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B
加入时间: 200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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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onB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承认了以后，就没有对我再进行审问。1969年间，将我从北京押往山西临汾、稷山两地关押。到1974年5月间，稷山看守所向我宣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74年5月8日对我的判决书，以“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判处我无期徒刑。我当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两月后，该院派来两名工作人员对我进行重新审问，他们说：“我们对你重新审问，看你的态度，态度不好还可以加重处理，如果你撤销上诉就不审问了。”在这种压力下，我撤销了上诉。同年10月间，被送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服刑。直到1976年9月25日，监狱负责人突然通知我，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将我作为“国民党党政军特县团级以上人员”，并同其他具有此种身份的人一起宽大释放。
我自被捕直到释放，失去自由整整9年8个月。于1976年11月1日回到北京，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知：从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员会领取生活费18元，生活当然极其窘困。
现在我有几个请求向您提出：一，撤销北京市法院对我的判决。二，在有关研究、编辑、出版部门能尽早给我安排工作。我还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一些工作。今后拟重写有关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著作，并计划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文章。三，发还在“文革”中抄去我的文稿、书籍及存款1300元。
聂绀弩谨呈
1977年10月17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函：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聂绀弩于1974年5月被你院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被关押九年八个月，1976 年11月释放回京。现聂绀弩来我部申诉，认为对他判刑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要求撤销原判，予以平反。他并要求归还关押期间所写的文稿。现将他的申诉材料转去。请你们认真对待他的申诉，从速予以复议，应把一切不实之词推倒，恢复名誉，切实落实党的政策。我们已与全国政协联系，对聂绀弩目前生活上的困难，请他们酌情予以照顾。对聂绀弩的复议结果，请及时通知本人，并告我们。
中共中央组织部
1978年4月6日
朱蕴山致林乎加的信：
乎加同志：
知道您主持北京市的工作，我很高兴和欢迎。向您反映一件至今未得平反的冤案，请您指示改正。著名左翼作家聂绀弩，从三十年代起，就在鲁迅先生领导下，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在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领导下，进行党的文艺工作。解放前，他的各种作品，特别是大量犀利的杂文，宣传党的主张，歌颂党的事业，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启发人民的觉悟，在全国特别是国统区，起过很大影响。解放后，在香港任文汇报总主笔，1950年调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部主任，1960年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仅仅因为他和别人议论过林彪和江青的私生活，就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前后关押10年，直到1976年才被当作“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宽大释放。他现在77岁，年老多病，每月仅从街道上领取18元生活费，非常困难。这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老作家，沉冤不得昭雪，生活不能安定，晚年精力不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实在是国家的损失。关于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已批转全国政协由齐燕铭同志负责解决，并已交李霄路副秘书长办理。现因燕铭同志逝世，绀弩的问题仍未解决。我和绀弩数十年知交，对他很了解，故特向您反映，请你指示北京市法院，迅即将聂绀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为幸。
此致，政绥！
朱蕴山
1978年11月11日
陈荒煤（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致齐燕铭（全国政协秘书长）的信及齐的批示：
燕铭同志：
我所许觉民同志受周扬同志委托，去看望聂绀弩同志，据说现在尚未分配工作，每月仅给生活费18元，且因哮喘卧床。说你曾经说要安排他到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不知能否早日解决？这个人是黄埔二期的学生，一直还是跟党走的。57年因其妻周颖问题牵连划为“右派”，后又受“四人帮”迫害打为反革命。现“右派 ”都已平反，实在应尽早安排部分工作，发挥其一技之长！也许你忙，忘了此事，特此告知此情，希能早日解决他的问题。
陈荒煤
5月20日晚
齐燕铭批：
先要北京市高级法院解决他的政治问题，然后安排为文史资料委员。5月26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笔录：
本院刑事审判庭于1979年3月10日由许□□担任审判长，在东直门外新源里西9楼3单元32号对聂绀弩一案公开宣判，由书记员罗□担任记录，政协石□同志也参加。
审判长宣读判决：聂绀弩一案反革命罪不成立，宣布无罪。
当事人对判决的意见：我没什么意见，抄我的东西就无所谓了，主要是一些稿件、资料我想要，还有在山西监狱也写了一些东西，不知道他们留下没有。我非常感谢。
收到判决一份，聂绀弩（签字）1979年3月10日。
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聂绀弩经过一捕一放、10年囚禁的苦难淬砺，使他的诗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轶诗幸存档案中
关于写武汉大桥的诗
1964年夏，聂绀弩南行去了武汉，写了一组关于武汉大桥的诗。据他致舒芜信中称：“武汉大桥卅余首，曾抄以示人，其人了不惜意，谓仅一联可取。旋被搜去，亦未念之。今思是亦有可忆存之处，忆之三日，仅得十余首。”
现在我看到的档案材料中，抄录了《望桥》、《桥夜》、《桥上望江》等为题的诗共12首，前面并有题记云：“作武汉大桥卅余首，描桥者均不佳，有关杂诗反较可。录十二首。”这个题记与给舒芜的信亦相吻合。这些诗中，有三首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书中尚未收录的：
（一）望桥
蛇龟一桥舁天轻，更利长驱百万兵。
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
阑干楚魏三千客，瓮洞齐燕七二城。
既出隆中莫高卧，匡时济世赖先生。
（二）桥夜
昨梦江华廿四桥，桥桥倒影浴清宵。
搅教明月经天怯，抖得群星落水娇。
江是人民天下水，桥如十五女儿腰。
每桥星月临江际，多少嫦娥把镜瞧。
（三）结桥
一桥飞架万红中，七亿人民毛泽东。
天地以来欣大济，汉江云上仰高风。
新华水阔山梁回，故国春深海宇同。
正把村歌歌向党，敲歌韵落水晶宫。
聂绀弩游览长江大桥的时候，正是他两次罹难之间那几年，既是“右派”帽子摘了，“四清”和“文革”也尚未临近，而且，他被允许自由往外地做调查研究，所以，心情较为舒坦，甚至偶尔还会回复到“匡时济世”的理想主义状态中。从这三首诗看来，诗人情绪是较为惬意、昂扬、积极的。第一首状写大桥气势，引出了历史典故。第二首写江桥夜景，作了美丽的描绘。第三首诗是对国家繁荣赞美。诗中出现了对毛泽东的歌颂，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诗人的心境，还是顺应于时代的。[www.ideobook.com]
然而，好景不长，风云骤作，满腔赤诚的诗人竟被他歌颂的时代所抛弃，他的诗没有进入他理想的“水晶宫”中，却是再一次被打进了阴森森的牢囚里。这不是诗人的错误，不要责怪诗人对时代的歌颂。这是时代本身的自我讽刺。读了这三首诗，联想到诗人经历的坎坷曲变，我们不能不为他深深地悲哀，也为那个荒诞不经的时代深深地悲哀。
“次等罪证”诗八首
有这么几首诗，专政机关也作为聂绀弩写的“反动诗”搜集了，也抄录呈送给上级领导了，但是，要正式判刑的时候，却没有移送给法院，法院在审判中也没有提起。究其原因，或者是这几首诗的“反动”和“恶毒”程度不如别的诗，或者是认为有几首主要的“反动诗”作为证据就足够了，不需要罗列那么多东西。因而，就把这八首诗，姑且称之为“次等罪证”吧。
（一）荒庭酬苗子寒斋即事
荒庭落木又纷纷，岁暮耽书远妇醇。
偷作批庄评杜客，怕嗤厚古薄今人。
首尾冠裳曾戴脱，池塘风水偶平皴。
毛肚开堂寒更好，几时破例一杯巡。
荒庭，即荒凉的庭院。杜甫《禹庙》诗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聂写这首诗以“荒庭”作题，显然是在为自身的住所生事而发出感慨。聂绀弩从北大荒回京后，蛰居僻室，只耽好读书，而远离酒色。暗中研究《庄子》和杜诗，还怕有“厚古薄今”的非议。诗中虽言“怕嗤”，其实问题还不是怕人讥笑，倒不如说是怕受到批判更为现实。诗的五、六两句说得很清楚：“右派”的帽子和尾巴（首尾冠裳）虽然算是脱掉了，但仍面对着风谲云诡的形势（池塘风水）。诗人内心的郁闷不满，几句诗中已经吐露无遗。全诗却妙在结尾两句，蓦地转到要相约朋友去吃牛肚火锅，共饮一巡，这么轻轻地一收，似乎就把诗中的愤慨掩饰了。既能以诗呼怨号愤，又显得心志平和，这大概是自古以来大诗家所惯用的伎俩。
（二）毛肚开堂和苗公
毛肚开堂等发薪，管他酒烈与烟醇。
忆初同试川江味，似有参观外国人。
沾口活牙能辣脱，偎炉冻脸可烘皴。
定然狂醉归休晚，怕李金吾正夜巡。
与上一首同韵，都是与黄苗子唱酬的诗，但这一首写得很轻松，完全是友人之间的调笑之作。辣味火锅沾嘴能把牙辣得活脱下来，热烘烘的炉火能把冻脸烤皱了，定然喝得狂醉才回家，怕是恰好碰上巡逻的警备人员哩！老聂这笔调真是活灵活现，风趣极了。
（三）谢祖光烤肉之饯
欲往梁山寻我句，遽来宣内把君觞。
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
明日甲辰寒食节，主人武进吴祖光。
江南赶与春同住，回味今宵意定长。
1964年聂绀弩离京南行前，吴祖光为他饯行，因而写这首诗，却完全避开了平常的客套，前面三联似同玩笑，尾联用了“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句宋词的诗意，转而引出“回味今宵”，顿然由诙谐而至隽永，似很平淡的字句间醇味尽出。聂写给吴的另一首诗中，曾有这样的对句：“读书爱读《红旗谱》，听戏专听新凤霞”，以“红旗谱”对“新凤霞”，这首诗中又以“寒食节”对“吴祖光”，都很巧妙。善于选择对仗词语，诚为聂绀弩拿手工夫。
（四）贾宝玉
道是多情却不情，不情情始是情僧。
游逢乳燕寒暄久，听赋落花涕泪倾。
几个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颦卿。
补天庸了浑闲事，去婢探牢感更惊。
聂绀弩是研究《水浒》的专家，也是“红学”专家，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他没有能够在古典文学学术领域充分展现才华，但从他留下的诗篇中，也足以显示其睿智的眼光和学术造诣。聂诗中有多篇内容涉及《红楼梦》，其中不乏妙言警句。如《宝玉与黛玉》一诗的颈联:“潇湘梦歇珠魂杳，木石盟虚衲影秋”,文字洗练，对仗工巧，对宝黛结局作了深刻概括，简直胜过了许多长篇阔论。《贾宝玉》这首诗中又一佳联：“几个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颦卿”，极其淋漓透彻地道破了宝玉其人的“怪物”、“情僧”的本质。“游逢乳燕”、“听赋落花”，“补天”、“去婢”，本事都在《红楼梦》原著中，能够信手入诗，亦足见其研究的精到和娴熟。
（五）无题
垒块须眉两奈何，仙人岛上借吟哦。
孙行者脱火云洞，猪八戒过子母河。
嗟我怀人十年往，涉江哀郢九章歌。
胸中自有相思树，不假名园郭橐驼。
这是聂绀弩为怀念胡风所写的一首七律。颔联借《西游记》中的故事，隐喻遭遇艰难的种种经历。颈联引用《诗经》中的“嗟我怀人”与《楚辞》的《九章》，抒发思念与忧愤之情。初发现这首诗，是抄写在线装书《蕙愔阁诗集》书页的边缝处。写作时间应在1965年，正是与“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发生相距10年，所以诗中有“嗟我怀人十年往”句。随后发现的聂绀弩在“文革”初“乱画”的手稿，上面穿插录了两首怀念胡风的诗，即是《血压三首》中的“尔身虽在尔头亡” 和这首无题诗。这两首诗是聂绀弩凝聚了心血的作品。
（六）七夕
死以青蝇为吊客，生逢白虎入丧门。
吁嗟脑海花岗石，缩纳灵山玉女盆。
纵有神通如鬼谷，争教人巧乞天孙。
翻疑微月繁星际，只有吾心万马屯。
题虽为《七夕》，前四句却只写心中块垒。到五、六句才切题：“纵有神通如鬼谷，争教人巧乞天孙”，此意近乎宋人杨朴的“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几多。”但用鬼谷子作比，“乞巧”的意义已引申到了纵横捭阖的权术方面。聂绀弩由自己的身世遭逢，想到人世的“巧”愈来愈多，而这“巧”却不是“五色纫针补衮衣”的那种女巧，而是人际间的尔虞我诈、权谋倾轧，倜傥孤直之士在这种氛围中无可奈何，花岗岩脑袋硬塞到玉女盆中去也洗之不化，生已如入丧门，只待死后青蝇祭吊了。纵观全诗，诗人借七夕发出的这些慨叹，并非是悲观低落的情调。结尾一句“只有吾心万马屯”，境界顿然提升，表现出诗人在挫折面前，仍然守持着宽广的胸怀和豪情壮志。
（七）答雪峰
滔滔江水东非东，浊酒盈樽中不中。
九仞为山止吾止，显微镜揽虫哉虫。
先生自似庄齐物，明日倘逢党整风。
事有是非兼曲直，时仍春夏复秋冬。
这首诗前四句连用了“东非东”、“中不中”、“止吾止”、“虫哉虫”这种复叠式的修辞，放在一首律诗中似有一点板滞，但也表现了作者任意腾挪摆布的文字功底。诗的大意是说，世事正处在错综混淆的时候，东不是东，中不是中，“为山九仞”的事业半途而废，还要时时防备显微镜式的监视搜查。虽然先生具有庄子《齐物论》的修养，倘若遇上党整风也无济于事。然而事情毕竟会有是非曲直之分，四时万物变化也都有着一定的客观规律。
聂绀弩为冯雪峰写过多首赠答思怀的诗，这首是其中之一。冯在1957年成为文艺界最大的“右派”，一些同人唯恐避之不及，聂与冯却始终友情交处，表现了特立独行的气节。
（八）遇狼
南亩馌羹一横杠，道逢狞犬色苍黄。
毛丰体硕腰身细，鼻白嘴尖尾曳长。
尔向空山行猎好，谁教大野守田忙。
跃奔回头如相恋，忽听人呼赶打狼。
这是写在北大荒劳动时，送饭途中遇狼一事。失落在诉讼档案中的这首诗的手稿，大约写于从北大荒回京之后不久。收在《北荒草》中还有一首《遇狼》，应是后作，即是聂从山西临汾监狱释出、“文革”结束以后重新写的。大约是诗人重温旧作时已经回忆不清，只能另写。前作描述，遇狼当时并不以为是狼，只认为是一只猎狗，所以与它开玩笑说：“你应当去山里猎取野类才好，谁用你在这儿忙着守大田呢？”接下来写“跃奔回头如相恋”，神态还很可爱，直到忽然听见有人呼叫打狼，才知道那“狗”原来是狼。这肯定是诗人以前从未见过真实的狼，不能辨认也在情理之中，诗中描摹逼真可信，颇具风趣。后作则不然，开始着笔就做真的遇狼写，“狞牙巨口向人张”，狼跑走时也没有了回头的表示，反而变成“见余挥杖仓皇遁”，诗味已寡。所以，两首《遇狼》诗中，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首前作。
轶句拾零
有些从档案中看到的诗稿，与后来正式出版的聂绀弩诗集相对比，有不少字句不同之处。有一些诗句是完全改换过的，这就多出了一些散句。还有的原诗已不存,只有断句散见于其他材料中。现将一些主要的轶句，列举如下：
草创文章费琢磨。（《搓草绳》原创第一句）
天涯此刻怜枯草，堪与罗裙一系么？（《搓草绳》原创第七、八句）
碧草如茵虽广漠，老牛何时不馋饥？（《放牛》原创第一、二句）
我觉江山多草就，江山笑我一牛骑。（《放牛》原创第五、六句）
诛茅拓土平生事，岂逐流风偶一为！（《割草赠莫言》第七、八句）
额汗桃花同雨坠，千间广厦有来时。（《脱坯同林义》第七、八句）
我本杞人爱天坠。（此句出自聂写给某医生的一首古风，诗题为“头痛答医”，全诗不存）
卅年慷慨轻狂地。（《旅舍侯胡三流不至》原创首句。这首诗后改为《广州调三流》，首句另写）
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约写于1965年，全诗不存）
不怕脸红牙慧拾，最医喉鲠耳光挝。（只此一联，未见全诗）
“小人顽劣谁知罪，感恩但洒相思泪。”这是写给香港友人梁诏（聂称诏兄）的一首长诗中的两句。1964年9月31日聂绀弩致高旅信中，曾说到为梁诏寄诗一事，然全诗未详。从相关资料中可知，这首长诗的内容是说诏兄是一个奇人，满肚子马列主义，又能自己制出油印的油墨，时代变迁使他留在了香港，这几年内地发生饥荒，“我”（聂用第一人称）又是一个罪人，偶然机会诏兄得知“我”在北京潦倒穷愁的情况，便寄来油、糖、肉罐头等等，使“我”绝处逢生，一家戴德。诗中有“人生最贵是交谊”一句。聂绀弩当时对人解释“小人顽劣谁知罪”时说：“我们这些‘小人’确实到现在还不知道罪在何处，但是得到朋友寄来肉罐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还值得活下去。”
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
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
（此两联，都是从聂绀弩1966年写的草稿中检出，似无全诗完成）
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怀念夏衍的诗，一次友人谈话中只提到这两句，全诗不详）
田园鸡犬桃千树，蓑笠楼台水一方。
我指新村向人论，此间人事最沧桑。
（这是《疍户》另稿中的后四句。《疍户》是一首写潮汕一带水上人家的诗，收在聂著《南山集》。但现在从诉讼档案中发现的这首诗的手稿，与已入书的诗作对照，只有前四句相同。手稿的后四句便也成了轶句。）
一首诗有前后字句不同的稿本，甚至差异很大，如《遇狼》和这首《疍户》，这种情况在聂诗中可谓屡见不鲜。除了作者不断修改旧作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身处形势动荡之中，不少作品是在烧掉或散失之后，重新回忆补作的。一作两稿并存，往往各见千秋，这也显见出诗人的文学修养深厚和诗笔的敏捷。聂绀弩博于阅览，积淀颇富，犹似储备了丰裕的“诗材”，写诗时便如大将用兵，所向无不如意。
从上面这些轶句来看，不乏旨趣深蕴、出口不凡的佳句，值得保留。有一些诗中句子所以被改换，我认为多数情况是由于原稿散失，回忆不清，诗人重写时只好另作。现在我们有幸找到了一些轶稿，这就不妨两种稿本并存，以资后人研究。
轶诗轶句知多少
遗留在档案中的轶诗，一是原来被人举报，送交政法机关的诗稿；二是被捕时搜查取到的诗稿；三是司法机关抄录，用作定罪证据的；四是聂公在狱中回忆旧作，记录在监狱学习用的纸张上的。
所发现轶诗，已经陆续写成介绍文章，在报刊发表，包括：
《吊若海》（写入《诗狱最是莫白冤》中）1 首；
《几首咏猫的“反动诗”》5首；
《叠韵联翩见诗才》文中“灰”韵叠韵诗28首；
写武汉大桥的诗，3首；
归为“次等罪证”诗8首；
另有《查慧九以其与良平同游望江楼诗见示次和》2首等等。
以上计得轶诗54首。轶句没有全部计数，上文选录16句（联）。
编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侯井天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收集聂公遗诗，屡有新的发现。其散失作品如此之多，这一点就已足以说明诗人的生平是如何的坎坷了。也许正因为坎坷，诗才精湛；正因为遗散，寻找回来才更珍贵。
当代旧体诗词写作，从表面看出现了一种似乎繁荣的局面，从内质剖视却是一种浮躁现象。写五七言句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也造成一种误区，一些作者缺少生活历练和基本的文学素养，却自以为已得其道，甚至以突破格律声韵的规范为能事，“创作”了越来越多的“非诗”之作。想写诗词，入门必须从正、从严、从高，切忌浮躁，这是我在整理绀弩轶诗时的一点感想。每读其诗，未尝不想见其人，所以感触也。
吴虞原是启蒙人
上文提到，所发现的聂绀弩轶诗中，还有《查慧九以其与良平同游望江楼诗见示次和》二首。
查慧九，湖北京山人，聂绀弩的高小同学，曾在广东省参事室等部门工作。良平，即陈良屏，也是京山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晚年在山西平遥中学任教，为该县政协委员。查慧九与陈良屏同游成都望江楼时，写了一首诗，送给聂绀弩。聂绀弩为此写了两首和诗，时间大约是1964年。
我从档案中发现了这两首诗稿，遂复印寄给侯井天。原稿是毛笔书法，竖写。复印时，因最后一行诗在装订线处，未能印全，当时我也没有留意。到我收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六稿印本）后，才见此诗最后一句阙如，画了七个空白的小方框。待我把档案又找出来看时，眼睛豁然一亮：那丢失了的一句诗，是多么重要的一句呵！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
单父台高李杜登，锦城私馆缺烟灯。
江山万里孙希曙，生死卅年鲍慧僧。
我老无文从耳掴，君今传世有诗凭。
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
“幸为倾杯吊又陵”，就是重新找回来的一个诗句，由此，引出了一个人物：吴又陵。
诗的一、二句，是与对方的赠诗相对接。查慧九时住成都，聂绀弩在诗中以李白、杜甫一同登过的单父台比喻望江楼，并且联想到了“锦城烟馆”。第三、四句，是追忆另外两位同乡，即孙希曙和鲍慧僧，他们都是湖北京山人。孙是聂的师弟，孙的父亲是聂的启蒙先生。鲍是京山县的革命先行者，早年病逝。诗的第五、六句，又回到聂与查二人的诗文交往上：我老了，做不出诗文来当受掴责，而你有诗作是可以传世的呵！这就从成都望江楼一跃而至“江山万里”、“生死卅年”，诗思飞扬，横亘时空而跳跃，境界何其寥廓。
这首诗最为奇绝的，还是最后两句。如果说，第一、二句起笔，是做好了跳跃的架势，所以第三、四句才能一跃无涯；那么，第五、六句的回转，则是为第七、八句的更大跳跃做准备的。“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想起了成都枕江楼的鲇鱼美名天下，现在是否还在卖呢？如有此幸，当为一倾杯酒来祭奠吴又陵先生呵！这里诗笔一跃，从历史的时空中找回了吴又陵这个人物。
回味全诗，前面述及的一些人事其实都是铺垫，落笔处点出了“祭又陵”才是写这首诗的深意所在。
吴又陵即吴虞，是一位几乎被我们遗忘了的思想家。五四时期，他是曾被誉之为“打店老英雄”的。“打店”是指“打倒孔家店”，这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中，喊得极响亮的一个口号。吴又陵获得这个称号，是出之于胡适为《吴虞文录》一书写的序中。胡适还以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的精神作比喻，高度评价说：“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吴虞文录》是上世纪早期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一本书，聂绀弩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聂绀弩后来在他的杂文中，多次写到了吴又陵。
1934年5月，聂绀弩在成都，和朋友从一处题匾名曰“爱智庐”的宅前经过时，朋友告诉他说那是吴又陵的住宅。他于是顿生感触，写下了《爱智庐》这篇杂文，文中写道：“10年以前，对于这位吴老头子的文章，我是个热情的读者。他给予我的影响，在当时怕很少人能够比得上……我怀念着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现在说我到了他的住宅的门前，说是要我愿意，就可以马上进去看见他，我的心情是怎样激动着哟！”“诚然，《吴虞文录》的基本观念，在现在看来，该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哪怕这样，就全体来说，在‘打店’运动上，却演了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并且，《文录》中谈礼说孝的文章，就我所知，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勇敢，最透彻，最确切，最渊博的东西。”
在《从〈吴虞文录〉说到〈花月痕〉》一文中，聂绀弩又写道：“五四时代，有一本著名的小书《吴虞文录》，是成都吴又陵所著，可说是响应鲁迅的《狂人日记》及以这篇小说为中心的反封建的全部思想的。里面《吃人与礼教》是直接宣布受鲁迅影响，其他非礼、非孝、非儒、非孔的文章则是当时以鲁迅为中心的整个反封建思想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不知这本小册子的一般影响如何，我是深受了他的教益，认为现在的读者还应该读，应该有出版社重印的。”
1980年4月，聂绀弩在为其杂文集写的自序中，谈到他的思想启蒙经过时，又一次写道：“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和一本《吴虞文录》，使我的思想渐渐偏于民主主义方面来。”
笔者手边现在就有一本《吴虞文录》，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初版，中华中国十八年四月六版”，亚东图书馆印行的。在《吃人的礼教》一文中，吴虞写道：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这正是奇怪了！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接下来的一篇，是《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文中说：
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段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断言也。
读了这些内容，我们便知道，聂绀弩青年时代是接受了这样的启蒙呵！
吴又陵于1921年至1925年间，曾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因写艳体诗被舆论斥为“文人无行”。从北大被逐后，又曾在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执教。自 1933年学校解聘，就赋闲在家，直至1949年逝世。聂绀弩为此深感遗憾地说：“这是很可悲的，如果（吴又陵）留在北京，不说别的，多写几篇《文录》之类的文章，我们的思想史会要充实一些吧。”
吴又陵曾在日本学习法律。也许是和我相同专业的原因吧，我便有一种好感。待我粗粗地浏览过《吴虞文录》之后，也有了同聂绀弩一样的遗憾。我认为形成吴又陵的非儒反孔的民主激进思想，这是与他学习法律大有关系的。胡适说，吴又陵和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同时又指出，“吴先生是学过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与独秀稍不同”。这里所说的不同，就在于吴又陵对旧思想旧制度的批判，不仅是吸纳了西方进步思想家的民主观念，而且是在将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与欧美各国宪法、刑法、民法的比较对勘中得出论断，从而展开了对欺人吃人的封建礼法制度的抨击。
大凡学习法律的人，首先接受的便是民主主义和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传统的儒家宗法思想，则是人治的思想基础，与现代民主法治思想在根本问题上是相冲突的。在我国，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而迄今真正研究法律的人，尤其是通晓国外法治的人，依然是很少的。司法改革依然迟缓，实现民主政治的过程是非常艰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聂绀弩说得太好了，如果多有一些吴又陵这样的人物，我们的思想史就会要充实一些。
聂绀弩有一篇题为《山城的五四》的散文，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只是读读李白、杜甫、曹雪芹、冷红生之类，“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青春 ”。武汉学联合会的人到了京山组织集会，演讲五四运动、声讨卖国贼等内容，竟然有人发问：“亡国奴是什么？”“国怎么能卖呢？卖得多少钱呢？”聂绀弩那时也还懵懂，对学生爱国运动无动于衷。但他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向往新世界，而毅然走出了山城。是什么力量转变了他呢？这就是思想的传播。对他启蒙最大、感染最深、激发最强的，正是吴又陵。
聂绀弩18岁那年，离家赴沪，也是《吴虞文录》出版的翌年。到1964年，他写“幸为倾杯吊又陵”时，已经过去了43年。为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的聂绀弩，这时却以一个摘帽“右派”的身份，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余年。这时，他想起吴虞的启蒙，会是怎样一种百感交集、无言以诉的心境呢？他只想将一杯祭奠吴虞的酒，洒在成都望江楼边，也算是对青春旧梦的一点回味吧。
正如白居易曾有诗云：“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梦中来。”
新四军中战友情
从《访东平故居》五首诗谈起
聂绀弩有过两次军队生涯。第一次是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翌年参加东征，并在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官。1926年以后行踪不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南京中央通讯社任职，日本东京和上海参加“左联”活动。第二次进入军队是1938年，到了皖南，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文化工作。
两次军旅生活时间都不长，但他具有某种军人的性格。对他的文学事业影响也很深，海丰和皖南的影子出现在他许多的作品中。如在《小号兵》这篇短文中，他这样写一个冬天的早晨的情景：
正走着，什么地方的军乐队由远而近地送来一阵嘹亮的号音。那号音在寂静的街上震颤、回旋，仿佛石投入水时所引起的涟漪。我不自觉地放缓了脚步，侧耳探索那号音的来处，我究竟爱军队的呀！
转眼之间，军乐队从对过不远的一条窄巷里出来了……我想：“孩子们长大起来了！”不觉欢悦地点着头，独自在心里发出无名的欢笑，仿佛看见那些小号兵，正在前线吹着冲锋号，驱遣着英勇的将士杀戮敌人！
档案中有几页忆写旧作的诗稿，钢笔书写，与聂绀弩的笔迹似有不同。有可能是牢房中条件所限，草率写来，字迹有所变形。也有可能这是关在一起的狱友所誊写，非本人手迹。这几页诗稿中有《访丘东平故居》诗五首，是聂绀弩1964年南下广东时的旧作。诗的内容虽然是怀念新四军中的战友，其间却流露着他自己在那些战斗岁月中的切身感受。
（一）
英雄树上没花开，马福兰村有草莱。
难兄难弟此墙屋，成龙成虎各风雷。
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
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
“英雄树”明指木棉，而语意双关。既“没花开”，且“有草莱”，烈士故居的苍凉气氛扑面而来；由此自然引出了东平弟兄们如龙似虎、搏击风雷的往事怀想。东平兄弟八人，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有他兄弟四人同上战场。1938年东平进入新四军，1941年牺牲，时仅31岁，所以说是“才三十岁真雄鬼 ”。“无第七连也霸才”，是反衬的写法，正面表述应该是：“你留下了《第七连》这样卓越的作品，在文学上占据着的地位当然是更加凸显了！”七律的最后两句，以东平的鹤发老母亲临门相迎而收结。全诗意境由近及远，再由远而近，概括了东平的家庭生世，凝注了深刻的思念。
（二）
浊浪淘沙百战鏖，进攻速决又迂包。
江东子弟娴兵甲，天下英雄爱堑壕。
谋划帐中虎皮椅，声威马上鬼头刀。
东风暮雨丘郎便，打打吹吹扑敌巢。
先以“浊浪淘沙”渲染战争气氛，接着对具体的战事作了描述。第三联以“虎皮椅”对仗“鬼头刀”，凸现英豪气势，极为形象，有古代边塞诗之遗风。
（三）
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
犬儒惜墨如金处，虎将涂鸦以血时。
连长所遭唯苦斗，队员通讯有雄姿。
酒酣抓笔当枪弹，一弹洞穿膏药旗。
“上鞍杀贼下鞍诗”，是拟用“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古诗意。东平既是军人，更是作家、诗人，故以称之。尾联用笔作枪弹、洞穿敌旗之语，以夸张手法写出了胜利的豪情。
（四）
任是尸山血海行，中华儿女志干城。
哀兵必胜古兵法，时日偕亡今日程。
游击战中遭遇战，一书生死万民生。
人间换后江山美，百丈碑刊勇者名。
血海尸山，斗志干城，以一人献身，换取万民生息。仅此二三语，烈士壮气已跃然纸上。
（五）
小仲谋追大仲谋，有人闾倚几阳秋。
壮哉野泽三春草，赌掉乾坤两颗头。
此日登堂才拜母，他生横海再同舟。
范张鸡粟存悲殁，蘸笔南溟画虎丘。
“小仲谋追大仲谋”是指东平与其兄相继牺牲。“闾倚”是指白发老母倚门翘待儿子归来。聂绀弩由对战友的殷殷怀念，以至对其母深情敬仰。写到与东平的友谊，是如同古代范式和张劭那样的生死不渝之交（见《后汉书》），并说来生还会同舟共济，如此表白，其意义更多的是对老母的安慰吧。这里与第一首诗所写“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互为呼应。五首诗可首尾相贯，一气呵成。
“忆东平”改为“悼陈毅”
上面五首诗，收在聂绀弩诗集的《第四草》中。但《访丘东平烈士故居》题下，只录三首。另外两首，即（二）、（三）两首，字句有所改动，放在了《挽陈帅》的题下。
1972年陈毅逝世时，绀弩还在狱中，噩耗传来时，写了一首悼挽诗：
世间何物谓之癌？百战功高挽不回。
绝代风流戛焉止，人生七十夭如哀。
江山故宅思文采，淮海丰碑伟将才。
噩耗雷惊难掩耳，楚囚偷写吊诗来。
此诗极其悲愤、苍凉、感人。开笔第一句是个问号：“世间何物谓之癌？”接着第二句是感叹号：“百战功高挽不回！”这一问一叹，就似有千钧之力。中间四句，是对陈毅一生的精彩概括和高度评价。最后云“楚囚偷写”，融入了自身的遭际，哀人伤己，悲愤倾注，读来让人锥心落泪。
悼陈的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未熄之际是不可能发表的，何况聂在狱中，只能偷写。到这首诗正式编入诗集时，却把写丘东平的两首诗做了“移植”手术，放到一起，变成了《挽陈帅三首》。
陈毅元帅与丘东平的共同之处，其一都是马上吟诗的军中文化人；其二，绀弩在新四军军部时，既与东平朝夕相处，也与陈帅有交往。所以，怀念丘东平的一些诗句，如“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用于感颂陈毅也同样适合，只要稍作改动，这两首诗就能够“移植”。
但是， 绀弩悼陈毅的诗，原创毕竟只是一首，与“移植”的那两首笔气大不相同，放在一起给人一种前后不贯气的感觉。
如原诗中“东风暮雨周郎便，吹吹打打扑敌巢”，是写一次智取敌巢的战斗。改作挽陈诗后，此句修改为：“东风暮雨周郎便，打打吹吹娶小乔。”事指陈毅与张茜结婚，而且放在《挽陈帅》三首诗之首，难道诗人在惊闻噩耗之时，首先想到的和首先要表述的是当年的那段姻缘佳话吗？这和挽诗的主题太不谐配。由此可见，即便“移植”手术很巧妙，仍不免留下破绽 。
访东平故居的诗写于1964年，悼陈一首写于1972年，“移植”始见于1978年12月绀弩致高旅的信。《访丘东平故居》一组诗，从访故居、述往事，到赞忠魂、诉感怀，本来是一气呵成、一个整体，两首阙如后，诗意已欠丰满。《挽陈帅》凑做三首，又明显有前后笔势不一、诗思支离之感。尽管有些遗憾，然而，诗人将自己的诗巧妙地改头换面，由写张三变成写李四，这在诗歌史上恐怕是极少有的，这或许会成为后人玩味的一则诗话吧。[www.ideobook.com]
丘东平其人其事
丘东平（1910—1941），广东海丰县人，早年跟随彭湃，参加海丰农民起义。1938年加入新四军，曾在苏北根据地，担任“鲁艺”华中分院、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华中分会的领导工作。1941年日寇进攻盐城，为掩护“鲁艺”200名人士突围，而壮烈牺牲。著作小说多种，有《东平选集》行世。
现在我手边的这本《东平选集》，是1953年新文艺版，从旧书地摊上淘来的。此书共收中、短篇小说17篇。正文尚完整，只是前面的两页序文被人撕掉了，大约是因为写序的人是柏山，柏山是曾经被打成“胡风集团分子”的。以后我又找来了别的版本，才看到了柏山的序。
从柏山写的序中可以了解，丘东平是一位战斗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的”。让人不胜痛惜的是，“东平在文学上所走过的路，正如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所达到的一样，处在年轻的时期。他那丰富的生活和在他作品里所流露的宏大的才能与奔放的热情，并未充分发挥”。
东平牺牲的时候，刚好是鲁迅逝世5周年。聂绀弩《给战死者》写道：“东平：得到你战死的消息，正是从乡下到城里去参加鲁迅先生5周年纪念大会的路上……我的心更扰乱了!”“一个人类的天才死了已经5年，一个智慧的光芒熄灭了已经5年……而你，东平，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类的天才，一个行将日见光大的智慧的火，一个身背着民族解放的重负，在前线与民族敌人搏斗了三四年的战士的战死……我悲哀,我愤怒……”“你写过《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那都是抗战以来最伟丽的诗篇，我相信你自己的战死，一定不会缺少同样伟丽的场景……但对于我们民族的前途，对于和你一同战斗的你的友人们，这损失是巨大的，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呀！”
我现在读着《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仍不能不被小说中的那种战争氛围感染，真切得如临其境，心中十分惨然。我这才知道，以前读过的种种描写抗战的小说，大多是概念化的东西。东平是真正写战争的，真正写出了人类的惨痛。
东平，他是一朵过早凋谢的天才之花。
契友成永诀，九泉复重交
绀弩早在黄埔军校时，东征到陆丰，就与丘东平结识。后来在上海，又一同参加“左联”活动。1938年到新四军军部，两人是文友加战友，相处更加亲密。
在绀弩写的《东平琐记》中，描述东平颇有一些个性特点。
例如，鲁迅发表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之后，东平认为鲁迅的意见是不对的，起草了一篇责问书，拿到朋友间要求签名。他在朋友间，几乎没有谈到鲁迅的时候，纵然谈到，也只是“把鲁迅当作偶像是不对的”之类，但鲁迅逝世，下殡的时候，东平去买了一块白布，自己写上“导师丧失”四个字。
这篇琐记文中，还说到东平的这样一个小节：
有一次，大概为了职业问题去会过一个前辈先生，回来，气极了，他说：“他叫我当新闻记者。意思是我当作家不会有前途。妈的，尽管没饭吃，改行是不改的！”
胡风为悼东平写诗云：“惯将直道招奇运”。
由此看来，东平此人，思想、性情、才气，都与绀弩颇有相通相似之处。这正是绀弩对东平生前深契、死后深念的原因。绀弩本人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他有诗曰：“天涯胆肝藐雄才”，能让他真正钦慕的人并不多。在他的诗文中流露出的对东平的敬爱和感情，是很特别的。
绀弩把东平的死与鲁迅的死，联系在一起思考，由此而想起“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他写道：
我想，一个人的诞生、成长，是如何的不易。社会的既存势力无时无刻不向每一个人威胁利诱，要他变成无知，要他成为自己的俘虏，好让历史的车轮永远停滞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智慧的火，不知受到多少先觉的启迪和多少血的事实的唆示，自己更不知经过多少挣扎、奋斗，在艰难险阻、迂回曲折中逐渐长成。等到长成了，能力、智慧，正要在人类的花园开花结果；正要成为人类的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正要像发动机一样挟着人类的运命向前飞跑的时候，而一只可诅咒的黑色的大手，不知从什么地方伸来，毫不容情地，把他攫取去了……社会与自然不但吞蚀已经长成的天才，还故意苛虐正在成长中的同样人物，不知多少人还只刚刚露出一点头角，却“坎坷流落，终于夭亡”（鲁迅语）了。
这段话多么深邃，多么鞭辟入里！某种可怕的势力，总在扼杀天才，不仅是鲁迅，不仅是东平，东平“不是最初的一个，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因而，绀弩痛心疾首地说：不能不为整个人类悲痛！
当他写这篇《给战死者》的时候，当他写到“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写到东平的死“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这句话的时候，是否同时也想到了他自己今后的命运呢？是的，他虽然没有像东平那样过早地被杀戮，而他一生中屡屡与扼杀天才、扼杀战斗者的“黑色的大手”相遭遇，也曾历尽坎坷、几乎夭亡，对于这些，似乎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似乎他在哀悼东平的时候，就想到自己会是继东平之后再次被扼杀的一个了。
杜甫写到李白的遭遇时，有诗曰：“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可见，对天才的扼杀，自古皆然。
杜甫同情郑虔的遭遇，亦有诗曰：“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意思是即便永诀之后，到了九泉之下仍然是交情如故的朋友。
现在，绀弩已经和东平在九泉相逢，重温他们昔日的友谊，他们也一定还会关注着当今世上的天才和战斗者们的命运吧。
暮年自喻散宜生
假如聂绀弩不是被打成“右派”，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也许他会发奋工作，“不知老之将至”。然而，一戴上“帽子”，两年半的北大荒流放，就使他很快步入了老年，诗中出现了“半壁街人亦老翁”的喟叹。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所说的，其实是人的学识修养的成熟，和思想境界变异的规律。至少对于读书人来说，这个规律都是适用的。
聂绀弩60岁前后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三件事：写诗、写字、读《庄子》。这大概可以算是他“耳顺”的表现。
他用过很多的笔名和别名，到晚年时，他把诗集定名为《散宜生诗》。用“散宜生”这个名字，是庄子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算是他“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表现吧。
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写道：
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不知何以忽得此二句，窃自喜之。以为不枉读了一回《庄子》。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少时常见人自称散人，以为散是闲散。及读《庄子》乃知为不材或无用之意。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即偶有成就，亦微不足道，故自称散人……周文王的“乱臣”九人中，有名“散宜生”者，此名了无含义则已，假定“名以义取”，则恰为“无用（散）终天年 ”（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老夫耄矣，久自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唯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窃假“散宜生”为号，而命所做诗为《散宜生诗》云。
《庄子·人世间》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石的木匠，要往齐国去，走到曲辕那地方，见神社中有棵栎树，树身大到可以蔽牛，量度其粗达百围，其高临山十仞才有旁枝，那一部分材料就足可造十只船了。虽然这树引来了观者如市，匠石却不屑一顾，径直往前走了。他的弟子饱看一阵后去追问匠石，匠石说：散木也！做船就沉，做棺椁就速腐，做器具就速毁，做门户就出油液，做房柱就虫蛀，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所以它才那么长寿。
聂绀弩研读庄子，深受浸淫。他取“散宜生”为号，似指颐养天年，实际也是别有深意的。诚然，知识分子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而知识分子往往还有另一方面，即是杜甫所云：“落日心犹壮”。辛弃疾曾说“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其实他的忧国之心一直跳荡在他的词中，总也不能老尽。
儒家的“治国齐家平天下 ”的思想传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灵魄中。许多读书人到了晚年都以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自表，却又免不了“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李白语）。正是：老庄其外，儒学其中。聂绀弩也是如此。他一面研读庄子，一面又在天天谈论国际国内的形势。
议论国事欲何为
在阶级斗争搞得草木皆兵的时候，许多人都钳口结舌，生怕惹出祸事来。聂绀弩却似完全不知明哲保身的道理，对时事每有非议，而毫不顾忌。前面已经引述过不少他的言论，下面再摘录几段他对形势的评议，以便深入观照其暮年人生。
1964年2月1日晚间，聂同友人谈到中法建交，说：中法建交这一幕，远因还是导源于前几年我们的生产实在太差，赫鲁晓夫一看和你们合作不但对他不利，而且可能把他拖下水，因此决定拉紧美国，扔掉我们。现在看得出来，不到社会主义就不知道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事情说来好像荒唐，可是事实就是那样摆在面前，你不学资本主义制度，不依靠资本主义国家你就不行。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法国和我们一拉就上，就清楚了。固然法国的目的也很清楚，是借我们来同美国较一手，我们是借法国来打开缺口，扩大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1964年10月18日上午，同友人谈到赫鲁晓夫下台，聂说：赫鲁晓夫这一下来，也许对国内有些好处，要知道国内的情况绷得那么紧，完全是跟苏联唱对台。你越向东，我就越向西，你苏联说我们对知识分子过“左”，我就更“左”给你看。现在赫鲁晓夫下来了，目标没有了，也许会有很大好处……要知道国内许多事情都是从国外来的影响，“五七年”（“反右”）是由匈牙利引起，这是真的。解放以来干部贪污腐化从党内起，从领导起，而不是从党外起的，当时整风确实也是希望整党内，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对党外搞起来，借口匈牙利，对知识分子搞起来了。而党内，贪污腐化依然存在，并且一天天厉害，领导矢口不认，“大跃进”做了许多错事，从“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到“三面红旗”，全都错了，那怎么办呢，用反修来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国外去，一方面提出“四清”把国内问题推到地主阶级身上。解放以后地主已经像狗熊一样，你叫他站他就不敢坐下来，还敢胡作非为？胡作非为是干部，是党内的领导干部。“四清”，既然要发动群众，就把大学青年知识分子全都调下乡去，又不能让这些终日在课堂和书房里的知识分子看到这问题是干部和领导身上出的，于是就找着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加上个地主头衔，这就是“四清”。总之政策错了，事情搞坏了，就往地主阶级身上推。
1965年2月6日，晚饭前后与友人闲谈，谈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聂站起来，一面抽烟，一面激动地说：多少条也好，反正是一个人说了算数。你要知道，以前满城风雨的闹“四清”，是要搞基层干部，现在一发现基层干部不好搞，谁都有问题嘛，你都整掉，那谁来办事呢？这才转移目标，说是对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看样子当权派是要整两个的，借此来打打圆场。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主义，（我们下面有些情况）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封建主义的。你说农村基层男女关系乱得很，可是这些男女关系并不是自由恋爱，不是资本主义出钱来买人家的肉体，而是用权力压迫你给予他发泄，是有类乎从前那些酋长们的初夜权的性质，这是十分残酷的封建行为。现在一个村子里的大队长奸污十来个妇女的事不稀奇，过去有什么妻妾的名义，现在只不过无其名而有其实。可是这还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书记就可以决定一切，这个实质上就是皇帝。遵义会议以前，党是不统一的，各自为政彼此各搞一套，还闹意见争权位，这是不好的。“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起码他把党统一起来了嘛，一直到“五七年”前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七年”前后就变了，往往借一点儿不值得一笑的理由搞得满天风雨。拿文艺界来说，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来开始，俞平伯算是个什么人物，他的一本小书又起得了什么作用呢？用千钧之力来扑一个虫。一看俞平伯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就牵扯到在国外的胡适身上，国内的文艺界也毫不相干，恰恰胡风在这个时候来强出头，说了几句话，好咧，借此就兴大狱，搞肃反，于是就把你我这些人都拖进去。
我们有很多事情非常天真幼稚，拿“反右”来说，当时你是打躬作揖，请客，报上公开号召大家讲话来帮助党整风，那时果然就有人出来说些心里话，一听原来有这么多意见，不得了，就掉转矛头来对付这些人，一个一个加上个阶级，把他作为专政对象，你我就莫名其妙地叫做资产阶级……
现在首先要问，“六零年”的灾荒是怎样的政策造出来的，全国那么严重，农民饿死了多少，现在我们当然没有材料，有了材料也不敢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在基层干部？基层干部有力量订出命令叫全国大炼钢铁，把什么都拿出来熔掉毁掉，那时又是谁们在领导呢，当然不是我聂绀弩！
不要担心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几年后死光了就没有斗争，阶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是专政对象。钟敬文下去搞“四清 ”又被赶回来，因为他是专政对象，不能搞革命斗争。戴浩原来拿60多元钱，说明是养儿子和女儿的补助，这次工作队一来，不知是哪个王八蛋给工作队建议，说戴浩没摘“帽子”，应当拿30多元钱，儿子女儿不应当给钱养，就减掉他20多元钱，发了的还要追回。工作队下来以前，没提到阶级，他们下来以后阶级就来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一个风潮一来，一切不顾，大炼钢铁一来连吃饭的饭锅也不顾了。
这一次“四清”，原先计划是“五七年”党内整风的继续，是从基层整起，从党员整起，一看这又不行了，整下去会整到上头来，所以又要转弯，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转一个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
现在一切都是命令，都是封建家长式的，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今天有阶级，将来也有阶级，阶级随时可以给你安排的。
前几年听说陈毅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有了思想问题就用行政法律来处理，这真是怪事！”我当时听了就不舒服。陈毅还说：“我这个人专爱打抱天下的不平，谁有冤屈来告诉我！”哈哈，我就奇怪，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好像连天大的运动都不知道，有时候忽然挺身而出，气魄不可一世，有时候却像视若无睹，说了话一概不算，真是怪事。
1965年3月23日晚上，在聂家中，同友人谈话中提到“中国没有人才”问题。聂妻周颖说：“现在不能有人才，连工作也不能做，从前人人有积极性，因为人人可以发挥积极性，现在呢，谁积极谁倒霉。”聂这时就拿出一首清代俞樾的诗来，里面有一句是“举世狂欢得自由”，他感叹地说：“自由，中国人渴望了多少千年自由，但是都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生活，近几十年得到一些民主，自由空气有些活跃了，哎，又来一个封建！”周接着说：“对极了，现在说老实话夫妻之间也没有自由，谁都不敢对谁说心里的话，我们几个人说真的都不敢把自己心里的话掏出来，说的也全是半吞半吐的话，倒不是怕出卖了我，就怕一不小心传了出去，谁谁某天说了句什么话，好咧，不得了，就祸事临头，再说我说多了也怕害了你，你不说将来也要交代，这样生活真叫没有意思。”
1965年4月10日晚上，在聂家中，向思赓说：“‘二十三条’是安定人心的，运动一开头那种紧张空气过去了。春节前弄得人人神经过敏，现在《中国青年》封底那张画什么‘蒋介石万岁’也都在辟谣了，当时《中国青年》都收回烧毁咧，严重到如此地步。”聂跟着说：说老实话，叫蒋介石万岁的人有没有呢，我看有的是……当然不是指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只现在不可能喊蒋介石万岁，连过去也没喊过蒋介石万岁，我们深知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反蒋是坚决的。问题在于一些青年人，他们对现实不满，又没有经过旧社会，他们想既然新社会不好，他的对立面就是蒋介石，那么蒋介石一定是好的，是根据这种心理出发的，这种情况我看不是很个别，你不信可以调查，现在青年人心理复杂极了，学校迫着他要回家给自己的父亲母亲划清关系，有些人回家一看父亲母亲并不是资产阶级，但是又不敢讲，这个苦闷是很难受的。丹丹（聂绀弩养女）不能入团，原因是学校组织要她去影响她的家庭，要她的家庭进步，丹丹这一点没有做到，所以就不能入团，她的包袱就很重。
读了这些言论，首先，让人感到他是如何的关心时事。身居陋室而能眼观天下，察觉了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从经济上，他看到生产太差，再不能闭关自守，需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沟通；从方针政策上，他看到了“三面红旗”的极“左”的失误；从政治上，他看到了开展运动和强划阶级的消极作用，以及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很多人都能意识到的，但能够像聂绀弩那样看得明白，并且能讲出来的人，在当时极少或者几乎是没有的。
其次，聂绀弩具有锐利的目光，睿智的思考，他指出了当时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其症结在于缺乏一种应有的民主氛围。尤其是在基层，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根深蒂固，农村一个大队长俨然是个小皇帝，可以决定一切，胡作非为。在民主问题上，聂绀弩曾经拿毛主席和鲁迅相比，这是他独出心裁，却也有可发人深省之处。聂绀弩认为毛主席有很强的民族自信，这点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民族自信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他使我们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聂绀弩认为毛主席在民主思想方面不如鲁迅，这一点分析较为客观。
第三，聂绀弩发表这些言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字里行间不难感觉出来，他是为我们国家着想，是为党和人民着想。看到一系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采取运动的措施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因而他忧心、焦虑，甚至于激愤，但他内心的期望，是为了使错误的东西得到纠正。他不是站在外人旁观立场上的那种冷嘲热讽、恶意批评，更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诬蔑攻讦。“反右”斗争中把他开除出党，他始终不服。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定罪 “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使他难以容忍的。他内心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始终信奉马克思主义，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第四，一些偏激和激愤的言词，我们设身处地一想，亦是可以理解的。比如，
聂绀弩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几十年前他就反蒋，写过不少骂蒋杂文，但他为什么要说有人要喊“蒋介石万岁”呢？难道他改变立场了吗，不是，他是看到当时的政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青年，为此心急如焚，才说出那样的话来啊！他很喜爱的养女不能入团，使他更近切地看到极“左”政策对青年的不良作用，但他不是反对青年入团，而是希望青年入团，这就显示了他与党同心同德的立场。再如，说到陈毅的讲话，聂绀弩的情绪不是对陈毅不满，不是对陈毅讲话本身不满，使他不满的是高级领导干部说了话也不起作用，说得好听，做不了主。对于用行政法律手段处理思想问题的现象，陈毅是不同意的，他是为那些受到不公正处理的人说公道话，而事实上，在那些年中因思想言论受到打击的人处处都有，连陈毅那样高级领导人即便心知肚明，也无能为力，由此反映出党内的民主氛围确是很缺乏的。聂绀弩说这种现象“真是怪事”，话语中流露出抱怨情绪，实际是一种善意的批评。
每忧家国肠内热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这是杜甫最有名的诗篇《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句子。聂绀弩对杜甫推崇备至，他对国事民瘼的关怀，就受了杜诗的熏陶。
由此使我想到，其名散宜生，其实并不“散”，他绝不是一个散淡逍遥之人。
取《庄子》的意思，“散”是无用之意，“散宜生”从字面上可解释为“无用则宜于长生”。因而，聂绀弩自己说他取名散宜生是为了“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这其实是他的自谦或自隐。
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这是一层潜在的意思。聂绀弩写诗的成就，可以说是因为“无用”，而发挥了“大用”。
不仅如此，聂绀弩在“散宜生”背后隐藏的思想，大概还有一层深意：他是有意以周文王的名臣自喻的。
《尚书·泰誓中》有云：“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孔颖达疏曰：“谓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这里的“乱臣”，完全不是“乱臣贼子”那个意思，而恰恰相反，是指拨乱治国的栋梁之臣。一个词可以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可见我们的汉语言太复杂了，一不小心就会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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