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1945年---1949年在中国东北到底发生了些什么？（1） |
 |
| 所跟贴 |
续二 -- 芦笛 - (11648 Byte) 2009-1-24 周六, 上午2:46 (400 reads) |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论坛管理员
.gif)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经验值: 519161
|
|
|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沈阳的繁华梦
别矣长春
____________
三月的长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机场四周，白茫茫一片，远处隐隐有炮声。
在雪地上，约有四十几个人，在等候着飞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当选不久的国民大会代表，三分之二是经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员，新闻记者，仅有笔者一人，当时 的大房身机场，已在共匪军队的大炮射程之内。军用连输机落地后，需要立即起飞。我们这批候机的人，每个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虑不安。生怕就在我们等候飞 机的这段期间，飞来炮弹，或者匪军突然向机场进攻。因为空军方面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是最后飞来长春的专机，而且机场的安全不能保险。
一架C46军用机，终于落地，大家候机的时间，已经超过两小时。飞机停留不到十几分钟，即凌空起飞，在长春城的屋脊上，绕飞一周，可以看到“溥仪皇宫”的黄琉璃瓦，在阳光照射之下，正闪耀着光华。
在飞机上，默默的告别这座饱经忧患的名城，心中有着无限感慨，在两年多的日子里，在兵荒马乱中，日子显得特别长。但在当时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像第一次撤退时一样。没想到离开长春后，一转眼间二十四年过去了，而且“遥遥无归期”。
我很怀念，大同公园湖边的细柳，还有落雪的日子，把车子开到南岭的大学区。在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授课时的情形。那些年轻人的苹果脸，脸上充满青春的希望 与笑容。以及中正日报的那座白楼，冬天坐在暖气包上，看窗外大雪纷飞。还有更美的是坐在马车上，听马车夫用脚踏车铃的声音。车轮带走一片薄雪，在马车的旁 边飞舞，像一层薄纱。
在长春两年多，像似在“政治舞台”上，看了几幕戏剧，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辉将军，董彦平将军，苏俄的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参谋长特洛曾科将军， 还有孙立人将军，粱华盛将军……那里的“晚会”，“迎官号”，心地纯朴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倾轧而互不相容的党务工作人员……那是一场悲剧，一件历史上的 悲剧。不过我在最后一幕“落幕”以前，先离开那里。
近年来常常作梦，梦见苏俄红军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梦见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树枝上，结满了霜雪的公园，以及一群年轻人在玄黄的电灯下，讨论国家前途的影子。许多背景，都是长春城。那些梦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园寥落干戈后
______________
自长春飞回沈阳后的第三天，我自军方借了一辆吉普车，回到我六岁到十二岁那段日子所生长的家园。探视父亲和二哥，以及为母亲上坟。因为那时国军已收复了我的故乡，防守那个地区的正是罗友伦将军所部的二○七师。
十多年了，背井离乡，在外面流浪，当吉普车开进村庄的山神庙前，第一次懂得了，并且感受到“近乡情怯”这四个字的意义。
依照我们山东老家的规矩，游子归来，进入村庄，必须下车步行，看见村庄的父老，都要行礼。所以在车子进入村口后，我就徐徐步行。辽南地区的三月，春雪初溶，刚刚解冻，农村里的人，正开始用大车“送粪”—把天然肥料，自家中的粪堆，送到田里。
我家的村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家，来自山东，村东有个山东坟—山东人客死在外的公墓。到春天青草发芽的季节，山东坟上的毛姑杜花首先开放，接着出土的是 小根菜。吉普车停在我家的石头墙外，父亲和二哥，觉得我回来得太突然，尤其责备我不该着军装和坐车回来。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我童年时从未看见他落泪，但 我这次回来，他流泪了，二哥则表现出既惊且喜。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了纸钱，拿了壶酒，到后园的白杨树下，母亲的坟前，焚化纸钱，并且痛哭了一场。然后二哥陪我看了母亲墓旁的几株老树，刚刚搭起来的 葡萄架，那口老井，石头围墙，后园中的柴草堆。西厢房中的粮仓。一切都没有多大改变，只是正房中的陈设比从前简单了，祖先龛前的锡器蜡台，也收藏起来了！ 我的几个侄儿侄女，像看见陌生人似的看我。但不久他和她们，都高兴极了！
父亲从米仓下面，取出收藏很久的高粱酒，杀了只鸡，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一次晚餐。第一次全家团聚。父亲说：十几年来，每年过年时，就只少我，特别是在动乱 中，不知道我是否还活在人间。然后哥哥告诉我一些共匪军队，占据我们村庄以后，我家被斗争的情形，以及国军收复后，邻居再把分去的东西，送还我家的故事。 我家的长工老沙仍旧在继续工作，在共匪斗争我家时，他“阳奉阴违”，替我们通风报信。
村庄中，有很多人家毁于炮火，很多人家的男孩子，在共匪撤退时，被裹胁而去，过去一个小康的村庄，已经破落不堪，那真是“田园寥落干戈后”的景象。二哥仿 佛有说不完的话要告诉我，譬如张家的大叔死了已经两年，李铁匠上午还好好的，下午突然过世。……第一天晚上，躺在火烧的“坑上”，几乎“聊天”到天 亮。 [size=-2]自由中国论坛 www.zyzg.us
父亲反对做新闻记者
___________________
我回家的第二天，父亲提出警告：“三百六十行，样样都可做，就是不可以做新闻记者”。他的理论是，新闻记者不是我们这种“半耕半读”准“书香门第”的人家 所应做的职业。在父亲的脑海中，新闻记者都是一些“造谣生事”的人，和不务正业的人所做的职业。有人得罪了他，就会用报纸揭人隐私。他对新闻记者这一行 业，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父亲同意我在大学教书，他认为那是最正当的行业。可惜廿多年来，我仅听了父亲一半的话，而且做记者成为我的本行，教书则变成了副 业。他老人家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将仍会保存着在报馆里做事的人，离不开设赌抽头、吸鸦片烟、敲竹杠、养成一身坏习惯……那些“集罪恶于一身”的观念。
我在家里住了两天两夜，看了我家亲戚，也会晤了童年时代的游伴。虽然时间很短，但却是十分快乐。我和童年的游伴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寻找儿时的旧事。 我们重游南山、和西山，在日俄战争时的战壕中，找我们过去走过的脚印。闲话在那一道战壕中，扒得铅弹子最多—日俄战争时之大炮中，满装铅弹，炮弹开花后， 铅弹子即散开伤人。战后数十年，农人仍在山中捡铅弹子出售—我和游伴们，敲着山神庙前的古钟，也回忆童年放暑假时，赶看牛群，打着响鞭，在夕阳西下时，所 做的“牧童鞭影乱斜阳”的旧事。
我们穿过还没有长叶子的柳树林、桃花林、踏着白杨树的叶子，闲话农村生活。我们经过刚刚解冻的小溪流，去看山梨红树！那恐怕是我过去的半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被清算的故事
_____________
二哥在我家居的两天中，详细讲了我家被清算以及村人摔死一个共匪“团级干部”的故事。那就是几个月以前的故事。因为我家是那个村庄中的“小地主”，虽然仅 有房屋九间，却也整洁，所以共匪的“团部”就设在我家中，共匪的一个“团指战员”也住在我家中。最初一个月，他们叔叔伯伯的叫个满甜，士兵们也打扫院子， 打扫得干干净净。但一个半月以后。开始打锣，“扭秧歌”和清算斗争。于是那匪干告诉我二哥：因为我家有读过大学的学生，而且有田地在百亩以上，是不折不扣 的“地主阶级”，他劝我二哥：要自己打锣，自己带上纸帽子，在门前大呼：“我是开明的地主，自愿把东西分给邻人”二哥当然照着他的话去做，鸣锣高喊。邻居 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戚，群来我家把东西分得一干二净。不过一个曲姓邻居。看到我们家的一些玉器，包括大伯父的玛瑙鼻烟壶等，偷偷的交给二哥收藏。一场瓜 分，在一个下午就办理完毕，当然粮仓也被打开，粮食被人用麻袋和布袋装走。不过在半个月后，国军的二○七师收复我们的村庄时，被分去的东西，一样不少，全 由邻人送回。彼此间也没有什么误会。二哥说：住在我家的那个共匪“团指战员”，在撤退时，被国军的炮弹炸伤了一条腿，许多匪兵也负伤，村人被征去做担架。 有两人抬的就是那个“团长”。抬“团长”的人，虽然口喊着，大家要轻抬轻放，不要伤了“团长”，但当四顾无人时，却狠狠的巅了几巅，摔死了那个团长。用以 报复他的嘴甜心苦、清算斗争的仇恨。
当夏天到来时
____________
二哥在第二天夜里，又和我长谈到午夜，闲话十多年来家中的遭遇。依照他的判断，共匪不可能在农村生根，但他也知道，政府的接收人员，很不争气。
那一晚，二哥谈得疲倦后睡着了！而我却难于入梦，我又想到童年时代，当夏天到来时，我家点着艾蒿薰蚊子，我和二哥睡在庭院中的大车上，点数着天上的星星， 让夏天的露水浸湿短衣裤。到秋天，在明月当空之夜，老牛套上石头滚子，压着大豆的壳，用“连紧”—打谷壳之物，中有一轴—拍打拍打的击着豆壳，间以山歌唱 和，那种农家的乐趣，以后将会少见了！
那次回家，使我感到父亲确是老了！他一生中辛勤所得，省吃俭用的积蓄，怕是保不住了！因为国军防守的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当我离开家时。我建议他便宜些卖掉土地，搬进城里去住，他却表示了，他自下关东后，用自己的血汗，所创造的家业，至死不离寸步。
当然，在第三天，父亲和哥哥又用眼泪送我离开家园，那情形现在想来，犹似昨日。谁又会想到，一转眼间，又已二十四年？
繁华的沈阳
__________
我回到沈阳后，现任立法委员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东北公报”，邀我做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东北公报的财务情况不好，工作人员也意兴阑珊，我住在报社，每天 吃窝头、豆腐、高粱米饭，晚间有时还要帮助总编辑看大样，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当时沈阳销路最好的报纸是“东北民报”和由“中苏日报”改名的“ 中央日报”，其次是“新报”和“和平日报”，记者阵容，也以“东北民报”最坚强。“东北公报”的记者，外出采访，不大受人重视。在那里我仅作了三周，便悄 然退却，到“新报”作采访副主任，当时的采访主任是刘兴武，一个月后，刘兴武调任经理，我则接充采访主任。
“新报”的社长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轻干练，作事颇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经理部处理业务，晚间则又坐到编辑部办公。他常常比较新闻，并在报纸上打红圈。
“新报”是青年军二○七师经营的报纸，但是军方却不加干预。“新报”有一个特色，是重视读者投书，对于贪官污吏的抨击，不遗余力。每天大约有四栏地位的横 栏，刊载读者意见。我在这个报社工作得很愉快，当时每天下午必到剿匪总部的记者接待室和同业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东北 民报”的采访主任朱澍，“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陈骥彤，剿匪总部的发言人是雷锡祺参谋。雷参谋每天下午三时，一定坐在记者接待室等候记者，有军事情况时， 就发布新闻，没有“战报”，就和同业聊天。那时候，军事新闻没有什么竞争，仅是大家写稿时的写法不同。因为没有较多的新闻竞争，所以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尽管那时的辽南军情很紧张，但沈阳城内依然是歌舞升平的世界，是一个繁华世界。连我们这批记者也没有“大风暴”将要到来的感觉。但政治上的腐化，越来越 深，物价一天天在高涨，军队也常有扰民的行为，东北大学的学生，常闹学潮，那里面自然有匪谍渗透，鼓动学生的情绪。
我在“新报”工作时，卫立煌将军已经接任剿匪总司令两个多月。卫立煌个子不高，他喜欢穿长筒黄色马靴，并带上刺马钉，但他不大接见新闻记者。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要他应付东北的非常局面，自然远不及他的前任陈辞修将军。
卫立煌坐镇沈阳
______________
卫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后不久，共匪就报以颜色，来围攻沈阳，旧历年除夕。他下令枪决了一个擅自撤离阵地的师长，才稳住了局面。
卫立煌有一个类似新闻记者的习惯，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总部办公，夜里十二时左右，在官邸接见客人。卫立煌到任后的第九天，辽阳失守，第廿一天国军撤离鞍山，但他很能沉得住气，新闻界人士称之为“福将”，因为他过去剿匪期间，曾打过几次胜仗。
三十七年二月间，中央发表了王铁汉将军担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董彦平将军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徐良接替刘翰东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个时期，中央开始考虑到组织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国民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了由中央拨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为时已嫌迟缓。因为那个 案子，主要的对象，是在东北组织地方武力，而东北的地方青壮，已为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裹胁而去。同时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打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旗号，在辽南 各地蠢动，所谓“民主联军”，实际就是共匪的部队。共匪是利用东北年老一代，对张作霖的怀念，委派张学思作“民主联军”的司令员，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统战的 一部份。张学思的部队似乎和国军没打过硬仗，他们只是在乡村贴布告，给东北人民一个错觉，认为东北军在张学思的率领下回来了！，也就在同一时期，杜聿明向 中央建议，应起用东北宿将，返回东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发表张作相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占山将军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
张作相和马占山在当时虽然都想有一番作为，但对整个东北腐烂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同时由于卫立煌要自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张作相实际上并未到差。至于组织地方武力、游击部队，也没有什么成效。
坐镇沈阳的卫立煌将军，所接到的报告，大都是请求援军，以及各大据点的相继失守。那时我们剿匪总部所发布的新闻，依然是抗战时期的老套，称“撤退”为“转进”。而且常向中央虚报军倩，伪造捷音。
王铁汉主席的作为
________________
在东北情势，日趋糜烂的情形下，在沈阳最有作为的，则是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王铁汉任省主席那一年，仅四十三岁，他是一位学养都好的军事家，在九一八事 变时，他正担任第六二○团团长防守北大营与日本军队作战。以后并应邀在国联的李顿调查团作证。这位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军，在出任辽宁省主席之前，做过第一绥 靖区司令官，三十六年九月他率领四十九军自江南返回东北，参加锦西战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调充沈阳防守区司令官，指挥第六军和四十九军，以及暂编五十五、五 十七两师。他一向不赞同军人办报纸，设学校，所以他做了辽宁省府主席以后，省府也没有办一份机关报。他就任主席时，立志要把辽宁省从破坏散乱中整理起来， 期能对东北大局，有些补救。所以他尽量整饬政治风气，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许多新人，推行新政，并制定“以工代赈”条例，解决难民的生活，并且主张“剿匪 工作，应军民合作”，那时候河北省的新城县，有一套新的剿匪办法，他就派了民政厅长张式纶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卫立煌因循敷衍，王铁汉的许多构想，都未 能实现。
王铁汉在辽宁省主席任内，奉行“公廉”两字，他要求同僚们四件事，第一是诚实，第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视舆论，第四是争取民心。
他和新闻记者们聊天时，常常提出：军政领导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并且要能用学问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认为军事、政治的领导人物，最忌讳的事，是胸襟狭窄，气度小和眼光短，喜欢用能力不超过自己的人，深恐怕所用的人，不好驾驭。
在沈阳那个动乱的地力，在那个可以混水摸鱼的时代，王铁汉将军，确实做到了不要钱，也不为自己打算的守则。同时他肯用心思索问题和研究问题，对省政事务，也不大“下条子”表示他的权威。更难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点时间读书，补充他的精神营养。
不在混水中摸鱼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
他对于斯闻记者，是被动的友善，尊重记者，而不利用记者。他家里没有官僚习气，而且自己接听电话，有记者去看他时，随时接见。答覆问题，简洁中肯，从不使用官场中所常用的打“太极拳”方式。
他是生长在忧患中的人，在大时代的洪炉中经过陶冶，多少年来，从不自原则上撤退。我在沈阳做记者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和他有着接触。我看见过，他在家中 吃高粱米稀饭，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对国事的焦虑。以及有胆识和抱负，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是我的采访对象中，极少数的清廉和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之一。
当时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东北的接收大员，人人能像王铁汉，局面也许不会坏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外我也极欣赏辽中县县长陆登的操守，因为他在辽中撤守时，把整整两麻袋东北流通券，交还给省府。那是当时省府拨给他就地买粮的钱，在辽中撤守时，他不交回那笔钱，不会有人知道，更何况在战乱中，他可以用任何一个理由，吞没那笔款子。
我特别要提出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陆登在缴回两麻袋现款那天，我正在省府采访，刚好给我碰到了，并且替他发了一条“花边新闻”。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闻记者。在过去这段悠长的岁月中，就是愿意和清廉的官员接触，例如我在台北看到田炯锦的衬衣打补丁，余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纲家中孩子 睡的上下铺，王任远把有人送给他的礼物退还，沈之岳的儿子结婚时，不发一张请帖，连省主席陈大庆送的一件衣料，做为他儿子结婚的贺礼，也原封不动的退回 去，宁肯在第二天亲去陈府致歉。李焕领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饭馆吃饭，全家仅吃了八十几元钱。凡是这些清廉的官员，我都从内心中，对他们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渐渐领悟到，东北之失，甚至大陆之失，原因之一是失败在“文官要钱，武官怕死”这八个字上。当然在政策上的错误，和匪谍的渗透，也是大陆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报”工作的日子
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在沈阳“新报”工作，一直很受社长徐露放的重视，他认为我的表现不差，只是脾气大些。因此他常劝我在修养上，多下些工夫。由于他的重视，因而上海“大公 报”的驻东北特派员张高峰撤回关内后，该报的负责人胡政之写信给徐露放，要他在现地物色一位驻沈阳的记者时，徐露放就推荐我为上海“大公报”发电报和写通 讯。当时的上海“大公报”和天津“大公报”，重庆“大公报”，都是属于国民党政学系的系统。是支持政府的报纸。后来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给王芸生抓到手里， 带着报纸向共匪投降。共匪窃据大陆后，上海“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关闭，仅剩下天津的“大公报”和香港的“大公报”，十足的成为“匪报”。不过在共匪 文化大革命时，迁到北平出版的天津“大公报”，也被共匪封闭了！因此人们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张季鸾先生还在的话，各地的大公报，都不致变节投匪，而且也必 然是一张支持政府反共的报纸。
我兼任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后，就搬到“大公报”和上海“申报”合用的办事处去住。那是军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给两家上海报纸的办事处。是一栋高级洋 房，在旧“日本租界地”内。内部的设备也很讲究。在办事处中，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合用了一个送稿的工友，一个厨子，有新闻时，我们交换消息，仅 写法不同。不过在不久，上海“大公报”的责备来了，他的责备方法是，由地方组编辑张蓬舟先生写信，称道我的电报发得得体，通讯写得也好，仅是不希望和“申 报”雷同。从那以后，张蓬舟天天寄一份“申报”和“大公报”有关沈阳专电部份的剪报，供我参考。我因为在“新报”做采访主任，发电报时，自然有很多方便， 但“申报”的韩清涛是报界前辈，我必须礼让，而不能由于我的力求表现，使韩清涛先生难过。更何况我们每天同桌吃饭，相处得十分友善？因此我们想出个法子， 今天我发几条重要电报，明天则要韩清涛发几条重要电报，表示两报仍有竞争。此外上海“大公报”有一个好制度，尊重记者的独立精神。例如我发的电报使用“匪 军”，他们决不把它改成“共军”；报社不愿用的特写稿，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动记者署名文章的文字，并说明不用的理由。
那时侯我所担任的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地位实在很低。用今天台北各报的地位来说：似乎相当于“联合报”的驻桃园记者，但当时的报社负责人胡政之先 生，却常常来信鼓励，也常有电报来称：“吾弟所发电报极佳”，在最后沈阳被围时，政之先生又有电报发来：“盼吾弟坚守至最后一分钟”。我兼做了上海“大公 报”半年多的驻沈阳记者，不认识胡政之和张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报”的门朝那边开。但却觉得他们对于记者，颇为礼遇。对读书人很尊敬，这也就是在 沈阳失陷当天，我尚替那家报纸，发了最后一条电报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报”对于记者发电报的字数，不加限制，而且要求发加急新闻电报。在那段日子，张蓬 舟和我通讯较多，一直到后来我逃到重庆，张蓬舟还写信给我，他不相信共匪会席卷大陆，更不相信中国五千年的儒家精神，会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说。因而他认为报 人应为保卫自由，多尽一分力量。
此外我过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经打到沈阳城的周边，“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即，大多数报纸，已改称“匪军”为“共军 ”，“新报”是否也该跟随大家改变，我告诉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后，我们即使管他叫“祖宗”，他也要捉拿我们去杀头。我们继续称之为“匪军”，他们也许会 认为我们很有骨气，即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杀头，也会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见，“新报”出到最后一天，第一版的头条标题，仍是“我军与匪军在东陵有激 战”，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事。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军在长春所办的“前进报”的总编辑，他逃出长春在我之后，他本预备携眷经沈阳返回关内，但我却建议徐露放，把他留在“ 新报”做总编辑，于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来。等到沈阳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还有“中央日报”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单中，被指为地方性的第五级的“ 文化战犯”。因为当时我们曾为“新报”招考了六名记者，考试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们所录取的六名记者中，平日表现很好，文笔也流畅，新闻跑的也勤快， 而且平日言行，也拥护政府，没想到沈阳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记者中，竟有两名是匪谍，一个是“城市工作部”的，一个是“教育委员会”的。我们之被列入“五级 文化战犯”，就是这两个匪谍，所开的黑名单。沈阳城破后，这两名匪谍，到处寻觅我和汪河清。由于当时急于逃命，我逃亡时，没有和汪河清联络，也不敢联络， 后来在我逃抵北平后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于是在北平见面时，给汪先生大骂了一顿。因为那时他的夫人，正在怀孕。汪河清在化装逃难中很吃了一些苦头。他 责骂我“重命轻友”，自然是应该的。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 返回顶端 |
|
 |
- 续四 -- 芦笛 - (6982 Byte) 2009-1-24 周六, 上午2:48 (352 reads)
- 续五 -- 芦笛 - (21723 Byte) 2009-1-24 周六, 上午2:49 (381 reads)
- 续六 -- 芦笛 - (11075 Byte) 2009-1-24 周六, 上午2:50 (438 reads)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可以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