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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客观感（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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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k10001
加入时间: 2009/07/03
文章: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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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xk10001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贫富的另一个源头是与房地产相关的。城市改革以后开始有房地产这一行了，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房地产还是只许国营公司进入的领域，开发大多与城市改造相伴的。那时候的拆迁矛盾很少，一般采取拆一还一（原地安置），远距离的安置采取的是增加面积的办法安置，农村征地也还有劳动力安置的问题。我记得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还有不少村干部光靠拆迁安置就发了财。农村里面盖房子只要村干部批准一块宅基地就能盖了，当时的村干部就在拆迁前盖很多房子，拆迁的时候按照拆一还一的办法，一个人就能搞好几套，我听说的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村长搞了一个单元（十二套）。这种便宜一般村民肯定是没有的，不过搞三几套房子还是很普遍的。那时候郊区农民确实有盼拆迁的说法。后来这种方法就不实行了，改成按人口安置住房，其他的面积折合钱，这个价格就很低了。至于农田的价格，返还到农民手上的就很可怜了，前几年听到的案例还是一亩农田一万左右。而郊区的农民在一亩地上种菜的收入一年也有一两千。
拆迁的安置方法在02年左右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当时我出差的时候与一位北京的干部在一起，他告诉我北京打算搞货币拆迁，就是按照拆迁面积折合成钱一次性发给你，然后你到市场上去买，拆迁房的估价是由政府决定的，买的房子如果在指定的安置房范围买（一般都很远），比市场价便宜些，如果你想原地买房那就随行就市吧。这就是城市中心的贫民越来越少的原因。80年代我在北京老城区看到过很多老北京人聚居在以前的四合院里，四合院就是一个大杂院，每户的平局面积都很小，居住者一般也是城市低收入者，那里的居民许多是靠在周围搞个小买卖过日子的，沿街的在自己家墙上打个窗户都能搞个小烟摊，由于地势上的优势，一家三口也还是能过日子的，如果省吃俭用攒些钱搞个比较正式的小门面，生意还能逐步做大，那个年代靠小生意一步步发家的还是大有其人的。
货币拆迁以后，这种可能就大大减少了，这帮人的房子许多不会按照门面房处置的，拿到一笔钱以后一般也只能到远郊才能买到住宅，至于他们的生计一般都要另想办法了。
随着薄熙来“经营城市”的做法在全国推开以后，这种拆迁模式也在逐步推开，近十年来的拆迁逐步走向被拆者必吃亏的地步了，拆迁使得城市居民的财产缩水、失地农民的生计无着的情况越来越多，胡温新政里的维稳对象里，拆迁对象绝对是主力了。而强拆造成的暴力对抗或“群体事件”也屡见不鲜。这里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我这个城市二环路上十几年前的房价大概一千来块钱，前两年二环路要拓宽，十几年前盖的房子要拆掉了，政府给的拆迁赔偿是每平米1280元，拓宽以后原地的房价不低于三千。那里的居民除了原先的拆迁户多数是城市里的新进居民，也就是通过几年甚至十来年的努力，在城市买到住房的原农村青年，这些人在城里要么做小生意要么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了，解决住房问题以后大体上也就完成了从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最艰难的阶段了，经过这样一次拆迁，对他们来说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经营城市的反平民效果不仅在于它在拆迁的过程中对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一般是损害的，还在于建成以后的城市是不利于一般平民创业的。拿上面提到的那个“无摊城市”的拆违为例。城区里面拆掉的主要是门面房。九十年代的中型城市门面房是很多的，小商店、早点店可谓鳞次栉比，一般的居民的日常用品在家门口都很容易买到，除了周日买东西以外，大多数消费就是在这些店里消费的。拆违（实际上很多所谓违章建筑都是经过规划局“二次规划”批准的，相当一部分还是九十年代响应政府增加就业的号召建起来的）以后，这种小店大减，剩下的门面租金也大涨。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成规模的商场营业额上去了。
各位回国后看到的大马路一定很是惊讶，尤其是多年没回来的先生女士更是会感到不大认得出来了，我在海外的论坛上看到对于国内宽路大多数都是赞誉有加的。这种路的毛病指出来的人却很少。一般的城市道路如果宽度在四车道以内的，两边的门面生意都很好，如果宽度在八车道，两边的门面生意会大减，不管是大小店都一样，小店的影响更大些。如果在宽路中间再设置隔离带（现在许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对两边的商业门面那简直就是灾难了。以前和搞规划设计的朋友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认为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这种搞法大大削弱了城市的就业容纳能力（本人发明的说法，可能不够专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城区以及卫星城范围搞窄路密设，单向行驶。这样的城区能够容纳的商业从业人员倍增，宽路只需在城区之间布设就行了。
金融危机来了，中央的四万亿出台，各地的基础设施大建设真的是火上浇油，炙热非常。据说中国的后发优势就是还需要很多路桥铁路之类的大投资，所以现在政府救市还有下手的地方，不像西方国家这些大投资已经饱和了，想花钱找不着投资点。前几年我到江浙一带去的时候确实感受到这种需要了，那时候江浙一带高速路上的运货车真如过江之鲫，快到无锡的时候居然在高速路上遇到堵车了，当时的感觉就是这种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回收一定很快。后来就听说浙江要搞城市间高速路环路了。可是当车子走到内地省份的时候，同样是高速路，看不到几辆运货车，车距也是安全的没法说，不少地方可以以公里计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江西省的南通到九江段高速路，车子在路上跑几公里看不到一辆车，据当地陪同干部称，那条路建成以后好几年都是这样的，那可是几十亿的大投资啊。看来中国的经济最根本的动力还是制造业。去年制造业倒闭潮到了，这边却掀起基建大会战，希望它完成的时候能有一个制造业再兴起的高潮（从现在的国内外经济情况看可能性不大）。
据说中国的房地产还是大有可为的，理由就是中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城市化”过程。据我这非权威人士的粗浅认识，所谓城市化应该就是一个农业人口在城里定居的过程。本人到一个城市好到夜市上去逛，特别是老城区的夜市，那里是最能看出一个城市的市民文化的地方，也是最有当地特色的地方。十来年前，我与那些小吃小摊贩们聊天的时候听到最多的梦想就是，摆个食品摊干一段攒些钱，然后租个门面干食品店，再干个几年攒些钱在城里买个房子，就算是在城里安家了。实际上那时候确实有不少人通过类似的路径实现了改换门庭的梦想。对于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那是个天大的成就了。这几年的房地产热潮里面的所谓刚需大概也有这批成功者的贡献吧。这就是当我看到鳞次栉比的小门面被越来越豪华的大门面代替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自豪感”的原因，现在的经营城市的搞法据说是以“城市化”为大背景的，而它的实施效果居然是反城市化的。
城市化的另一个大群体对象就是大量打工的年轻人。现在的“工人阶级”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那种固定工了，不管是国营的还是股份制的或私营的企业，操作层的工人甚至车间管理这一级的都是合同制的打工仔了，相同的是工资都很低，不同的是私营企业里的打工仔许多连合同都没有。据我的在制造业当白领的兄长说，现在的制造业喜欢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因为他们对低工资的承受能力强得多。同样的工资城市小伙子要考虑买房、结婚上学之类的开支。而农村的家里有几亩地，孩子也有不少放在农村，一年能攒个万把块钱补贴家用小日子也就能过了。可是这样的工人就业状况与城市化有啥关系？对于打工仔来说，这种情况在这几十年中没有根本变化。这也是我对“中国制造”的城市化效应很是怀疑的原因。
最能反映中国政府政策的反城市化效应的就是出租车行业。最初的出租车营业证公司可以办，个人也能办。那时候搞一辆出租车车钱是大头，大概要十来万，证件是小钱，具体数字记不得了，因城市不同有差异。我这里也就是几千块钱，在二十年前也算一笔不小的支出了。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政府看到出租车油水不小，于是就不许私人办证了，以前办的也要“秋后算账”了，最厉害的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公安，专找出租车下重手罚款。我这里九十年代盖了一个公安办公大楼，市民有个顺口溜：嫖客打的桩，妓女灌的浆，赌徒砌的墙，出租司机安门窗。另一个就是市政府，他们下手更狠，那时候的修路还没有四万亿那样的大手笔，银行在朱镕基的看守下也不像现在这样对地方政府大开闸门，资金落在地方财政上了，市政府就搞了个修路集资，一是对本级政府管的好企业大打出手，给你个道路命名权，拿个几千万用用。另一个就是对全体出租车下重手，每个营运证交几万块钱，否则到期以后不给换证，就算作废了。一时间黑市上价值几万元的营运证立马就变成几十万元了。倒霉的是开车的司机，上交的份子钱翻番的涨。这之前靠搞辆出租车就能解决一两个人的就业了，现在这条路变成有钱人的投资项目了。至于靠门路搞到出租车公司资格的人，坐地就能收大钱，都成先富起来的一族了。与民争利莫此为甚啊。
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就大叫增加消费，于是就增工资，实际能够落到实处的也就是机关和事业单位了，这大概是国家财政直接能管到的地方，企业的收入大多数工资档案上可以加数字，实际上发不出来。一些县城的政府机关特别是教师的工资很长时间无法兑现工资档案上的涨。企业收入的提高据我所知是在入世红利收获期的这几年比较明显。现在金融危机了，制造业的工资估计不减就不错了。这样比较下来公务员就成为金饭碗了。九十年代有一段下海潮，那时候搞个小商店就比机关里面的收入高很多，而现在反过来了，一个小店累死累活也就搞个几万块钱。当个机关干部工资福利加起来一年就有小十万，如果有点暗灰色收入，仅收入这一项就比开小店强多了，更不必说有实权的小吏了。
这二十年来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机关里面的吸引力小了，就是市场活力强的时期，如果机关的吸引力大了，必是市场活力阻滞的时期。胡温新政这几年给人的感觉就是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市场活力越来越差。
生态环境是个大话题，前几年媒体上暴露的就很多，现在具体的案例越来越少了，改进的如此神速？我是不大相信的，根据这几年对胡温新政特色的观察，应该与维稳有关。在一个论坛上的回帖中我说过一句话：稳定压倒一切，终有一天会把稳定自己也压倒了。现在看，真相是被彻底压倒了。前段时间有个网上调查，好像是有90%以上的人说绝对不相信政府的数字，还有一项很雷人的结果，政府的信誉排名比性工作者差很多。这应该是这几年歌功颂德式宣传的结果。
环境问题有几个方面：水体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和城市病。有历史问题更多的是这几十年的发展结果。
水体污染的泛滥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记得八十年代在北京的时候就看过政协那帮老先生的一个提案，说的是乡镇企业啥都能搞就是别搞小化工？搞那个中国所剩不多的水系就毁啦。64前的政协还是有些看头的，那帮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自由化环境洗礼的非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就有一个老家伙拿着关于叶选平老婆用500块钱一台的2000台冰箱的批条救活了一个企业的材料在会上叫：你让别的经理咋学她？我不是搞化工的，具体情况了解的不详细，我的映像是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还没很少有人说水污染的事，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在淮河流域的河汊里就看到到处都是泛白沫的酱油色液体，那是堪比小化工的造纸厂的直接排放物，前几年在扼喉维稳术尚不像今日这般兴盛的时候，有媒体说过那种液体的气味的厉害，以一位记者就站在我说的那种河汊边打算拍录像，站了不知多少时间竟然被那气味熏倒了。那一批的揭发材料中就有癌症村的材料，村民们在河里早就不敢用水了，最后连地下水都被污染了，于是就有了癌症村。前段时间我碰到那边的人问他们淮河水污染是不是好点了，他们说颜色好看多了。我问地下水情况是不是好点他就不知道了，他喝的是自来水厂出来的水。
开到癌症村的消息以后就对着问题比较注意了，在狗狗上一搜，这种现象不是一处，开放先锋浙江省就有。秦晖先生说的低啥啥优势是对的，在中国办厂不光是人工便宜，还省了污水处理厂，从一次性投资到运营成本都省得很，据说有些地方连这些还能在国内银行贷款。全世界哪有这种好办厂的地方？
中国的产品占领世界了，金融危机也来了。据说这几年对直接排放的污染源关掉不少，我在想这些厂家的出路，如果按照环保标准做污水处理厂并正常运行下去，这些厂的低成本优势就大大减少了，这些厂来中国图的就是这个啊。在国内易地祸害？我党领导已经看到前面的排放物的厉害了，应该不至于瞒颔到同意这么干的地步。再说除了两河源头附近中国也没听说有哪条大河没毒了。去年在一个qq群里听到一位先生的介绍，据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小兄弟越南准备继承我们的政策，在那里的一些乡村办厂，只要不是当场毒死人就没大事。不知道这消息确切否。
水土流失是与植被破坏联系在一起的，八十年代后期本人在我党打家劫舍事业的发源地井冈山听当地的干部说过，当地的林木大破坏有两次，第一次是领子和袖子都很大的那个姓毛的老筒子干的，砍了树去炼钢，山坡被剃了一次光头；第二次就是邓大人改革的意外结果，分田分地分山头拿个尺子就行了，分树木就不好办了，好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均贫富的传统理想，砍下来分掉了。山头被第二次剃了光头，这事过去三十年了。估计罗霄山脉附近的林地里灌木丛一定是郁郁葱葱了，树木虽不成材，但遮阳固土的作用还是有的。实际上上述两次浩劫在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带大多只发生了一次，就是老毛那次发神经砍树炼钢，第二次对这些地方来说不是不想砍，是没啥砍的了，据资料上说49年以前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成片的树林还是不少的。
49年以来的改天换地大工程对中国土地和水资源的改变是巨大的。在伟大领袖的我们一定要治理淮河的响彻云霄的大话鼓舞下，昨日河汊纵横的淮海战场变成了一马平川，农田的亩数一定是增加了不少，湿地却不见了。往日烟波浩翰的微山湖的消失与这类改天换地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不能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消失后的微山湖变成一片黄土地这是摆在眼前的事情，按照不争论的小平理论不说也罢。49年以后在南方的另一大壮举就是围湖造田，那是由成千上万的劳改犯完成的，南方的大面积劳改农场多在圩区，那里的土地肥沃，但湿地流行病如血吸虫病之类的很厉害。基于劳改犯的命不值钱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用劳改犯们去拓垦大片的良田是很划算的事情。此事之非直到98年大洪水才被提出来。当时那个至今被大多数下岗工人切齿痛恨的朱镕基看到据说有强大防洪能力的三峡工程似乎没那种神通，于是拨出200个亿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四省搞移民建镇工程，实际上就是推田还湖。这真是个死不改悔的老右派，当年大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果四十年以后就被这个当年的老右派退回去了。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的必要性再一次被证明了。
不知是不是由于富农老子的遗传，老毛对能长庄稼的田地似乎有很大的兴趣。02年在青海的时候听当地干部说，中央拨了一批钱给他们搞退农还牧，也就是把五六十年代从草原变化得来的农田再变回草原，这种情况在内蒙更多。可能是老毛早年就出来打家劫舍，对农事本身不甚了了的缘故，他竟然不知道光有地没有水是种不出粮食来的。
奥运将来之时，新疆的民族矛盾就变得引人注目了，到今年更是变成年度大事。本人对少数民族素来陌生，于是在网上找找看，究竟是啥使得昔日印象中的能歌善舞的维吾尔人变成今日的恶魔了。于是就看到了建设兵团的伟大功绩，在官方文字里面那是一幅荒原变绿洲的壮丽图画。在不起眼的几篇“另类”文字中却透露了一个“大机密”，原来战天斗地的战士们是在河流的上游改天换地的，截留了水源以后，下游原先水草肥美的维吾尔人聚居的大草原就逐步荒芜了。这就是“汉人占了我们的土地”的来由，实际上是抢了人家的水源。在当今维稳的大形势下，塔里木河下游的荒漠化与荒漠变绿洲的伟大功绩之间的关系是绝对的敏感话题了，不说也罢。但塔里木河下游的断流和大片胡杨林的消失、土地的荒漠化这一事实绝不是捂上嘴就会消失的。“汉人占了我们的土地”的认知更是早已成为民族仇恨的一大原因了。
记得两三年前看到一篇报道，一个党的中高级地方官员（可能是一个市长啥的）对着污水横流的淮河说：这是国在山河破啊！说了这话以后这位官员的情况不得而知，但那以后再没有这类惨痛的话语出现在官方的“媒体”上了。看到这句话本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痛感，如果有一天能够来盘点这几十年对这片河山的荼毒，这几代人有何面目面对子孙啊。
在中国大陆真正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不多了，袁隆平老人家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众望所归的大家，你要是胆敢在大陆的任何论坛说袁先生不好，保证立即就会有砖头飞过来。实际上现在的中老年革命（反革命）群众对改革以后这三十年争议最少的就是大家都吃饱了，对我这个年纪来说映像最深的就是吃肉比以前随便多了，记得小时候（文革期间）家里吃顿肉那绝对是大餐（有钱还要有“肉票”），现在孩子们在街上手里拿的就是肉串！赵紫阳开头、在邓先生等人的支持下，经万里等人的大力推广，人民公社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对解决粮食问题无疑是先决条件（从下放的兄长那里听说人民公社的社员消极怠工、瞎指挥造成的浪费与公家的工厂企业遥相呼应）。而袁先生领导的种子优化却是粮食产量快速增产的直接原因，最近看见袁先生的一个访谈说现在他关注的不仅是产量问题了，主要是要提高粮食的品质（口感要好）。
太湖的蓝藻事件出来以后，我看到一个环境方面的专家的访谈，谈到我国的粮食高产与众不同之处不仅是种子好，还有一个不好，那就是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比其他国家高很多。农药的害处大家都知道了，前段时间日本的一个厂家把大陆出口的“优质大米”用到食品上，结果搞得大臣辞职，自己自杀。化肥的大量使用也有坏处，据专家介绍，农田污染使得大陆的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日益严重，淡水湖的蓝藻与此就有直接关系。据日本人的估计仅太湖的治理就要五万亿。
与袁隆平老先生相对应的是茅于轼老先生，这位“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的经济学家因为为富人说话快变成过街老鼠了。老先生引起很大争议的一个说法就是十八亿亩的底线是不必守的。老人家的理由是：农业用地的价值远不如工商用地；坚守十八亿亩政策与城市化的大背景是矛盾的；政府控制用地是当前地价突飞猛进的根源，而地价飞涨恰恰是下一步发展的天敌。至于粮食安全问题，老先生的说法是：只要我们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融入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帝国主义不卖给你粮食的危险。我们一贯英明的党中央对此说法的反驳是不容置疑的，也是深得民心的（国内论坛可以看到），反驳的理由前面几项都不甚有力，关于粮食危机的反驳是重点。茅老先生关于融入国际社会的说法在火眼金睛的我党领袖面前是很难藏身的，和平演变的言外之意更是为我党一口回绝。西方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咋能手里无粮？
（未完待续）
作者：dxk10001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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