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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说《黄帝内经》中的“五行”理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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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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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拙作《黄帝内经与爱因斯坦·神秘的五》
3. 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素问•生气通天论》
《黄帝内经》的理论框架中，不仅各个组织器官都受到五脏的主宰、调节，而且五脏也起到沟通人体内环境与外环境的纽带作用。
例如五脏都“通窍”于头面，使得人体能够感知世界：肝开窍于目，使人能观五色；心开窍与舌，使人能尝五味；脾开窍于口，使人能食五谷；肺开窍于鼻，使人能闻五臭；肾开窍于耳，使人能闻五音。五脏还主宰着人的各种行为：肝主言语呼喊、心主嘻笑、脾主唱歌、肺主哭泣、肾主呻吟……这样 “五脏”就成为了人体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核心。
再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中说 “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认为天地按照五行的道理产生了世间万类，为人类提供了各种食物，因此食物、药物的气味不同会对五脏的产生不同影响，这样饮食、药物对人体的作用就被概括为它们对五脏的作用。《黄帝内经》很多篇章都以五行理论为基础讨论了食物对人体的作用，如《素问•宣明五气篇》篇认为“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
《素问•藏气法时论》则对五谷、五果、五菜、五畜的五味属性进行了划分（可参照上表从“五味”至“五果”五行），认为肝病宜食甘，心病宜食酸，脾病宜食咸，肺病宜食苦，肾病宜食辛，尤其用有毒药物治疗疾病后必须及时用这些食物合理搭配来补益精气。
最能体现五脏与外界环境纽带作用的，莫过于五脏与情绪的关系。《黄帝内经》极为重视五脏对情绪的调节作用，甚至认为这是五脏的核心功能，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五脏与情绪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情绪对五脏的伤害作用，即：肝主怒，怒伤肝；心主喜，喜伤心；脾主思，思伤脾；肺主悲，悲伤肺；肾主恐，恐伤肾。在论述各种损伤五脏功能的要素时，《黄帝内经》总是把“情绪”放在首位，并且在讲述养生方法是，总将“恬淡虚无”“心安而不惧”“和喜怒而安居处”等视为养生的核心法则，足见《黄帝内经》认为情绪与健康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黄帝内经》还认为五脏发生疾病时常会从情绪变化上表现出来，如多次论及“心病”的典型表现是 “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肝病”的典型表现是 “虚则恐，实则怒”等等。
情绪与五脏的对应关系，显然是从情绪引发的生理变化中总结出来的，而且我们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种生理关联。如人在大怒之后的几天内，通常会出现弦脉、目赤痛、两胁胀痛、咽干口苦等一系列症状，这正是中医“肝病”的典型症候；人在思虑过度之后，常会出现食欲不振、神疲乏力的情况，这正是“脾病”的典型表现；再如人在大惊大恐之时会出现二便失禁的现象，而前后二阴正是“肾”开窍之所。至于“肺”与“悲”的关系，《灵枢•五癃津液别》则作过这样的解释：心情悲哀则令肺叶升举，肺叶不能常举就会乍上乍下（相当于哭泣时的抽泣），于是就出现泪流而且咳嗽的情况。
从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来解读，五脏与情绪的关系正体现出五脏沟通人体内外环境的重要作用，因为情绪变化是人应对外环境变化（尤其是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最显著的生理—心理反应，而《黄帝内经》正是在观察了情绪引发的生理变化基础上，将外环境、心理、生理之间的复杂关联，纳入到一个简约的理论框架之中，描绘了一幅具有典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特征的生命图景，虽说这样的归纳过于简约，但它背后却蕴含着极为高明医学智慧。
将情绪纳入五脏的框架后，《黄帝内经》还依据五行原理提出了一套治疗情志疾病的“情志相胜法”，例如：肝主怒、肝属木，治疗大怒引发的疾病就需要用金来克制；五情之中肺属金，肺主悲，因此可以用悲哀的情绪来克服愤怒的情绪。同样的道理，恐惧可以战胜欣喜，愤怒可以战胜思虑，欣喜可以战胜悲哀，思虑可以战胜恐惧（即：怒胜思、喜胜悲、思胜恐、悲胜怒、恐胜喜）。
这种“情志相胜法”看似来自于五行理论的机械推演，但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看到这种方法是有医学实践基础的，在《吕氏春秋》中就记载过一个“情志相胜法”的案例：齐王患“痏”疾，请宋国名医文挚治疗，文挚详细诊视之后告诉太子只有用激怒齐王的方法才能治愈，然后不脱鞋就站到齐王的卧榻上，踩着齐王的衣服询问病情，齐王怒而不答，文挚就要告辞离开，这时齐王再也遏制不住怒火，站起来呵斥文挚，这样就齐王的病就治好了。但是的齐王怒火依然未消，遂用鼎将文挚煮死。
这个故事虽然充满传奇色彩，但却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在运用情志变化来治疗疾病，而《黄帝内经》的“情志相胜”理论也很可能与这种早期的医学实践有关。
“情志相胜法”在后世医学中也有很多运用，元代的《儒门事亲》中记载过用情志方法治病的例子：一富家妇女因思虑过度而致长期失眠, 食不知味, 少食纳呆, 已有二年之久，多方治疗都无效果。寻访到张子和之后，张子和认为这是因思虑伤脾，就与妇人的丈夫商议后,佯装索取高额诊费, 并让病家酒宴伺候数日, 最后竟然没留下一张处方便不辞而别。妇人得知后勃然大怒而汗出, 当天夜晚便觉精神困顿而入眠, 其后八、九天都是如此。自此以后饮食睡眠都恢复了正常，这正是运用了《黄帝内经》中“怒胜思”的原理。
清代《冷庐医话》中也记载过一个类似的医案：一个书生中举后大笑不能自抑，请当地名医袁体庵治疗，袁体庵告诉他病已不可救药，若不赶快返家就要客死异乡了。这个书生急忙登程，半路上病就痊愈了，后来袁体庵才以书信告知，这是用“恐胜喜”的方法治疗他的疾病。
4.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史记》
外界环境不仅通过人体的感官、食物的气味、情绪的变化，以五脏为桥梁与人体联系在一起，而且天地间的季节循环、昼夜交替，也通过五脏对人体产生影响。
重视时间节律是《黄帝内经》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整个五脏学说都是围绕着人体与四时的关系构建起来的。书中认为春气通于肝、夏气通于心、秋气通于肺、冬气通于肾，而脾则与夏秋之交的“长夏”对应（脾还与每个季节的最后一个月对应）。古代哲学认为四个季节的特点分别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肝、心、肺、肾的生理功能就有生、长、收、藏的不同特征。
由于五脏功能与季节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五脏功能改变可以从人的气色和脉象上反映出来，于是人的气色和脉象在不同季节就有不同特点。对气色来说：春季发青，夏季发赤，长夏发黄，秋季发白，冬季发黑；对脉象来说：春季脉弦，夏季脉勾，秋季脉浮，冬季脉沉。
面色随季节周期性变化被今天的研究证实，1993年湖南省中医学院分别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天，对某武警支队战士及该校教师、学生102人的面色进行测量，用“色差计” 测量每个人额和左右颊三个点的颜色，“色差计”可以自动分析出颜色的明暗度和色度，用客观数据来描述气色变化。实验数据表明春季多数人面色偏青，夏季面色红润有光泽，冬季面色灰暗，这都与中医理论相符，只有秋季面色略黄少光泽和《黄帝内经》的描述不同。
气色、脉象变化是由五脏功能变化引起，因此人体发生疾病时，就可按照色脉与四季的对应关系推断出五脏代表的五大系统中哪一个出现了问题，如春天会出现“色青脉弦”，所以当病人出现面色发青、脉弦的症状时，就应该考虑是“肝”的疾病；夏季会出现“色赤脉勾”的变化，所以病人出现面色发红、脉勾的症状时这就是“心”的疾病。如此类推，脉浮色白与肺对应，脉沉色黑与肾对应，脉缓色黄则与脾对应。可见人体与四时的对应关系，正是《黄帝内经》构建诊断方法的重要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帝内经》倡导的养生方法中高度重视按照四时变化调节人的行为，认为古代的圣人都顺应四时所以才能寿命长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讲述的一套按季节调节起居方式、心态情绪的养生方法，这被后世养生家奉为圭旨，其大意是：
春天三个月，天地开始复苏，万物开始繁荣。应该夜卧早起，散布于闲庭，要怀好生之德，不要滋杀牲畜，要给予而不要夺取，要赏赐而不要惩罚，这是顺应了春天“生”的特征，违逆了就会损伤肝气。
夏天三个月，这是万物兴盛的时候，这时应该夜卧早起，，不要生气发怒，要使得伏匿的邪气可以泄越，要使神志外播，这是顺应了夏天“长”的特征，违逆了就会损伤心气。
秋天三个月，这是万物平定的时候，这时应该早卧早起，应当使神志安宁，以避开肃杀之气，收敛神气，要使肺气清爽，这是顺应了秋天“收”的特征，违逆了就会损伤肺气。
冬天三个月，这是万物闭藏的时候，地裂冰封河水干涸，这时应该早卧晚起，要等到太阳出来。让心志伏匿，就好像自己有些自私，就好像得到东西而要藏匿起来。这是顺应了冬天“藏”的特征，违逆了就会损伤肾气。
篇中认为这套按照四时养生的法则是祛疾延年的关键，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阴阳四时是万物的终始，是盛衰存亡的根本，违背了它，就会产生灾害；顺从了它，疾病就不会产生，这就叫做懂得了养生之道。对于养生之道，圣人能够切实实行，愚人却违背了它。
5．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
《黄帝内经》还依照五行生克关系构建了一套推算五脏功能随时间节律变化的方法。在古代计时方法中一年十二月和一天十二时辰都可以用十二地支表示，并且按照时间与方位的对应关系，可以推导出每个地支的五行属性。
根据五行的生克关系就可以对疾病的发展作出预测：春季和清晨属木，所以“肝气”（ 可以理解为“肝”的功能，以下类推）最旺，脾属土，土受木克制所以脾气就最弱；夏季和中午属火，所以心气最旺，肺属金，金受火克制所以肺气最弱；同理，秋季和傍晚肺气最旺而肝气最弱；冬季和子夜肾气最旺而心气最弱。
根据这套理论，如果属于“心”病，就应该在属于火的夏季及中午时病情减轻，水克火，所以在属于水的冬季和子夜病情加重；如果属于“肝”病，就应该在属于木的春季及清晨病情减轻，而在属于金的秋季和傍晚病情加重，根据这套理论就可以预测疾病的发展。
地支 时间 月份 五行属性
子 23点、0点 十一月（大雪-小寒） 水
丑 1点、2点 十二月（小寒-立春） 土
寅 3点、4点 正月 （立春-惊蛰） 木
卯 5点、6点 二月 （惊蛰-清明） 木
辰 7点、8点 三月 （清明-立夏） 土
巳 9点、10点 四月 （立夏-芒种） 火
午 11点、12点 五月 （芒种-小暑） 火
未 13点、14点 六月 （小暑-立秋） 土
申 15点、16点 七月 （立秋-白露） 金
酉 17点、18点 八月 （白露-寒露） 金
戌 19点、20点 九月 （寒露-立冬） 土
亥 21点、22点 十月 （立冬-大雪） 水
建立在五行学说上的这套时间理论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但可以肯定这并非闭门造车的产物，必然有相应的临床观察基础。例如现代临床发现哮喘病人在下午发作的可能性最小，按照《黄帝内经》理论下午三点、四点五行属性属金，正是最有利肺的时间。再如心脏病死亡的高发时间是夜半1点左右，这个时间五行属水，而心的属性为火，正是不利于心的时间。另外冬季心脏病患者的死亡人数远高于其他季节，这与冬季属水的理论也正好吻合。
因此《黄帝内经》的时间理论应该是归纳了零零星星的临床现象后形成的，只不过古代医家强行将时间节律与疾病关系纳入五行理论框架中，这无疑是一种“削足适履”的行为，对复杂的临床现象进行了过于简化的理论概括。但古代医学重视时间节律对人体的作用，其思想观念却是正确的。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医学也开始认识到时间节律对疾病的重要作用，兴起了“时间医学”。 “时间医学”认为人体的时间周期节律对生命活动有重要意义，如人在一年四季中的情绪和体力变化、昼夜之间激素水平的变化、人体的免疫功能随季节、昼夜所发生的变化等等，对生理、病理都有重要影响。时间节律使得有些疾病总是集中在一年中的某季或某月，集中在一月中的某旬或某日，集中在一日中某个特定时间段发生。治疗疾病时，如能把握好时间节律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需要使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病人，一般上午8点是最佳用药时间，因为这一时间机体对这种激素的反应最敏感，疗效最佳，还可以减少毒副反应。
与现代严格的实证研究相比，《黄帝内经》的“时间医学”理论显得过于粗略，但它高度重视时间节律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强调运用时间节律提高治疗效果、预测疾病的变化，其基本观念正与现代“时间医学”的思想不谋而合，并且古代医家试图化繁为简，尝试着构建一个简单而实用“时间医学”理论框架，这种探索精神无疑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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