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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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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1） -- 布朗运动 - (4080 Byte) 2012-1-04 周三, 上午6:14 (811 reads)

布朗运动

加入时间: 2009/05/17
文章: 1780

经验值: 59339

标题: “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2) (312 reads) 时间: 2012-1-04 周三, 上午6:17

作者：布朗运动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财新《中国改革》：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接受改造？
　　高华：早在“五四”之前，梁启超、鲁迅等知识分子就觉得中国的国民性存在严重问题，应当“改造国民性”。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思想”，过渡并不困难。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自从“五四”以来，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生长在这个环境下，感受到外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痛彻心脾。到了 1949年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虽然许多知识分子对“向苏联一边倒”有看法，却基本认同统一的局面。他们的思想本身产生了变化，就像费孝通说的，“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次，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从“五四”以来，基本上都有民粹倾向，就像“五四”之后鲁迅写于1919年11月的《一件小事》，为自己坐黄包车感到惭愧，心里同情穷人。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知识分子不知道能否具体帮助穷人，但是对底层人民的困苦是有感觉的。1949年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觉得共产党是代表穷人的党，使穷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很多人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这就打开了思想改造的大门。
　　共产党主要是靠事实——结束内战、统一中国，改善穷人地位，这些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对社会建设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从而开始接受共产党的若干新解释。再加上诸如周恩来这样的人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改造经历。连周恩来这样的人都要思想改造，那他们还能不改造吗？
　　财新《中国改革》：你先前曾经提到，延安整风对于中国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大有助力。那么，建国之后的这种改造思想的斗争，又起到了怎样的实际作用呢？
　　高华：它首先是对党起作用，把党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战斗性、纪律性的严密组织。另外，它提供了一个整合社会、特别是整合人的思想的基本方法。关键是，它锻造了兼具忠诚和战斗性的革命者，一方面无限忠于领袖，听组织的话；另一方面又站稳阶级立场，对敌斗争勇敢，敢于冲破传统伦理秩序，做大义灭亲的革命先锋。
　　当然，也有很多很现实的因素，不单纯是为了主义和理论，很多时候也是出自权力、利益的考虑，强调师出有名，什么事情都要先搞一个概念。这次是 “右倾”、下次是“左倾”，再下次是“小脚女人”“形左实右”“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者”“黑帮”“走资派”“犯了走资派错误”“右倾翻案风”“投降派”等等……永远有概念。当然，这也有解释，诸如“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等等，从此“阶级斗争”就可给任何斗争找到合理性的解释了。
　　同时，不可否认，执政者也是极其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如果局面走向极端，也知道要回头。比如到了“文革”后期，老百姓已经对无休止的“斗争”产生厌倦，就提出“安定团结”的口号，甚至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当然，转折点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
财新《中国改革》：毛泽东对话语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吗？
　　高华：是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自己是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巡逻兵。他们高度敏感，一首诗、一本小说、一部戏剧、一篇寓言，都能从政治角度嗅出某种东西。这其实并不是上世纪60 年代初期突然产生的，早在建国以前就是如此。那时，毛泽东提拔了一批他信任的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比如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陆定一从1945年开始任中宣部部长，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下台，做了20多年，时间不可谓不长。周扬在建国以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负责文艺领域。他们都是意识形态专家。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了不少通讯。50年代以后，有关胡风、“反右”的几篇社论，也都是他写的。“文革”中不断传来的最高指示，诸如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吐故纳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等等，很通俗易懂。直到在床上不能动了，毛泽东都亲自看社论、加批语、定调子。
　　也有前后调子截然相反的情况。比如，建国初期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口号：“向苏联一边倒”，强调中苏友好。在历史上，中国人大多对俄国抱有怀疑和警惕，因为受俄国人欺负太深，但毛泽东就这么说，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威信那么高，各级党组织又强力推广，甚至自上而下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开展大规模的推广和宣传，居然改变了中国人的想法。几年以后，这个口号又不提了。但谁又会公开质疑为什么不讲“一边倒”了？再比如，毛泽东先说“铁托是修正主义”，后来在 1974年、1975年左右又说“铁托是一块铁”，也不做解释。其他宣传再跟上，时间过去也就过去了。
　　毛泽东有两个理论班子，一个是老一点的，像陈伯达等人，另一个是年轻些的，张春桥、姚文元等。毛泽东更欣赏张、姚，最终导致陈伯达在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被逐出权力中心，锒铛入狱。“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还有一种新倾向，就是选一些“大老粗”来管理这项工作。虽然中央一级是由张春桥等人定调子，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但是，很多次级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开始选用没有多少文化的干部，只要负责传达就可以了。毛泽东常说“丘八管秀才”，因为他对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不满意，觉得这些人跟不上自己的思想，反而更欣赏那些文化不高、工农出身的同志，只要能领会、跟着做就行了。他之所以欣赏张春桥，一个重要原因是张春桥能够严格遵循他的框架而又有所创新，很聪明地总结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财新《中国改革》：除了词语之外，图像也是“革命叙述”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吧？
　　高华：对。我曾就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展览做过一个发言，专门讲图像之塑造。（艺术家张大力近年来致力于收集同一张历史照片的多个版本，展示原版与后期因政治或宣传需要而修改带来的差异。——编者）我认为，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出于建构“英雄创世纪”的新叙述的需要，因而去不断修改、完善图像，也就是为了表现某一种概念、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必须将有关记忆或记叙反复修改或者删改，使之趋于“完美”。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一种绝对论。“第二历史”是国家主义的文字影像再造工程的产物。
　　财新《中国改革》：除了修改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图像化的表现，比如悬挂领袖的头像，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高华：中国的历史传统里有类似的举措，比如晚清保路运动的时候，就曾经供奉皇帝、皇太后的牌位来表达某种政治诉求。但是，将悬挂领袖的头像作为习惯，主要是从苏联来的，是精神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4年，列宁去世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在广东召开纪念大会，就悬挂了列宁的大幅画像，同时也悬挂了当时还在世的孙中山的照片。这以后就成了惯例。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并不悬挂自己的领导人头像，都是挂马恩列斯，或有时是马恩，有时是马列。悬挂毛泽东的头像是到延安以后。但是，在1939年时的延安，是悬挂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像。当时张闻天对中央宣传部还有一定影响力，就是在他的倡导下跟苏联学习的。苏联是双重制，既悬挂斯大林的头像，也在“五一”和“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时候悬挂所有政治局成员的像。
　　后来，延安不再悬挂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像。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壮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声势，加深民众的认知，共同悬挂毛泽东和朱德的头像。以后就以悬挂毛泽东的头像为主。但是，每逢“五一”“十一”，还是要在天安门广场悬挂马恩列斯以及孙中山的头像。中国在“文革”期间宣传毛泽东是中国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但仍然是说“马恩列斯毛”。
财新《中国改革》：1971年“九一三”事件可以看做是这套话语体系开始放松的转折点吗？
　　高华：对，因为它以震撼的方式颠覆了“文革”的合法性。此前“文革”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以后各个概念就很难互相支持了。尽管我们现在知道林彪在“文革”期间并不过问多少具体工作，但是，“文革”是跟林彪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上世纪60年代他营造的个人崇拜文化，是难以发动“文革”的。他这面墙一倒，整个“文革”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
　　所以，1971年以后，“文革”进攻性的态势弱了，变成以捍卫性为主的运动，提出了“保卫文革成果”“反击右倾回潮”“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口号，之所以说“就是好”，就是因为有人觉得不好嘛。
　　当然，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也很难说“文革”可以持续多久。“继续革命”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群众和领袖持续沸腾的革命热情，人们的激情、理想主义始终燃烧到沸点状态。二是切断一切中外文化联系的渠道，比如，1966年8月全国的图书馆就关门了，《人民文学》《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等很多杂志也自动宣告停刊。整个的社会信息单一化，信息只来自一个方向。这样就可以通过“两报一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实现领袖对人民的直接引导。而全国各省市的报纸完全是《人民日报》的翻版。
　　如果出现了异样文化，就会产生一种潜流。所以，即便对于马列主义，也必须在正确的指导下学，不能自己瞎学。因为对于马列主义的个人化的释读，有些是和“文革”新秩序严重对立的。比如，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当时就被抓了起来。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假马克思主义者”，说“书读多了也是坏事”。这种思想影响很大，在正确地反教条主义的同时，又无形中和党内长期存在的推崇、鼓励农民文化以及大老粗的思想和作风融为一体，而“文革”时期人们正是以“我没文化”“我是大老粗”为荣的。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很多民众对“文革”有所怀疑和反思。也正是在这一年10月，中国进入联合国，感觉到有与外界交流的需要。此后把阀门稍微打开了一点点，才有比较多的“内部书籍”出版。“内部书籍”在“文革”前的出版量是较少的。
　　财新《中国改革》：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否意味着“革命叙述”的转型？
　　高华：我对改革没有专门研究，但是确实有转换。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换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肯定是大转换。从对所有人都要分“左中右”，到现在“以人为本”，这也是一个大转换。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主政者仍然要掌握对理论的解释权，这个基本上没变。

作者：布朗运动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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