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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胡适与《自由中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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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胡适与《自由中国》事件
沧浪之水
加入时间: 2005/03/01
文章: 2435
经验值: 69049
标题:
[转帖]胡适与《自由中国》事件
(377 reads)
时间:
2010-1-09 周六, 下午2:55
作者:
沧浪之水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胡适与《自由中国》事件
关中草野
胡适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一辈子的宗旨,认为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他是“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的人物。胡适虽与蒋介石亲近,但到死也未加入国民党;与蒋介石的交往,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他自诩为忠言直谏的书生,蒋介石对胡适也百般礼遇,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批评和讽谏,这些从1990年公开的胡适日记中可见一斑。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高潮的1954年,在台湾也发生了胡适无法脱离干系的“雷震与《自由中国》事件”。
胡适是雷震的挚友,也是《自由中国》的得力支持者和发行人,《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就是胡适确定的。由于该刊刊登的一些政治文章惹怒了军政当局,当局下令逮捕有关编辑人员。胡适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压制《自由中国》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1951年8月11日,他在给雷震的一封信中愤慨地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最大的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胡适的信不久在《自由中国》刊发出来,震动了全岛。
以后的几年中,胡适更是不断给《自由中国》撰写政论,要求国民党开放舆论,规劝国民党“当政的人,应该努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判”,“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无惭愧”。这些言论有的放矢,对台湾当局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但鉴于胡适的名望,又无可奈何,只好暂时对他隐而不发,转而拿雷震开刀。1954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70岁生日。《自由中国》特别出版“祝寿专号”,发表了胡适、雷震等人撰写的十几篇文章,委婉批评蒋介石大权独揽,要求国民党选拔人才,限制“总统”权力、实行“责任内阁制”,取消军队中的国民党组织等。读者反响强烈、杂志再版11次,印数达百万册,仍供不应求,在台湾岛内引起广泛关注,这下大大触怒了蒋介石。
此外,胡适应《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请求,草成《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胡适在文中劝告蒋介石不要事必躬亲,希望蒋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障言论自由。胡适的这番规劝,无非是劝蒋介石多采纳一些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法。胡适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之后,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说,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蒋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希望蒋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
蒋经国一口气看完了《自由中国》“祝寿专号”,气急败坏地骂道:“满嘴胡言!”骂了一阵后,他又想,《自由中国》确实在社会上散布了许多毒素,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要尽快组织力量对《自由中国》进行大反击。他把自己的想法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认为儿子的想法很妙,赞成他开展这次活动。蒋介石还指示儿子,胡适名气大,对胡的批判、围剿规模不宜过大,而且要内外有别,最好是在军队内部进行。因为“政府”还要胡适这块牌子做做“自由、民主”的门面。1956年12月,蒋经国指示“国防部总政治部”极机密地发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特字99号”《特种指示》,宣称《自由中国》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等等。次年1月,该部又发布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认定胡适和《自由中国》“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蒋经国在军中发起的这场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
一时之间,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同仁们陷入来自台湾党政军各方的愤怒声讨之中。这就是台湾有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而胡适本人则处于海峡两岸夹击之中,其心情更是灰暗。
1957年8月20日,主持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达18年之久的朱家铧执意辞职,胡适以全票被公推
院长候选人。11月4日蒋介石明令发表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专电促请他返台就任,胡适以正患肺炎为由一再恳辞,未能获准。这时,国民党当局拨专款给“中央研究院”为他修建住宅,虚位以待,胡适也逐渐产生了回台湾久居的念头。
1958年4月10日上午8时半,胡适在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亲自到会致辞,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在答谢词中反驳了蒋介石的讲话,胡适说:“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了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的。”胡适只顾自己侃侃而谈,蒋介石却已怫然变色,在场的所有人也一个个目瞪口呆。后来胡适把他与蒋介石的冲突概括为“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胡适在晚年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正是他身体力行,使他成为许多人引以自豪的“我的朋友”。
《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起因于胡适、雷震等筹组“中国民主党”。胡适一直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彼此有所制约。他曾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但遭拒绝。于是转而支持雷震组建新党。
从1959年到1960年初,有人发动劝请蒋总统第三次连任,《自由中国》和许多海外舆论都主张遵守宪法,反对修宪,反对连任,因此又形成一次舆论和政治权势的强烈冲突。胡适这时一方面支持雷震和《自由中国》,一方面也私下劝告雷震略作约束。因此在《容忍与自由》的文章之外,胡适有一次对雷震说:“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地加鞭,拼命地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
1960年,6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73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作第三任“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蒋介石连任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胡适也从美国返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与雷震等相互呼应。
1960年9月4日,蒋介石下令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10月3日,台湾当局以“涉嫌包庇匪谍,知情不报,并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的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正式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
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教育文化基金会,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副总统陈诚打电话,希望政府能不作摧残异己的事。不久胡适回到台湾,去看蒋介石,和蒋谈得很久,谈得也很激动,并于当天留下一段详细的日记。据胡适的日记所载,他告诉蒋说:“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回台后,胡适拒绝友人的劝告,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谈话:“大失望!大失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10年坐监,这(胡适说到这里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胡适一辈子经常营救朋友,如陈独秀等。他与人联名请求“特赦”雷震。蒋介石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而无下文。
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70虚岁生日。蒋介石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以示祝贺。蒋氏夫妇在官邸为胡适摆下寿宴,邀请“副总统”陈诚等10余人前来庆贺。胡适过生日一直是按周岁计算的,他表示:“我今年是满69岁,今天‘总统’祝我70岁,我就当作70岁了,我声明明年不作七十了。”
蒋介石的寿宴不能抚平胡适内心因“雷案”所造成的伤痛,他仍旧为雷震的入狱而沉痛不已。翌年7月26日,雷震在监狱中度65岁生日,胡适写下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绝句《桂源铺》送给雷震,这是胡适最喜欢的一首诗。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2年2月24日下午5时,胡适亲自在台北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主持院士酒会时,胡适幽默而得意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饶毓泰、吴健雄是物理学家。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适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声音很大,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经抢救无效,当日作古。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中正敬挽。
不久,蒋介石颁布褒扬令,高度评价了胡适的一生,赞誉他“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但在胡适出殡的那天,“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负责新闻片的编导,拟派摄影师去拍送葬的场面,却遭到蒋介石父子的禁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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