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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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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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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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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387 reads)      时间: 2010-4-05 周一, 上午1:49
作者：资料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唐德刚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柢，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社’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几乎没有实际参预。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通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暴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唐德刚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依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俐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

‘同盟会’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革命文献’第二辑)

事实上，当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澈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浑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冶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意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他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一九○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埋)、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玄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明，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百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沣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他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社’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从‘企台’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堂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词，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堂’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排华法’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土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是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字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人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未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为著「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如、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作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剌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作职业剌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竟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丰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顸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纪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 ’(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顸。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材，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斲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些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一九一一)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画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的；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令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着，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迳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款。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钜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载中山于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台’，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著。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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