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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原创]适者生存(12):社会进化，渐变还是突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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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原创]适者生存(12):社会进化，渐变还是突变(上)   
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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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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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原创]适者生存(12):社会进化，渐变还是突变(上) (1476 reads)      时间: 2009-4-05 周日, 下午11:53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适者生存(12):社会进化，渐变还是突变(上)


金唢呐


“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扩大了包括对中国在内的弱国的侵略和掠夺。维新派思想家们找到了欧洲19世纪中叶出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发出了“变法”的强烈呼声。他们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变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为此与顽固派作了一定的斗争。”

“20世纪初，中国兴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革命派也以进化论为主要思想武器，但他们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上面这两段话，几乎是大陆任何版本的“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近代哲学史”都会出现的内容。虽然当时维新、共和两派都是“以进化论为变法依据”、“以进化论为主要思想武器”，但“一样进化两样情”，得出的结论却不相同：维新派立宪派主张实行和平的“渐变”，革命派主张进行暴力的“突变”。在两者交锋的过程中，一开始是维新派占上风，最后是革命派在声势上完全压倒了维新派。这其中原因，我看到的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是孙中山提出的排满号召深入人心。劣等的满族不配领导优秀的汉族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即使是虚君共和，鞑子们也没有资格。革命保皇不是政治观点的问题，而是“倒满而兴汉”还是“扶满而臣清”的问题（孙中山：“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而清末政府的卖国行为，再加上流传甚广慈禧语录“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更引起了占人口绝大多数汉人的反感。这句话其实不是出自慈禧之口，是清朝军机大臣刚毅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说的，原话是“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后来演变而成的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四字习语，以后就跟把文革的脏事烂事都让林彪四人帮顶缸一样，人们把这盆子屎一股脑地扣在了慈禧头上。不过慈禧倒也不冤枉，类似的话也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确实让占人口绝大多数汉族群众听着不爽，汉人卖国倒也罢了，那不过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不得已说了些违心的话，干了些违心的事”。毛主席拱手送出那么多领土，国人从不追究，原因之一就是那是人家用六位亲人的生命换回来的江山，怎么处置是人家自己的事情。鞑子们可不一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给人的感觉是完全在拿着咱汉人的东西不当玩意儿。

1911年5月，洋人海关人员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中国的民心所向：“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又据时人书信反映：武昌起义甫起半月，上海“望平街一带人山人海，皆急于探求消息者。闻革命党胜，则无不欣然以为喜，有谓官军胜者，则必迁怒于此人。如望平街人丛中一知者，闻革命大胜之言微叹一气，后面之人遽饱以老拳。事虽可笑，观此亦可见人心已大去矣，尚何为乎”。

二是章胡朱（章太炎、胡汉民、朱执信）的生花妙笔和孙中山本人充满激情的鼓动宣传。当时的革命党人有一批天才的宣传家，如陈天华、邹容、蔡元培、章炳麟等，而孙中山更为出色，在与保皇党的斗争中，充分体现了他宣传鼓动的杰出才华。其中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当属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孙中山的“火车理论”（又称铁路理论本文将在后面介绍）。正是由于这著名的“火车理论”以及其他富有激情的演说和文章，使得檀香山华侨纷纷脱离保皇会，加入兴中会，使檀香山又成为革命党人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据点。

三是张继等人的棒喝威力，这在我转帖张鸣先生的那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了。张继是同盟会元老（实际上就是黑社会老大），识的些棍棒拳脚，出手特快特重，而且“特别能战斗”，特别爱出手，虽然比起以后的“梭镖闪闪亮”的工农运动要逊色很多，但对付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大夫们已经是绰绰有余。“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并不是秀才说不过大兵，而是因为丘八手里的家伙吃腥不吃素。按照伟大导师列宁的话说，那些维新派个个被打得“灵魂出窍”。当众被殴，不但受皮肉之苦，而且精神受辱，几个回合下来，那些脸皮薄如蝉翼保守派们丧失了当众演讲辩论的勇气。其实到今天也没什么改变，套句苏联老大哥的歌词就是“从前是这样，到如今还是这样”。而且现实中是这样，网络上也是这样，在当今大小论坛若没有版主删帖封名控制，让众人甩开膀子大干，最后一定都是大小混混的垃圾场；

四是世情的转变，我认为转折点就是“庚子拳乱”。开始是中国国内的排外情绪高涨，结果让慈禧太后认为民意可恃，纵容义和团运动仇杀洋人，最后造成八国联军的入侵。结果照例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在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算是将这场闹剧画上了句号。虽然以后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推行“新政”，进行了包括建立新军、废除科举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但为时已晚。全国上下无不认为老佛爷是“奉旨变法”，变得越多，全国人民越不高兴。

下面是唐德刚在《细说辛亥革命》的一段话：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胡涂的慈熙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些质量高贵、大义凛然底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祇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条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1904-1905）。这两个混蛋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而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家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达尔文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所观察到的动物进化现象居然会成为清末中国社会“变法依据”和“主要思想武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和一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聊天，他告诉我说最初他也是信奉进化论，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跟了马列。据说他们这一代人这种情况很常见，除了贺龙许世友之类草莽出身外，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大多都是从达尔文到马克思。

前一段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说当年见面的寒暄话是“您吃了吗？”，“刚吃完”、“您呢？”，“正要回去做”，反映了当时中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吃饱饭还是人们关心的头等大事。如此看来，清末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是接触了“新学”的臭老九们，更是言必谈进化，个个都是进化论大师。他们见面寒暄是不是也要“您进化了吗？”，“进化中”、“您呢？”，“正要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彼此彼此”。一群穿长衫马褂的孔乙己们，躬身抱拳以进化互勉，煞是有趣。

以上当然是玩笑话。但老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进化的痴迷程度，确实令人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就跟文革中遇到问题要到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一样（好在毛主席谈话极多，连忙时、闲时该吃什么都替咱们想好了），那时候遇到问题要到“进化论”中去找答案，直到看到十月革命胜利，知道了用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一个钢铁组织，这才决定：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才老老实实回在了生物科学领域。

这其实还是老芦反复提到“概念模糊”的现象，和现在一样，那时候人们也兴不界定概念，或者是由于我们“触类旁通”的超强本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进化”分别理解为“进步”、“变化”、“革命”。比如鲁迅先生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有一段名言：“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是因为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的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很明显，在鲁迅看来，生物学家所说的“进化”和革命文学家所说的“变化”、“革命”是一回事。去年奥巴马那句竞选口号“the change we need”，要放在那个时代人们一定会跟达尔文联系起来，举一堆猴子变人的例子，证明“the change we need”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当年正是由于人类敢于change、善于change，才从树上走下来。今日美国也只有敢于change、善于change，才能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走出来。

维新派也不例外。维新变法运动的哲学思想基础就是康有为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康有为还将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同主张随时因革、因时制宜的今文经传统文化相结合，否定中国古代的历史循环论，阐明时代是不断变化与进步的，提出“变易”历史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康有为的“会通中西”，实际上就是把自己从西方进化论中学来的种种东西都挂到了孔子名下，来宣传维新变革的理论。康梁和后来孙中山的看法一样，也是主张“大变、全变”，因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梁启超也声称，想要保种，必须使种进步（“钟乌乎保？必须其种进，而后能保也。”）。严格说，康梁维新派和孙文革命派的区别并不是变不变（或进化还是不进化）的问题，也不是要不要民主共和的问题，孙中山与康梁乃至严复都认同民主共和是中国社会进化的一个必经阶段，他们的分歧在于是直接由帝制到民主共和还是先君主立宪再实行民主共和。当时两派争论时所用的“术语”是“躐等”（这里“躐等”的意思就是逾越，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跨越式发展）。

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说，“我们必须沿着自然之路前进。我们不能躐等。”
而孙中山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我们必须沿着人为之路前进，我们可以躐等。”

举个可能是不恰当的例子，带过孩子的“妻管严”们都知道，婴儿学步要经过“三翻、六坐、七滚、八爬、周会走”，意思是婴儿三个月时会翻身，六个月会坐，七个月会来回滚，八个月会爬，一周岁时便可蹒跚走路（据说现在的孩子们营养好了，完成各种动作的时间普遍提前）。这实行民主共和也是一样，维新派的意思是是先在君主立宪的床上翻、坐、滚、爬适应一下，然后再蹒跚独步。而共和派主张直接在民主共和的大路上迅跑。他们的分歧也就是生物学家所讲的是要“渐变”还是“突变”。

维新派认为君主制的下一个阶段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如果直接从君主制跳到民主制，而中间没有经过君主立宪制的话，那么这种行为将是进化上的自取灭亡。因为梁启超认为“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几”，“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梁启超的理由是“民智民德之程度，未至于可以为民主之域，而贸然行之，此最险事。”在梁启超看来，由君主政体发展到任何形式的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之前，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阶段。而且梁启超承认，开明专制会成为干预，但它是代表进化过程而且保卫进化过程的干预。梁启超认为，任何引发内乱的革命都会引发导致亡国的外患。在生存斗争中，任何被内乱消弱的国家都会成为外部帝国主义的猎物，因此国人必须“内而调和竞争，外而助长竞争”，他这里引用的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

若论研究进化论的功底，维新派的康梁乃至把进化论观点引入中国的严复，大概都不是中山先生的对手。孙中山十分推崇达尔文进化论，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出现，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山先生运用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人类认识史，提出了整个宇宙的进化分为无生命物质进化、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三个时期，即著名的“三阶段论”，并形成了自己的“人类社会进化论”的思想体系。他说：“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这些都清楚地写在孙中山先生的光辉著作《建国方略》里，达尔文大概不会明白，他的生物进化和东方某国的建国方略还能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孙中山还把进化同革命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经过了“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现在已到了“民权时代”。

这一阵子学习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据大腕们的报告说，这科学发展观是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理论一脉相承。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是必举的例子，到了孙中山这儿，经大腕介绍才知道他老人家早在1919年就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明确提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的“互助进化论”。在《孙文学说》中说：“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

中山先生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向前的。“民生”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源”，“互助”是社会进化的“整合力”，“人力”是社会进化的“推动力”。据说孙的“互助进化论”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中国人大概除了“小高炉炼牛屎铁”、“打鸡血治百病”、“文革乱了自己”之类的玩意儿外，很难找出什么东西敢说是自己原创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能是个例外）。所谓“互助进化论”绝非什么新鲜玩意儿，实际上就是达尔文与赫胥黎的进化思想、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以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杂交品种。早在1902年，克鲁泡特金就出版了《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提出虽然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然界的法则是“适者生存”，但在动物世界还存在另一种重要的法则——互助合作，不会互助合作的动物种类，更容易灭亡。克鲁泡特金用进化论解释人类历史，认为无论动物和人都有一种互助本性，人类依靠互助本性，可以消除竞争，实现和谐。在和谐自由的社会制度下，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财富和人类集体的劳动创造，足以使一切人丰衣足食。他指出现实社会存在两大弊病：一是国家，一是私有财产。他认为国家必然会促使为所欲为的权力欲望和狭隘的个人主义发展，导致暴政。私有财产制度必然会产生剥削贪欲，造成社会道德的堕落，使广大劳动者陷于贫困，给社会带来危机。他主张用“共产”取代私有财产，用自由联合取代国家，建立一个共产共有、经济平等、取消政府、废除法律、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提出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会，人们只有在不受政治、宗教、军队干预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倡导的互助精神和自由意志跟咱们理解的天下大乱就是无政府主义，完全是南辕北辙。

对于维新派所说的“我们必须沿着自然之路前进。我们不能躐等。”孙中山进行了批驳：“世界中之民国，可分为二种：一自然进化者；一由人力构成者。”“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对于西方的发展，孙中山很不以为然，“他们不过是天然的进步；我们方才是人力的进步。”在孙看来，在社会的进化中，革命的突变是不可避免的，改良派的和平渐变、不能躐等的论调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不知不觉是天然的进化，是自然的。有知有觉是人为的进化，是非自然的。前者进化慢，而后者进化快。以进化快者补进化慢者，这是我们的责任。”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最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西方国家完全是市场经济体制，是不是可以说“不知不觉是天然的进化，是自然的”；而我们既有市场经济的元素，还有计划经济的干预，属于既有“随天演的变更”，还有“为人事的变更”，所以“其进步方速”。

至于“躐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问题，孙中山并不认为会有多么严重，因为他所发动的这场革命是一场预防革命的革命。“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这不仅仅是革命派的认识，而且也是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共识，维新派领军人物严复也说过这样的话：“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他们的理由是欧洲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尚未出现在中国。他们认为“真正的社会问题”是工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问题。中国几乎没有现代工业，据此推论，中国也就没有什么社会问题。孙中山的原话是：“况且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主主义，总较欧美容易很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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