如果这也算老方讲演中口才好的，那什么是差的呢？我隐隐约约觉得老方没有放开，他一个在学术场合从不畏惧的人，是否因为有些心结，我也无法证实。以后老方在海外一直比较低调，从未听说他直接卷入什么组织。该在什么地方出席，他的礼数还在，但整个人重新回到他一生挚爱的物理领域里却是不争的事实。

让这样一个极其富有才华却十分单纯的物理学家耗去他生命中的原创力，是那个黑暗时代扼杀才华甚至生命的常见简写，而最初的起因不过是追求科学真理的真诚。巨大的黑暗并不曾消磨这个人的真诚和简单，是为他生命的美丽传奇。

以后便读到了他的一些文字，发觉格局有了较大的变化。知道一向乐观的他不再那么乐观了。他开始给思考留下了更多的疑问，给预言预置了更大的空间，行文中活跃和厚重交替。

这些文章零零散散地记录了他晚年的思考，真实地再现了一个伟大老兵的凋零。


任雯颐(跟贴):
我不知道我们1949年前的先人如何看待“杀身成仁”，但是到了我们长大成人的年代，江姐这类为了“正义”去滥杀去被杀的故事，如果不是天天讲，至少你每个月会被教导几次。为了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党“财富”，献上自己的命，被奉为那个时代的伟大英雄。

这样的“英烈”行为和意志，从柴玲当时那段十亿只滚下山的蚂蚁的外层要被烈火吞尽的讲话中，似乎略见一斑。我相信她是真诚地讲述她的实际心理感受。我也注意到柴玲后来成为一个珍惜他人生命热爱自由的真正自由人。

我们整整几代在党文化洗脑下长大的人，很少有人给“英雄”同样珍贵的生命和自由留下空间和余地，我们过多要求英雄去杀身成仁。这往往是我们自己从不打算具有的“英雄品格”，但是党文化的洗脑，使不少人认定英雄应该以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担当。

我们很多人至今没有意识到，求生和求自由，其实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刻在我们每个人基因里的永世不变的密码，代代相传的密码。对英雄，对领袖，和对自己，没有或说不该有差别。

在自由的世界里，对同样一件事的理解就很不同。200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麦肯恩，反对他的人可以批评他的一切，却没有人批评他在越共狱中被强迫的“反美”讲话。当你失去了自由，你讲什么民众都理解，只要你活着回来就好。只要你活着回来，民众不仅可以选你做参议员，你甚至离总统职位只有一步之遥。

珍惜自己生命的自由人懂得，他人的生命同样珍贵。麦肯恩是越战英雄是不争的事实；方励之是残暴共产统治下的罕见良知，也是不争的结论。

旁爷说到屠杀前众多人的乐观，我想我自己也有看到民众起义的兴奋，到之后的极度沮丧和极其愤怒的心态变化。回顾这段时间人的不正常心理跳跃，我想引用一位从北京撤离到香港的美国人在电视采访中的一段话：“在他们（共产党）的生涯中，他们杀了太多太多的人，在这个巨大数字上再加上（天安门前的）几千人已经无所谓了。那是我在美国课堂上学到的，也是我刚刚在北京亲历的。你一生最不想遇到的事，是在黑暗的巷子里碰到他们（共产党）”。这位美国人叫Philip Cunningham.

我想，平生唯一一次（在电视上）目击共产党如此规模的血腥、残暴，使包括我的一些人坚信：没有共产党的中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任何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的努力，结果注定是可悲的失败。（不包括找主子领赏的）

作者：豆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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