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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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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 peacemaker - (8184 Byte) 2011-9-12 周一, 上午7:40 (537 reads)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标题: (2) (193 reads) 时间: 2011-9-12 周一, 上午7:42

作者：peacemaker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经济自由主义的边缘化，给整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此之前，因为体制自身在经歷自由化转型，经济自由主义也活跃于决策中心，因而，当局对整个自由主义还有一定包容性，这似乎可以收到增加执政正当性的效果。2003年以后，既然经济自由主义已经声名狼藉，它对当局来说也就是一种负面资产。当局自觉地拉远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距离，这当然会导致体制内外的关系趋向紧张。

　　双方关系吃紧的更重要原因也许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新的制度因素，在混合体制内，已经触及毛式体制的天花板。回溯自由主义兴起的歷史就可以发现，当局所冀望于自由主义的东西，主要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希望自由主义提供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秘方。整个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只有这个部分与体制的目标是大体吻合的——并且，也只是发生在为了走出困境的最初短暂时期。至于经济之外的自由主义的其他主张，对于体制而言，总体上是威胁；包括经济自由主义者提得最多的法治——在中国语境下，法治意味着党权受到控制、政府权力受到控制，这是体制内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而，当局在获得了自由主义提供的经济增长秘方之后，立刻背对自由主义，这是合乎其自身的统治逻辑的。大众抛弃经济自由主义，给当局提供了一个反思和决策的契机。当局对自由主义学界和公共舆论界积极参与2004 年《宪法修订案》起草、讨论的压制，就清楚地揭示了当局态度转变的轨迹。

　　因此，2003年确实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歷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然，也是当代中国歷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体制内外的关系发生了大逆转，自由主义与当局从默契的同路人，变成了心照不宣的敌人。经济自由主义被抛弃，政治自由主义遭到压制。凡此种种变局推动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三　自由主义的自主实践

　　经济自由主义的消退，对整个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自由主义者被迫从不同方向上，重新寻找可能影响中国变革的渠道，由此，中国自由主义内部出现了若干新的观念与政治现象。

　　首先是“维权运动”的兴起。维权运动大约兴起于2003年，其概念的提出与阐发约在2004年初中期。维权运动兴起的社会根源，与经济自由主义被边缘化的根源是相同的。那就是，在混合体制下，权力广泛介入经济过程，民众的权利和利益遭到严重侵害，起而抗争。这类民众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工、上访民众，以及城镇房屋被拆迁的居民和乡村土地被徵用的农民等，概括而言，他们属于弱势群体。

　　权力与权利在这些方面的冲突，伴随着增长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经济增长的战线日益扩展，在本世纪初日趋广泛而严重。

　　面对这种情势，在法治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些律师，在接受了自由主义理念后，在正义感的驱动下，起而协助这些弱势民众。他们通常是利用专业知识，介入司法程序，协助民众维护、主张自己的权益。他们构成了一个维权律师群体。也有一些草根知识份子，尽管不是律师，也成为维权活动人士，他们活跃在各地的维权活动中。

　　走司法维权之路，当然也与自由主义者关于法治治理的想像有密切关系。中国当代自由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是反对暴力革命，希望和平变革。现在，他们看到了民众的怨恨，期望通过司法途径，通过普通民众维护个人权利的抗争个案，推动法律与制度的渐进变革。当然，走司法之路，并不一定意味着不使用政治策略。事实上，维权活动人士通常与同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保持密切联繫，尤其是网络媒体，为他们突破官方新闻封锁、寻找同道，以及将个案政治化，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而没有这样的政治化策略，个案抗争不可能取得成功。

　　最初，维权运动取得过一定成就，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 推动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这是维权运动的经典案例，被人们津津乐道。不过，公民维权运动中真正取得成功的个案其实很少。

　　在现有体制下，这并不奇怪。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同，从一开始，维权运动就遭遇极大压力。原因在于，在相关个案中，侵害弱势民众的主体，通常都是基层政府、地方政府。因而，个案维权总是直接与政府发生对抗。正因为如此，维权代表人物郭飞雄、高智晟先后被捕入狱。积极参与公民维权的北京公盟谘询有限责任公司（“公盟”）遭到冲击，被迫解散。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当局更加强对维权人士的监控。随后爆发的北非 “茉莉花革命” 让当局异常紧张，控制、拘捕了相当数量的维权人士。或许可以说，这一轮维权运动已被推入谷底。

　　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自由主义向来被视为一种外来价值和观念，而很多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所以遭遇挫折，就是因为自由主义缺乏民众基础。维权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维权运动是自由理念植根于普通民众的一种有效渠道。但现在看来，草根知识份子转向民间参与民众维权活动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可观的效果。

　　与维权运动紧密关联，自由主义也经歷了一次宗教化转向，尤其是转向基督教。二十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进入中国，是与启蒙主义、唯科学主义结盟而行的。因此，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响亮的口号是“科学”，启蒙者号召人们走出迷信。胡适等人公开反对宗教，提出用科学替代宗教的设想。受此风气影响，在1920年代，不少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曾经深入参与、推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非基督教运动” 。这场运动把启蒙主义反宗教的倾向与反帝的政治意识綑绑在一起，从而为未来中国在国家精神上走向彻底的无神论，打开了通路。

　　但是，与激烈地反儒家的坚定态度不同，自由主义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始终不是那么绝对。最有意思的是，从2003年开始，大量具有自由主义自我期待的人士皈依基督教——当然是非官方的家庭教会。这种皈依固然基于个体对生命意义之追寻，但也有很多人是理性的皈依者。他们看到，现代自由宪政制度形成于欧美，而欧美的主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基于这样的歷史考察，他们从知识上相信，现代自由宪政制度与基督教之间一定存在着直接关系。据此，他们得出一个关于转型的政策结论：中国要成为一个宪政国家，必须经歷一个基督教化过程。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公开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他是知识份子皈依基督教的典范。

　　还有一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士，尽管没有信仰基督教，但是基于对西方制度的羡慕，相比于儒家，他们对基督教有更多肯定。在一般的知识性论辩过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基督教当成宗教的最高形态。他们也相信，如果一定要选择宗教，那基督教就是最好的。如果宪政一定需要宗教基础，那就只能是基督教。从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候补皈依者。

　　应该说，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发生关联，极大地增强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尤其是在公民维权运动中。事实上，家庭教会的维权活动是维权运动中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政府经常打压家庭教会。借助于宗教信念的激励和教会的有效组织，这方面的维权活动的成功率似乎也比较高。

　　不过，基督教进入自由主义场域，也在自由主义内部引发了紧张。这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2006年5月，李柏光、王怡、余杰等三位基督徒不允许非基督徒郭飞雄到白宫会见布什（George W. Bush）。此事在自由主义圈子内外引起巨大震动。宗教在给自由主义带来力量的同时，似乎也让自由主义陷入某种程度的分裂。

作者：peacemaker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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