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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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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 peacemaker - (8184 Byte) 2011-9-12 周一, 上午7:40 (537 reads)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标题: (3) (215 reads) 时间: 2011-9-12 周一, 上午7:43

作者：peacemaker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应当说，维权运动与自由主义宗教化是自由主义从理论走向自主的实践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尝试。这1说到 “自主的实践”，旨在区别于经济自由主义者作为学者的实践。经济自由主义也参与了实践，推动了经济领域若干制度的变革。不过，大体上他们仍然是作为学者活动的，他们为民众突破计划体制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学理论证，为政府制订政策提供了备选方案。他们的身份主要是幕僚。维权人士则直接作为司法或者政治活动的当事人，参与到民众维权过程中。

　　除了这两种实践外，自由主义还有另外一种实践，那就是通过公众舆论，影响法律与公共政策决策，以及影响个案。后者相当重要，因为，维权运动虽然走司法程序，但在司法缺乏独立性的制度背景下，真正能够影响司法的力量还是政治，而自由主义可以影响政治的唯一途径是舆论。因此，所有取得成功的维权活动都离不开媒体的深度参与。恐怕也正因为两者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自2003年以来，当政府在打压维权活动的时候，总是会打压媒体。

　　四　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经济自由主义没有“哄”出宪政，政治自由主义遭到压制，相对草根的自由主义维权运动受到镇压。应该说，从2003年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歷了一个又一个挫折。

　　在这种情形下，自由主义学术似乎也在解体。自由主义在学院中曾经具有较大影响力，尤其是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与市场及其支持性制度相关的学科内。但同样是从2003年起，这种影响力似乎在急剧衰减。相反，人们普遍相信，市场要对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承担责任，学院新左派的影响力随之迅速扩大。当然，另外一个因素也有利于新左派的扩张：愈来愈多的海归学者进入大学，这些学者的新左派倾向一般比较强烈，有一些人甚至成为 “毛左派” 。

　　当代思想界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些曾经的自由主义者经过一次根本性转折，转向了国家主义者，与新老左派相互唱和。这其中最为重要者是刘小枫，而甘阳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样的转向。在他们的影响下，学院中不少青年才俊（尤其是在政治哲学学科内），争相以晦涩的语言，为中国现行国家体制重构正当性，并唿唤中国支配世界。

　　与上述种种思潮的强势相比较，自由主义明显地处于劣势。而这样的教育格局，对于自由主义的前景，将产生致命影响。过去十几年中，自由主义观念之所以能够主导公众舆论，就是因为在199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在学院内拥有较大影响力，从而影响了一批具有公共关怀的青年。那么，根据学院目前的气氛，或许可以推测，未来相当数量具有公共关怀的青年将会离开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大众媒体领域的影响，注定将会萎缩。

　　总结一下，从2003年以来，自由主义在理论、实践两方面，均陷入困境。这一点在思想史和中国制度演进上究竟具有何种意义，还有待观察。这样的困境当然与不利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是，自由主义的宗旨本来就是改造旧秩序，塑造新制度，因而，将自己的挫折、失败归咎于不利的制度环境，乃是毫无意义的。自由主义介入现实而遭遇挫折，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观念与新制度之间，横亘着旧制度及附着于这个制度的巨大利益，穿越这两者的过程，不可能轻而易举。而如何有效地完成这一穿越，恰恰是自由主义者目前应当思考的根本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许可以从这个事实开始：每一次，当自由主义遭遇挫折、失败，似乎没有甚么反响。这一事实令自由主义者尴尬。但一百年来，这种情形已经司空见惯。这一事实也许显示了自由主义的一大困境：与中国的疏离。

　　现代自由的成熟观念是外来的，是藉着自由主义思想于二十世纪初进入中国的。这已被人们公认为一个事实——但我们下面的讨论将提示，这一所谓的事实究竟是否成立，显然是需要深入推敲的。即便它就是一个事实，我们依然可以说：事实不等于价值。

　　不幸的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却刻意地把这个事实当成了价值。这也许是人类观念史最为奇怪的事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似乎一直在凸显自由观念的外来性质。这种离奇的倾向，在新文化运动启蒙自由主义及其当代的传承者那1，表现得格外显着。他们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中国传统是专制的，没有一点自由的影子。自由是纯粹外来的。中国人要享有自由，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全部传统。《河殇》最为集中地表达了这样的主题：走出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特殊主义” 论说方式，它意味着，中国和自由，相互具有特殊性。自由是西方特有的，中国的特徵就是无自由。哪怕从自由的传播学角度来看，这样的论说方式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等于把自由置于中国文明之外。于是，对中国人来说，自由纯粹是一种外来之物，而自由主义者彷彿就是 “偷火者” ——很多自由主义者就有这样的自我定位。如此一来，自由主义当然也就成为少数人观念中的稀缺物品。按照这样的论说，自由主义者尽管一直在想像一个普遍自由的世界，但除了孤独、愤懑的自由主义者之外，这个理想世界与现实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宽阔得足以让国民通行的通道。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尤其是启蒙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让自由注定了不能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就这一点而言，1990年代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及其延伸到法学领域中的论说方式，要聪明很多。它断言，追求财产权和经营自由、追求个人权利，乃是人的普遍天性，不分中西。也就是说，自由的学说固然是西来的，自由却是内生的，中国人的自由观念也完全可以、并且应当是内生的。

　　这样的论述拉近了自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经济学、法学自由主义中的 “产权”、“竞争”、“权利” 等诸多词汇，顺利地进入公共话语体系中，甚至变成最底层的拆迁户、访民用以主张自己利益的话语。正是这一点，让维权运动得以展开。而一旦民众使用这些话语，它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使用者的观念和行动模式。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语境中关于自由的普遍主义论证方式，更有助于自由的观念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也有利于自由的话语进入公共话语体系中，从而在较为广大的社会中催生一种以观念生成新制度的意向和行动——最起码，自由主义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可以获得同情，而不被民众当作无关的事情对待。

　　这个普遍主义的自由论说，至少可以有两个维度：首先是哲学的维度，也即，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论证，人，包括中国人，天然地倾向于自由。其次是歷史的维度，也即论证，中国人在漫长的歷史中，并没有甘于接受非自由的生存状态。因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不仅是一种伦理的自然，而且就是一个现实，尽管是一种没有完全实现的现实。由此，自由就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中国人不可能拒绝它，也一定可以圆满地实现它。

　　这些命题都需要深邃而广泛的理论论说，不幸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甚么作为，而只有一堆常识。这也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严重缺陷：理论的匮乏。这一点，实际上是过去一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的致命缺陷。也许，康有为、严復、梁启超等先贤还是有理论思考的意向的，但到胡适那一代的自由知识份子，完全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努力。这与他们对启蒙的迷信有关。他们相信，既然西方已有成熟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国人就不必深思了。中国人现在要做的工作，只是把西方的常识教导给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然后就万事大吉。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再去进行理论思考，简直是一种智力的浪费。因此，他们一直满足于宣传自由主义的常识。顶奇怪的是，胡适等人是学者，而且是大学者，但他们的学术与自由理论毫无关系，他们是红学家、史学家、逻辑学家，而没有一个是专门研究自由社会秩序之性质与实现进路的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或政治科学家。

　　1990年代初兴起的另外两个谱系的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略有改观，但也极其有限，大体上这两种自由主义者也只是常识的传播者。经济自由主义在重复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常识。政治自由主义是在与新左派的争论中登场。按理说，学院新左派具有很强烈的理论抱负，这种抱负理应推动自由主义者进行理论思考。但是，自由主义者似乎并没有这样做，而依然以常识来回应对方。当然，在与新左派争论的过程中，有人也曾试图从理论上予以回应。但这种回应却与中国的现实严重脱节。因为，新左派大体上主张一种后现代理论，与之论辩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思考，也就显得十分怪异。比如，有些自由主义者按照新左派设定的议题，竭力论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好。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这是一种奇怪的政策结论。因为，很显然，中国有大量最为弱势的人口不能享有最为基本的生活条件。自由主义者的这一论说，只会让他们被大众抛弃。

　　这一事实显示，中国自由主义者缺乏理论的自觉，缺乏设定理论议题的能力。在西方，自由主义拥有丰厚的传统，因而，中国自由主义背负了太多常识，容易错误地幻想：凭藉这些常识，就可以解决自己在中国所遇到的全部问题。其实，不光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这样对待理论，台湾自由主义者同样如此。这样，自由主义从理论上所讨论的大多数议题，是被自己的对手设定的，要么是政治上的对手，要么是观念上的对手。也因此，中国自由主义始终无法深入到理论的世界中，无法在中国经验中发展出完整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而没有这样的理论体系，自由的常识就是脆弱的。至关重要的是，没有这样的理论体系，自由主义就没有源源不断地生成观念的能力。这样，在中国社会中，自由的观念也就是时断时续的，缺乏连贯性，终究不能融入文明之肌理中，更无法变成这个文明的灵魂。

　　中国自由主义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当然要做很多工作，包括重新寻找介入现实的途径。此外，还有另外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深思熟虑。也即，中国自由主义需要进入哲学、进入理论的世界。

　　专制制度也许不需要制度设计，但要获得优良的治理秩序，就必须进行制度设计。市场、法治，更不要说宪政制度，都是多种规则、程序、制度的异常复杂的组合，它们的构想、构造，以及运转，需要集中人类一切治理智慧。一个国家，即便它的精英殚精竭虑，也未必能够设计出良好而可运转的制度。试图依靠常识就完成这一工作，实在是过于轻浮的想法。

　　当然，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构建，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事实上，过去三十年间，或者六十年间，或者一百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人类最大的文明体的现代转型经歷了诸多挫折、反覆，中国目前仍然在经歷转型的痛苦。这一歷史与现实乃是理论思考最好的对象。透过这样的思考，中国学人完全可以在一切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取得重大突破，丰富人类关于人与秩序的认知。

　　理论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当代中国新左派、国家主义作为一种观念的兴起及其在精英群体中所发挥的强大影响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贫弱，面对迅速变化的现实时设定理论议题能力的匮乏，乃是其在学院、学术界，乃至在观念世界和政治世界中逐渐丧失魅力、甚至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作为后发国家，在中国，自由首先呈现为知识。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的理论思考，乃是实现关于自由的外来知识 “本土化” 的唯一途径。普遍的知识唯有本土化，才有可能具有构造制度的能力。理论可以生成观念，观念可以催生行动。在中国语境中对自由进行理论性思考，可以极大地推动现实的制度朝着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

　　最为重要的是，透过自由主义的理论构造，自由将被置于中国的文明脉络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这样的理论思考，自由将呈现为从中国文明内生的中国样态。中国与自由不再互为特殊，而是共生一体的：自由不再是知识，而是事实，伦理的事实或者歷史的事实，总而言之，自由就是中国之 “道” 。这样的知识或许可以在中国知识界或透过大众媒体在大众中，塑造强有力的观念，尤其是塑造一种对于自由的普遍的信念。对于制度变迁来说，再也没有比信念更重要的因素了。

作者：peacemaker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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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谢谢转贴。 -- 欧客 - (0 Byte) 2011-9-13 周二, 上午3:59 (9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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