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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帖]国共内战的重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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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帖]国共内战的重新反思   
所跟贴 没有作者的名字，看来是匿名发表。而且原文“共产党”“共匪”字样都用字母或符号代替。 -- 沧浪之水 - (0 Byte) 2009-9-10 周四, 上午3:28 (97 reads)
沧浪之水






加入时间: 2005/03/01
文章: 2435

经验值: 69049
文章标题: 找到了，作者陈智胜，好像是个作家，具体情况不详。刚才发的少了一段，现在补上。 (165 reads)      时间: 2009-9-10 周四, 上午3:51
作者：沧浪之水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国军以单纯的军事战对抗中*G总体战

国共内战初期，国军以单纯的军事战对抗中*G的总体战，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使其虽能在战场不断地击溃中*G的武装，但是却剿而不灭，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都不能配合军事行动，每每攻掠其中*G根据地之后，由于不能立即进行民政配合方面的管治，其民力物力不能为军事所用，反倒会成为拖累，需要政府方面的接济。一方面国民政府做裁撤军事之准备，例如裁军，复员，优先安排占用大量军用资源来遣返日俘日侨，并不合时宜地结束训政时期走入宪政等重大政治举措都是与当时的军事形势背道而驰的。中*G则不然，在其统X治区是一切为了军事，一切为了前线，军政一体，开展对国民政府的总体战，其对战争的动员性很快能达成，调动一切资源投入它的军事行动中。国军早期的军事指导思想也有所失当，祇以规复失地为目标，而不是摧毁中*G之政治组织及政权为作战目的。

国民党政权在30年代对中*G红军之围剿成功，很大一部分就得之于其能够实行总体战，能集中国家之一切资源专一于剿共，甚少军事之外的政治干扰，以总体战对总体战，那时中*G之势力祇局限于南方不多之几个根据地，未能成势，故共军处于不得不败之境地。在抗战结束后，中*G及武装扩大发展已非昔日可比，占有华北华东之大片土地和人民。国府不但未能汲取过去剿共的成功经验，而且祇采用单纯的军事观点的指导方针来剿共，一开始便无重点，采用全面进攻，虽然初期连战连捷，但随占领区的扩大，本来就不处优势的兵力就日渐稀薄，成无所不备无所不寡，从而让中*G武装抓住战机，以多打少，以众打寡。很快全面进攻就遇到了挫折，方才决定采用重点进攻。

其实国共内战失败的种子早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就已种下，日本投降，远在西南的国军主力无法及时接收，华北华东的日占区大多数都被地利之便的中*G武装接收而变为其根据地，当时蒋氏为尽快收复失地，拟决定用空运及海运的方式抢先占领沦陷区的各大城市，李宗仁认为不妥，如此一来，国军面对中*G则必陷于孤立，而主张采取从南往北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的方式来达到收复，虽慢但却能达到战略目的。但蒋氏未能采用，殊为可惜。在我看来，采取李氏策略之优点，其行动虽慢，但却更具实效，在于能以国军之面，对共军之线、之点，形成战略上的高压，所谓取势也。而蒋氏之举措，其结果最终是以国军之点之线对共之面，形成战略上的孤立与守势。尤其是山东战场表现最为突出，国军对大城市如济南的占领，徒具象征意义。蒋氏在抗战后对中*G之策略即采取，先安关内，再图关外。但由于受美国答应船运国军到东北之诱惑，逐放弃此一正确之策略。蒋氏退台后对此也懊悔不已。

战端一开，国军在具体军事部署上也连连失措，没有做好分工，做到攻击兵团与守备兵团之分，在战争之初尤其如此，形成每攻一地，必分兵予以把守，所以攻掠愈多，占地愈多，则兵力越弱，形成无所不备，无所不寡之势，而没有象中*G军队那样有正规军与地方部队之分，正规军专事与国军作战，而地方部队则负责维护地方政权的保守及后勤的保障以及补充正规军的战损兵力之不足。国军正规部队则要负作战，后勤，地方守备及治安。虽然每每在战略战役态势与中*G武装相比处于兵力上的优势，但在实际的战术战斗中则处于劣势，中*G之所以能以多打少，实在是因为有这方面的重要原因。国府始终没有认识到应大量成立地方保安部队作二线兵团及地方守备力量之使用，并作为正规军作战的有效补充。国军虽然也有保安团和保安旅，但与正规部队之比例严重失调。严格说来，保安部队因为不仅担负军事任务同时也要担负地方政治的维持，在人数上理应多正规国军，就像中*G武装一样，其地方民兵与正规军的比例大于二比一，而在实际中，我们看到国军作战，通常是一小部队保安部队如一个保安团或旅配属于一个整编师或是军来行动，而保安部队在当时看来，应该说是主要担负政治任务如新占领区的基层政权建设及维持，以及民政措施的训练保障等等。不如此，国军每攻掠一地，没有地方保安部队的配合作对中*G地方政权的清剿根尽则不能巩固，变为国府的可用之地，可用之民，可用之物。结果是国军能攻一地则不能占之，能占之则不能用之。愈加增加国府本就贫困的经济的重负。每占一地，国府的剿共军事开支不能因之减少反而是因此而加大，最后酿成不能承受之济通胀。

反观中*G之作为，以东北为例，中*G抢驻东北的部队是10万人，同时与其配套的还有专务地方政权建设的10万干部，合理的军政配置，从而很快地保证了在东北的基层政权得到建立和巩固。一般来说，在国共内战中，每攻掠一个地方，要有三个层次的部置，一是正规军，主管作战，二是地方保安部队，作为地方的治安力量，三是配备民政干部以建立和巩固地主基层政权。而这三者，国军也不是没有做，但是没有一定数量，达不到一个合理的比例，象星星点灯一样，散落各方。祇能攻掠而不能掌握基层政权，即使国军建立起地方政权，也祇能停留在县级这个层面上，更谈不上让政权进入乡村一级，战争的动员性就无从谈起。

上面谈了战争指导方面的失误，现在谈有关在战役指导层面上的问题。我们常常看到，所谓共军集中优势兵力以5倍10倍来围歼国军，这仅仅祇是表像，透过表像我们能看到这其实是国共双方对战争指挥艺术的认识高下不同。内战中的国共战场上，所谓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军，其实是共军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并指导一个战役的指挥，从一个战役的高度来把握一个战斗，这种以高临下的战争谋虑，使得国军陷于被动。祇有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找到一把理解所谓共军作战指导原则的钥匙。在内战初期国军的作战形态通常是一个整编师作为一个基本作战单位，并担负一个作战方向，以局部来就对全局；而共军则相反，以苏北战场粟裕的指挥为例，他通常是整个战场的全局来考虑对国军某一路进攻方向的作战——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并不是出于战争指挥上的自觉，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并不是不想作全面的反击，而是兵力不足以这样的按排——以多路（集中所有能集中的的兵力）对一路，所以有宿北、莱芜、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而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华北傅作义的国军集团，采取了“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战略，始终在华北战场上对共军保持主动，一直到辽沈战役结束为止。

国军意识到自己战役战术指挥上存在的问题，很快改变了分兵作战的特点，结成了重兵集团，不再以单个的师或军来担负一个作战方向的军事任务，而是以兵团为作战单位集中作战。这之后由于找不到歼敌的战机，共军就常常狼狈，被国军追得疲于奔窜，国军这种集中作战在重点进攻阶段可以说是成功的，占领了中*G的政治中心延安，军事根据地沂蒙山区，和后勤补给中心烟台和威海卫，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国军的成功达到了项点，但其后由于兵力的不足——如抽掉山东战场国军主力如黄百韬的整编25师于大别山参加对刘邓共军的追剿，致使山东已被形成游击状态的许世友的共军能够喘息休整部队重新恢复战力。从而没有保持住这种来自不易的有利形势。虽然国军的这一新的集中作战样式，其后在战场上还有一时的失败，但总体上在战略上保持优势；虽然共军还能打一些胜仗，但面对国军这一新的作战形式，始终未能达成把战役战术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优势，这种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吃掉谁的态势，一直淮海战役发起前都没有大的改变，关内国军与关外国军不同，还能在战略上对共军发起进攻。

另外国军作战手段与目的不清。国军的作战目的乃是歼剿共军武装及其政治组织，次为收复失地，但是在内战中却是颠倒主次，尤其是在内战初期以得地为要。在战役中往往想定为歼灭共军主力，而一旦与共军接触，在战役指挥上就忘记了其目的，往往祇是把共军击溃了事，而且在击溃后不能追击扩大战果。这种战略指导层与战役指导层脱节，而战役指导与战场指导的相悖，怎能不失败。

再次，国共内战战区的划分不合理，关内三大剿总，在内战晚期，实际应该合并，要么合并华北和徐州剿总，要么合并华中和徐州剿总——蒋后来也有过这种打算，让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剿总，但其出于私心而拒绝，假如其能承当，淮海战役的结局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两大野战军，中原与华东野战军打一个剿总，徐州剿总；而另一个剿总，华中剿总却在整个战役中无所事事，本来平定中原野战军就是它份内之事，却静待主力国军的失败，这种战场奇闻也祇有在国共内战中发生。由于这种战区的不合理划分，国军各战场上不能连动和相互支援，构成有机的整体。而中*G却能有机地相互配合，陕北战场紧急时，刘邓出大别山以配合，山东战场紧急时，陈谢兵团能出中原以配合，大别山战场紧急时，陈粟大军能进中原以配合。这种配合尤以淮海战役陈粟与刘邓的配合最为代表。

这里要说一下，共军惯用的围城打援战术之屡屡得手，实因于国府战略上的保地存地思想，经常用国军精锐部队来作守城守地之用，而不是用一般地方保安部队。若以共军之道还之以共军，始终把主力作为机动使用，不驻守一城一地，则共军此法就不能得逞。例如中原刘邓共军与华中陈粟共军，就对战法飘忽不定，行动自主，不死守守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例如对邱清泉的五军，是逢五不战，对胡琏的十一师则是“力避之”—毛*泽*东语。若国府不以存地保地思想所左右，此攻城打援之战术由于不能歼灭国军精锐，必然会弃之不用。毛*泽*东所谓“失人存地，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就是这个道理。这里插一段历史插曲，有关国军将领关麟征回答记者如果他任东北国军的主将所要采取的措施，以说明我的看法。他回答：“我的办法很简单，第一，选一位善战的将军，任他为兵团司令，给他三个精锐的军，明确他的任务活捉林彪，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眼。第二，对伪满的20万军队，我不管中央的政策如何，一律给它们以地方保安部队的番号，让其为我们所用。以东北之富饶，他们会自足自给。待打完仗以后，再作善后安排”。

国军之败，军纪焕散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兵骄将悍，有令不从成普遍现象，白崇禧之所以不愿指挥徐州剿总的部队，全因其大部都蒋氏嫡系，怕难以指挥。而国民党政府执法不严也要负主要责任，抗战中怠忽职守作战不力被处决的将领从杂牌到嫡系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而内战时期因作战不力怠忽职守被处决的将领鲜有与闻。另外就是国军中政工制度由于受美国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影响而遭废弃，也是一个重大在因素，使国军的作战士气不能有所鼓动，执行作战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
国军各部队战力不均，战力相差悬殊，除了五大主力及其他一些次主力的部队之外，基本上都不具备很强的战斗力，这也就造成了大量非主力国军，一旦单独作战，就难逃被歼的命运。关内的国共内战史上，国军与共军作战的历史，也就是国军的几大主力如第5军，整编11师，还是整编25师的战史，由于战力差距太大，这些王牌主力被过度使用，战力得不到恢复和保养。例如邱清泉的第5军，一年之中军指挥部就转移多达300余次。而共军祇有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之别，主力部队之间战力大都能够平均分配，都能够有单独作战的能力。

国军编制上也存在先天的不足。内战初期除了极小部分，一般一个整编师实行的是二旅四团制，极少数是三旅六团制，这两种编制根本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如果战斗限制在师一级的规模上，（内战初期国军基本上是以一个整编师为基本作战单位），在战场上除非是遇到劣势兵力，一旦遇到优势或是相等左右的兵力，基本上无预备队可用，即使战斗处于有利之状态，也因为兵力之不足而无法扩大战果。而共军一般与国军整编制的作战的基本上是以纵队（相当于国军的一个军或是两个是师的兵力）为单位。

这种单纯的军事战无法有效地应对中*G的总体战，在全面进攻受挫后，这个问题就被国府国防部长白崇禧认识到了，他总结道：“过去我各战线皆优于G肥，今则仅山东一处优于G肥，而士气甚低。其致此之由，实因整编与取消杂牌部队致军队减少，仅能控制点与线（无控制面的力量），士气低落，人心怨上畏匪。为今之计，一、应明令讨伐，恢复战时体制；二、稳定第一线，与赶快建立第二线兵团；三、信任民众，建立地方武力，并举广西无G肥，全由地方有些武力；四、省主席要有全权，中央不要干涉其人事；五、应停止或延长选举期限；六、经济求自给自足”。（《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431～432页。）

国民党接受教训，认识到必须以总体战对总体战，于47年7月开始在全国实施总动令，公开通缉毛*泽*东，将毛*泽*东和G产党指为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乱匪，以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完成戡乱的目标，但已经为时已晚，剿共大局已成糜烂之势，中*G已开始在局部地区开始反攻。各个战场上国军已失去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战争形势每况愈下。

国共内战的失败，蒋氏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一是对中*G组织的性质认识不清，一再放弃置其于死地的机会。二是对部下失之于放任以致于骄纵，除非他亲自领导，无人能够指挥得动。他后来在著作《苏俄在中国》中检讨，指出1927年清党及1934年第五次围剿成功，他对共党的残余部队，不作最后的迫剿，且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另外他在检讨东北战场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说综合前方报告，都认为G肥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绝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G肥在此创巨深之余，荀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议等诺言，仍可予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蒋氏沉痛检讨：这不仅重蹈过去以为中*G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兽性与暴行”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蒋氏其个人学养及思想深受中国传统中的礼义忠信等伦理道德薰陶，使他无法跳出这种思维去看一个中*G组织及其武装所遵从的是与他的伦理世界所在遵循的行为准则截然不同的革*命行为准则，以及它与过去他的那些军阀对手们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蒋的伦理观中，政治对手一旦输诚就意味彻底失败投降，会受到伦理的的诚信观的约束，不会也不能再背信弃义，否则遭天下人共弃。但对中*G来说这种伦理观完全不存在，他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样一个旧世界及其旧世界的上层建筑，妥协是革*命的需要，斗争也是革*命的需要。而中*G的革*命从来都是手段为目的服务的，祇要目的明确（而非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中*G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是不受任何世俗的道德标准来评判的。正是蒋氏这种伦理观使他一而再而三地轻信于中*G，养虎遗患，最终自作自受，丢掉了大陆。这种伦理观道德观被打碎之后，当代的中国是处在一个教育要从公德抓起的时代，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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