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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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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 -- xilihutu - (11813 Byte) 2009-9-02 周三, 上午1:02 (417 reads)

xilih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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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再论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三：国民党正面战场几次大会战分析修订版 (121 reads) 时间: 2009-9-02 周三, 下午3:01

作者：xilihutu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再论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三：国民党正面战场几次大会战分析修订版

　　4、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能全歼日军一个联队，未能从日军手里夺回一个中等城市
　　有必要谈一谈常识。
怎样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一是要连续打歼灭战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二是要夺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大城市（局部战争另有规律，这里不谈）。为什么要打歼灭战？因为打歼灭战能最大限度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并通过缴获补充自己，还能震撼敌人，从敌军阵势中打开缺口，赢得回旋余地，这一点对于处于弱势的军队尤其重要。现代战争的常识是，一场战役死亡与受伤比例基本是1：3.5—4，而伤员75-80%能重返战场。如在正面交战中毙伤敌军1万，那敌军至少有6000能重返战场，也没有缴获，只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消耗战。而歼灭战中全歼敌军1万，就能给敌军造成1万人的绝对损失，效果完全不同消耗战，所以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毙伤日军133万（击毙仅40万），与太平洋战场美军歼灭日军125万（全部击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正如***军事思想一再强调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指挥中央红军四次反围剿，每次均全歼敌军3万人左右，就可迫使数十万敌军退却，中央红军从4万发展到8万，力量翻番。反之第五次反围剿，基本是正面拼消耗，尽管杀伤敌军不少，敌军却步步进逼，红军越打越弱，被迫长征，湘江一场消耗战使中央红军仅余3万，处境危急，前后对比鲜明。解放战争，解放军全面贯彻打歼灭战方针，仗越打越大，胜利越来越显著。第一仗上党战役，全歼国民党军3个军，3.5万人；第二仗邯郸战役，又全歼3个军、4万人。至于三大战役就不必说了，每次都聚歼国民党军几十个师、几十万人。
　　《疑义相与析》很不同意上述观点，大段驳斥：
　　 “——作为军事常识，张先生应该知道，之所以统计战果须将受伤与死亡等一起计算，是因为受伤和死亡在失去战斗力方面是一样的。受伤者中诚然有相当部份可以重新加入战列，但不是立刻，而是要一定的休养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其战斗力被剥夺是无疑的。而受伤者之中因致残而不能参加以后战斗的人数也不在少数，从战斗力角度考量，这和死亡等同。另外，稍有常识的人也可以知道，如张先生讲的负伤几十次（哪怕几次，有多少人是受伤多次还能重复加入战斗的，即使有，将其受伤休养的时间去掉，你再看看他究竟有多少时间参加战斗。）造成重复统计的，在现代战争中的比例是极小的。”
　　真是高论！“统计战果须将受伤与死亡等一起计算，是因为受伤和死亡在失去战斗力方面是一样的。”如此说来，***军事思想打歼灭战的核心“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击溃敌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完全错误，红军、解放军也不要打什么歼灭战了，反正正面拼消耗杀伤敌军1万人与全歼敌军1万人效果是一样的！“第五次反围剿”拼消耗没有错！是谁没有军事常识？
　　诚然就一次战役而言，伤员确实一段时间不能重返战场，因此统计受伤人数就战役而言是必要的，但就长达数年时间的整个战争而言，就意义不大。二战各大国军队伤员中，大部分能重返战场，据统计二战中日军伤员康复率正常情况下就为76%。如上所说，如中国战场正面作战杀伤日军1万，那么有6000日军是能重返战场的。
　　更妙的是这个论点：受伤“造成重复统计的，在现代战争中的比例是极小的。”嘿嘿，以解放战争为例，战争中解放军牺牲26万，负伤104万，根据中***史研究权威金冲及叙述，解放军伤员80%可重返前线（见金冲及：《***传》下册，903页），也就是说约80万伤员重返战场，这不是个小数字吧！又照《疑义相与析》作者说法，红军老战士只要负伤一次就够了，然后在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全中国的一、二十年战斗中就炼成金刚不坏之身，刀枪不入！因为受伤“造成重复统计的，在现代战争中的比例是极小的”！
　　每一个老红军都可以告诉《疑义相与析》作者，他如何身经百战负伤累累、身上有多少弹孔、体内至今还遗留多少弹片！
　　打歼灭战还有另一重要意义，就是消灭敌军骨干，使敌军战斗力急剧下降。部队骨干是战斗力的核心，我军从南昌起义开始奋斗22年，尽管挫折不少，但基本没有成建制的部队被全歼（西路军也有部分逃回），骨干得以保存，成为部队扩展的基础，最终使我军达到建国时70个军、540万大军的高峰。再看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在孟良崮被全歼，之后虽然重建，但战斗力已下降几个档次，不堪一击。还看一看外国，苏联卫国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前，苏军毙伤德军168万，但因基本没有达成歼灭战，全局依然被动；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歼德军主力第6集团军20万人，就立即迎来了战争转折点。
　　《疑义相与析》作者不承认这点：
　　 “——日军精锐师团中，大都参加了侵华的初期战争。在这持续数年的战争中伤亡的，大都是训练时间长，战斗素质好，法西斯毒化较深的老兵，这是后来短期训练后补充的新兵所无法代替的。”
　　前一段是不错的，中国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确实对付着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杀伤的多是日军素质好的老兵。但前面已说过，只要不是全歼敌军，就无法予敌军毁灭性打击。首先大部分伤员可重返战场，新兵受伤后其战斗经验也更加丰富。抗战中国民党军曾将康复的伤员编成“荣誉师”，成为主力王牌（如参加昆仑关作战的郑洞国的荣誉第1师），就是一例。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日军士兵中战斗经验丰富的基干兵员占总兵力的60%，就是因为其在中国四年作战中未遭歼灭性打击，大批骨干得以保存；但随着太平洋上许多主力部队被全歼，1945年这一比例就急剧下降到15%（见《太平洋战争正史》）。一支部队只要保存了骨干，就有了壮大的根基，德国军事思想认为，部队的老兵最宝贵，哪怕数量少，但就象酵母，只要一点就能发起一大团面粉。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不过3万，但恰如星星之火，终于发展成燎原整个中国大地的540万大军。以解放军“万岁军”38军为例，其骨干334团前身为彭德怀平江起义的部队，抗战时是威震胶东的“老六团”，进军东北后也是第1纵队骨干，正是由于部队中骨干始终保留，38军得以不断壮大，1947年夏虽然攻打四平时伤亡过万（头等主力第1师第1团就从2700人锐减到1000人），但很快就恢复元气，成为东北野战军总预备队，1949年入关时已是拥有5万多人、装备甚至超过了国民党军全美械“五大主力”的头等王牌。按照《疑义相与析》观点，38军四平一战伤亡过万后就应该一蹶不振、越来越弱、无法壮大了？
　　讲了一大通“废话”，无非是要证明，中国八年抗战，也需要连续打大歼灭战才能达到胜利。美军在太平洋上连续歼灭日军重兵集团，才步步进逼日本本土（本文第3章详述）。遗憾的是中国战场八年抗战，却未能全歼日军一个联队（团），哪谈得上胜利。
　　有网友抗议：不对！中国打过大歼灭战，如台儿庄歼灭日军2万，武汉会战在万家岭全歼日军第106师团，昆仑关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还有几次长沙会战、远征军缅甸之战……似乎理直气壮。遗憾的是，这全是国民党虚报战果。国民党虚报战果由来已久，最可笑的解放战争中将其宣传“消灭”解放军的数字前后加起来，竟超过1亿！华东的国民党军占领临沂空城后，陈诚向蒋介石“报捷”消灭***主力16个旅，但很快就传来国民党军3个军7万人在莱芜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全歼的噩耗，使陈诚自打嘴巴。胡宗南也不让陈诚“专美”，1947年3月占领延安宣布歼灭“***”5万，抓获大量俘虏。查实此战解放军伤亡不过500人，胡宗南夸大战果竟达100倍！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虚报战果虽不至如此荒唐，但夸大战果几倍乃至10倍也是家常便饭，至今台湾仍津津乐道其抗战“辉煌战果”，早已成为笑柄，在国际史学界失去了“公信力”，对其观点和数据根本不屑引用。惜当今我国“杨家将”史学盛行，对国民党军自吹自擂的“辉煌战果”完全照搬，似乎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突然变得特别老实、格外实事求是了。
　　可能吗？符合逻辑吗？
　　再说一说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从日军手里夺回一个中等城市。
　　网友们马上抗议：有长沙、宜昌、常德、南宁、桂林、张家口……莫急，且听慢慢道来。
　　弱势一方军队在战争的某一阶段或某场战役而言，确实要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但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大中城市的争夺就极为必要，否则守军进可攻，退可守，战争势必拖延。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进行了一个个岛屿争夺战，就因为它们是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无法绕过。解放军一贯强调以歼灭有生力量为主，但随着战局发展敌军龟缩城市，野战无战机可寻，已必须进行攻坚。如华北野战军不攻克石家庄就无法打开解放区局面（这是我军攻下的第一个中等城市），辽沈战役以攻锦州为焦点，就是这个道理。
　　之所以说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从日军手里夺回过一个中等城市，是因为凡是日军决定坚守的城市，中国军队就无法夺取；中国军队宣布收复的城市，都是日军决定放弃的空城。要夺取日军决心坚守的城市，或要攻坚，或要在野战中消灭日军主力，使其被迫放弃城市。然而我们看看八年抗战收复的城市，没一个是上述情况夺取的。大城市更不用说，抗日战争前期日军夺取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在日本投降时不是还在日军手里？中国军队又通过哪一次大会战夺取之？
　　为了说明这上述观点，下一章节是绝对必要的。
　　 5、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几次大会战分析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了23次会战，国民党也以此作为资本，大肆吹嘘其一个个“大捷”，毙伤日军从2万到20万不等，“全歼”日军联队、旅团乃至师团的说法都有。不弄清这些基本事实，也就无从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下面对几个典型战例进行剖析：
　　（1）中国军队主动发起“八一三”淞沪会战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当时军政次长陈诚建议主动发起，以将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到华中。当时军政次长陈诚从上海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沪战的建议：“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驱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一牵制之。”陈诚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蒋介石作此建议后的回应：“一定打”。陈诚的理由是，自古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都是从华北南下黄河、长江，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如依仗机械化优势大举南下华北平原，攻占武汉，中国军队不但难以抵挡，而且国民政府和抗战物资也无法撤退到大后方进行持久抗战。不如主动进攻上海吸引日军，国民党军可依托钢筋水泥建筑大量杀伤日军，并将日军主力逐渐引到华东稻田水网地带，使日军重装备难以运动、发挥威力。
　　南京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姚琮也曾向蒋介石解释建议淞沪作战，“其利有五：指挥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感官，而得多助五也。”这个看似比较全面的战略决策，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淞沪之战的主流判断。可惜此后实际作战中，几乎都未能出现对国民党军有利的方面。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试图以上海为战争舞台，获取国际社会同情。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国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这里战败，日本将控制整个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英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主张，以上海之战正世界之视听：“毫无疑问，在上海前线许多精锐军队是要丧失的。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后撤到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个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关心，但是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么地方，战斗是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将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战况报道，马上会得出印象。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一线。”就连当时的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也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当时对他坦言：“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蒋介石同意陈诚、姚琮军事方面的判断，加上考虑上海为远东经济中心，还有租界，西方各大国有直接利益，如上海开战西方大国必会干预，因此指示主动发起上海作战。
　　国民党这一“围魏救赵”战略是否正确呢？可以说是极大错误。就大战略而言，当时对中国最关键的是时间，因内战刚结束不久，国民经济正逐渐恢复（193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战前最高峰），陈诚本人也正在负责利用进口武器装备50个国防师的计划（如与德国合作，用江西大余的钨矿石换取德国武器），在上海与日军大战则势必终止中国的抗战准备而仓促与日军决战。实际当时日本决策机构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对是否全面侵略中国摇摆不定，以参谋次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暂时占了上风。石原为当时实力派人物，因当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为皇族只是挂名，军部实权在参谋次长石原手里。石原甚至主张：“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界，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间根本问题。”（《大本营陆军部》第1卷，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452页）。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也策划“日中邦交调整和停战方案”与“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尔向日本陆军、海军首脑疏通，坚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于是以石射猪太郎为主，会同陆军省当局人员，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调整方案”和“停战条件”。这个方案获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卫文麿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猪太郎把这一方案委托于设在上海的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让后者将方案秘密地透露给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试探中方态度。8月9日，船津与高宗武在上海进行会谈，同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与高宗武也作了一次会谈。
　　据这个日本方案，中日双方军队停战线划定为河北省永定河及白河右岸以东、以北各地区及察北六县为非武装地带，日军除战前驻屯军原有兵力外，新增部队一律撤退，中方则将中央军撤出河北省，实行停战，同时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以及《淞沪停战协定》。所谓调整邦交，日方承认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河北、察哈尔，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及伪冀东自治政府，日本对内蒙、绥远不加干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及河北经济协定。中国则对东北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或者默认，日方则考虑对华经济援助及撤废治外法权等等。
　　日本这个方案，是通过回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伪满洲国的正式承认。国民政府本可利用此次谈判与日本周旋，尽量赢得更多时间。然而当高宗武返回南京时，“八一三事变”正好爆发。中国军队进攻上海日军后，石原莞尔被迫辞职，日本统帅机构决定全面侵华，可见陈诚主动挑起上海战事的失策。就算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本动向判断不明，日军占领武汉就能切断国民政府退路？实际上还有江南广大地区可作回旋，抗战中这些地区有六、七年时间还在中国手里，大可作为撤往大后方的通道。再说日军从华北大举南下就能发挥机械化优势？黄河、淮河、大别山区都可极大限制日军行动，以后武汉会战中日军精锐部队在大别山特别是富金山陷于苦战就是例子，并非就是日军通途。至于国民党军70多个师、70多万大军在淞沪狭小战场与日军硬拼，在日军海陆空优势火力密集攻击下死伤枕藉，伤亡达30万，甚至有一天伤亡万余的惨况，正是让日军充分发挥其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优势。所谓江南稻田水网限制日军作用也有限，日军正可发挥其海军优势用舰艇溯长江而上武汉，有力配合陆军行动，这一点正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还有就是京沪一体，上海既为前线，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日军增兵上海后很快就直捣南京，对中国抗战震动极大。至于国际干涉纯为幻想，当时绥靖主义盛行，西方大国决不会为了中国与日本翻脸，火中取栗。
　　当代历史学家余子道在《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威胁极大。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由此可见主动发起上海作战是何等幼稚，但国民党战后数十年照例吹嘘这一战略如何“高明”！
　　国民党军准备进攻上海的第一批部队是87、88师，原为国民政府的警卫部队，是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全德国武器装备，为国军精华。秘密开到上海附近后，张治中又建议抽调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上海，蒋介石同意了，派了第2师补充旅换上保安服装进驻虹桥机场。何应钦认为这一做法冒险，拍了张治中的肩膀：“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见时任第9集团军作战科长史说的回忆：“八一三凇沪抗战记略”，载“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系列之《八一三凇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90－91页）
　　现在我国著作均称是日军主动挑起上海战事，其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硬闯虹桥机场挑衅并打死我卫兵，我忍无可忍将其击毙，日军遂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国民党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虹桥机场后，见大山勇夫驾驶摩托车驶来，高度紧张，以为被识破身份，遂先开枪将其击毙。事发后“凇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囚穿上保安队服装，打死在机场门口，说日军强行闯入时打死我卫兵”（同上，91页）。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时，国民党军占了绝对优势，除2个精锐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00毫米加农炮）和炮兵第8团（150毫米榴弹炮），加上坦克、空军助战，按理应全面压倒上海的日军。其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国民党夸大为1万人以上），重武器也不足，起初也没有海空军支援，但其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国民党军无法达成重大突破。此次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和诸兵种（步兵、炮兵、坦克）大规模合成作战，协同动作很差：步兵逼坦克冲锋又不予以掩护，结果坦克被日军全部击毁；步兵失去坦克掩护后攻坚伤亡惨重，甚至出现一个营部队挤在一条街内被日军坦克堵住街口全部击毙的悲壮战况。
　　陈诚回顾上海围攻未竟的教训，认为“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史说回忆，“步兵与炮兵、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从来没做过”。
　　此后双方大量增兵，日军投入精锐的第3、11师团，国民党军增援也达30万，尤以陈诚嫡系18军等部队血战罗店最为惨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在华北的汤恩伯、卫立煌、李默庵部外，先后全部投入淞沪战场，可谓倾注全力。而国民党军顽固坚持阵地战死守方式，彻底将作战变为“以血肉之躯与铁弹相拼”的“肉弹主义”。中国军队的伤亡，每天平均高达一个师！
　　僵持到10月中旬，国民党军终于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桂系军队。北伐时桂系7军战斗力远强于蒋介石嫡系1军，与“铁军”4军并列，号称“钢军”。在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中，7军与4军叶挺独立团并肩血战，大败吴佩孚精锐之师。吴佩孚用尽全力，大刀队共砍下7名团长和2名旅长的头，吴也手刃几名逃兵。但杀红了眼的桂系7军竟齐向吴军枪声最密集处冲锋。吴军终于大溃，几万人竟对督战队发起反冲锋，一哄而过，夺路逃命。吴佩孚的副官也在乱军中被打死，而吴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927年8月军阀孙传芳以6万军队大举渡江反攻，南京危急，7军赶到后不惜伤亡惨重攻占南京城制高点栖霞山，然后发起反击，把孙传芳军压迫于八卦洲，血战七天七夜，杀得孙传芳6万大军尸横遍野，大败而逃，孙传芳从此退出中国政治舞台，“钢军”之名更是威震天下。北伐后李宗仁、白崇禧全力经营广西，将其建为“模范省”，大办民团，抗战前训练壮丁120万人，自1932年起，每年向德国订购新式步枪1万支，至抗战时达5万支；又订购自动步枪1000支，钢盔5万顶。此次桂军主力7、48军等7个师投入淞沪战场，白崇禧自认为可一举扭转战局，提出从南翔、真如间出击、“压迫日军入海”的不切实际计划。10月19日进攻发起时，适逢日军也以新到的第9师团（与11师团一样是日俄战争时参加过旅顺攻坚战的精锐主力师团）总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桂军初上战场，将日军施放的烟雾误为毒气，队形自我混乱；加上当时淞沪战场上只有桂军头戴钢盔、身穿黄色军服，极为显眼，遭日军飞机、火炮、坦克和机枪密集火力突击，数万大军一日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大部战死。“小诸葛”见桂系溃兵被其他部队收容，多年经营毁于一旦，不禁痛心疾首，连日饮食不进。
　　以后11月日军第10军杭州湾登陆迂回，淞沪前线数十万国民党军全线撤退，毫无组织，先退部队仓皇炸断桥梁，以致随后汽车拖带的重炮无法过河，这些花费巨额外汇购进的大批德国重炮战场上损失不大，现在却被迫丢弃，令人万分痛心！原拟撤退部队依靠吴福国防线抵抗日军，但地堡钥匙在当地乡长、保长手里，此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工事因无维修许多废弃，以致毫不起作用，战前国民政府花费巨资构筑的吴福国防线，就落得这样下场！随后日军直插南京，10万多守军除叶肇的粤军66军抱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的想法杀出血路突围外，其余被日军缴械后全部屠杀，连同平民遭日军屠杀者达30多万，龙蟠虎踞的金陵城沦为血与火的地狱！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数一直有争议，《疑义相与析》指出：“比如淞沪战役，据日本军部公布的金山卫登陆前日军淞沪战场的伤亡数字，从8月至11月8日，计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83页）。”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9万多，是我国史学界普遍采用的数字，《疑义相与析》还指出其来源，又是日本军部公布，又是来自日本权威战史，看来确凿无疑。但是且慢，这里藏有一个大“猫腻”……
　　查原文，记载是这样的：
　　 “到9月29日止累计……上海战死2528名，负伤9806名，合计12334名。”，“出兵以来伤亡累计数如下：
　　 10月14日，战死3908名，负伤15843名，合计19351名。
　　 ……
　　 11月8日，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
　　原来如此！日文原文给出的是从8月到11月8日几个日期的日军伤亡的数字，而且注明是“累计数”，难道还要重温小学算术？！我每天吃1个苹果，3天就累计吃了3个苹果。分开累计的话第一天吃了1个，第二天累计吃2个，第三天累计吃3个。按《疑义相与析》的算法，将3个日期的3个累计数加起来，就成了6个。这就是“猫腻”所在！淞沪会战日军的伤亡，截至11月8日是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这就是日军淞沪会战伤亡数字，所以日军伤亡是4万而不是9万。日文原文并无“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这样的字样和数字，纯属《疑义相与析》作者自己有意无意错算出来的，却注明来自日本军部公布和日本书籍，似乎是日文原文如此。而且该文还多次采用类似的“猫腻”，逃不脱欺骗读者的干系！
　　日军记载，截至11月8日在淞沪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不过至11月8日中国军队虽已开始后退，但战斗仍然非常激烈，上海的大多数日军仍然不断前进、战斗中，战场形势一片混乱，这时及以前是无法统计日军准确的伤亡数字的。日军上海派遣军现员表后也均注明：“许多部队一直移动中，正确统计困难。许多部队现员表数是概数（估计数）”。而日军12月中旬攻下南京，华中战事告一段落后再来统计，其中大量日本士兵死亡日期不明的都算做了12月12日，所以此后统计的日军伤亡数剧增。最后日军确认从上海登陆到占领南京，截至12月27日，日军累计战死、战伤死、战病死共23104人，负伤约5万人，合计伤亡在7万以上。考虑到日军在追击战和攻占南京作战中伤亡不大，由此估算在淞沪会战中日军约战死2万人，受伤约4万人，合计约6万人。此战国民党军伤亡33万多人，为日军损失的5.5倍。
　　淞沪会战是本文第一个探讨的正面战场战例，说明多一些，以下战例从简，否则本文就成为一本大部头著作了，希望网友自行查找有关资料，客观研究得出自己结论。
　　（2）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为大家熟知，宣布歼灭日军2万，有的更说全歼日军第10师团。注意一下就知道，台儿庄一战日军参战仅2个旅团，因第10师团在山东济南、兖州、济宁、泰安、肥城、邹县等津浦路沿线都留下大量守备部队，第5师团有1个旅团在华东，一部在青岛。第5师团在临沂与西北军激战不讲，直接进攻台儿庄的第10师团部队与当面中国军队20万相比处于绝对劣势，蒋介石也训斥国民党军前线部队“数倍于当面日军，早当予以解决”，何况日军背后还有德国武器装备（包括150毫米重型榴弹炮）的汤恩伯的20军团，但仍被日军全身而退。此役日军2个师团伤亡1万，谈不上全歼第10师团。
　　《疑义相与析》提出疑问：
　　 “――日本人的统计只包括第5、第10两个师团。即日军第2军第5师团战死1281人，负伤5478人；第10师团战死1088人，负伤4137人。合计战死2369人，负伤9605人，伤亡总数11974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41页）。而参加作战的日军尚有华北方面军之第16师团、第114师团、第14师团、关东军混成第3旅团、关东军混成第13旅团、华中派遣军之第6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它们统统的毫发无伤？”
　　该文作者再次忽略了，参加台儿庄作战的日军，确实只有第5、10师团各1个旅团，至于后面列举的日军其他部队，是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
　　（3）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乃八年抗战最大一次会战，国民党军投入上百万大军，宣称毙伤日军20万，真是天方夜谭。日军进攻兵力为9个师团，27万人，如此早已覆没，何谈占领武汉？日本军史上说得清清楚楚，武汉会战参战日军伤亡为35500人（桑田悦、前原透合著：《简明日本战史》，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81页）。近年台湾国民党军史研究人员也认为武汉会战毙伤日军20万太过夸大，但还是认为有12万左右。至于国民党军伤亡，则为254628人（《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1986年台北版，195-196页。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596页）。
　　应该说武汉会战国民党军伤亡25万是可信的，那就更显出所谓毙伤日军20万的荒谬，如此双方损失接近1：1，这可太好了，国民党军只须如此硬拚几次就可将侵华日军拚光了！至于日军损失12万也夸大了3倍多，还是应该以双方记载的己方损失数较准确，依据我在序言已说明。而日军记载的国民党军伤亡也大得离奇，宣称掩埋中国军人尸体19万多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195、201页），我亦不取。
　　有网友反驳说日军投入武汉会战兵力不止27万，期间不断进行补充，总数应达50、60万人。这是不了解现代战争规律。现代战争作战中，特别强调集中兵力原则，尽量将最大限度兵力集中在首次突击中。如二战中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一线兵力达151万，预备队不过10万；1941年展开陆军330万人袭击苏联，作战半年不过补充65万人。再以解放战争为例，辽沈战役初东北野战军70万大军南下锦州，时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55万，按照这些网友的观点，打到后来双方岂不投入三四百万？武汉会战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一个波田支队，加上其他加强部队姑且算10个师团，伤亡3万多的话平均1个师团伤亡3000人左右，实际上会战期间日军1个师团也就是补充3000多人，如第6师团得到3200名补充兵员（《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365页），27师团补充新兵3000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911页）。
　　《疑义相与析》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再如日军中的王牌稻叶第6师团，经武汉外围黄梅、广济、田家镇战斗后，伤亡巨大，除补充3000名新兵以外，又将116师团之志摩源吉混成支队及另外2个步兵大队编成石原支队入列。所以1937年的第6师团和1939年的第6师团虽然番号相同，但内在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
　　熟悉二战日军情况的人都知道，作战中日军经常将旅团、联队加强坦克、火炮和工兵等编成支队，临时配属其他部队，但战后都立即归还原建制。二战日军实行的是地域征兵制，第6师团来自九州熊本，根本不可能将来自京都的116师团部队纳入自己固定建制，其自身建制部队的缺额也没有依靠在中国的日军后备兵员就近补充，而是要等待从家乡熊本来的3000新兵。冈村宁次评价第6师团是“日本第一强大师团”，“作战英勇无比……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冈村宁次回忆录》，337页）。
　　武汉会战中日军有两个进攻方向，即第2军从大别山南下，11军溯长江西进，国民党军防御中也分别在两个方向的富金山、德安重挫日军，并对此大肆宣扬，却夸大到离奇程度。富金山之战，日军第2军3、13师团遭到国民党军宋希濂的71军等部顽强阻击，伤亡4000多人（国民党军伤亡1.5万人），但一些著作如孙挺信的《中日大决战》却记载：日军承认，富金山之战死4506人，伤17380人；共计伤亡21886人。查日军史料，这些数字是11军在整个武汉会战中的伤亡，却被孙某人张冠李戴到第2军在富金山的伤亡去，令人瞠目！
　　德安万家岭之战是国民党战史宣扬的武汉会战的“大捷”和焦点，如记载：“第9战区第1兵团司令薛岳将军，奉蒋、陈之命早已将第25、70、8、4、64、74、66等7个军的兵力，埋伏在德安、庐山地区山岳丛林地带，摆下个反八字形的阵势，等待敌人。”又记载薛岳自夸：“我这个反八字形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至于万家岭大捷之成果：“日军第101、106师团之木岛、池田、津田等4个联队和其他部队共3万余人，被中国军队全歼。其第106师团几乎被歼殆尽，仅有1000余人逃脱……”
　　万家岭战役在9月25日至10月17日间，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薛岳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实际上，国民党军宣称在万家岭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不过是吹嘘，106师团虽然损失很大，毕竟终于坚持到援军解围。
　　日军第106师团为特设师团，为常设师团第6师团的预备役（特设师团番号为常设师团番号加上100），虽然同样来自南九州，编制也大致相当，但战斗力天差地远。以一个步兵联队为例，特设师团内服现役的只有大队长、联队长及联队副官，其他中队长、小队长及士兵都为预备役或后备役。组建部队时，各部队长都从各部抽调，相互配合能力差，战斗力不强。第106师团的士兵，来自于南九州的熊本、大分、鹿儿岛、宫崎四县，该师团于1938年5月才在熊本编成，随即便装船运往华中，参加武汉会战，表现一直不佳。武汉会战时任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给熊本的第6留守师团长的信中尖刻地写到：第6师团为日本第一强大师团，106师团则为第一弱旅。
　　日军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辖第111旅团（下辖步兵第113、147联队）、136旅团（下辖步兵第123、145联队），骑兵1个大队，野炮兵、工兵、辎重兵各1个联队。但147联队本部留守芜湖，第1大队在宁国，第2大队在庐山东麓。该师团于7月23日登陆湖口参加南浔路作战的为第113、145、123联队全部及147联队第3大队，计10个步兵大队。万家岭战役前，留置步兵、骑兵各1个大队于马回岭，野炮兵联队在九江。为便于山地作战，该师团配属了第52山炮联队、1个迫击炮大队等部，改编为驮马师团，编制约2.6万人。但因一路激战不满员，按日军档案记载，截至9月30日（此时万家岭之战刚爆发），第106师团全部实有人数为1.9万人，但如上述，有1个骑兵大队（实有451人，配属第101师团）、第106野炮兵联队（实有1762人）及3个步兵大队并无投入德安穿插战，故在万家岭被合围的106师团人员估计为1.4万人左右。
　　 10月初，第106师团在万家岭被合围，陷于苦战，处境危急。蒋介石命令薛岳，务必在9日深夜24时前全歼该敌，作为“***”献礼。中国军队组织敢死队奋勇突击，日军残部退守雷鸣鼓等不到5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固守待援。由于日军依仗空投粮食弹药，并缩小了防御正面，因此火力并未有太多减弱，中国军队最后的总攻未能奏效。此战证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如74军）与日军最弱师团的战斗力相比，特别是在士兵的战斗素养方面，仍有不小差距。
　　 10月11日，冈村宁次严令各部不惜代价增援万家岭，第27师团佐枝支队（第102旅团配属1个坦克大队）、第17师团铃木支队（3个步兵大队和1个野炮联队）先后投入解围作战。根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记载，第106师团的补充人员约2700人于9月下旬到达九江，与第106野炮兵联队组成宇贺支队，参加了救援师团主力的行动。10月7日，宇贺支队改受27师团佐枝支队指挥。11日，佐枝支队与宇贺支队统归17师团铃木支队指挥，奋力解围。鉴于重创106师团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各部队伤亡均极惨重，薛岳命令各部撤出战斗，全军退守。战后，薛岳电告武汉军委会：“此次敌穿插迂回作战之企图虽遭挫折，但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歼灭，至为痛惜。”17日，铃木支队在甘木关与106师团残部会合。一些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增援日军不直接解围而是迂回包抄威胁构成包围圈的国民党军，“以迂为直”起到了不战屈人之兵的效果。
　　 18日，106师团奉命在甘木关地区休整。截至10月20日，第106师团实有1.58万人，与9月30日相比减员约3200人。但由于2700名补充兵归建，加上这个数字，第106师团在万家岭损失总数约为6000人，占其被围兵力总数1.4万人的40%以上，可以说遭到重创，但离被歼灭还差得远。
　　再提一提花园口决堤事件。徐州失守后造成了日军进逼郑州威胁武汉的严重局势。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在豫东兰封县(今属兰考县)发动了“兰封战役”，但功败垂成，反而使整个豫东门户大开，被迫西撤郑州。1938年6月6日开封陷落，郑州危在旦夕。部署西撤的同时，蒋介石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以水代兵”，决堤放黄河水阻敌西进。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正式作出了决堤的决定。决堤可保郑州，但几省的土地和人民怎么办？牺牲惨重可想而知。6月7日凌晨，国民党军53军1团奉命在中牟县境内花园口掘堤，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此次黄河决堤放水，导致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2.9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水淹没，成为黄泛区。600余万人民遭受洪水侵袭，共导致89万人死亡。至于日军，则仅被淹死7452名。现在多数著述开始从积极的方面肯定它的军事意义，认为这一举措阻止了日军西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准备时间，并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造成了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面。但实际上：一、日军停止西进是在花园口9 日出水之前3日就决定了的，与花园口决堤无关；二、日军按其计划决定的时间，完成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并实施进攻，未因花园口决堤而改变或推迟；三、日军进攻武汉路线未因花园口决堤而全部改变；四、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兵力不足，并无战略意义。因此，“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给日军造成了一些困难，使其主力改沿淮河推进为沿长江推进。与豫、皖、苏人民因黄水泛滥遭受的损失相比，这点军事价值不足称道”。（马仲廉：《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4）昆仑关大战
　　国民党军头等主力第5军大战昆仑关、全歼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21旅团，是国民党抗日战史的又一大“亮点”。但仔细分析史料，昆仑关之战虽然击毙第21旅团的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但日军死亡不过数百（国民党宣称消灭4000），离被全歼还差得远。
　　许多网友质疑上述判断，下面就详细分析一下。
　　 1939年11月日军第5师团（辖第9、21 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后占领南宁，其中台湾旅团守卫钦州湾到南宁的补给线，第9旅团奔袭中越边境的龙州，第5师团直属部队和3个步兵大队赶修南宁飞机场，师团长手下控制1个步兵大队作为机动。以第21旅团2个大队占领高峰隘并向武鸣方向警戒，1个大队占领昆仑关，1个大队担任昆仑关至南宁交通线的守备。所谓的“昆仑关大血战”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目标，就是昆仑关上那1个大队的日军——第21旅团第21联队第3大队，约800人。
　　 12月中国军队27个师、15万人大举反攻，将部署在南宁至昆仑关狭长山路中的日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态势既为有利。此时日军第5师团已轻装化，全部实力21945人，只有75毫米山炮20门，75毫米野炮12门，没有坦克，作战中也没有空军支援；中国军队特种兵有4个炮兵营和115架飞机（重轰炸机9架、轻轰炸机26架、战斗机80架）。仅主力第5军就有3万人以上，直属1个坦克团，1个150毫米德国榴弹炮营，作战中得到空军大力支援。军长杜聿明计划是，郑洞国的荣誉第1师担任昆仑关正面进攻；戴安澜的第200师为总预备队；“德国将军”邱清泉的新编第22师迂回插入昆仑关与南宁之间，向六塘守敌进攻，断昆仑关之敌的退路。此时昆仑关前线国民党军名将和精华云集，火力也罕见地压倒了日军。
　　但被围日军顽强抵抗等待援军，12月18日，日军21联队1、2大队前往增援昆仑关，19日被完全包围，遭到中国军队优势兵力在100多架飞机和重炮、坦克支援下猛烈攻击，逐渐支持不住。21旅团42联队2个大队增援再被包围，此时台湾混成旅团发扬“武士道”精神，主动派出台湾步兵第1联队增援，12月23日冲入九塘与被围的21、42联队会合，台湾步兵第2联队也于25日进入七塘，归42联队指挥。可见，由于日军陆续增援，包围圈内的日军越来越多，从1个大队增至4个联队，中国军队聚歼其也越来越困难，最后全歼的，不过昆仑关前哨高地的日军1个中队和2个混成小队而已。日军记载昆仑关之战伤亡：21联队参战1360人，死亡198人，受伤469人，失踪16人。42联队参战860人，死亡176人，受伤271人，失踪21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1243页）。可见昆仑关之战日军伤亡不过1151人，其中死亡、失踪411人。
　　为了增加抗战歼敌数字的可信度，我国一些学者往往在提到某战役时称：“日军承认，此战伤亡如何如何。”并注明来自日文书籍何处，貌似客观权威。但真实情况呢？就如昆仑关战役，我国战史著作中就普遍提到：“日军承认，第21旅团在昆仑关歼灭，被击毙者就在4000人以上”。如钱文军在《昆仑关战役始末略述》篇末提到：“这是一个漂亮的攻坚战、歼灭战。说全歼第21旅团是毫不过分的：除击毙该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之外，还击毙了第42联队长、接任中村的代旅团长坂田元一大佐；第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副联队长生田滕一……等；班长以上军官阵亡85以上；阵亡士兵4000人以上。这是日本战后公布的数字（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第68页）。”
　　问题是这“参见”怎么“参见”得了，翻开该书第三卷第一分册第68页，也就是日军“九塘附近作战部队及伤亡统计”合共1100多人，这位学者到底要让读者“参见”什么？如此公开造假，令人瞠目。我国许多著作还宣称，此战中国军队除击毙中村正雄少将外，还击毙日军第21联队的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台湾步兵第2联队的联队长渡边信吉大佐。查日本资料：三木吉之助，长野县人，日本士官26期步科，1944年2月26日死亡，陆军少将；渡边信吉，佐贺县人，日本士官29期步科，陆大39期，1943年3月1日升少将，1965年4月27日在日本死亡。以上两人根本就不是死在昆仑关。
　　将打死敌军数百夸大为歼敌过万，乃国民党军“拿手好戏”，如1949年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渡江南下，以8月15－17日的青树坪之战号称最为惨烈，13兵团49军146师在湖南省双峰县青树坪遭白崇禧指挥的桂系主力7、46军最精锐的3个师包围。146师当时被围在山间盆地中，全是石灰岩，无法构筑工事，部队拥挤在一起，炮兵无法展开，而桂军早已埋伏多时，各种口径的火炮都已对好了标尺，空军和地面部队刚刚装备了美军最新的对话机，陆空火力可直接协同，而且衡阳机场离青树坪非常近，轰炸机空中飞行只需5－6分钟，飞机起飞刚刚拉起就已到战区上空，马上投弹扫射后，又立即返航装弹，再飞回战区，反复轮番轰炸，最多时达30架次。加上精确的炮击，桂系7军才发起总攻，战况空前激烈！解放军被围的146师激战后在145师接应下突围，而白崇禧战后宣布全歼***前卫师万余人，在海内外轰动一时（白崇禧的目的在于向美国人邀功以争取美援）。其实青树坪一战，据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称：“此战146师伤亡、损失877人，第145师也伤亡470余人”（第5卷343页）。所以146师虽然伤了元气，但主力成功突围，而且师部和所有团部均完整突围，没有1个团遭歼灭。青树坪一战与昆仑关战役非常相似，国民党军都是投入精锐部队，且兵力占了绝对优势，空军和炮兵也有压倒优势，但青树坪一战解放军损失不过千余，国民党军夸大为万余即10倍以上；昆仑关之战日军伤亡千余，国民党军夸大为击毙4000多，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昆仑关之战后，日军又增援以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发起“宾阳会战”，一举击溃国民党军20万人，其中第9师师长郑作***亡（第9师是国民党军核心主力，其前身就是蒋介石掌握的第一支军队、起家老本——黄埔教导团）。整个桂南会战（含日军钦州湾登陆和攻占南宁作战、奔袭龙州作战、昆仑关战役和宾阳会战），以国民党军虎头蛇尾而告终。在桂南会战中，日军死亡2621人，伤3378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 分册）。2月22日，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非常恼火，将总指挥白崇禧和中央督战大员陈诚给予降薪留职处分，将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8个将官撤职查办。
　　（5）在武汉的日军11军对周围中国军队上百个师各个击破
　　日本在二战中的最大战略毛病，是野心太大，既想一举灭亡中国，又要北进苏联，还要南下太平洋，同时追三只兔子，结果一只也追不到。陆军以苏联为宿敌，在侵华战争中一直在关东军保留了庞大的精锐部队，也不加强“中国派遣军”，但惧于苏军战力又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形成“中国派遣军”兵力不足、关东军极为强大又闲置无用武之地的怪事，战略上至为失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精锐大部调往“南方军”，陆续被歼。“中国派遣军”不但兵力不足（1939年达到85万人的高峰，此后常年保持在60万人左右，1944年又逐渐加强，但战略重心已转移），而且精锐陆续调往国内军和南方军，质量也大为下降，只能确保城市、交通线等要地。中国派遣军只有一个军是“攻击军”，长期担负有进攻任务，那就是驻守武汉周围的第11军。该军长期保留有7个师团，面对周围中国军队3、5、6、9战区上百个师，采取“短切突击”战术，重在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确保城市为主。尽管中国军队4个战区上百个师部队对武汉形成战略包围，却各自抱着保存实力的心态，消极挨打的多，主动进攻的少（仅有1939年冬季攻势和1941年第6战区反攻宜昌例外），以致日军11军得以从容转用有限的兵力，东南西北轮流出击（南昌、枣宜、宜昌、豫南鄂北、鄂西、上高、浙赣、常德和四次长沙会战），四面开弓逐个击破当面中国军队，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1939年3月南昌作战，日军突击主力是被称为“弱旅”的101、106两个特设师团，鉴于武汉会战的教训，11军经理部长在德安的兵站医院安排了收容1万伤员的设施，但军参谋宫崎周一说此次作战伤亡不超过1000人，被前者认为是开玩笑。实际日军此次南昌作战有备而来，集中使用了大量重炮和坦克，因而顺利攻占南昌，伤亡不过960人（《冈村宁次回忆录》，388页）。5月国民党军反攻南昌失利，29军军长陈安宝战死，国民党却以歼灭日军2.4万掩饰。
　　日军决定坚守的南昌国民党军无法夺取，相反，当日军攻占某城市后按计划放弃，返回途中又接上级命令确保该城时，就能立即返回夺取之，从而使刚刚宣布收复某城“大捷”的国民党军自打嘴巴。1940年6月12日日军占领宜昌，大肆破坏，烧毁房屋、炸毁桥梁后撤走。但此时“中国派遣军”主任参谋鉴于欧洲形势巨变，德国击败了法国，认为日军应确保宜昌，作为战略基地发动对中国大后方的进攻。海军航空队也非常赞成，认为可以缩短轰炸重庆的距离。6月15日，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长期占领宜昌的命令。而此时进攻的日军3个师团15日晚已撤出了宜昌，11军收到大本营电报已是16日晚11时，超过了电台规定的联络时间，11军只好通过驻荆门的骑兵联队分头送命令给各师团。17日12时，日军13师团重占宜昌，但因先前大肆破坏，连住房也很困难。陈诚嫡系18军本在日军撤出后“收复”宜昌，但在日军返回时又望风而逃，当然国民党军照例宣扬歼灭日军4万的“大捷”。
　　再说宜昌会战之后的鄂西会战，据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回忆：“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牌要塞进攻。6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鄂西战役结局，国内外影响甚大，要注意宣传，你们速拟一战报，以电话直接报军令部，政府将对有功将领加以勋奖。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其中有：‘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6个师团为骨干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牌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团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今，都是军令部捏造的”（以上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的描写更是夸张：“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ll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推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牌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围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由倔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云云。
　　实际上鄂西会战日军只战死771人，受伤2746人，硬是给蒋介石政府吹嘘成“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由此不难理解，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中宣称八年抗战国民党军毙伤日军276万这个数字是怎样来的了。
　　再说著名的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日军均出动10万人，作战计划中早有夺取长沙后主动放弃的企图。第一次长沙会战，11军1939年8月15日制定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指出，此次进攻在于挫伤中国军队战斗意志，“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144-145页）。此次作战日军死亡850人，受伤2700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1228页），国民党军虽然承认自身伤亡4万，却宣布歼灭日军3万的“大捷”。
　　有网友质疑，以日军之顽强，10万大军仅损失数千就会撤退？上面已说明，日军实行的是“活塞”式的“短切突击”作战，只要击溃数万中国军队就达到了目的，随后主动撤退“恢复大概原来态势”。因日军须保持足够力量，在周围中国军队上百个师包围中守住宜昌—武汉—南昌的漫长防线并保证有随时主动出击的实力。而且数千人伤亡不是小数字，这里谈一谈有关常识。一个国家武装力量中，野战部队只是一部分，而且即使野战部队中，除去司令部、后勤人员、支援部队外，一线作战的步兵也是小部分。以二战中德军步兵师为例，编制1.5万人，而一线作战步兵不过2000人（2个步兵团6个步兵营，每营300多人），损失数百人即影响部队战力。又以大家熟悉的解放战争辽沈战役中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为例，东北野战军投入部队为4、11纵（即41、55军）和2个独立师，进攻的国民党军为11个师，超过10万人。解放军打得十分顽强，产生了一批“塔山”、“白台山”英雄部队，但战斗中多次出现防线被突破又无援兵的危险情形，以致东总几乎要动用总预备队1纵（即38军）。但查其伤亡，不过3000多人。国民党军进攻部队也精锐云集，除陈诚嫡系54军外，还有号称自成立以来没有丢过一挺机枪的“赵子龙师”――独立95师（粤军部队），该部除以整团整营兵力轮番冲击外，还以军官和骨干手持机枪和冲锋枪、身背大刀组成密集方阵进行敢死冲击（林彪称为“精神战”），但终被打垮。查国民党军11个师全部伤亡，不过7700人。但塔山阻击战双方均形容为战况“空前惨烈”，可见一斑。
　　按照二战日军将领观点，虽然当时其军队战术水平更高，但论及顽强程度，还是不及日俄战争时的部队。而日俄战争中日军即使损失一小部分，也足以伤筋动骨。以陆上四大会战为例，辽阳会战日军投入13.4万，伤亡2.3万，即难以承受准备撤退，但不料俄军提前2小时先撤，使日军意外获胜。黑沟台决战以争夺沈旦堡为焦点，日军4个师团总计伤亡9300人，即处境危险，满洲军总司令官大山岩下令血战到底，最后还是俄军先坚持不住。规模最大的奉天会战，日军投入25万，伤亡7万人，也无力追击退却俄军。当然，如下死命令必须攻克某点或被合围陷于绝境时，日军还是会血战到底，这是另一回事。
　　第二次长沙会战，11军计划是“为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9战区军队一大打击”，并强调“决不是占领地方和夺取物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159页）。首要目的在于寻歼国民党军王牌主力、“虎之子”74军，重创74军以及10、26、37军等中国军队精锐后日军相继占领长沙、株洲，随即退回。此役日军死亡1670人，受伤5184人，失踪14人，合计6868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128页）。国民党军伤亡超过10万，10倍以上于日军，居然宣布“非常成功诱歼”日军2万多的“第二次长沙大捷”！
　　此次战役中陈诚以为日军主力投入长沙，宜昌空虚，遂集中6战区16个师攻打宜昌，也歼灭不了日军坚守的第13师团。13师团是当时日军“中国派遣军”仅有的3个四单位制师团之一，编制达26214人，除26旅团7711人参加进攻长沙外（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3册，1544-1545页），还有近2万人，故能坚持到援军到来。
　　第三次长沙会战系日军为配合香港作战而发起，只设想在汨罗江两岸击溃中国军队，“即结束作战”，作战时间限定“两周左右”（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141页）。此役日军死亡1591人，伤4412人（《长编》，中册，61页），合计6003人。国民党军损失2.8万，不过确实是首次取得胜利，但宣布所谓歼灭日军5万多的“第三次长沙大捷”，夸大战果8倍以上。
　　 1943年常德会战，“中国派遣军”9月28日下达的命令是：“第11军司令官应于11月上旬开始作战，进攻常德附近而摧毁敌人战力，达成作战目的后归复原态势”。至12月3日，日军占领常德，守军国民党军74军57师1.3万余人除师长余程万率300余人突围外全军覆没，日军阵亡1274人，伤2977人，另加上生病等非战斗减员，日军共损失1万人。日军11军占领常德后按原计划撤退，12日夜已退至澧水一线，但此时“中国派遣军”已计划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为此希望11军留在常德以进行下一步作战，但11军表示此次会战是按照占领常德后立即撤退而计划的，由于后勤和其他准备工作不足等原因不宜长期在常德滞留。“中国派遣军”与11军多次磋商后，同意了11军的意见，于18日下达了11军返回原驻地的命令。这就是12月12－18日日军11军数个师团从常德撤退后在澧水徘徊的原因。如此国民党军自然又顺利 “收复”常德。
　　《疑义相与析》指出：
　　 “――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且无法进行正常的军工生产。日军的装备长期无法得到改善，其一个师团装备的火炮不过几十门，坦克更少。美军一个师火炮多达500门，坦克150辆。‘日、美火力对比美国至少是日本的20倍’（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279页）。除了日美两国本身国力上的差异以外，日本为应付中日战争，弹药生产费用过大，影响了其它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是个很重要的原因。日本‘军械预算大部份用于生产弹药，弹药费1937年度占军械费56%，1938年度实际上占军械费的76%’（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78页）。如果忽视中国战场对此的影响，就难以正确理解为何形成这样的结果。”
　　 1937、1938年日军全面侵略中国，中国战场为抗日主战场，故日军弹药消耗巨大，这一点并无疑义。问题是1941年后日本战略重心转移，为对苏作战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将关东军加强大最庞大、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作战物资主要也往东北输送，以致大连、釜山等港口物资堆积如山，“满铁”紧急动员组织车皮突击抢运。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关东军储备的战略物资陆续转用于南方，但到战争结束时也还剩一半。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唯一的“攻击军”11军也无正常的弹药供应，例如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其记载的供应记录是“零”（石柏林：《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26页）。头等王牌军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1939、1940年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212页）。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11军还有弹药供应3300吨，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临近，物资优先保证南洋大战，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个月前的1/5，也是这次会战受挫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整个二战中日军无论兵力和物资的重心都有向北（东北的关东军）、南（太平洋的南方军）日益转移的趋势（具体情形后述），《疑义相与析》只举1937、1938年的例子，就反映不出这一趋势，更加不能就此推断是中国战场消耗了大部分的日本国力。如1940年德国将其主要弹药用于进攻法国，难道法国在整个二战期间就消耗了德国大部分国力？据统计八年中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120亿美元（含侵占东北的关东军费用），占其整个二战全部军费的35%（阿瑟·扬：《中国与外援，1937-1945》，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418页）。抗战爆发4年后，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武器弹药供应量还是绰绰有余（但重点在关东军和南方军，而不是中国派遣军）。1941年12月，日军武器弹药足够装备103个师团。而当时日军战斗序列有51个师团和59个独立旅团，以2个旅团折算为1个师团计，则相当于80个师团，武器弹药量尚盈余20多个师团装备，所以日军装备是充足的，并没有因为侵略中国4年的战争而经不起消耗（数据见邹辉：《蛇岂能吞象——太平洋战争日本失败根源的分析》，载《兵器》杂志2006年第4期。本文中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陆军装备情况数据大多来源于此文，不一一列举）。至于日本武器生产，不但没有因为侵华战争而萎缩，反而因为局部战争动员和掠夺而大幅增长。1937年即侵华战争第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其中军费33亿日元；产钢580万

作者：xilihutu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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