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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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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建议 -- 金唢呐 - (250 Byte) 2009-6-17 周三, 上午9:08 (388 reads) |
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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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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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转帖】解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是革命史、党史的一部分，它的写作服从于党在一定时期的自我塑造。1977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去世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文章重复了延安时代以后对张国焘的三个主要指控：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长征时发过“以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擅自命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1982年8月14日，徐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指出这三个指控与史实不符。“当时有当时的框框，当时有中央文件，有‘西路军事件’，有那样的传说。”“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廖盖隆：1993）
十大元帅中，正式写过回忆录出版的，只有聂荣臻和徐向前两人。80年代中期框框仍然有，但确实“冲破”了许多。由于长征中四方面军与毛泽东及中央红军的矛盾，四方面军的历史与徐本人的政治命运都受到约束，所以《历史的回顾》一书不但思想较为解放，且有浓郁的个人感怀。
1 大别山的理论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比如过去长期归之于毛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是朱德首先提出来的。游击战术的来源相当广泛，其中甚至有土匪的功劳，正如萧克说的：“连井冈山的山大王朱聋子的游击战术，我们也吸收其合理成分。”（萧克，1993：152）
在远离井冈山与江西苏区的鄂豫皖苏区，徐与红四方面军也建立了一套与中央红军相通相近的军队建设理论。
第一，游击战术。1929年9月，徐任鄂豫边特委委员和革委会军委主席，负责军事工作。他与戴克敏总结出了一系列“游击战术”：
（１）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２）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３）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４）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５）对敌人采取跑圈的形式；
（６）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７）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徐向前，1987：86）
正如徐所说的：“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是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总结。”（徐向前，1987：86）朱毛与徐戴同样总结了这些东西。
第二，政治领导。一般强调这毛主持的古田会议的贡献。《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中也规定各级建立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肉刑，不杀俘虏等等。
第三，组织纪律。“我们虽然没有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完整的规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条条和要求。”（徐向前，1987：91）包括“服从命令听指挥。……打土豪所得和财物，都是归公的。不准贪污，……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杀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部队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借一床被子给三个铜板，睡觉没稻草，要用钱去买；走的时候，得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等等，后来总结为十条：
（１）不拿穷人一针一线；（２）不拿穷人粮食；（３）对穷人态度要和蔼；（４）爱护枪不要弄坏；（５）节省子弹勿乱打；（６）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７）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８）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９）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１０）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徐向前，1987：91─92）
毛泽东等人的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成为八项注意。
两相对照，内容基本一样，甚至语言都相同。这并不偶然，两地部队遇到的问题差不多（比如睡觉时常常用群众的门板当床），部队的性质也完全一致，那么无论是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是叫“十条纪律”，实质上都大同小异。可以推断，贺龙的二方面军也会有类似的规章制度。因为“这一套，不是上面规定下来的，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带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搞出来的。”（徐向前，1987：98）所以一些划归毛泽东名下的理论，并非他的原创。“敌进我退”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有朱德的功劳，近来又有人查出，原来是江西省委书记张世熙1928年6月在莫斯科党的“六大”上第一次提出的，次年4月毛才在给中央的信中才说到。（田树德：2002）
“这一套”不但不是哪一个人、哪一支部队的独创，而有其深厚的社会/传统基础。李锐就注意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爱民歌》的关系。（李锐，1994：154）而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徐向前，也肯定读过蒋介石增补下发的、由蔡锷1911年选编的《曾胡治兵语录》。值得注意的是，《爱民歌》中也有关于门板问题的规定：“第一扎营不贪睡，莫走人家取门板。”曾国藩的“湘军”不是“官军”，但后勤保障相对稳定，所以不允许士兵取群众的门板。“门板问题”既放在第一，可见睡觉之于军队的重要和困难。红军是要靠自己筹晌的，睡觉只能借门板，又可见从湘军到红军，军队的生存条件没有大的变化，军队的纪律都是其生存状况的反映。
其实，曾国潘的一些军事思想，如重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不迷信书本，一切从实际出发；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稳中求变、战无常法的战术；集中兵力、不打无把握之仗；以全军破敌为上、保城池次之；分化瓦解敌人等等，都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相似相近。难怪毛泽东1917年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这一现象印证了刘伯承的一个观点：“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百分之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李普：1992：542）严格地讲，军事原则大多没有什么阶级性，否则我们也难以解释毛泽东何以对孙子兵法、三国谋略、梁山战术那么兴味盎然；而1943年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竟也刊登《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要各级军官学习。
2 委派
鄂豫皖的部队是由1927年黄麻起义发展起来的，领导人也主要是本地的。1929年后，中央即不断派人下来：
1929年6月，派徐到红31师任副师长（没有正师长）；
1930年春，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姜镜堂等人为新成立的鄂豫特委主要领导，其中许为整编后的红一军军长，曹为政委，徐为副军长；
1930年冬，派旷继勋、余笃三为再次整编后的红四军军长和政委，徐为参谋长，许、曹分任师长和军政治部主任；
1931年2月，派曾中生为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1年4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接管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最高权力。
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在许多问题上与原领导人发生冲突。徐由此感到：我们过去就觉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问题，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干部改组得太频繁。本来红一军成立时，已将鄂豫边、商南、皖西的三支红军统一起来，许继慎、曹大骏等同志虽然思想上有点毛病，但还是能干的，部队连战皆捷，发展很快。但１９３１年１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成红四军时，中央又派旷继勋来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其实，旷继勋并不比许继慎强。……此后，许继慎与旷继勋的关系疙疙瘩瘩。曹大骏同余笃三的关系也不融洽。军队不断改组，地方上也不例外。徐朋人同志能干，土生土长，与当地干部、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鄂豫皖边区的情况，但上面换下了他，派来郭述申同志。三中全会后，又派来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干得不错，但四中全会后，又把张国焘换来了。（徐向前，1987：145）
鄂豫皖根据地是从黄麻起义开始创立的。一旦闹出点规模，上面就不断派人来。这固然是因为本地人才总归有限，中央必须选派一些政治军事的人才来加强工作，但也有要控制各地武装力量的考虑。1930年2月底，周恩来对即将派往鄂豫皖的郭述申等人说：中央认为那些地方党内的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对党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边特委，由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军部，许继慎为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任为政治部主任。（金冲及，1990：199）党指挥枪，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由谁掌握武装力量的问题，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必须由中央派来的人领导；中央也不是抽象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各有各的中央，中央领导变了，中央的政策变了，各地的领导人也得变。
“钦差大臣”开始都代表中央接管鄂豫皖边区的权力，但他们“坐大”后，俨然就以地方领袖自居。比如彻底掌握了鄂豫皖和四方面军实权的张国焘就再也不是中央代表而是鄂豫皖和四方面的代表了，以至于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就自以为是与中央并列的一方。中央当然也明白这一点，解决的办法是不断以新换旧，以确保对这个根据地的领导权。“钦差大臣”这种自我认同的变化，类似于历史上“波纹式的循环发生”的官制。“波纹式的循环发生”，就是天子左右的微臣逐渐获得权力，压倒政府大臣直到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后，又别有微臣变实权者，再来取代此前的微臣。原因在于，第一，天子只信任自己身边的人，所以予他以实权并取代大臣；第二，此人既取得大臣之位，就会有一定的角色意识，天子又得再派身边的人取代这个从前是自己身边的人。
委派制度有它的必要性，否则星星之火就只能是草寇流民，但因为没有就“钦差大臣”和各根据地“地方领袖”的矛盾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就不断出现“中央代表”整肃地方领袖的现象。在湘鄂西，夏曦搞肃反，严重到解散党团组织；在鄂豫皖，“原来地方上土生土长的一些领导干部，多被搞了下去。”（徐向前，1987：146）“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徐向前，1987：159）如此，则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顺从地接受上面委派的人。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河南省委、鄂豫皖特别区委组织、发动了商南起义，成立红32师：
周维炯是丁家埠和豫东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打仗很勇敢，但有点骄傲，看上去像个白面书生。32师在豫东南活动期间，同鄂东北特委的关系一度搞得很僵，甚至把特委派去的徐思庶（子清）和徐其虚枪毙了，特委又派吴光浩同志去，半路上遇敌牺牲（后来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同志去调查处理枪毙二徐的事，也差点被杀掉，有人给郭述申报了信，他连夜跑了，才免于难）。（徐向前，1987：81）
32师肯定属于鄂东北特委领导，却把特委派去的人杀了。如果不是这样，特委派去的人会不会把32师的人“肃反”掉？“这事闹得很大，上至党中央，下至鄂豫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干部，都知道。后来…… 证明枪杀二徐及戴杭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泽渥等人所为。”（徐向前，1987：157）但周维炯是师长，就脱不了干系。后来他和许继慎一起，在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中被杀。
一个山头成不了事。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得在中央统一指挥严密掌握之下。“中央代表”如果乱杀乱打，危及地方革命者，贺龙的办法比较好：夏曦到湘鄂西后：“他们开始在我身上打主意了。我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并且确实掌握了一些情况后，不得不采取自卫的措施。……挑选约一营精悍的战士，加以整编，归我直接指挥，并把他们布署在我的住地周围，以应付突然事变。”（师哲，1995：290）当然，能够自保的前提是得有一支自己的亲兵。
3 肃反的理由
鄂豫皖苏区“白雀园”大肃反，持续三个月，肃掉2500多人，团以上干部百分之七被捕或被杀。“‘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徐向前，1987：158）概括起来，一是有历史可疑的，二是知识分子的，直到“文革”为止的多次整风、审干运动，无不以这两种人为对象。
革命队伍需要纯洁，无论就党纲还是就革命原则来说，都没有理由质疑这两点理由。但在实际肃反过程中，或许还是一个原因，就是对权力挑战者的整肃。张国焘的两次肃反，对象都是土生土长的领导人或在他之前被派到鄂豫皖来的领导人；时机都是在这些人向他的权力提出挑战之后。
1931年9月“白雀园肃反”的起因是9月初曾中生等人在南下（曾）还是北返（张）问题上与张有不同看法，红四军的一些活动分子就在鸡鸣河开会，通过申明书，决定派人向以张国焘为主席的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官司一直打到中央。这使张感到自己的意志难以在四军贯彻，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不久他发动了大规模的肃反。“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徐向前，1987：157）杀掉了许继慎等人后，陈昌浩宣布：“现在红军中党政军团的干部全部改造了。”（韩熙型：1982）
一次肃反不可能全部改造，陈昌浩此论过于乐观。1932年12月，“在小河口，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同志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徐向前，1987：227）张琴秋与陈昌浩交好，想争取他的支持，陈当然不会支持，立即告诉张国焘。张表面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意见，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危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徐向前，1987：227）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张国焘。
处于四面包围中的红军内部残杀，“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1987：159）然而，革命需要恐怖伴随。“白雀园大肃反”9月开始，红四方面军11月宣告成立，并在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中连战皆捷；川陕根据地“反托陈取消派”的同时，红军连续发起三次战役，战绩辉煌，川陕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正如江西苏区的“打ＡＢ团”没有影响反“围剿”的胜利一样。李志民分析说：“在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还提出‘肃一次反，打仗就一定打胜仗。’实际上，因为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打仗时，大家怕别人讲自己不勇敢，是‘AB团’；而打仗牺牲了，总比当作‘AB团’被枪毙好。”（李志民，1993：141）。张国焘肯定也把“肃反”算作一条经验。正由于“肃反”不妨碍战斗胜利，所以“肃反”的教训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总结。徐痛彻的说：“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徐向前，1987：161）
确实值得研究。周维炯被杀前说：“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徐向前，1987：158）他确实不是反革命，但确实有违背革命利益的行动。王宏坤记得：“红32师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他们要枪要子弹，我们给了一些，他们还不满意，结果他们不告而别。”（王宏坤：1991：43）他胆敢杀害上级派去的领导，领导为什么不敢杀他呢？当时地位不高的秦基伟后来回忆说：“肃反运动最初是怎么酝酿起来的，我们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背景好象很复杂，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很难一言以蔽之。这么大的运动，恐怕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的。”（秦基伟，1996：19一20）可见不能要张国焘一人为肃反负责。以周维炯为例，恐怕当时会有不少人同意杀他。
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肃反就是滥杀同志。“同志”云云只是在革命这个大方向上说的，除此之外，同志之间在观念、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非常时期也容不得从容的理性讨化和民主协商。周维炯临死时的喊冤说明他对革命还不太懂。这个道理国民党也不懂。“1942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亲口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徐向前，1987：158）杀许继慎诚然是上当，但杀了许，张国焘强化了个人权威，上下都怕他，因而更加义无反顾地奋勇杀敌，革命不会因杀了许继慎就失败。
4 陈昌浩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有最后决定权。1949年以后陈作为张国焘的追随者，在历史上的形象不是很好。但徐在回忆录中一再说他“很能干，有才气，但年青火旺，盛气凌人，连张国焘都得让他三分。平时，干部佩服他能写能讲，但也怕他发脾气。”（徐向前，1987：330）
陈昌浩在部队政治工作上有很大成绩：“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作了积极贡献。”（徐向前，1987：191）军事上也不外行，在1932年4月要不要打苏家埠、同年6月要不要西出平汉线作战、同年10月漫川突围的方法等许多作战中，他都和徐一起坚持了与张国焘不同的正确立场。陈还有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1930年初，红军缴获了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二十七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带他听指挥。”1931年12月22日，他又坐上这架飞机到敌占区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徐向前，1987：175）
肃反的通常模式是“一逼、二供、三相信”。（徐向前，1987：161）但“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徐向前，1987：160）凭什么呢？那就只能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和自己看着不顺眼的人。1932年6月的木门会议上，“陈昌浩的头脑清醒了些”，他承认抓错了人、同意停止肃反。（徐向前，1987：298）似乎他也明白随便杀人不好。可是会后不久，他与参谋主任舒玉章为打不打杨森争论起来，舒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代表说了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
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对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人把他捆起来！”……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徐向前，1987：329─330）
一方面要停止“肃反”，另一方面仍然捕杀与自己争论的人，可见陈是多么习惯于不把同志的生命当回事。
徐对陈的总的评价是：“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徐向前，1987：571）
陈昌浩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都是杀人甚多的左倾宗派主义者，但徐一再强调他们是“好人”。“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已，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徐向前，1987：159）早已投敌的张国焘肯定不是“好人”，如果他没有投敌呢？即使如此，徐还是肯定了他的能力。长征途中张与中央分庭抗礼，四方面军的将领至少是服从了他。直到清算张国焘时，“由于张国焘统治四方面军多年，又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的招牌，长期在四方面军内实行愚民教育。所以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出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张国焘还有些盲目迷信，把他看作四方面的代表和化身。对抗大贯彻中央决定，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学习产生了反感和不满情绪。在这些同志中，有的甚至走上与党组织对立的悬崖。”（莫文骅，1996：344）莫文骅是批张先锋，他的语言不太准确，如“愚民教育”云云，是不会得到四方面军将领认同的，但他反映了一个事实：战争年代，领导人的“肃反”杀人，并不妨碍他的威信，甚至就是立威的主要形式，一个双手沾满红军干部战士鲜血的人可能仍然是一个“好人”。
5 “民穷财尽”
1932年10月，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徐向前，1987：258）但到两年后，红军就不得不撤出这块风水宝地。优势敌人而外，根据地“民穷财尽”是主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徐向前，1987：408）
如果战争的破坏有不可避免性的话，那么有组织地、公开地大量杀戳“阶级敌人”、禁止一切经济交易行为活动就是政策性的破坏了。正象有人指出的：“军队中打骂群众、打骂向导、打骂运输队，甚至将向导杀掉，完全保留了军阀的作风。特别是在反围剿战争中，烧老百姓的房子，抢老百姓的粮食，尤其是红军退出川陕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然后把老百姓的房子烧掉，从千佛山到威州170多里的民房几乎都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何干之：1982）竭泽而渔的后果，是“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有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徐向前，1987：407）
当时农村开会，所见都是妇女，因为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如果有年轻人没有参加红军，那就一定是地富子弟。红军是长了腿的，可以到另外的地方生存发展，但川陕边的农民兄弟呢？川北是肥沃之地，两年的时间就被搞得“民穷财尽”，那么比较贫穷的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的状况又如何呢？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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