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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帖]战洋：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本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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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帖]战洋：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本土转化   
陈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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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12/01
文章: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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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转帖]战洋：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本土转化 (584 reads)      时间: 2010-7-06 周二, 上午4:46
作者：陈皮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http://www.xschina.org/auth_list.php?author=%D5%BD%D1%F3


　　太平天国史作为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农民战争以及现代化进程、宗教思想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太平天国研究在建国以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以近代史研究所的罗尔纲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太平天国的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整理，成立的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作了大量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并从国外（主要是英国、日本）得到了一些从国内遗失的宝贵资料。1953年，他们编纂的资料目录公布，但是迟迟没有出版，就其原因是当时国内政治方面的要求。罗尔纲教授为王庆成写的序言中对此就有就有这样一段描述：经中国史学会决定，应先出太平天国本身文献，反面资料暂时不宜刊出，所以未印。[1] 这个时期的研究者注重的是太平天国在整个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解放的历史之中的地位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上的地位，探讨作为农民战争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历史原因，总体上看，我们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评价这次著名的农民运动，得出了众所周知的观点：农民战争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重要尝试，也是中国人现代进程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农民身上固有的一些局限，他们无法作为领导力量带领我们走向旧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即便是这样，这次伟大的尝试还是充分显示了农民的力量和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有的领导者还提出了资本主义改革的观点，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是，这次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之一。

　　马克思的历史——实践的历史观一直指导着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学界对太平天国给与很高的评价，但由于我们一直把宗教看作是“精神的鸦片”，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就难免回避这方面的问题，对天平天国的与宗教的关系研究的不够充分，即使研究，研究者也难免有裁剪史实，为自己的理论作注脚嫌疑。譬如对于早期拜上帝教的冯云山和洪秀全的传教工作，为了证明这两位领导人的革命的自觉性，以往的研究者都乐于把他们曾经在赐谷村的分手描绘为有计划的革命分工，说他们一个深入山区组织群众，一个回到家乡做理论准备。其实，他们分手后三年没有联系，如果不是偶然见面，洪秀全和冯云山的革命道路究竟怎样发展还很难说。其实，他们当时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感染是事实，基督教非常强调“传福音”，而洪秀全和冯云山愿意深入农村进行传教工作，说明他们此时已经非常虔诚地信仰上帝了。上面的观点明显是一种善意的想象和臆断。对这种研究之中过于意识形态化，曲解历史人物的情况，王庆成先生在八十年代也曾经有过总结和回顾，他说：在过去的长时期中，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基本上回避了宗教问题，或者忽视了宗教对运动的影响，或者对宗教在运动中的作用仅仅进行简单的斥责。近年来，这一无形的禁区已开始有所突破。有的研究者对“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同正统的基督教作了比较，认为洪秀全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以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工具。有的认为外国宗教之所以能够与中国农民革命发生联系，是由于拜上帝会的上帝不仅保留了中国宗教的传统成分，而且允诺农民可以无灾无难，有衣有食。[2]

　　八十年代以后的太平天国研究在先前的基础之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对于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问题都陆续有新的见解提出，譬如洪秀全早期思想及其发展，金田起义的事实和过程，太平军的编制制度，儒家墨家和太平天国的关系等等。这一个阶段，对太平天国研究做出很大贡献的是王庆成先生。他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开阔了太平天国的研究领域，对原有以政治革命框架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情况提出了质疑。特别对太平天国的宗教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在论述洪秀全的早期思想时曾经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划分，他写道：有一种习惯的看法：洪秀全1843年开始拜上帝，标志着他从事太平天国革命准备工作的开始。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洪秀全虽然读了《劝世良言》，但并没有接受梁发[3]的宣传，而只是从《劝世良言》中借用了“上帝”这个权威，作为宣传革命、组织革命的工具。[4] 王庆成先生和这两种观点都保持了距离，按照他的主张：在早期，洪秀全是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的，对于革命，则没有深入的想法，因此并没有积极的进行革命准备，把革命的帽子过早的扣在洪秀全的头上是不合适的。这就是说，在理解洪秀全早期思想的时候，需要把他当成一个深受基督教教义影响的基督徒，革命和反抗并不适合理解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活动。王庆成先生的论述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都是很有价值的。

　　我所关心的太平天国的宗教问题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问题，它同时是一个和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在文革期间，基督教曾经遭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从紧随其后的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就涌现了众多的教会和教堂，浙江、江苏、安徽、河南、东北等地农村基督徒的比例已经纷纷超过的5%，有的村子甚至成为" 基督徒村"，绝大多数村民都是基督徒，浙江的温州地区更是教堂林立，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许多知识分子相继加入基督教，应该说，基督教正在和中国人、中国社会进行着一种看不见得融合。了解这种融合在当前成为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太平天国时期基督教的发展也就成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了。那么，究竟基督教和太平天国的起义、基督教和中国当时的农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基督教是不是一个内部非常稳定的体系？如果不是，当基督教和中国本土发生关联时，这个本土化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在我看来，过去我们探讨太平天国和基督教关系时，曾经忽略了基督教在传入中国之后本土化过程之中的转换。早期的研究之中，我们可能彻底回避或者忽略了宗教问题，更不用说基督教的转换了，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之中，我们可能注意到基督教和太平天国之间的关系，但是，简单化的倾向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基督教本身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体系，中国学者对于这样一个外来宗教的了解比较少，理解就更加少了。我们并没有把研究的精力放在基督教本土化的转换过程之中。应该发问的问题有很多，譬如：在基督教的本土化转换的过程之中，中国人可能吸收了什么，又可能拒绝了什么，基督教在中国很可能已经不是罗马教皇统治时期的基督教了，当然也不是新教改革之中的基督教，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呈现一种怎样的形态，它怎样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怎样获得中国人的信仰，又怎样转变成一种观念和凝聚力，这种观念和凝聚力和太平天国的革命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我希望通过回顾太平天国主要人物的信教经历，勾勒拜上帝教的发展演化过程，从而对以上的问题有所涉及和回答。其实，太平天国运动决不是几个主要人物所能够操纵和掌控的，要回答上述问题，更为有效的工作应该是对当时的群众运动进行考察，但是，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比较少，限于个人能力，我还没有找到也没有看到。将来有机会可以进一步论述。

　　拜上帝会和两个人关系密切，那就是洪秀全和冯云山。严格地说，拜上帝会原为冯云山手创，洪秀全是他的密友。冯云山本名乙龙，祖居广东，客家人士。早年的生活是比较富裕的，属于村子里的大户，家里拥有水田、旱地百余亩，有鱼塘。因此，冯云山少年时代是衣食不愁的，借着这样比较优越的条件，他读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书，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兵法以及演义小说。科举考试失败以后，冯云山就放弃了求取功名的念头，转为教书。冯云山设馆授徒的地方是在花城附近的童古顶，他的学生，多半是冯家的子弟。教课的闲暇，他与洪秀全、洪仁玕、李敬芳等人来往密切。对于洪秀全，冯云山是很敬佩的。冯云山的宗教思想主要都来自洪秀全。

　　洪秀全是祖籍广东省嘉应州石坑堡，是从中原来的客家人。家中世世代代都是种田的农民。1827年，洪秀全15岁时，第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县试入选了，到广州参加府试，名落孙山，失望而归。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这个时候已经无法供他读书了。但是，参加科举求功名一直是他的心愿。在家务农一段时间后，洪秀全应友人的邀请，外出伴读一年。十八岁回家以后就回家担当村里的教书先生。1836 年，24岁的洪秀全再次到广州参加府试，还是失望而归。虽然考试屡屡受挫，但是，这次考试以后洪秀全遇到了基督教传教士的派书传道，并且得到了一本书《劝世良言》。第二年，他再次应试，仍旧是落第，他还因此生了一场大病。到了1843年夏天，洪秀全的表兄李敬芳读了这本书，认为此书内容奇极，和中国的经书十分不同，于是，洪秀全才仔仔细细阅读了《劝世良言》，反应强烈。我们并不能详细描绘被《劝世良言》影响了的洪秀全，但可以确定的是，洪秀全确实是得到了 1843年受到梁发的《劝世良言》的教化，深深被感染，继而就把基督教的思想传播给了冯云山。他们仔细研读了《劝世良言》，深受鼓舞，1844年，冯云山和洪秀全二人就“出游天下，将此情教导世人”。他们一同到达广西贵县，进行传教工作，继而冯云山一个人深入到贵平的紫荆山，并在紫荆山组织了“拜上帝会”。

　　简单回顾冯云山早期创立拜上帝会的历史，至少可以发现两点：

　　一，冯云山基督教思想的来源主要是一本中国人叙述基督教教义的书，并不是基督教元典圣经本身，这就是说，他们对于基督教原本就是隔了一层的。当然，早期基督的信徒们是无法阅读到圣经的全文的，但是基督教在17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基督徒们已经可以借着大规模印刷的好处，拥有自己的圣经、获得和上帝直接进行沟通的自由了。但是，在十九世纪的中国还不行。

　　总体上看，基督教之所以叫做基督教是因为它非常强调新约全书和耶稣基督。新约全书为他们提供了旧约之中承诺的救主，基督徒们相信，依靠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的爱，他们才能获得救赎和释放。这和犹太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和基督教有着重要渊源的犹太教的信徒们至今仍旧遵守着旧约圣经的诫命，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救主，所以仍旧等待着救主弥赛亚的到来。对于犹太教徒来说，旧约全书就是圣经的全部。和新约全书不同，旧约全书之中上帝具有绝对权威，上帝颁布十诫，规定人的生活，在《申命记》中，就用很大的篇幅记载了上帝的各种诫命。基督徒虽然也承认旧约全书，但是他们认为，人们凭着自己的努力是完成不了上帝的律法的，只有依靠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的受死与复活，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变成圣洁的人了。所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以耶稣基督为桥梁的，没有耶稣基督，人们就没有办法和上帝沟通，这就是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的原因。

　　洪秀全和冯云山的观念来自《劝世良言》，这本书虽然是以基督教教义为中心，但是却非常强调上帝，强调上帝的诫命，宣扬不能拜偶像，对基督教中耶稣的中心地位肯定不足。这可能是作者梁发本人理解上的问题，毕竟中国人心目之中有一个"天"的概念，这个"上帝"和"天"的概念多少是有着印证，梁发无意之间强调上帝的威严和权威也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梁发个人的理解直接造成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等太平天国主要人物信仰上不能扭转的偏差，他们对偶像崇拜的决绝态度，也印证了我的说法。譬如洪秀全，他信仰上帝之后，首先向他的亲友"宣讲拜偶像之罪恶及信拜真神上帝之要"。并且作了诗：

　　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

　　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尘。

　　洪仁玕也曾作诗一首：

　　全能天父是为神，木刻泥团枉认真。

　　幸赖耶稣来救世，吾伎及早脱凡尘。

　　这些诗句表现了拜上帝会早期的领导人对于上帝的敬畏。我必须强调的是，虽然我认为他们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存在一些基本的偏差，但是应该说，从他们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对于基督教的基本内涵和精神他们的领会还是准确的。特别是对于最重要的耶稣对人的救赎，洪仁玕的诗句中就非常明显的涉及到了。

　　二，冯云山和洪秀全受《劝世良言》的吸引后，决定深入民间进行传教工作。这说明他们的信仰确实具有基督信仰的典型特征，也是他们热烈信仰上帝的一个明证。基督教从发生到今天，绝大多数的教徒都把传扬上帝的福音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回顾基督教的历史，不论是早期的约翰、保罗，随后的圣方济各，还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利马窦，都明显显示了传福音的热情。毫无疑问，洪秀全和冯云山这样的举动也是一种传福音的热情。我们以前的研究者愿意把他们深入到广西农村作为他们宣传革命的一个起点，认为洪秀全在和基督教接触之始，就超越了纯宗教性质的范围，确“可称为一种伪造的启示”，与其说洪秀全皈依了基督教，毋宁说他利用了基督教“作为政治势力的工具”更为切合实际。[5]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在这里摘录洪秀全在这个时期的诗作（冯云山的诗作流传不多）：

　　吾伎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

　　勿信邪魔尊圣诫，惟崇上帝力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

　　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

　　另有一首：

　　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

　　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尘。

　　根据洪秀全和冯云山的早期传教举动和他们的诗句可以看出，早期太平天国领袖们的信仰状态确实是基督教性质的。并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这个时期他们正在进行有计划的“革命准备工作”。他们已经能够明确基督教教义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耶稣代人赎罪，拯救罪人。因此能够写下：吾伎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他们也接受了天堂和地狱的概念，明确了这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中国人在接受一门外来文化的时候，只能把外来文化转化到自己能够理解的熟悉的语境之下，这个工作类似于解码和重新编码。在这个过程之中，必然会有一些信息流失，也必然会造成一些信息的变异，这实在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当然也摆脱不了中国传统语境之中深厚的儒家、佛教和民间宗教的影响，在诗歌之中，“正果”、“方寸”、“本心”、“凡尘”都不是基督教之中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期待“归正果”，避免“方寸俗情牵”这些追求都应该追溯到佛教，基督教是一个被动的宗教，基督徒并不是依靠修行得到“正果”而扶摇上天堂的，基督徒唯一能做的是仰望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追求明显和基督教的一些原则相悖，而洪秀全、冯云山他们显然没有理解到这一个层面。

　　基督教必须用中国人熟悉和了解的符号系统传播。这个传播过程之中的转变首先是一种无意识的转变，以上两点都向我们展示了基督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在中国民间本土化过程之中无意识的转变。在无意识的转变的过程之中，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获得了自己的信仰，也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虽然对基督教的教义有一些难以避免的曲解，但是，他们毕竟把自己看作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是有罪的，但是，上帝的子民也是有盼望的。

　　这种无意识的教义转化在拜上帝会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当然不止上述几点，另外比较重要的而又不应该遗忘的转化就是仪式方面的转化。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载，可以发现“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掺入了不少中国民间宗教的仪式。信徒入会时，桌上要点明灯两盏，供清茶三杯。这实际上是点香烛、供牲畜变形，中国民众易于接受。入会者要朗诵忏悔书，这是符合基督教的习惯的，但是，“拜上帝会”同时要求把忏悔书点火焚化供上帝鉴查，这也是顺应了中国人熟悉的传统，按照道家以及民间巫术的习惯作的。

　　应该说，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基督教本土化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这些拜上帝会早期的本土化过程是非常的自然的，也符合基督教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传播的规律，误解并不是没有，但是并不严重。但是，随着拜上帝会的发展和内部权力的分化，基督教的本土化过程呈现出一种巫术化的趋势。这和太平天国另外两个重要人物杨秀清和萧朝贵有关。

　　道光二十八年，也就是1848年的三月，杨秀清开始代上帝传言。太平天国后来的文献曾经多次提到这件事，把三月初三规定为“爷降节”。这个时候，冯云山在桂平被押，洪秀全为了营救冯云山正在广州，待到他们回到紫荆山，才知道这件拜上帝会有史以来的最为重大的事情之一。洪仁玕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曾经对此有过说法：

　　秀全与云山既回到紫荆山，会众兄弟热烈欢迎。此时二人闻悉当其回粤时，拜上帝会中屡有奇事发生，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缘当众人下跪祈祷时，忽有人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此昏迷情状之下，其人似乎有神附体，口出劝诫或责骂或预说未来之事。其言常是模糊，听不清楚，或则是韵语。

　　秀清和萧朝贵入会的时间并没有详细记载，他两个人都住在紫荆山区，直到1847年年底冯云山被捕时，杨秀清和萧朝贵还没有入会。这事件明显涉及到的太平天国内部政治上的斗争，太平天国的分裂也由此开始。但是我这里并不想对其内部的政治斗争和权利纠纷进行详细的叙述，这也不是我想要讨论的问题。我想提到的是这个事件的另一方面的意义：这次杨秀清代上帝传言，是拜上帝会脱离正统基督教的开始。这以后的拜上帝会实质上已经逐渐丧失了基督教传统，成为民间的一种以巫术为中心的宗教团体了。

　　在天兄首次下凡后不久，洪秀全和天兄有过一次对话：

　　天王曰：“天兄，太平时军师是谁乎？”

　　天兄曰：“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是也。洪秀全胞弟，日头是尔，月亮是尔妻子。冯云山有三个星出身，杨秀清亦有三个星，萧朝贵有两个星。杨秀清、萧朝贵他二人是双凤朝阳也。即番郭亦有一个军师。”

　　这次“对话”，明显是一次权利的宣言，从此以后，杨秀清就频繁的和传达上帝的指示。天兄所说的话，有些是天堂的神话，有一些是对洪秀全的吩咐，有些是对各处会众的命令，有些是指示拜上帝会的武装事宜，总之，对一切事务都有吩咐和指示。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了。这些指令中无处不包含对基督教教义的曲解，譬如曾经有一次传旨是这样的：

　　天王问天兄基督云：“天兄，孔丘在天如何？”

　　天兄基督云：“尔升高天时，孔丘被天父发令捆绑必鞭打，他还在天父及朕面前跪得少么？他从前下凡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烧矣。孔丘亦是好人，今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矣。”

　　天王曰：“观音是好人乎？”

　　天兄曰：“他是好人。他今在高天享福，亦不准他下凡矣。”

　　天王曰：“观音在高天享福，天兄呼他为何乎？”

　　天兄曰：“我呼他为妹。”

　　天王曰：“我呼他为何乎？”

　　天兄曰：“亦呼他为妹。”[6]

　　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的拜上帝会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对一切“偶像”采取决绝的态度了。他们正在或者说已经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各种神圣，也正在把各种神圣纳入到基督教的教义中去。这样做实际上是主动和中国当时的语境进行妥协，吸引更多的信徒，也把太平天国领袖的地位置于与耶稣基督同等的地位之上，从而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过去的许多研究表明，太平天国的平等、平均主义的思想应该说和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在拜上帝会早期，圣经中的思想深刻的发生着作用。但是，由于基督教本土化的过程是伴随着一个政权的崛起和衰落的，这其中的问题比较复杂，总体上看，可以说，太平天国本土化过程的完成实际就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一次失败。

　　注释：

　　[1] 王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王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6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广东高明县人，乾隆五十三年生（1789），幼年读过村塾，青年时作过雕版工人，印刷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翻译的圣经，后来受洗，成为传教士。写作《劝世良言》，初刊于1832年，全书九卷。

　　[4] 王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1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6] 王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资料》，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参考文献：

　　王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

　　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王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资料》，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王戎笙 龙盛运 贾熟村 何龄修：《太平天国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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