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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 : 我们已经陷入“中国特色”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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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犀利公 : 我们已经陷入“中国特色”的怪圈 (479 reads) 时间: 2011-12-11 周日, 下午12:12

作者：加人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们已经陷入“中国特色”的怪圈

摘要:民主，唯有民主，才是走出“中国特色”这一怪圈的金钥匙。

“稳妥”是一个建设性词汇，五中全会将其用在政改这样的大题目上，本无不妥。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郑青原先生的文章《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为这一词汇作加强版说明。10月28日“人民网”发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实现富民强国》一文，更是将“正确政治方向”与“富民强国”绑架到了一起，颇有些危言耸听和恫吓的味道。

郑文坦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论是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还是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仍有不足和弊端，依然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仅从这一点来说，比“秋石同志”的歪理狡辩要客观一些。这句话很关键，不仅承认我国民主政治存在不足和弊端，而且还点出了这些不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公平正义。

郑文所说的这三个方面的民主缺失，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

一、三个“中国特色”面面观

1、什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简而言之，经济新形势主指转变增长方式，社会新形势则是指因权贵利益的进一步强化而带来的社会全面溃败，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官民对立。

世界银行今年5月份的报告显示，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而欧洲与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报告还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改革基金会王小鲁先生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统局所说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国统局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水平。

衡量官民对立程度有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公安部有一组数字：1994年全国有1万多起，参与人数73万人次；2004年上升到7.4万多起，参与人数达376万人次。“是官皆贪、官无好人”，几乎成了全民共识。

2、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要求？

人民何时真正当了家作了主？是当了自己房子的家还是作了土地的主？当家作主的老要求都没有保障，何来新要求？真是佩服郑青原先生的绝妙措辞！

一直说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靠的是人民民主。所谓“人民民主”，由不知所指的“人民”配上难以表达的“民主”构成，6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纯属戏耍之术、哄骗之招，“秋石同志”竟然强词夺理地说这是人类社会“更高级、更广泛”的民主。这个“更高级”我们见过，那是更高层甚至是最高层的民主，毛时代就是毛一个人的民主，连二号人物刘少奇都享受不得；这个“更广泛”我们也见过，那是百姓从未票选过从未委托过的几千名所谓全国人大代表们的举手式民主。是不是民主？是不是人民的代表？能否代表人民？还是当了11届人大代表人送外号“举手机器”的81岁的申纪兰老太太揭了底——“这是组织给的荣誉”。

中央党校王长江先生说的实在：“理论上是人民当家做主，实践上是党代替人民当家做主。”

3、什么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

事实上，毛时代的28年（1949-1976），也谈不上公平正义。大跃进饿死国人3000多万，而全国各省市都为毛等中央领导修别墅、送特产、选舞伴，这谈不上公平。反右枪毙知识分子近百万、文革整死国人2000多万，也谈不上正义。只是由于思想的禁锢和信息的封锁远严于今日，民众不知情而已。今天的新左派仍然试图将那个时代描绘成公平正义的人间天堂，底层民众盲目追随，其实是一种在公平正义严重缺失的现实环境下的精神幻想和诉求转移。

郑青原先生的文章转换语义说“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其实是指现在存在着新的不公平、新的非正义。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收入差距上，非正义主要表现在司法腐败方面。

据国统局200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据统计，在这些垄断领域，七成以上的核心职位掌控在高干子女手中，他们的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不算，仅面上的年薪动辄就高达百万甚至千万。

福建省委党校的王利平先生，对中国腐败漏失和灰色收入进行过粗略统计：（1）财政资金在通过“条条”进行分配时的漏失，2005年估计约5600亿元；（2）贷款者额外支付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的回扣， 2006年可能高达1万亿元；（3）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娱乐等花费，2006年全国约5000亿元；（4）因“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土地存在价差而导致的土地收益金流失，2005年估计约5400亿元。四项合计每年超过2.6万亿元。

据国务院发展中心、国务院研究室和国资委三大机构的联合调研统计：从1993-2009年的17年间，国有资产流失超过12万亿元，平均每年流失7000多亿。

上述每年高达3万多亿的腐败漏失和灰色收入，大都流入到政府官员、国企高管、高干子女以及有利益关联的外企和民企老板的手中。

王利平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日益突出，当这些现象普遍存在社会生活之中时，现存制度的公正性就要受到质疑。”

因官员跋扈而导致的社会正义的普遍缺失，事例实在太多。逯军局长的“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林嘉祥书记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王银峰书记的“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经典桥段不胜枚举。

如果说每年高达3万多亿的腐败漏失和灰色收入是权力脏化的具体表现的话，那么，血拆、自焚、跳楼、跨省追捕、安元鼎等等五花八门的社会事件，则表明权力已经黑化——既有安元鼎式的赤裸裸的黑，也有王银峰那种红彤彤的黑。

上述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已经完全绑架了整个国家：国家法规为“中国特色”背书，全体国民为“中国特色”埋单。

不仅如此，还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从“我爸是李刚”、“欺实马”、“富士康13连跳”等各种恶性事件中，基本可以看出严峻的二代现状：官二代猖狂，富二代迷茫，穷二代绝望。

二、三个“中国特色”产生的根源

当然是由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产生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最早是在1982年邓小平所作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此后在历次党代会中被固定下来，其理论亦被称作“邓小平理论”，并于1997年正式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

这一名词的提出，对平息当时姓社姓资等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议、摆脱经济改革方面的思想纠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这一名词（理论）诞生近30年来，各种定义纷繁复杂，各类论著汗牛充栋，尽管不断补充、不断完善、不断自圆其说，但手法都是一样，那就是将适应各种新情况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都往里面装，以至于很难以一个清晰、完整的面貌示人。因其手段的灵活性和目标的模糊性，反对者戏称其为“摸论”、“猫论”。

正是因为“中国特色”这一名词的模糊性，才给予既得利益集团以可乘之机，他们将社会经济领域存在的各种不正常现象一概归结为中国特色，用邓氏理论一装了之，心安理得地将种种不正常现象描绘成正常现象。“中国特色”已经成为他们拖延乃至阻碍任何政治改良的借口。更令人忧虑的是，在一些豢养理论家的鼓噪下，还把“中国特色”推崇到“中国模式”的高度。在两年前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这些人甚至产生幻觉，认为中国模式已经战胜了美国模式，高调符合着赵本山的小品一起忽悠——“这不，美国人不是也向我们借钱来了吗？”全然看不见钱袋子塌陷的巨大风险。

客观地说，邓氏理论有一个颇具生命力的精神实质，那就是“实事求是”。可惜的是，后继者谁也不愿真地这么做，逃避现实，首鼠两端。从“以德治国”、三讲、“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和谐论、包容论……等等，一任几个调，同吹几把号，唯独怕吹“实事求是”这个调，目的都是做守成之君，维稳至上。18年前，邓大声说“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才是敢于面对、敢于担当，这才是实事求是。

邓氏理论指导中国进行了31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理论在目标上的局限性和模糊性也日益凸显，已经到了必须突破的关键时刻。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只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模糊性则表现为虽然论及了诸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等行政改革话题，但没有提出明确、清晰的政治改革目标，以至于当政改严重滞后于经改之时，它所坚持的“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无法继续推行下去，靠没完没了的“维稳”来勉力支撑。改革开放31年后的今天，在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带给民众幸福感的增长反而带来不可忍受的权贵阶层的掠夺和欺压的时候，民众心目中的中心已经不再是“经济建设”而是“政治改革”。这是执政党必须要正视的，一味回避只会错失良机。

三、“中国特色”怪圈

郑青原的文章一方面承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我国民主政治仍有不足和弊端；而另一方面又说政改“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可就陷入了倒因为果的死循环：问题是由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引起的，而解决问题的前提却是必须要坚持这个制度。好比一方面承认胃肠道等器官吃出了问题，另一方面却又要坚持原来的饮食习惯。

“人民网”的文章说：“纵观中国发展的历史，近代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做过许多尝试，但最终都没有成功。事实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真正实现了从延续数千年的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历史性跨越。”毋庸讳言，这一表述是61年前的历史事实。但不要忘了，新政权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抛弃了他亲自著述宣扬并赖以号召民众的新民主主义而一心搞起了专制。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回忆道：“1949年制定了开国大法《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1953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有点联合政府样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组了，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了，而且常常一个人说了算。慎之（李慎之，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和我都十分不解。”（谢韬《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10期）。这说明，执政党在取得政权前的主张与建立政权后的政治走向是不一致的。

另一方面，一种政治主张和坚持该主张的政党，是有时效性的，将61年前的成功作为永远正确的依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同不能把国民革命的成功作为蒋氏独裁正确的依据一样。事实上，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执政党自己就已经承认了“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样一条正确论断。“人民网”的这篇文章显然否定了6年前执政党自己的论断，是在强词夺理。

当今中国最大的特色是有一个不断制造“中国特色”的顽强机制，这是我们走不出怪圈的根源。

四、如何走出怪圈

顾名思义，“郑青原”先生的文章是要正本清源，可惜在“中国特色”这一怪圈上，看不出正了什么本、清了什么源。

主旋律媒体习惯称前述那三个方面由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引起的中国特色问题为人民内部矛盾。那么，怎么解决这些矛盾呢？或者说，如何走出“中国特色”这一怪圈呢？

在今年9月29日举行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中有两条都谈到了民主问题（第一条要求政府“决策要民主化”，第二条要求“健全民主制度”）。这说明最高领导实际上已经看出了矛盾的源头之所在。那就是缺乏民主。

在《危险的走钢丝》一文，犀利公曾经提到过两条光明之路：一条是类似于越南那种扩大党内民主的渐进之路；一条是民主宪政的普世之路。就中国现状而言，越南的政改经验其实是可资借鉴的。

越南的民主改革始于1986年，目前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并收到了良好效果：

（1）党的总书记及总理实行差额党内选举。

（2）国会代表实行差额直接选举，允许非党人士参加竞选，国会代表职业化，领取固定工资，政府官员不得兼职国会代表，以避免权大于法、党大于法。

（3）国会有权对选举的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进行信任投票，并向政府官员提出质询。

（4）司法独立，最高法院可审理党的高级领导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

（5）推行《阳光法案》，国会代表和政府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

（6）逐步解除党禁，允许多党制。

从同是共产党执政的我们这个邻国的政改经验来看，民主，唯有民主，才是走出“中国特色”这一怪圈的金钥匙。执政党需要拿出勇气，由“权为民所用”转变为“权为民所赋”，由“权从枪中来”转变为“权从票中来”。

打破“两个凡是”是邓公大胆抛弃毛的极左路线、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破门之举。推动中国政改同样需要极大的勇气来打破“坚持中国特色”这个新“凡是”。

本文作者：犀利公

作者：加人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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