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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1.20【新闻与评论】余杰、蒲文忠、郭飞熊、林保华、彭小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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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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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新闻与评论】余杰、蒲文忠、郭飞熊、林保华、彭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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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2003.11.20
订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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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回应时，请务必回信证实订阅。回信时无需另外写字。）
投稿处：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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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呐喊呼吁
◆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开放式征集签名信
……………………………………………… （北京）余杰等人
◆千万不要说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
──致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的一封公开信 … （北京）蒲文忠
二、认识问题
◆自由主义早已不在摇篮之中
——为杜导斌事件而作 ……………………………… 郭飞熊
◆海外华文媒体的突起异军 ………………… （美国）林保华
三、探索道路
◆给后江泽民时期民主中国
前途研讨会的两个文件 ……………………………… 彭小明
◆中国民主之路的关键
──国民的觉醒和抗争 ………………………………… 白夜
四、《民声》特区
◆我们的父母官您在哪？救救我们吧！！ …… 沉默中爆发88
◆永升的公摊陷阱 …………………………………… xmz1112
◆致全体上海沙龙业主的公开信 …………………… 51986688
◆上海嘉圆小区业主维权亲身经历（正在进行中），
请各位老大出谋划策 ……………………………… 维权业主
◆严正声明──给市协调领导小组的紧急传真
（回龙观小区业主维权小组） ……………… weiping0626
◆回龙观绿地与天鸿欺诈 …………………………… 小小鸟16
◆中国第一大社区开始维权活动 ……………………… tyq127
◆天鸿集团大胆欺诈多位业主维权被打 ……… 茜茜公主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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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等人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开放式征集签名信
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卒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是20世纪
对中国命运发挥过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0
周年。
数千年来，深陷于专制主义的中华民族一直多灾多难。王朝的更迭不
过是流氓们的“过家家“，如此循环，亘古如斯。近代以来，西方用
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面对“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洋
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5．4”运动，几代中国人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生存奋斗。1911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得中国成为亚洲
的第一个共和国，也开始了民主宪政的尝试。然而，继之而起的是军
阀混战和国民党的“训政“统治，以及由于日本全面侵略带来的亡国
灭种的危机。
1945年，中国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迎来了走向民主化的一个绝佳契
机。但是，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之争压倒了和平竞争与自由选举，和
谈失败酿成了同胞之间骨肉相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取得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占据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败退台湾，继续
中华民国之法统。新兴的中共政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裁统
治。这个新政权本应休养生息、致力于民族和解与现代化建设，但它
刚一建立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似乎永无休止的、疯狂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在成为至高无上的党国领袖之后，不仅没有积极推进经济建
设、实现在野时许下的民主宪政的承诺，反而以“继续革命“的旗号
在党内外实施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最后发动了一场被后人们称为“十
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这27年间，他带给中国
和中国人民的是什么呢？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以“阶级斗争”的理
论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的学说实行恐怖政治，从建政初的
“镇反”、“三反五反”到“反右”和“文革”，家破人亡者数千
万。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是一个高度极权的社会，而且是一个
极为不平等的“身分歧视”的国家。同样的中国、同样的中国人，却
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世界、两种人。城市和市民享受着种种制度优
惠，而农村和农民却受尽剥夺和歧视。在本质上，这样的身分歧视与
农奴制、种姓歧视、种族歧视等野蛮制度毫无区别。农民的后代只能
是农民，就是奴隶的后代只能是奴隶的现代翻版。而且，与世界上的
其他国家曾经有过的各类歧视制度相比，中国的身分歧视所覆盖的地
区和人口，乃为举世罕见：占总人口90%以上的农村人生活在歧视之
下。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好大喜功，违反经济规律，只
顾“赶英超美”的政绩，不顾人民的温饱死活。由于异想天开的“大
跃进”运动，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据最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
当在3,000万以上。近30年里，老百姓都生活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票
证时代”，亦即“供给时代”。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愚不可及
的“大炼钢铁”等运动，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地大物博”
的中国成为全球生态问题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毛泽东统治下的中
国，为满足毛个人争当共产世界头号领袖的权力野心，同时对抗两个
超级大国，并把极为有限的资源用于核武器开发。中国在外交上陷于
极度孤立的状态。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宣扬“人多力量大”的
荒唐理论，导致人口迅猛增长。直到今天，庞大的人口基数仍然是中
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号召批判“封
资修”思想，断绝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以及西方文明之
间的联系，自动隔离于人类文明的主潮之外。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灌
输残酷的斗争哲学和革命迷信，仇恨代替爱与宽容，野蛮的“造反有
理”代替理性与和平，并使“人对人是狼”的狼性哲学神圣化和崇高
化。毛泽东的文体污染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语言，使暴力化、仇恨
化、痞子化的毛式语言至今犹存。人与人之间的爱、同情和信任被连
根拔起，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处于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精神状态。
毛泽东的罪恶罄竹难书，正如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论：“不论毛泽东的
主观愿望如何，近3、40年来中国的灾难，他个人所负的责任比任何
人都要大。几千万中国人死亡、无数家庭的毁灭，整个中国社会生机
的长期折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再受阻，都是他当权的27年（1949
～1976）中造成的。而主要的关键则是他夜夜不寐，‘浮想联翩’，
设计出一个比一个更荒谬的‘乱天下’的方案，并通过他所拥有的绝
对权力和所当披靡的坚强意志，贯彻到底。读史者如果面对着这样血
泪凝成的人间悲剧而竟然丝毫无动于衷，那便只能说他是别具一番心
肠了。”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鲜血淋漓、冤魂飘零的时代；毛泽东时
代，是一个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表面共
和、实乃专政的时代。千年易逝，而毛泽东的罪孽难消。
虽然毛泽东在生前签署了同意将遗体火化的文件，虽然毛泽东号称自
己是“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死后，继任者们却将
其尸体制作成干尸，永久保存并公开陈列。此为中共政治局之决定。
1976年，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11届6中
全会决议语），为了永久保存毛的遗体，居然还大兴土木建造毛的纪
念堂，耗用了达到天文数字的老百姓的血汗钱。1977年8月20日，位
于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完工，毛的遗体及几罐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内
脏，被转运到纪念堂内。经过适应性处理后，遗体被移入水晶棺内。
从列宁、斯大林、胡志明、毛泽东到金日成，世界上迄今为止仅有过
五具可供“瞻仰”的遗体，无一例外全出在共产党国家，这也是社会
主义的一大“特色”吧。
毛泽东的尸体被运进纪念堂供瞻仰，至今已有27年之久。遗体的保存
工作并未结束，只是转入了长期阶段。为此，当局专门成立“毛主席
纪念堂管理局”，遗体保护的具体技术已逐渐规范，科研工作也在继
续进行，每年年终还要举行学术讨论会。据参加过毛尸保存的全国政
协常委朱培康透露，1999年，毛的遗体曾经差点腐败变质，纪念堂因
此暂停开放。经过全力抢救及修补，毛尸总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毛
尸的保存，实质上是专家们同细菌和氧气的长期斗争。细菌和氧气无
时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而专家们只能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套用
句辩证法的术语，遗体的保存是相对的，而遗体的腐烂则是绝对的。
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毛的遗体不可能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保存
技术再先进再完善，也只是延缓遗体的腐败而已。与其到时候发臭生
蛆，不如现在就及时实施迁移。
将毛泽东的遗体迁出毛主席纪念堂，进而将纪念堂改建为巴金倡导的
“文革博物馆”；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进而让天安
门广场真正归还到公众手中，成为举行国事活动和公民表达政治意愿
的国家广场。我们认为，实施以上行动已经到了事不宜迟的地步。这
样做不仅是还原历史真面目，更是化解现实中民族怨恨和社会暴力的
起点。我们注意到，邓小平执政以来，开始部份抛弃毛泽东时代“政
治挂帅”的理念，致力于经济建设；20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
两任中共总书记，在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的同时，还尝试进行政治改
革；此后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先后倡导“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
义”，希望将中共的性质由“革命党”改变为“执政党”、由“无产
阶级政党”改变为“全民党”。这些举措究竟有几分真实性尚且不
论，至少说明中共领导人已然意识到继续实行毛泽东的血腥政策无法
实现所谓的“稳定”，更无法让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
我们不鼓吹仇恨和报复，我们赞赏忏悔与宽恕。我们理解各种关于毛
泽东的不同看法，但是我们反对奴隶社会流行的“干尸崇拜”。在对
待历史伤痕的态度上，我们认同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做法：
只有揭示真相才能实现和解。在一次关于种族隔离期间屠杀事件的听
证会上，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作了这样的总
结发言：“我们为人的精神的坚毅而深深感动。本该一蹶不振的人
们，拒绝屈从于巨大的痛苦、暴力和威胁；拒不放弃自由的希望，因
为知道自己应得到比遭受非人的不公正和压迫更好的命运；拒绝在威
逼之下俯首帖耳。人们表现出的宽宏大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愿
被痛苦和仇恨所吞噬，愿意和那些曾践踏自己人格、违反自己权利的
人见面，愿意以宽容与和解的精神相会。他们急切想知道真相是什
么、罪犯是谁，以便宽恕他们。”我们相信，中国公民也能拥有如此
高贵的人性；我们祝愿，中国的未来充满和平与爱的光芒。图图最后
说道：“我们感动得潸然泪下。我们欢笑，我们沉默，我们直面了野
兽般的黑暗过去。我们经受住了煎熬，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确可以超越
既往的冲突，挽起手来实现我们共同的人性……宽容的精神相遇时，
宽容会盈溢而出。坦白之后，宽容会接踵而至，继而是创伤得到抚
慰，民族实现团结与和解。”我们的建议是本着宽容的精神提出的，
我们希望中国国民都是有宽容精神的国民，谁也不愿意未来的中国发
生动荡，在动荡中毛泽东的尸体很可能会象当年墨索里尼的尸体一样
被倒挂在街头。所以说，今天的迁移是和解的开端。迁移毛泽东遗
体、厘清毛泽东思想、放弃斗争哲学和暴力崇拜，乃是中国实现政治
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步骤。
我们意识到，是时候了，是化解民族悲情怨恨的时候了，毛泽东统治
中国数十年来制造的爱恨情仇该有个和解的日子了。我们希望恢复中
华民族内在的爱心和怜悯，恢复既有的厚德载物、仁爱慈悲、大中至
正的宽广胸怀。我们知道，这个路还很长，我们希望迈出勇敢的第一
步：吁请迁移毛泽东遗体，让其回到家乡韶山。这既符合中国人“入
土为安”的丧葬传统，也将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为一个
配得上举办“人文奥运”的城市。我们不愿看到，五年之后，一个飘
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
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
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
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
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
我们相信，只有达成各阶层之间、党内与党外、各种信仰之间的广泛
和解，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久福祉！
签名：余杰（作家）、王光泽（记者）、刘晓波（中文独立作家笔会
主席）胡平（《北京之春》主编）、陈奎德（《观察》网刊主编）、
张伟国（《议报》网刊主编）、王西麟（音乐家）、东方月（电视主
持人）、师涛（记者）、昝爱宗（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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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文忠】千万不要说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
──致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杜部长：
您好！
欣闻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近日，有幸目睹会展盛
况，近距离感受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迅猛势头。据悉，参加这次交
易的企业近400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54家，这些企业代表了中国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水平。这些企业近年来在国家有关优惠政策的扶持
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值得庆贺，值得为它搭建展示自身的平
台，这没有错。但是，当我在交易会的宣传资料中看到“扶持龙头企
业就是扶持农民”之类的文字时，我却想问：扶持龙头企业真的是扶
持农民吗？
我看并不尽然。
湖北省洪湖市瞿家湾镇，有一条“农民伤心街”。曾经被吹捧为“中
国农业产业化一面旗帜”蓝田集团在这里制造的神话给这里的农民留
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我想，这个位居“中国农业第一股”，头
戴“农业部首家推荐上市企业”光环的“蓝田神话”杜部长不会没有
记忆吧！它让14万蓝田股民伤心落目，更让7,000多名农民则直接变
成无班可上无田可种的“下岗者”。蓝田倒了，被蓝田诱骗走的土地
和房屋却回不来了。多雨冰冷的冬季，街边几百户村民只能住在漏风
漏雨的窝棚里艰难度日。这些惨痛的现实难道就不能唤回我们对“扶
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这一所谓“英名决策”的反思？
诚然，您一定会说，蓝田不过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一个个案，
不足以代表全部龙头企业，农产品交易会上不是有那么多的龙头企业
有上佳的业绩表现吗？从1998年到2002年，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由
30,344个发展到94,432个，其中龙头企业由15,088万个发展到41,905
个，带动农户由3,900万户上升到7,265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30%。也就是同一时期，我看到的却是农民增收速度在持续放慢，甚
至中西部地区农民的纯收入在下降，“三农”问题成了两届总理“头
痛”，“睡不着觉”的大问题。你能说“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
民”吗？
不可否认，龙头企业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产业层次，推进
产业化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也增加了农民的
收入。但是，由于农民与企业是两个天然不同的利益主体，决定了它
们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都有各自的利益。在一定市场环境中，它们有
共同或互补的利益需要，可能形成“企业＋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
从而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请注意，这种联合经营模式是有市场环
境条件的：当市场需求旺盛，双方迫切需要优势互补时，这种共生的
经营模式是可以双赢的；而当市场需求萎缩，双方为了保证自己的损
失程度最小，失信、毁约就成了家常便饭。“马铃薯”一样的单个农
民面对庞大的产业经营实体往往成了被转嫁损失的对象。农民受损失
的程度远远大于在市场环境好时获得收益。蓝田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
实例。
龙头企业不是不可以给予扶持，扶持龙头企业不是不能为农民增加收
入。而是不是真正能为农民带来好处，应该让农民来评判，让农民自
己说话。我想，在这里，瞿家湾镇的农民是最有发言权的。
当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外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传统小
农生产经营仍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而个体农民面临变化
无常的市场环境，往往无所适从。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应对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产经营权一方面得到保障的同时，农民自发
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也应市场经济的大潮而生。目前，我国
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00多万个，其中，比较规范，有一定规
模的有10多万个。这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除龙头企业之外的另外
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还没有基本的法律支持，相
关的涉农合作组织立法迟迟不能进入审议程序。它们在银行贷款，政
策倾钭，财政投入等方面得不到龙头企业那样的优惠条件。与农产品
交易会上风光无限的龙头企业相比，恰恰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没有得到
扶持，可口口声声在说“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
如果想真正扶持农民的话，办法不是没有。党16大提出了“提高农民
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党的十六届更进一步提出
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发展观”。这些方针政策真正落到了实处，也就真正扶持了农民。
我是一名来自四川贫困山区县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目前在北京学
习。2002年曾经在《新华网》《两会建言》征文上发表《中华人民共
和国涉农合作组织法（立法建议草案）》，并获得一等奖。希望能为
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现把修改后的建议草案一
并寄交，请杜部长批评。
谢谢！
此致
敬礼
蒲文忠
2003年11月16日
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香山南辛村10－22号（100093）
电 话：82599989；13167300837
〔提供者：（台湾台北市）曾建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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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熊】自由主义早已不在摇篮之中——为杜导斌事件而作
杜导斌被捕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当局再次祭起了“全面专政”的法
宝，开始向中国正在成长中的建设性的民间力量下手了。
这一建设性的民间力量，在今年4、5月间追思李慎之的热潮中得到了
一次文雅的检阅；而对于老派的极权主义强人来说，它肯定被认为是
一次大暴露。在不确定的边缘地带，在可疑的草莽，他们似乎又发现
了新的“强劲的敌人”。民间力量随后在孙志刚案、黄静案、李思怡
案中表现出的号召力，难免不让他们更加疑神疑鬼。于是，按照“把
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的治国方略，强人们自然惯性地图谋把
民间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
我在今年5月孙大午被捕后，就估计到10至12月会有一轮大逮捕。没
想到地处偏僻的湖北应城的网络英雄、新一轮维权运动的发起者之一
杜导斌竟首当其冲。看来，同自发的民间力量在维权运动中展现的那
样，当局在镇压人权时也显示了巧妙的战术：侧翼包抄、打草惊蛇、
引蛇出洞……
当局逮捕杜导斌的理由是指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
荒谬绝伦。查世界各国通例，颠覆是有其特定涵义，专指通过武力推
翻合法政府、对抗法律。而我们中国当局则毫不脸红地修改了世界辞
典——把公民批评公仆、要求公仆实行政改这样堂堂正正的合法行
为，也给定义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注一】
按照这一定义，当局制订出《刑法》105条第2款：“以造谣、诽谤或
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份子或者罪行重大的，
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据吴敬涟先生回忆，1992年春夏，吴敬涟与江泽民、朱镕基3位公民
一道多次商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得到了邓小平
公民的首肯，最后由江泽民公民对外发表。这一行为非同小可，在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乃是实行全民所有
制和计划经济。因此，这几位公民当时的行为，是严重违宪的——违
背“四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一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按1979年版
《刑法》第90条（“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
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4人的行为属于反革命罪。
而按1997年修正后《刑法》105条第2款，4人的行为则属于“涉嫌推
翻社会主义制度”罪。
如果秉承教条主义，江、朱、邓、吴4位公民岂不成了罪犯？但是在
“与时俱进”的改革框架中，这4人大智大勇地突破了禁区，领导了
一次伟大的经济改革和人权解放，为中国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既然江、朱、邓、吴4位公民拥有“煽动”经济改革的探索权，杜导
斌公民为什么就没有“煽动”政治改革的探索权？既然江、朱、邓、
吴4位公民有权“煽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推翻社会主义制
度”，使中国经济体制与世界通行的市场经济接轨；杜导斌公民为什
么就没权“煽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政治体制与世界通行的
民主政治接轨？
杜导斌被“莫须有”地安上了只有武装斗争者才配享有的“颠覆”罪
名，这一事件表明，在改革和探索权上，当局“只准州官放火，不准
百姓点灯，”实行的乃是地地道道的等级制。
看来杜导斌在行使他的公民权利时嘲弄“三个代表”的形式主义并非
完全没有道理——杜导斌大力“煽动”政治体制改革，倡导人权和法
治，正是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却被当局给“专政”
起来了，当局岂不是打着“三个代表”旗号反对“三个代表”？！这
样岂不反过来证明了杜导斌的批评之正确？！
客观地说来，当局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促进经济建设有功，促进国家
统一有功；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可以胡作非为，未免把人生和命运想得
太简单了。“天意自古高难问。”你们既然知道要“与时俱进”，为
什么又总是“倒行逆施”？为什么要在信息时代的今日，却象皇权时
代的东汉末、明末一样，与整个知识阶层直接为敌？为什么自称领导
着“盛世”，却朝着“冤狱满天下”的时代挺进？不管你们的统治资
源是如何的“丰富”，你们就没有想过“过刚易折”，以镇压作为主
旋律，那资源迟早都会有用尽、耗干的时候？
“雄才大略”的当局的政治图谋似乎是欲象1998年那样，抓一批人，
赢得5年的平稳期——如此循环反复，便可以一直独裁下去。在他们
的“阵图”里，2003年似乎是1998年的重演，2004年也将是1999年的
重演。但是历史会这样简单地重复吗？
1998年，一小部份激进的先行者进行了组党尝试，立即触犯了强人们
的忌讳，将他们聚而捉之。但是到了2003年，不是一小部份人，而是
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不仅是一股政治力量，而且是民间社会发育起来
了；不止是一种思潮，而且是成熟的思想和主义——自由主义在中国
大陆兴起了。
这一代人主张渐进、维权，主张和解，希望与当局产生良性互动。在
民间社会中，即使政治兴趣浓郁的少数人，也抱着“既然你们对组党
如此忌讳，那我们就暂时放弃这一权利要求。等你们认识并接受现代
文明的基本常识，决心放下屠刀、和平长入民主社会之后，我们再兑
现权利也不迟。”总之，为了“咸与维新”，和平演变，可以作出技
术性的妥协以减少对抗。
对于模糊的边缘地带的好似战略伙伴（假如强人们愿意政改的话）、
又好似竞争对手（开放后共产党和民间社会必然大规模地分化重组、
争雄竞势）的民间力量，主张“与时俱进”、也可能真诚希望“与时
俱进”的强人们却没有能力做到“与时俱进”。他们无法善意地理解
这一新生事物，仍然用陈旧的敌对斗争思维，把他们归为“可能的敌
人”，而再次选择了“全面专政”。其实当局应该反省——
（一）自ＳＡＲＳ病风波和孙志刚案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卷
入了维权运动，除了“可怕的”大学教授们外，大批医生、律
师及职员开始发表政见；在湖北、四川和北京等地，为数不少
的农民、干部和学生尝试参加人大代表和乡长的竞选；这些难
道都是偶然的么？
（二）对于4个日本师生丑陋的表演引发的小小抗议，居然也蛮横地
加以镇压，以至于在西安酿成5万人的大游行，并导致局部骚
乱。可见那套“扼杀在摇篮中”的治国哲学多么地缺乏可操作
性！
据说，当局已经正式行文树自由主义为敌。他们以为今天的自由主义
很柔弱，正好可以将它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确，自由主义是柔弱的，
但柔弱并不可怕，怕就怕没有掌握真理。只要是真理，它肯定会在这
块土地上化为现实。当局可能无法预想，思想的传播如同电光火石一
般迅猛，自由主义现在早已不在摇篮之中了，它象种子一样，洒进了
中国的土壤，洒进了社会各阶层的心灵。“全面专政”怕什么，“不
笑不足以为道”，当局的镇压，只会帮助自由主义做广告，帮助自由
主义赢得广大民众的同情和关注，帮助自由主义开辟道路。用大尺度
的历史来观照，大家都不过是同一台戏里的不同角色。
在王怡、北冥等人“愿陪杜导斌坐牢”的誓言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群
体性的前赴后继的烈性业已诞生。对于强人们来说，这才是最可怕
的。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就算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专制统治便能从此高枕无忧了？不，中国
民间力量既然已经找到了“主义”，那它便是无法扑灭的。他的内力
绵绵无穷。在头面人物的身后，接力的知识份子和各界精英至少有几
十万人；而在几十万人的身后，还站着数量无法确定的工人、农民、
学生和教师。
据我所知，最近几年，大批农民领袖和工人领袖找到一些自由主义
者，要求他们出面领导农会和工会，基本上都被拒绝了。因为那些自
由主义者立意非常审慎，他们寄希望于良性互动，愿意在政改启动之
后，在高扬法治的前提下，再与政府合作，促进农村、工厂和其它民
间社会的自治。他们既然真诚地主张和平演变，便不能不恐惧大规模
农运和工运容易带来的失控和双方拉锯式的对抗。
政治本是讲究平衡的艺术。如果当局对于主张和平演变的一代也进行
没有任何法理根据的粗暴镇压，那么，最终要把一代人给逼上梁山
——当年蒋介石便是这样把共产党人逼上梁山的——使得历史越来越
朝着暴力演变的方向发展。“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将会真的
成为当局的敌人。
在意识深处，当局最害怕自由知识份子与民众联合。但是，如果与上
层良性互动的道路行不通，自由知识份子必将放弃目前地处中间地
带、上层下层同时推动的策略，主要转向发动下层运动。一旦一代人
走上了这条道路，那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挡住的。烈火将在草莽间熊熊
燃烧。
我敢预言，如果当局胆敢对自由主义实施“全面专政”，在中国大
陆，必将诞生进攻性的自由主义。他们将继承过去中共的革命经验，
走知识份子与工运、农运相结合的道路。他们继而与“法轮功”、与
各色独立的宗教运动携手共进，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结合是否会违
背和平演变的初衷，现在还无法预知。和平演变的确是最好的路径，
但并不是无条件的，条件便是当局不要太过分。来而不往非礼也。
专制是一种疾病。疾病是要危及身体健康的。专制者往往迷信暴力，
但暴力乃是双刃剑，今日你滥用于人家身上，明日人家就有可能滥用
于你本人。有病不看医生总是不行的。只有自由主义才是治疗专制病
的良药，才最有利于曾经专制过和正在专制的人士的身心健康。如果
把良药当作毒药，把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树为敌人，岂不正是把自
己的人生逼上绝路？
当代中国的曹操们，杜导斌们本是你们的华佗啊。“不爱其师，不爱
其资，虽智大迷。”
（2003年11月19日）
【注一】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刑法处黄太运处长在济南市刑事法官
培训班上曾经这样解释过：“我们也查阅了国外对宣传、煽动
方面的定罪界限，这个界限一般是在什么地方？都是在要煽动
使用武力，来推翻合法的政府，来对抗法律。根据我国的实际
情况，我们没有把宣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
度仅限于以武力的方式。这是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为
了维护国家政权、社会稳定的需要。”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3.11.1905:15；http://www.ncn.org/
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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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华】海外华文媒体的突起异军
最近，在纽约和华盛顿参加了《大纪元时报》成立3周年和《新唐
人》电视台庆祝中秋节的活动。会上还有不少精彩节目表演。我之所
以热心参加这些活动，有多种因素，除了基本相同的理念之外，也是
因缘所致。
1997年7月我移居纽约，神交已久的李勇先生约我们见面，在唐人街
为我举办有关香港的讲座，并且介绍社区人士同我们认识。此后我也
在他所办的《新泽西时报》（周报）写专栏。后来该报转让并且改称
《华报》，我也跟着“转战”﹔到3年前，《华报》再换老板，就改
称《大纪元时报》了。
后一次的转让，新、旧老板约我在唐人街饮茶，告知转让的事，并且
介绍我认识新的管理阶层。新的管理阶层是一批旅美的中国大陆年轻
专业人士。他们态度诚恳，也有理想。我很高兴，也很好奇。高兴的
是海外办华文报纸非常困难，但是居然有年轻的大陆人愿意做这种
事，不但愿意，还能够接受我。简直是奇迹，因为在中共的毒化教育
下，很少人敢于接触我这种“阶级敌人”，何况接受我的观点继续在
他们的报刊上“放毒”。后来才慢慢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法轮功
的学员。
在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时，我就立刻写文章谴责中共的作为。
当时我并不了解法轮功，但是我坚持信仰自由的原则，反对中共对人
权的迫害。此后由于《大纪元》之缘，同他们当中的法轮功学员有一
些接触，进一步对他们观察﹑了解，更加不认同中共的镇压。
其后同《大纪元》有更多的的接触，是因为他们办了电子媒体的《大
纪元新闻网》（网址是epochtimes.com），我从给《大纪元时报》的
平面媒体改为给新闻网写评论，再由《大纪元时报》选择转载。其中
差不多每星期有一篇署名“凌锋”的《香港焦点》专门评述香港事
务，用林保华的真名写中国和国际问题的评论。此外，我在其它报章
写的文章，也在《大纪元新闻网》上网，以便更多人可以看到，我的
最大希望当然是可以进入中国大陆。
现在《大纪元时报》已经遍及全世界十几个国家，在美国、加拿大、
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建立分支机构，在美国就有纽约、华府、费城、亚特兰大、波
士顿、芝加哥、圣路易斯、休斯敦、达拉斯、丹佛、三藩市、洛杉
矶、西雅图等城市发行该报。全球发行量每周约45到50万份。
由于经营媒体的困难，我对《大纪元时报》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期望，
但是去年8月我到华盛顿时，那里第一个将周报改为日报﹔三藩市本
来是一周两次，但是今年春天我去那里演讲时，也说要改日报了﹔纽
约是9月初改为日报﹔相信其它地区也会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渐改为日
报。
而大纪元新闻网的发展也很快速，成为北美洲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
点击页次（Pageview）每日平均50万页次，高峰时期70到80万次，点
击量（Hits）则更大。
另外一批年轻人，则在前年筹办《新唐人》电视（网址ntdtv.com）
并在去年2月开播。他们是独立非营利的免费华语公共电视台，发展
比《大纪元》似乎更快，全北美就有12个记者站，在全球其它地区也
有记者站，包括香港台湾。我也是由于常常接受他们的访问，或者是
到他们在曼哈顿中城的总部做节目而同他们熟悉的。
这家电视台要装“小耳朵”才能收看，但是也可以打开网站看，这样
就大大扩大观众的人数。除了新闻（普通话和粤语）和评论﹑专题之
外，也有一些其它节目，包括文化﹑教学﹑娱乐﹑体育﹑医疗等等节
目，当然还有当地的华人社区新闻。但是要维持一天24小时的节目，
对一个新生的电视台来说，的确很不容易。
办报纸﹑特别是电视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大纪元时报》和
《新唐人》更是如此。他们的快速发展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了解到
其中的艰辛。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资源非常缺乏。据我了解，财源由几
位企业家资助，或可说是“以商养媒体”﹔也由于他们中不少在其它
行业打工的高薪专业人士，我相信他们也将自己的部份收入投入其
中。由于资源不足，所以工作人员中，除了几个脱产人员外，大多数
人都是自愿的义工。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下班以后才到报社或电视台
上班。他们的采访记者在周末才人力充沛，因为不需要在自己工作的
地方上班而全力投入工作。其次，他们不少都是外行，边做边学，很
快上手。因为有的主持或记者在同我做节目或采访以前，我们要先“
沟通”，所以我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是他们很努力，态度也谦虚，很
快充实自己。
当年于品海在香港创办中天电视，投资很大，以后他的传媒王国的失
败，同被电视台拖累也有关系。因此我也特别关心电视台的经营。当
然，我是外行，求教于他们，回答说，他们很多计算机人才，因此充
份发挥计算机优势，用计算机来代替其它器材。因为常去做节目的原
因，观看他们的电视台，设备果然简陋，除了基本的摄影器材，主要
就是计算机设备，可说是“土法上马”，但是也终于搞成一个电视台
了。他们的一个小“厨房”里，晚上工作人员就在那里轮流吃饭盒，
过着“共产主义”清教徒式的生活。看到他们的献身精神，也想到自
己年轻时候的影子，只是那时我为独裁者卖命，助纣为虐，现在他们
为办一个说真话的媒体，对抗中共庞大的说谎机器，令人崇敬。
这两年。我去了波士顿﹑华盛顿﹑三藩市﹑台北和香港等地方参加研
讨会﹑发表演讲或仅仅旅游性质，都有该报或电视台在当地记者的采
访，表明他们已经成了“气候”。去年十月江泽民访问美国，他们的
采访另具特色，使中共非常恼火。
香港反对23条时，海外华人组织了全球反对23条大联盟开展活动。报
导海外华人的这些活动，以《大纪元》和《新唐人》最详细，包括我
们在纽约举办的一些研讨会和游行。李柱铭经过纽约时，该电视台特
别做了一个专访，并且用普通话和粤语播出。现在打开《新唐人》的
网站，还可以找出这个节目看。曹长青﹑严家其﹑郑义和我，也在他
们初创时期，在《透视中国》中做了一个有关江泽民出卖北方领土的
专题节目。
《大纪元时报》的总编辑郭军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现在坐镇在华盛
顿，《大纪元新闻网》的总编辑我没有见过面，而《新唐人》的新闻
总监庞钟则有来头，是原来香港《凤凰卫视》的新闻总监。我曾看到
有关他在香港“出事”的新闻，所以后来在纽约见到他时，感到格外
亲切。他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而我在那里教过书，算起来还
应该有一份师生情。而日前去华盛顿参加《大纪元时报》的活动时，
担任司仪的“东方”，在《新唐人》主持每周的《一周经济回顾》节
目，出身于中国人民大学，是我的校友。而纽约《大纪元时报》的一
位记者，曾经还是我们原来的一位台湾邻居，她的先生是移居来美国
好多年﹑祖籍山东的韩国华侨。所以在他们那里讲话时，我多次说，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需
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的确，中共的统战无孔不入，特别是对海外的华文媒体，所以也是为
什么我对《大纪元》和《新唐人》的年轻朋友特别感兴趣，并且一直
同他们合作的道理。这个突起的异军，在海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
且千方百计突破中共的防火墙，把真实的信息传到中国大陆，令中国
的民众觉醒，将来有望改变中国的媒体生态，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治生
态，使中国朝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道路上迈进。
在他们的一系列庆祝活动中，应邀的来宾有各界人士，例如在华盛顿
的这次活动，宴开44席，就有美国的政界人士﹑中国的民运人士参
加，而华人社区人士更是非常广泛，有广东老侨，也有大陆新侨﹔台
湾人当中，蓝绿兼包﹔台湾驻美代表处的高级官员也有出席。当然中
共驻外使馆是抵制的。或许，这些媒体也可以提供海外热爱自由民主
侨民的一个团结奋斗的平台。
〔原载《争鸣》杂志。转载自《新世纪网》2003.11.1`904:32；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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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明】给后江泽民时期民主中国前途研讨会的两个文件
在会议期间我向会议提交了两份文件。后来虽然没有被会议交付讨
论，但是关心民主人权运动的朋友都感觉到文件所提的问题是意义
的。
有些未参加会议的朋友希望了解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就把文件在网上
张贴出来，供大家一起琢磨琢磨吧。
我认为，在海外从事反对一党专制的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做生
意，也有权利发财。可是决不是“一切向钱看”。有的生意可以做，
有的生意不可以做。一项应该提出的建议就是谈这个问题。
另外，从16大新的领导班子上台以来，国内国外都在大谈“胡温新
政”，对于共产党内的矛盾和争斗可以分析、利用，但是决不应当放
弃自己的思维话语系统，不知不觉地投入体制内的话语系统，甚至产
生出新领导人是否会来“请我回北京共商国是”的梦境。从“6．4”
走出来的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10余年过去了，还没有对共产党各届
领导人有一个总体的战略评估，对比青年时代就已经发出了“粪土当
年万户侯”的毛泽东，我们的这些人到中年的朋友们难道不觉得有一
点汗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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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一：
一个应该提出的建议
彭小明
1948年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文件
第8条提出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改的本地知识份子参
加革命工作。但是一般不宜让他们在本区本乡办事。（详见《毛泽东
选集》1282页）。1963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二十三条》，其中明确
规定了干部的“回避政策”。回避政策，其实并非始于中国共产党，
更非说明共产党特别清廉。中国封建时代早已有相当明确的限定。回
避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后汉书。所谓回避，是指侦讯、弹劾之对象的
家属、子弟不宜被任命为执行侦讯、弹劾的官员，科举考试中考官也
因自己的子弟应试而回避公务作业。国际上，法律规定为防止对案件
审理的不公，凡与案件可能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的侦讯、检察、审
判人员必须回避有关案件，以避嫌疑。
从封建朝廷，到专制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明白“瓜田不纳履，李下不
正冠”的道理，尽可能地避嫌，让上下两清，何况我们追求“结束一
党专制，建立民主中国”的民主知识份子？我的建议是，凡是在国内
有经济贸易项目的人，不论投资是否已经盈利，不宜在海外民主运动
的组织担任领导职务。这里的国内，当然是指中国大陆，是否包括港
澳，可以存疑，而且不论独资、还是合资，都包括在内。这是一种合
理的回避政策。民主社团是与一个拥有庞大国家机器的共产党执政集
团作一场“生死”较量。我们虽然没有提倡暴力斗争，没有杀害共产
党干部的计划，可是对方却几乎认为我们是他们的死敌。当然我们也
不否认，结束一党专制，就是拆除了中国党政当局的特权基础，掀翻
了国内贪官污吏身边的人肉筵席。党政机关势必使尽一切可能的手段
来威胁利诱，使之软化，使之丧失斗志，无所不用其极。而国内的项
目，国内的资产正是国内当局用以要胁、利诱的最佳筹码。
国内近年来发生的杨斌案、仰融案，刘晓庆案和孙大午案，说明当局
对名人大款是相当注视的。海外民主社团可能会产生名人效应，当事
人在国内的投资或项目就会成为党政当局反制的杀手锏。一旦受制，
几无招架还手之力。
民主社团虽然不是暴力阴谋团体，但是面对残酷的专政机器，毕竟可
能保持一些机密，关系到国内外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处境、联系和人事
关系。国安部门的盘问、“聊天”，打听的就是这些大小消息。除了
涉及一些人员安危以外，组织还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势需要表态，未
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千变万化，所有制、土地政策、香港立法、对台湾
的战争状态，等等等等，都需要高瞻远瞩、超脱私利的决策。
现代民主的原则就是不轻信任何个人，而依靠足够的制度安排。那就
是回避政策。这是当代社会的新情况。民运刚刚起步的时期是依靠捐
款活动，后来资助逐渐萎缩，人们各自经营求职，站住了脚跟。贸易
经商，打工领薪，而且国内吸引外资，于是也出现投资国内的可能。
但是，毕竟民运朋友不是简单的商贾，除了在商言商，还有理念抱
负，更有组织的任务和责任。所以对国内经贸的资源必须有所回避。
有所为，必有所不为。
为理念必须有所牺牲。上世纪末，共产党也已经禁止党政军公检法干
部直接经商，不仅是为了避免贪污腐败，也是为了减少私利干扰公
正。美国官员也不得经商，而且阳光法案要求公开个人资产。中国的
海外民主知识份子应该有清醒的自律精神，如果自己确有国内的资产
项目，也应当主动告白，申请回避，（但不要求公布财产）。国际上
的司法人员还有详细的申请规定。已经担任民运组织领导的人，如果
国内投资成功，就应当立刻主动申请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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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二：
致国内朋友对邀请信意见的答复
各位先生：
来信收到，谢谢你们对海外民主中国前途讨论会的关注。身处国内的
危险境地，仍然冒险讨论有关的问题，这样的献身精神本身就令人肃
然起敬。
邀请信是我起草的。我不敢说这封信写得至善至美，但是写得比较坚
决，特别强调某些措辞，的确是有某些原因的，国内的朋友们可能不
了解。待下文略作解释。简单的答复如下：
§§一、
任何会议在召开之前都有一定的确定性。例如德国社民党的会议，开
宗明义就是讨论保险和税制改革，党内反对派参加会议，可以抵制领
导人的决策。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党的决议按照程序民主通过。在海
外的环境下，研讨会的邀请信绝对不会影响到会议的意见自由。会议
也没考虑国内朋友参加。
§§二、
严格地说，关于二线，关于后……时代，都不是规范的描述。共产党
的权力分配和执掌方式因人而易，因时而易。二线的说法最早来自毛
泽东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毛居二线。实际上毛依然是大权独揽，刘
奉命惟谨。如果先生们认为今天江仍然大权在握，那么毛刘式的二线
定义不是也跟诸位的想法差不多吗？（也有朋友质疑后某时代的说
法。此处一并解释之：后某时代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上一次在德国
召开的邓后时代中国民主前途研讨会，邓小平和江泽民关系到底如
何，也有不同的说法。这次套用了一下这个名称，并没有什么定性的
意义。关键恐怕不在我们的定语和方式，主要还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不
正常（垂帘听政，枪党论，党枪论）。到底是死后叫后时代，还是下
台后叫后时代？克林顿下台，布什上台，上下分明，一般就不会再叫
后克时代，而叫布什时代了。美国总统当然就是三军总司令，一目了
然。）
什么叫“扭住某胡温小媳妇不放”？难道这不是一种“定调在先的确
定性话语”？先生何以得知胡温一定是锐意改革而不断遭到牵制的民
主政治家，而不是新的逮捕、关押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独裁者？德国有
句俗话，叫做“信之虽好，鉴之更佳”Vertauenistgut, kontroll
istbesser.作为共产党独裁政治制度的反对者应该有必要的清醒意
识，所谓的党指挥枪、民主集中制等虚伪理论都是法西斯专制的垃
圾，从根本上应当彻底摒弃。在战略上就是要把共产党看作“铁板一
块”，包括它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和干部队伍，只有结束这个一党
专制，才能建立民主中国。坚持民主的反对派就是要不断揭露和批判
专制的独裁者，尽管他们内部还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台湾的民进党长
期批判国民党，决不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直到今天他们也不认同
蒋经国是民主的功臣，坚持认为他虽然下令开放党禁报禁，却依然离
不开独裁暴君的历史定位。正是这样旗帜鲜明的反抗才动摇了专制的
根基。民主不是独裁者的恩赐，而是抗争的结果。（这里的抗争和反
抗不是说一定要暴力行动，希望不要误会）。邓江胡温个性各异，都
是共产党专制的符号，制度驱使他们行事。胡锦涛究竟类似勃列日涅
夫，还是类似戈尔巴乔夫，猜这类谜语没有任何意义。坚持反对一党
专制的揭露和控诉才能对专制有所触动。尤其是身在海外自由民主环
境下的民运会议根本没有必要顾忌什么、隐讳什么，旗帜鲜明才能显
示海外力量的存在。国内的朋友则完全应该采取各种策略的说法，注
意避免触犯党政禁忌，照顾群众的认知水平。战术上利用党内斗争的
矛盾。但是不要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更没有必要要求海外也来迁就。
§§三、
先生的意思似乎不正面期待北京新领导的新形象就是要搞以暴易暴改
朝换代，未免太简单化了。只是不认同人治而已。不抱幻想，不等于
杀人放火。专制不解体，亲民、为民、为公之类的新旧宣传都是谎
言。难道还需要作什么解释吗？先生拿出苏联东欧的事例来说理，我
想，苏联东欧的变局告诉我们，任何对共产党当局抱有的幻想都是毫
无意义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得到人民认同才答应民主竞选的，相反正
是人民唾弃假民主，要求真正的竞选，共产党才立刻失去了多数；罗
马尼亚的军队在群众“效忠”大会时忽然反叛，人民立刻支持他们处
死了齐奥塞斯库；团结工会不认同党在军管中的说教，哈威尔和他的
难友在监狱里和监狱外对任何新老总书记都从心底里十分蔑视，不抱
任何幻想。柏林墙倒塌前夕，东德群众上街游行的标语甚至全都不再
使用马列套话，直接要求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和迁徙自由。可以说苏
联东欧的变局正好说明是体制外的胜利，跟照顾迁就没有关系。对体
制否定得越彻底，发生的演变却越和平。流血冲突后上台的罗马尼亚
执政党仍然以共产党干部为主体，体制也不再延续下去。
相比之下，正是中国的知识份子长期以来过分迁就党政的意识形态
了。反右四清文革压制太严酷，反抗寥若晨星，改革开放后，走出体
制的新知识份子，许多留学海外的知识份子在国外、回国后，依然紧
跟党政话语系统，实在是民族的悲哀。只有吴祖光、李慎之这些九死
一生的老知识份子敢讲直言不讳的真话，却也不久于人世。余杰这样
的青年批评家还是太少，太孤独了。我不是提倡国内的朋友盲目地提
出过激口号，去搞组党、甚至搞暴力的盲动。苏联东欧的变局已经否
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关于毛的枪杆子出政权的暴力理
论，我曾有文章作过分析。简单地说，毛派世界革命的武装斗争实践
已经证明，该理论走出国界以后，没有取得过任何胜利，以在亚非拉
全面失败为特征，仅成恐怖主义的余绪。此不赘述）。把希望寄托在
党政领导人身上是一种战略错误。有些国内朋友的做法很实际，他们
很注意群众的利益和冤屈，把群众的呼声表达出来，不让党政当局掩
盖和消灭痕迹，让群众认清专制的本质。这是非常脚踏实地而卓有成
效的进程。另一方面国内朋友似乎缺乏对上层知识份子的影响和沟
通。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以及新型企业家有了知名度的保护伞，可
以说部份真话，可以向党政发出警告，可惜一个孙大午这样的企业家
已遭打击。如果更多，更有呼应，就能造成对专制的强烈冲击。我们
要尽早地争取扭转这种万马齐喑的民族悲哀。海外对留学人员的影响
则是海外朋友的责任。全德学联坚持进行人权民主宪政的介绍，从不
懈怠，希望从品学兼优的留学生中推挽出萨哈罗夫式的中国科学家、
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群体。
§§四、
具体的名词不必拘泥。中南海新贵，或改称北京新领导人，海外朋友
直率些，国内朋友尽可以平顺些；注意分析党中央的变动和迹象，也
是题中应有之意。对概念打笔墨官司没有意义，到此为止。下面说一
下招安的问题。
在胡温上台以后，尽管抓、判、关的案例一再出现，海外仍然出现了
期待招安的倾向。胡的团派背景也令原来就是党员的人们容易产生幻
想，期待北京吸收他们回国当干部，当教授。这样的期待令海外的民
主运动显得比过去更加消沉。为了廓清思想，重新振作，所以才希望
邀请世界各地的朋友重聚一堂，研究形势和对策，昭告世人，宣示中
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存在。
招安的概念也无须争议。关键在于现在党政当局远远没有承受到强大
的压力，不得不向海外民运握手言和。国内和国外也没有萨哈罗夫式
的人物令胡温坐卧不安，非电召安抚以谢天下。江泽民对记者华莱士
的谈话对海外民运极尽轻蔑之能事，胡温对王炳章、杨建利、刘荻、
北京四君子的残忍处理，仍不足以唤醒这些朋友的幻觉，说明海外民
运的艰难和曲折，以及对共产党的认识之不足。列宁主义的党有它铁
血组织的传统，基本不能容忍反抗和背叛的成员。有志气的民主知识
份子即使有机会回国定居，也不宜重回共产党当干部，而应当身体力
行营造多党民主的新型政治结构。
（2003.10.20）
〔提供者：徐水良；[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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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中国民主之路的关键──国民的觉醒和抗争
§§制度之恶，非改不可
孔子有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说的是如果学生自己不为
某个问题大伤脑筋、苦恼困惑的话，他是不会轻易去启发教诲这个学
生的。也就是说，自身要先有解决问题的欲望这个内因，外因才能因
势利导，起到作用。
联系到中国当下的形势，“非典”由天灾演为人祸，大学生孙志刚被
抓进收容所毒打致死等可怖事件的不断发生，已使所有有志之士猛
醒：制度之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刻！
§§民主改革依靠谁？
但依靠谁？怎么改？即中国民主改革的内因是什么？对这个重大问
题，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似乎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大家
齐刷刷不错眼珠地将目光聚焦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上书进谏也好，
撰写调查报告也好，发表文章言论也好，大多是寄希望于中共中央幡
然悔悟，自我革新，自己对自己下刀子。
这实际上是在不觉之中将共产党自身当成了改革的内因和主导力量，
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自我洗心革面上──这可能吗？
当然历史上有项羽兵败自杀、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美谈，但这些都是可
遇而不可求的壮举和传奇。共产党在中国的专制地位如同不受辖制的
兽中之王，你能期待老虎自己给自己拔牙剥皮吗？政制改革的核心是
还政于民，可以想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批不经民选的党政官员丢
官去职，甚至因各种经济犯罪和践踏人权的民事，刑事犯罪蹲牢入
狱，连江泽民等最高层官员也很有被起诉的危险。
共产党从高层到低层并不弱智，民主改革利国利民的道理他们都懂，
怎奈利国利民但最不利党，民主改革从根本上触动各级党政干部的切
身利益，意味着靠大权在握吃香喝辣，为所欲为的美好日子将一去不
复返，这叫党如何下得了手呢？因此，十多年来，口号翻新了不少，
什么“反腐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情为民所系”，痛
心疾首而又冠冕堂皇，但始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实质性的举
措一项也没有。
所以说，共产党是民主改革的对象而绝不会是改革的内因和动力。以
为可以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坐在一边“乐观其成”，根本是一
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广大在专制党权下权益被剥夺、被损害，创造
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的民众才是要求民主改革的主体，也是民
主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民众的素质和觉悟是中国民主改革进程的内因
和决定性力量。
§§韩国民众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在专制力量和民众这一对互动关系中，民众越是驯顺“善良”，逆来
顺受，麻木沉默，专制力量就越是“稳定”，越是肆无忌惮，更懒得
搞什么民主改革自找不痛快；反之，民众血气方刚，不甘为奴，抗争
不断，群起攻之，专制力量就惶惶不可终日，疲于应付之下不能不对
民众的要求严阵以待，予以重视，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也不得不改。这
方面韩国民众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许多人可能对2002年世界杯中韩国足球队“拼命三郎”的精神有着深
刻印象。他们踢球的技术也许并不比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高明多
少，但他们有一种面对强敌勇于抗争，精疲力尽也要奔跑到最后一刻
的意志和品格，这同中国队诸位不时在场上“悠然散步”的“软脚
虾”们在精神风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神风格上对比鲜明，结果
也对比鲜明：一个冲入四强，一个差点排倒数第一。
民主化的历程也是如此。7、80年代朴正熙、全斗焕治下的韩国，人
民无选举权，无出版言论自由，监狱里政治犯人满为患，工人劳动条
件恶劣，同当今中国社会低下的人权状况不差伯仲。但有所差别的是
民众的觉醒程度和抗争力度。韩国民众，从普通大学生到工人和知识
份子，在专制力量的淫威下，冒着入狱，流血，迫害，死亡的危险组
织活动，示威游行，不断与政府冲突，对抗，20几年来一直不让专制
政府安安稳稳，片刻消停。
7、80年代看国际新闻报道，常常可以看到韩国学生示威游行的场
面，许多人对此应留有印象。你随便问任何一个韩国人，就有他认识
的亲友长辈曾为当年的民主抗争受过审讯，甚至坐过牢挨过拷打。韩
国现在的国会议员当中，当年因从事民主运动而入狱3、4年甚至10年
以上者大有人在，比比皆是。民众参与民主抗争的热情和广泛程度由
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朴正熙、全斗焕治下的韩国，7、80年代经济高速增
长，特别是朴正熙为推动韩国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韩
国民众并不因此感恩戴德，膝头发软，认为独裁者发展了经济就拥有
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乐颠颠地坚持朴正熙、全斗焕的“坚强领
导”；相反，韩国民众经济上“小康”了，还更要追求精神上的尊
严。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要求，专制政府一日不答应，青年学
生和知识份子就一日不消停地痛斥揭露，集会示威，汉城工人不堪低
劣的劳动、生活条件甚至举行过暴动。1980年“光州事件”中300多
名示威学生被全斗焕政府派军队枪杀，惨烈程度不亚于“6．4”。其
它因参加民主抗争而被警察抓进监狱，拷打致残者更是不计其数。仅
我工作的韩国圣公会大学，就有多位教授在7、80年代曾尝过铁窗的
滋味，有一位教授竟蹲了20年黑牢！韩国知识份子主流不苟且，不与
专制力量同流合污的骨气由此可知。
这样的不懈抗争，终于使专制制度不断动摇和松动，终于最后崩溃。
韩国民众在90年代将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对人民犯下过罪行的总统送
进了监狱，这在富于专制传统的亚洲国家中开了先河。韩国人民迎来
了民主化时代，总统直选，市长直选，直接对选民负责，干得不好马
上下台让贤；总统金大中的儿子受贿与庶民同罪，被起诉逮捕──韩
国民众今天享有的这一切权利，绝不是专制政权自行禅让出来的恩
惠，而是民众不畏强暴、不懈抗争赢得的。他们用有力的双手将民主
自由的花冠自己给自己戴在了头上，何等自豪。壮哉，韩国民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民众的历史经验比台湾更值得推崇。台湾民
众也进行了民主斗争，但相对而言蒋经国自上而下开放党禁、报禁起
了更大的推动作用。蒋经国的明智是台湾的幸事，但以此为安慰，一
味消极等待，无所作为，在中国大陆期待蒋经国式的“明君”是要误
事的，会将中国民主化进程拖得遥遥无期。
§§中共改革取决于民众抗争力度
因为，就专制政权的本性来看，蒋经国式的拱手让权，还政于民从来
都是极少的特例，相反不见棺材不落泪，垂死挣扎不交权倒是极多的
历史常态。英国查理一世如此，清政府慈禧太后如此，49年前的蒋介
石国民党政权也是如此。所以，共产党能否改，何时改，恐怕不会取
决于它自己的良心发现，而是取决于中国民众的觉醒程度和抗争力
度。
曾看到有新浪网友这样说道：“什么制度不制度，老百姓能过上好日
子就行。”似乎是说能过上吃饱喝足有钱花这样的“好日子”足矣，
夫复何求？莫谈国事，那可是要掉脑袋的……这种心态，在中国民众
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一方面说明了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一代又一代的
专制恐怖极大打击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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