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重贴《镀金帝国掠影》（三）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重贴《镀金帝国掠影》（三）

海纳百川首页 -> 驴鸣镇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重贴《镀金帝国掠影》（三）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论坛管理员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经验值: 519217

标题: 重贴《镀金帝国掠影》（三） (561 reads) 时间: 2010-12-10 周五, 下午2:34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五、民德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走马观花一番便能下结论的，只能说说靠不住的肤浅印象。

我这次回去最强烈的感觉，便是普通百姓不再抱怨了。犹记93年回去那次，所有的人都在骂，骂政府，骂社会风气，骂拜金主义，骂人欲横流，骂道德沦丧。骂得我不胜其烦：老邓南巡讲话刚发表，政府摆明了要走资，国家好不容易从李鹏的鸟笼经济死胡同里挣扎出来，尔等还有什么不满的？莫非要倒回去过毛时代的穷日子才称心如意？

但这次回去却再听不到这类抱怨了，大伙儿似乎学会了一个真理：愤世嫉俗什么意思都没有，不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狠命地捞，鸡有鸡路，鸭有鸭路，悠悠万事，捞钱为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政府与百姓在道德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换言之，政府用自己制造出来的烂污社会环境卓有成效地改造了全民，以致无论再怎么烂污的事体，百姓都已见惯不惊，安之若素，说不定还有三分羡慕。

如今国内的骗子已经与时俱进，实现了高科技作业。我曾在一家银行屋顶上看到大幅的电子告示牌（就是那种会行走的灯光告示），“温馨提示”大众提防骗子，说是若您接到催款单或是催款电话，让您把欠下的水费、电费或电话费交到某个帐户去，那一定是骗局，万万不可相信，云云。这提示不但温馨，而且非常实在。我姐就多次接到这种催款电话，她的老同事也如此，以致她后来跟老朋友打电话，对方根本不接，因为那是一个陌生号码。

最绝的是，我一次在网上跟朋友笔谈，我先给了他我的手机号码，接着那朋友便问我是否带够了钱，他可以赞助我两千元，要我给他个银行帐号和户名，他把钱打进去。我收到那信息后不久，手机就响了，一看是条短信：丘国光，中国工商银行帐号XXXXXXXX。我于是问他，刚才那短信是不是你发过来的，他莫名其妙，说没有啊，我于是转述了那短信的内容。他立即说，那人是骗子，大概通过黑客手段看到了咱们在网上的笔谈，以为那手机号是他的，又看到他要转钱，马上便发了那短信。若那手机号真是他的，则他就会以为丘国光就是芦笛（他不知道我的真名），想都不想就会往那帐号里打进两千元去。我惊出了一身冷汗，连称好险好险。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我才回去时，就有人反复叮嘱，用卡取钱千万要小心，在输入密码时，务必要用手牢牢罩住上方，让谁都无法看见你按的是哪几个键，盖下流台湾人发明了一种高科技手段，能在取款机上安装什么设备，不但能测出卡的电磁识别号码，而且能用微型摄像头把你输入的密码摄下来，过后便能复制出一个信用卡或银联卡，将你的钱提空。我开头还照办，但后来觉得这实在无法忍受——用手遮挡得密不透风，连自己都看不见数码，还知道按哪个键？于是也就没这么干了。好在我后来查了一下，似乎也未被盗窃。

在这种大环境下，刚回去的海外赤佬必然是猪头（阿拉伯上海人说的“彘头”），只有被骗的份儿。光是买东西，咱们就老是无法适应“除了火车票之外，无任何商品是明码实价”的国情。从飞机票开始，什么都可以讲价，而且砍下来的价比例并不小。这说明整个第三产业都有很大的诈骗成份，它不是按“成本加利润”的“普世价值观”来制定价格的，而是按“成本+利润+诈骗”来制定价格。所谓“砍价”，能砍去的最大值就是诈骗份额。

这说的还是正当生意，按国内标准来说根本算不得诈骗。在云南丽江旅游时，有个四川骗子缠住我们，说只要20元就能用面包车拉我们到三个景点去，而且他们还能帮我们逃门票。所谓“逃门票”，就是绕过收门票的地方进入公园，这样游客就不需要花钱买门票。为了让游客相信自己不会吃亏，她还声称等我们玩完了，再收那20元，于是大家便同意了。到后才发现，那儿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园，没有门票一说，只有卖旅游票的，旅游节目是在茶马古道骑马，以及在拉市海乘船，票价每人380元。大伙于是跟那售票的砍价，砍到了300元。次日我们才知道，咱们是刘少奇主席说的“贪小便宜吃大亏，吃小亏占大便宜”，正经旅行社组织的同样节目，只收120元，骑马走的路还比那长得多。所以，对于真正的诈骗团伙来说，上述“砍价能砍去的最大值就是诈骗份额”的定律并不成立。

当然，那四川骗子也没有完全撒谎，“逃门票”之说也不完全是虚构。丽江黑龙潭门前就有些人专门干这种事。那公园门票80元（要么是60元，记不得了，称为什么古城维修费），但后门无关卡，只是游客不知道而已。于是有的人（多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就在大门前兜揽生意，告诉你她能带你逃门票，只需要一半价。如果你怀疑那是骗局，她就让你先去查明门票价是否真是那么多，而且保证带你进去后再收钱。那票价当然如她所说。若你想省钱，自然会回去找她，她就带你从没有关卡的后门进去，然后再向你收钱，十几分钟便能挣40元。

当然，不能说这些人是诈骗，人家出卖的是你不知道的信息，跟新闻报刊卖钱似无本质差别。问题是，那公园为何不杜绝这弊端，以致带人“逃门票”居然成了一种职业？我阴暗心理发作，免不得要怀疑那是公园工作人员的故意安排——从后门半价进去而不买票，自然也就不存在财经查帐问题。

即使是正经的旅行社，也未必能与诈骗完全脱了相干。例如上述到茶马古道骑马游览，那价钱虽然公道，可惜所谓“茶马古道”整个是骗局。据知情者说，真的茶马古道根本不在拉市海附近，但旅游局为了方便安排旅游路线，便人为地把茶马古道“搬迁”到了那儿，以便增加吸引力，否则光是个拉市海，除了候鸟光临的季节，根本就没有什么游览价值。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教导我们：“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咱们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但把所有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且深刻全面地改造了人民的价值观，使得金钱成了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大众心目中，一个人的价值，其实也就是他荷包里面的钱数，只有挣了大钱的一生，才是成功的海皮的一生。

就是为此，才会有亲友为我感到惋惜，觉得我不该搞科研，更不该出国，认为我当初若本科毕业后不去读研，更不要出国，则不说发大财，起码收入要比现在多多了。我告诉他们，人各有志，各人的追求不一样。国外享受的精神自由姑不论，如果我不出国，就不可能追求我的真正爱好，实现我真正的价值。他们仍然不以为然，因为离开金钱谈“实现自己的价值”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那也没什么实际意义。这当然也是实话：梵高生前穷愁潦倒，而且籍籍无名，出名是死后的事。出名若不与享受联系在一起，那又有什么意思？

这还算好的，更糟糕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巧取豪夺、不劳而获才是大智慧，而忠厚诚信则成了“彘头三”、“阿木林”，可鄙可弃的另类。

印象最深的还是上海的一位无产阶级。那天我从酒店出来，急着要去赴一个约会。上海的特点，是地铁站十分稀疏，下车后还要走很远。因此从那酒店到最近的地铁站必须打的，可惜从地铁站打的到酒店没问题，反过来就难了。我等了半天，来了好几部的士，却都不肯搭客。我于是只好出了酒店的大门，去街上打车，可等了半天都没空车。

这时来了一部“摩的”（摩托改的“的士”，外观各不相同，多为三轮，但我那天坐的那部是两轮的，空间非常逼仄，其实就是坐在后座上，只是多了个雨篷），司机大概是个退休老工人。我告诉他我要上哪儿去，他报了两块钱的价。我讶其数额之低，也没多说就坐上了。那老师傅估计跟我岁数差不多，只是我自退休后便过烂日子，造成很严重的“表面老化”（赵本山小品的台词）。他带着我在车丛中穿来穿去，时时让我吓出汗来。我看他那把子年纪还干这危险性颇大的体力活，心中十分怜悯，心想我还是按的士的价钱，到站后给他十五块钱算了。

到了地铁站，我开始掏钱（但凡这种场合，我动作总是很不利索，且有辨认面额的特殊问题），先掏出两块递过去，那老师傅不接，脸一板，厉声道：两块钱怎么够？起价就是四块！我接着又掏出两块，把四块递给了他。这次他倒是接下了，正准备走，却见我还在掏钱，于是又停下来等我。我接着又掏出了五块，老师傅一把就抢了过去，说，对了，起价四块，车费五块，正好！我本想掏够十五元，至此心灰意懒，懒得再掏，谢了谢他就进站去了，心里很不痛快，情知他非但不会感激我，还会认定我这“阿乡”是个彘头三，好糊弄，说多少便是多少，傻傻地任他宰割。

另一次经历没这么糟糕，但也很无趣。那次我去的地方离地铁站不远，本可步行，但适逢下雨，而站口正好排了一溜摩的，都拉起了雨篷。我于是坐上头一部车，报价四块。到了小区门口，他正要右拐，我一看，说错小区的名字了，应该是对面那个小区。我于是立刻通知那师傅，他立刻停了下来，说，要去那个小区，四块不够，必须是五块！我寻思，TMD这是什么屁话？俩小区大门面对面，无非是向左拐还是向右拐，只怕左拐进去走的路更少，因为那幢楼离大门口颇近。但我也懒得扯，说五块就五块吧，没问题，他于是左拐开了进去。Again，我心里很不痛快，情知他一定在心里笑话我这彘头三。盖我非常熟悉上海人的德行（骂够广东人了，这次改骂上海人）：抠屁眼儿咂指头，小算盘精来兮，别人看在眼里懒得计较，他们还以为你是赣度（憨大）。

当然不是所有的上海人都这么糟糕。在从上海飞往丽江的飞机上（对了，上海到丽江的机票记得是2千元，似乎比从纽约飞到旧金山还贵），我旁边坐着个上海某县某局的女科员（上海人所谓“阿乡”）。那女的很健谈也很爽直，告诉我他们不是旅游团，前后左右坐的全是同事，科长坐在前面的一等舱里，他们是去丽江“考察”的。这次去云南“考察”已经是第三次了，头两次去了昆明和西双版纳，这次去丽江。全国各地她基本都“考察”过来了，新马泰也去过，只是还没去欧美“考察”过，那必须是科长以上才有资格。

这当然是贪腐，然而比起大夫趁人之危抢劫病人及其家属、摩的司机拉到半路涨价的做法来，您说谁更让人生气？让那两位开摩的的无产阶级去当官，难道还能有好的？只怕连那位女公务员的诚实爽直和文明礼貌都没有。

从公众行为来看，上海大概也是我去过的大城市里最糟的。一般而言，我觉得整个社会确实发生了浅表的文明化，可惜上海大概最落后。

当年回国，还在归化国机场就一肚子气：候机室里全是炎黄子孙，开始登机时，大众轰的一声全站了起来，绝不排队而是拼命往前头挤，TMD跟挤公车毫无区别，似乎有挤不上去的可能。目睹此情此景，连以礼貌为职业的机场工作人员都无法控制自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鄙夷的神色，有时甚至如国内维持秩序者一般大声吆喝，令我恨无地缝可入。飞机着陆后，还在滑行中，大众又是轰的一声全站起来，纷纷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提下来，站在过道上，急不可待地争取第一个跳下飞机去，TMD跟地狱里忙着去投生的恶鬼也差不多。

公众场合的粗野行为就更是常规景观了，无论是医院，是商店，是银行，只要有柜台的地方，大众绝不排队，都拼命挤在柜台上，毫无隐私可言。到处吐痰，乱扔果皮纸屑就更是家常便饭。街上的红绿灯则完全不起作用，只要绿灯一亮，无数的自行车就潮水般地涌过去，改成红灯后仍然过不完，使得绿灯放行的人和车辆久久无法通过，全都挤在一起。

这是90年代初的事。过了一两年后再去便有所改观，柜台前一米外画上了黄线，顾客只能在黄线之外等候。公共卫生也有改观，只是交通仍然非常恐怖，坐出租比坐过山车还惊险。

这次回去，总体感觉好多了。无论是市区，是公园，还是其他公众场合，乱扔果皮纸屑的少多了，随地吐痰好像没见到，就连抽烟的人似乎也少了许多（尤其是年轻人），环境卫生有相当明显的改善。城市交通秩序也有极明显的改善，起码坐出租不会再让你急性心肌梗死。候机室也不再是公车站，大众似乎终于认识到其实并无抢先登机的必要。相反，有的人还极不自觉，办了登记手续后迟迟不登机，吃准了飞机绝不敢起飞，盖他们的行李已经托运，如果他们不来，机组人员就会怀疑他们是恐怖分子，于是让其他乘客等个望眼欲穿，险化作望夫石。

可惜这种良性变化在上海几乎感觉不到，尤以地铁为然。每次下车都是一场战斗，盖那儿不兴“先下后上”，您再怎么喊都白搭。有几次我几乎下不了车，情急之下如跳水般迎着滚滚而来的人流扑了过去，冲得下面的人趔趔趄趄，七歪八倒，然而我非但不愧疚，竟然还有一种复仇式的喜悦。

上海从来领导中国时装潮流，因而大概是盛装淑女最多的城市，然而地铁上见到的那些摩登女郎个个是粗坯，甭管穿着化妆如何时髦，长得如何楚楚动人，都毫无文明修养与社会公德心。

地铁旅行有两种方式：买票或是购买充值卡。充值卡是电磁卡，可以隔着非金属物识别，于是许多人都把那卡放在背包或挎包里，把包凑上去，栅门就打开了。一次一位通体漂亮的闺秀（参见鲁迅译《死魂灵》）包里的卡大概没放对位置，包凑上去后芝麻仍未开门。她便傲然屹立在那门口，在包里乱刨。一女当关，万夫莫开，堵住了后面的人流凡十几分钟。到后来她大概觉得难以阻断历史潮流，于是便往旁边让了一步，却正好堵住了塞车票的那个口子。我前面的几个人都使卡，倒是不受阻拦地进去了。但我使的是车票，只好站在她侧前方，以一种很尴尬的姿势，向后伸出手去，用车票摸索那口子，摸了半天也没能摸着。这时那女的总算找到了卡，急着进站，却被我挡住了。她见我无法把票塞进口子，什么话都没说，干脆拿着我的手，把票塞了进去。我自变成人来还从未遇到过这种奇事，又好气又好笑，忍了又忍才算没转过脸去，骂一声：You rude bitch!

总之，在上海坐地铁是一种令人身心交瘁的痛苦经历，下来后非常疲惫，因为基本都是站着，又非常之挤。有次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座，才坐了一站，就上来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我赶快起来给人家让了座，却见周围坐的全是青年男女，对此视而不见，只有我这八旬老翁是赣大。当然，这似乎是普遍风尚。只有广州是例外，在地铁里居然有位青年给我让座。而且，一次我在自行梯上几乎摔倒，还有若干旅客伸出手来救援，令我心里暖呼呼的。

入乡随俗，后来我自己也变得非常粗暴。国人的规矩，是无视自行梯前的告示，齐刷刷地并肩站在自行梯上，让想快上快下的人无路可走。在上海时，一次我忽然见到，自行梯的左边居然是空的，只站了一个人，而那人的右边明明空着，他却要故意站在左边，让人无法快进。我于是走了上去，拍拍他的肩膀，待他转过身来时，我根本不看他，也不开口说话，只是用大拇指指了指右边，他立刻移到了右边，大概以为我是黑社会老大吧。这种粗鲁勾当，也只能在国内才做得出来。

我知道上海人要说，那些事都是外地人干的，其实未必，还是上海本地人居多。是不是本地人，一开口我便能听出来，起码那两位摩的司机是本地人。实际上，外地民工反倒比本地人好多了。我有次提着箱子爬楼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自行梯），还有位外地民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当然，我不知道那位在广州地铁车上给我让座的青年以及那几位伸手救援我的人是否正宗广东人。但总的来看，老广似乎要比上海人文明些。

当然，社会风气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自动好转。Whopper-Junior网友说的道德建立过程，给我的启发很大。对道德问题，我曾写过《“犬儒”篇》，重申了“道德来源的功利说”，记得最后一篇是《世纪难题——问婊子如何拆去牌坊》，大意是，道德是洗脑的结果，不可能靠个人自发建立。一个人之所以善良，除了遗传因素外，主要还是靠后天教育。而在中国重建社会道德的难题，恰在于中国彻底缺乏完成这个任务的道义权威。如所周知，中共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真面目早被绝大多数子民看穿，在道义上早就彻底破产，而中国的传统历来是由政府充当道德权威，因此龙应台才会到北京去宣讲由国府强制注入的“礼义廉耻”。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重建社会道德？

但Whopper-Junior的发言却让我想到，社会道德也有可能由新型的生活方式自然研磨出来。例如西方的道德来自于教会，与政府并无相干，根本不是后者的职能，然而如所周知，今日宗教在欧美业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没多少年轻人还去教堂乖乖接受洗脑。然而却也未曾见到人家道德全面崩溃的壮丽景象。这原因，我觉得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大众普遍意识到“诚信才是最高明的博弈手段”，用鬼子的话来说便是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罗素曾在《怀疑论》中说，美国的清教徒特别讲究诚信，而这教义却构成了做生意的竞争优势，让他们发了大财。他没说的是，这其实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非教徒哪怕只是为了竞争，也会效法这种美德，使得整个企业界都讲究起诚信来。

的确，今日中国的正经商家都已开始讲究商业信誉，尤其是服务产业。例如我在前文说的即时送水上门，据我哥说那是那家公司在广告中作出的承诺，人家真的说到做到了。当然，以诈骗为主业的企业不是没有，但一般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想做长久生意的商家也不至于太下作（当然三鹿是例外）。

仅以丽江旅游为例：诈骗者都是那种没在街上开商号，而是在私下拉客的野鸡服务人员。开在街上的旅行社都要跟客户签订旅游合同，而且确实做到了那上面的承诺。例如去长江虎跳峡，人家保证管中饭，还有八菜一汤，那承诺还真的做到了，当然提供的只是低档饭菜，那汤不过是洗锅水而已，但毕竟在书面承诺之内（但我这贱民的感觉是比人家请我吃过的各种宴席好吃多了，情不自禁一连灌他八大碗，栾平他醉成泥一滩，那主要是因为其浓厚的“伙食团味”让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温馨感，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劳累饥饿的缘故）。导游当然也与各种商店分成，因此免不得要领着游客去购物，但人家事先就说明，那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并非白衣魔鬼那种强制性卖药，让你毫无拒绝可能。

上文提到过的摩的又何尝不如此？那俩师傅之所以半道涨价，首先是那职业的本质就是短线的，没有什么回头客，乘客的感受如何并不会影响他的长久生意。其次是我没有投诉可能。后面这点也很重要。例如出租车也是短线生意，但上海当局管得比较紧，司机不敢乱来，上哪儿都要向你解释他为何选择那条路，藉此表白他并没有故意绕大圈。天津的司机也如此。其实俩城市早就面目全非了，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哪条路最近，只是为防上当，不免哼哼哈哈，装出门槛精、一门清的莫测高深状。不仅如此，我过去从来不要发票，上海的一位出租司机还好心劝我打票，说那上面有车号还有投诉电话。如果我在车上忘记了什么贵重物品，或是自感受骗，都可以打那电话。我从此便听取了他的建议，只是从未用过，盖的士司机一般还比较诚实。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还是一位企业家朋友给出的。他说，他从来不逃税，良心十分清白，盖逃税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欺诈行为，至少必须把会计拉进来，而这就有可能被人讹诈，所失还会超过偷税所得，由此造成的烦恼与精神压力就更不用说了，云云。

当然，要诚信变成最佳博弈手段，前提是必须建立一个赏诚罚伪、赏善罚恶的宏观与微观环境，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做到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才能逼得公民为了自身长远利益最大化，不得不遵守社会公德。这过程开头是被动的，少不了虚假意味，但传上几代后蔚然成风，则公民也就能像鬼子那样，诚信成了不假思索的本能。现在中国的问题，恰是国内网民说的“逆向淘汰”的问题。政府在无关他们钱包的行业里可能搞赏诚罚伪，对出租车就是如此，但在关系到特权集团的利益时，则绝对只会利用把持的权力，赏伪罚诚，赏恶罚善。换言之，权力的介入，阻碍了工商社会自动转化为有道德约束、有法律管制的文明社会，这才是中国文明化必须解决的最大问题。

以上所说，当然不包括国外传入的人道主义影响。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若干城市都有无偿献血点，而那儿还颇有些自愿献血的男女青年。我想，这大概只能用西方流入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潜移默化作用来解释。

当然这作用也很有限。例如同样是青年，我认识的一位青年是所谓“啃老族”，大学毕业（现在的城市青年似乎一般都是大学毕业生，当然那是“民”［＝sub］大学生，比不得我们当年）后一直闲居在家，死吃他父母。待到他爹病倒后，实在没钱养他了，他才不得已去找了个工作。他爹害的是没法治的病，无非是能拖多久的问题，天天呻吟床褥，而他根本不在乎，根本不到医院去看护照料，日日和女朋友玩出玩进，研究的是如何考驾照，以致照料他爹的任务完全落到了他妈和他姑身上。无论是用Whopper-Junior网友不以为然的旧道德，还是用西方文明社会的新道德来考量，这种人都只能算丧尽天良的畜类。

我不知道这种畜类在青年人中的比例有多高，我知道的就是，靠“自身长远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考虑，绝对无法培养出传统道德提倡的孝心来。因此，实行了公平竞争的工商社会生活方式，或许最终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诚信社会来，但恐怕不能引入爱心，后者似乎必须靠从西方引入人道主义情怀，然而这只可能是个洗脑活动，于是我们又再度回到了“谁来做新时代有公信力的道德权威”的难题。

六、民智

这也是个不能靠走马观花就随便下结论的复杂问题，只能说说靠不住的模糊印象。

窃以为，别说与毛时代相比，即使与80年代相比，国人的平均文明觉悟也极大地提高了。海外许多人喜欢吹80年代那个所谓的“启蒙时代”，认为那是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私心期期以为不然。那阵子中国知识界当然比现在“有良心”多了，可惜那不过是毛时代的惯性运动，绝大多数识字分子，哪怕是顶儿尖儿也罢，对西方文明（亦即现代文明）一无所知，连最起码的文明观念都没有。哪怕是所谓“高知”也毫无世界视野，绝对是不折不扣的井蛙。

80年代所谓知识界最醒目的特点，是它仍然实行一元化，永远只有一个主旋律，杂音和噪音是绝对听不见的。识字分子们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只会为某种强势的宣传席卷，傻乎乎地投身进去，为一些他们丝毫不知道内涵的口号躁狂。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30多年的愚民教育使然，但也跟社会结构有关。那阵子的社会毫无有产阶级，本身就是一元化的简单社会，并未分化为如今这种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阶级、阶层与集团的复杂社会。套用现在时兴的话语“屁股决定脑袋”，那阵子的识字分子根本就没有屁股，当然更没脑袋，能做的就是如同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一般，跟着哗众取宠的“时装大师”文盲方励之、温元凯辈赶时髦。

89年的那场“风波”，完全是承五四运动的余绪，乃是近现代史上最后一次（但愿是最后一次）以愤青为主导的“良心祸国运动”。从思想史的发育脉络来看，如同海外民运是中共革命余绪一般，那场愚民运动（倒不能说成是暴民运动），也只能看成是中共革命余绪。

我在前面谈中国经济奇迹时，曾假定89年学运成功，中国在苏联之先民主化了，这其实是个伪问题，因为绝不会发生。要知道那伙完全彻底的文明盲上台后能建成什么国家，看看他们到了西方文明世界之后的表现足矣。靠一伙毛共“土高炉”里炼出来的废钢铁，就能搭起西式文明国家的框架，这奇特幻想实在超出了老芦贫乏的想象力。

别的不说，对比一下海内外中文网就够了。哪怕在中共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下，国内某些网站（例如《凯迪》）的主持者、斑竹与写手们仍然表现了远远胜过海外中文网同行们的文明觉悟，从而在和平竞争里彻底压倒了海外同行，使得国外中文网成了完全可以割除的发炎的阑尾（这当然是比喻，阑尾其实并不如大众原来想象的那样，是个无用的冗赘）。这原因就是人家真的实行“客观、公正、理性、宽容”（这是《凯迪》的口号，写在每个论坛的顶上），对各家各派实行“一视同仁，费厄泼赖”。如果说时评还因我党铁腕压制而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那么起码史论已经基本做到了。

谓予不信，请到《凯迪》的《史海钩沉》看看去，那儿既有毛粉，又有蒋粉；既有爱国志士，又有汉奸；既有专制派，又有民主派；既有国粹派，又有西化派，什么五花八门的派别都有。各派都有同等的发言权，帖子数量（当然不是质量）基本均等。各派日日在那儿争论，各派都有拥趸，而且基本上都还是说理，骂“五毛”的下作坯子当然有，但多是跟帖者，并不是写手们。后者并不像海外所谓“民运大腕”们那样，动辄指责论敌是特务，谴责其政治立场，深追其罪恶用心，甚至堕落成高寒、胡安宁那种政治流氓，凭空造谣，污人清白，或指控我是使馆间谍头子的座上客（高寒），或指控我向CIA告密（胡安宁，真是文盲，白让他在美国呆了20多年，连CIA不管反间都不知道），害得他连夜逃回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去，靠童贯爷爷赏赐他的银两，在杭州那人间天堂购了豪宅。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李锐告密案”的辩论。某个毛左出来捏造周惠的谈话，说后者说，如果不是李锐，则庐山会议也不会开成那个样子。什么“军事俱乐部”就是李锐的杜撰。他“夜闯美庐”去告御状，引起了毛的震怒，彭黄张周才因此被整，云云。作者冒充当年的党史工作者，号称在80年代参与了所谓的“抢救党史”的工程，据说亲自采访过周惠。文中披露的信息看上去非常可信，连我这辨伪高手都将信将疑。但马上就有位真正的党史专家出来，援引毛本人的讲话、黄克诚本人的回忆录以及其他确凿的史料，抽丝剥茧，逐条驳斥，使得真伪立见。这种高水平、高风度的辩论（当然是驳斥的一方，捏造的一方文风则极度恶劣），我还从未在海外网上见过。

更滑稽的是，某位毛左楞要说，毛从未主张过“亩产万斤粮”，不但如此，当部下报喜时，他还泼冷水，说自己是农民出身，亩产万斤不可能。在视察某农村时，当地公社干部让小孩站在密植的稻谷上，毛还说，爬的高，跌得重。因此，浮夸风其实与毛无关。他还煞有介事地引了毛语录，装得十分“学术”。话音未落，立即就有人贴出毛的大批语录，有许多直接就是当年报纸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有关文章的照片，其中最逗的是1958年《人民被日报》报导毛主席视察徐水县时，曾亲切指示当地农民：粮食太多吃不完，可以一天吃七顿嘛！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文明辩论。当年参加《海纳百川》网站的筹建，就是想搞这么一个网站，其宗旨就是“中立独立，一视同仁，费厄泼赖”。为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目标，我足足折腾了五六年，折腾得五痨七伤，最后几乎所有的前芦粉同仁都与我破脸，干脆把网站财产抢劫一空，放火烧船，趁我辈沉入海底时，趁机开张了一家据说是“海外中文网上最自由的网站”（郑义的评价），由一群自摸家在那儿看“闭路电视”，构成一个无穷的正反馈环——不断吸纳自己发出的信息，放大后再输出去，感染他人，麻醉自己，集体吸毒，集体致幻，以为国内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时时准备揭竿而起，“支共”分分钟垮台，而他们立即就能打道回府，去当革命功臣。

“民主”痞子们离开后，我又苦苦撑持了三四年，最后实在受不了爱国贼们无穷尽的侮辱，只好来改办小区。想起来真是无限辛酸：哪怕是逃到自由世界，仍然要被以左或右的面目出现的毛共余孽团团围住，而对于尹进那种“应该剥夺爱国贼的发言权”的赤裸裸的毛共主张，大多数网民竟然安之若素，还需要我这高手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出来与之打相打！

我苦苦奋斗十年未能达到的目标，国内的志士仁人们却实现了。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真正的民主精英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敢问80年代的所谓“启蒙运动”，到底为中国引入了什么最基本、最起码的文明概念？当年那些出名的大腕，又有哪个如后来的秦晖、王力雄、沈志华、萧功秦、朱学勤等人一样，有着清醒的头脑、深刻的洞察力与世界眼光？大腕们不必说，敢问当初写《河殇》呼唤“蔚蓝色”的那几位知青，又有谁具有本区金唢呐网友那宽广的世界视角与对国情民俗的深湛了解？

这当然是时代使然。80年代，大家都是密封罐头初开后冒出来的土老帽，谁也没见过西洋景。作为过渡，那个时代是必需的，也不能说当年的大腕们一点好作用都没起。他们虽然不知道外界是什么样子，更没有文明常识，但起码知道中国在各方面都太落后，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且把这信息有效地传达给了公众，这就是他们的时代使命与存在价值，不能抹杀。但这基本还是个感情现象，唤起的不过是百姓对西方的普遍艳羡心理。真正起到启迪民智的作用的，我觉得还是开放导致的信息流通（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以及引入复杂的工商社会生活方式的结果。当今的中国，再不是毛时代那种太平天国式的原始简单的军队式社会结构了。改革开放使得社会构成发生了巨变，经济规模极大倍增，社会的复杂程度剧增，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物质生活的多元化，当然要引出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良性变化。

社会的普遍富裕，似乎也消解了过去识字分子们的躁狂激越的通病。当年“大腕”们擅长的煽情散文笔法（这就是他们写“政论”的唯一路子）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感召力与说服力。如今的读者要冷静得多，不失持重与理性，不仅对极端的主张天然反感，对刻意煽情以及专在“良心”上做文章也倒了胃口。人家看的是你的思路与论证有无道理，是否有软硬伤。这和80年代的懵懂知青们绝对是两个作派。

我自己就曾接到若干青年网友来信，或指出我在文中流露了对蒋介石的感情倾向，美化了他；或批评我对土改的介绍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真实，台湾土改并不像我说的那么单纯，也有强迫命令，而民国时代困扰农民的主要问题是高利贷，但我并未触及这问题。而且，我介绍的我太太的长工姥爷的海皮日子不过是个例，不能据此作出一般归纳；或指出我在《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一文中过于相信张国焘的一面之词，他本人在鄂豫皖苏区留下的文件证明他当初也很左，等等。这些批评都非常有见地，说明如今的读者再不是我们当年那种傻逼猪头三，已经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不让我心花怒放。

我这次回去见到的青年才俊之士更是令我刮目相看，乃至肃然起敬。这些同志有的是思考型，有的是行动型，根本就不是80年代能产出的。这区分其实很粗略，例如一位所谓“行动型”的青年志士思虑之细密，令我叹为观止。未经人家同意，我不能在此详细披露自己的印象，可以说的就是，这些青年同志有理性，有理想，有信念，有为之献身的决心与实践，却又不是近现代史上盛产不竭的革命青年，而是非常现实，从本国国情出发，踏踏实实、点点滴滴地去为国为民做点具体的事。在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跳出过去百年的“专制——革命——更专制”的鬼打墙的希望。

这些同志当然是凤毛麟角。80后网友锺会小赤佬已经说了，他的同侪都是昏昏如醉的混世魔王。就算真是那样吧，小赤佬们至少比老帮菜们有点现代文明觉悟，起码萌生了初级的“权利”观念，在人际关系里知道彼此的权界在哪里，知道尊重他人的隐私与决策自由，不至于闹出魏碑式“诤友”笑话来：主动告诉我他的个人信息，据此逼问我的个人信息，更几年如一日自报奋勇，不请自来地指导我的写作方向，反复向我指出文学创作才是我真正的特长，力谏我立即停止写作政论与杂文，改去玩文学，甚至几次打电话来，试图制止我写作《马悲鸣精品评点》系列，浑不知其中的《盲人摸象说民主》与《培养奴才与蠢材的中国教育》是我到那时为止写出来的最好的网文。

这当然不是说前途无限光明。在识字分子中，愚昧者恐怕还是大多数，疗愚正未有穷期。但我的模糊感受是，如今的知识分子与80年代相比，有如中国人的体型与鬼子的体型相比。如所周知，国人长得比较均一，虽有高矮肥瘦之分，但差别不是太大，亦即所谓“统计方差”不是太大，而鬼子肥的巨肥（尤其是老美多巨妇，雄伟至极），瘦者奇瘦，高者极高，矮子很矮。80年代的识字分子都是傻逼，思想均一，个个是潜在的革命愤青，而如今的知识份子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了，不但政治理念发生了多元化，思维能力与价值观念等等也出现了多元化。

比起来，我觉得越老的越没出息。尤其是50年代的大学生，除了个别异数，都不可能真正醒悟了。我最无法理解的，是他们对美国的莫名其妙的仇恨。

不少人告诉我，美国逼人民币升值，乃是为了赖掉本国的巨额外债，让我这经济学的绝对外行目瞪口呆。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点最起码的常识：人民币升值只能改变兑换率，并不能使中国拥有的美国债券贬值，除非政府去把拥有的美元换成人民币，而这绝无可能发生。真正使得债券贬值的，是美国本国内的通胀。

对方想了半天，似乎想明白了这点，但又改口说，美国滥发钞票，就是为了赖债。我说，通胀的确能让中国拥有的债券缩水，但我认为，美国政府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振兴本国经济，倒未必是出于赖债的考虑。中国之所以受害，乃是因为美元兼具本国货币与世界货币的双重功能。一个民选政府首先考虑的，当然只会是本国利益，根据本国经济需要来决定货币投放量，而这未必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但美元这种国币成了“球币”，是人家的经济实力决定的，是历史造成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是这样了，硬要说是现在才想出来的大阴谋，恐怕说不过去。

对方并不气馁，说，美国真可恨，为了赖债，逼咱们买他们的债券。我说，哪有这种事？有哪个国家能逼其他国家买自己的债券？中国对美贸易多年顺差，用廉价商品换来大量美元。这些美元若是存在银行里，利率未必会高过通胀率，因此会缩水。而美国债券的利率要高得多，信誉又一直很好，因此中国政府把这些钱拿来买债券，当成对美投资。当初中国政府若是把挣来的美元买成设备或是其他物资，哪怕是消费品也罢，用于自家经济建设和改善国民生活，岂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趁美元硬的时候买成实物，中国还会吃亏吗？您说到底该怪谁吧？

对方仍不气馁，质问道：那美国为何要逼迫人民币升值？这不是明摆着坑害人么？我答道，有位经济学大腕郎咸平郎小白，天天在网上大声疾呼，揭露美帝狼子野心，主要论据就是中国人沦为被美国廉价雇佣的打工仔，惨遭美帝剥削。这说的也是实话，基本原因就是人民币汇率太低，使得中国的出口商品非常廉价，甚至比在中国买还便宜。您说说，这是不是崇洋媚外，用国人的血汗去孝敬洋大人？现在人民币升值了，中国被外国资本家剥削的程度也减轻了，诸位还有什么愤愤不平的？

但对方仍不服气，我最后不耐烦了，说，您说说，中美的经济交往究竟是谁吃亏吧？30年前，美国与中国的差距完全是天壤之别，是不是？甭说别的，那阵子美国早就普及了汽车，而中国城市居民中，别说私人只有“小凤凰”、“小永久”，就说官家吧，一个省会城市里，全城能有的小轿车总数恐怕也不满百，还多是什么“伏尔加”、“拉达”、“华沙”等岁月悠久的珍贵文物，连如今的北韩都不如。自打中美关系正常化，建立了贸易关系后，中国从一个与非洲差不多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据说再过二三十年就能赶上美国了。如今许多去美国旅游的国人，都觉得美国已经夕阳西下，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旧房子，哪比得上中国到处是新建的高楼大厦，整个国家就是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一蹶不振，大批企业倒闭，而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增长。两家做的这生意，到底是坑害了谁？既然美帝野心不死，天天阴谋策划把中国推进深渊，最后怎么反成了他们自己掉进深渊里去呢？

这种争论不止发生过一次，每次都毫无结果，对方虽然理屈词穷，但并不服气，仍然认定美帝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的野心狼。我发现，中国政府充分利用了国人的阴暗猜疑习惯，刻意把仇美情怀注入了许多识字分子的内心深处。这些人并不光是头脑简单的愤青，同样囊括了相当多的成熟的专业人士。前者尚是可教子女，后者大概没治了。这种相当普遍的仇美情怀，会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内政造成什么恶果，给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什么损害，目前还很难预言，但无疑会对中美汇率争端增加不确定的变数。

总而言之，窃以为，就整体而言，中国的识字分子应该说是比80年代成熟多了，复杂（sophisticated）多了，精明多了，清醒多了，当然同时也堕落多了。这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影响，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认为这仍然可以算是一种大体健康的变化。至少，大众不会再傻傻地以为，中共砸烂的那个“万恶的旧社会”真是他们说的人间地狱。在《凯迪•史海钩沉》的《那山那水那人家——民国时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的图片长帖之后，就有位读者跟帖道：“旧社会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让我看了非常欣慰。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驴鸣镇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可以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133314 seconds ] :: [ 21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