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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思维的困惑(6)---结论产生在调查的末尾还是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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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思维的困惑(6)---结论产生在调查的末尾还是开头?   
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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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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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思维的困惑(6)---结论产生在调查的末尾还是开头? (689 reads)      时间: 2008-8-06 周三, 上午2:52

作者:河边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原来以为,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节早就可以结束了。不想一下子话题就岔开了,我原本关心的关于中国人是否的确是先天的思维模糊,欧美人是否可以通过其创立 了现代科学而证明其思维优越好像没人讨论,注意力都放到了科学和基督教上面去了。当然这始作俑者是我,用老芦的话说就是我的关于“现代科学是基督教的副产品”的说法极大地upset老芦,所以老芦重炮齐发,把基督教拉出来痛批。广东农民说我“试图用科学解释基督教”,我觉得我没有呀。我的观点在本系列的第二节中是这样说的:“我以为,当犹太教和希腊文明结合以后,新产生的基督教就有了要充分理解这“神创的不变的自然法则”的神学动力,配之以希腊文明流传下来的丰富的理性精神以及随之发展起来的实验手段,于是就形成了基督徒的持久不懈的努力。”我试图用这个解释来说明何以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物都是基督徒的现象。现在看来,我的上述说法有个问题,就是对“基督徒”没有给以明确的解释。严格地说,这些基督徒其实都是在基督教为统治力量的社会里生活的,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的个人,在成年后未必仍然信仰基督教。这样说明后可以排除关于这些人是否是基督徒的争论。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关于“西方人不比中国人善于思维”的结论。以现代科学的奠基这样的宏大工程来说,之所以那个“名人录”里没有犹太人,没有埃及人,没有希腊人,等等(我这里说的是以实验科学为特征的“现代科学”),可能并不是因为那些名人所属的人群比其他人更善于思维,而是他们生活于一个独特的基督教文化。

考察理性思维,我还看到,理性思维所依赖的逻辑思维有着至少两个特点,一个是严格的形式逻辑(或正式逻辑)无法对付多变量问题,即所谓的高阶语言问题;日常生活中经常要对付的多变量问题必须使用“非正式逻辑思维”,而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依赖于前提条件的设置(或利益-价值观的影响)。所以,同样的问题人们用同样的逻辑思维方式完全可以导出不同的结论。

除此以外,感情因素是影响人的思维的重大因素。“感觉性情感”是人始终具有的基本感情因素,随着人的发育,还要加上“思想性情感”的掺入。所以人不可能有纯粹的理性思维。而在前面谈到的逻辑思维的前提条件的设置问题上,还会有因为利益-价值取向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捆绑”问题,更使得人的思维表现出极端的复杂性。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这节的话题,关于人的认知结构中的取向和分类。
我早已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结论产生在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开头”。不过经验却似乎总是在说:结论多半在调查前已经产生。做研究生以后,我还发现,其实科研假说多半是研究者对问题已有的结论或“半结论”,所有的研究就是要收集更多的资料来进一步证明结论,或提升“半结论”至结论。

关于认知心理的研究揭示说这个现象其实是正常的。因为人的认知结构在生长过程中的形成就是建立一个内在的“分类分析”系统,这个系统指导人如何对一切观察到的现象归类,分析(思考),然后导出结论---即下一步的行动。它可以是进一步收集信息或与对现象具体互动,然后再继续延续成新的认知-行动过程。但是,因为人的先天和后天条件的产别,每个人的“分类分析”系统所依据的分类分析参照系都不一样。例如,自小养狗的人看见狗就喜欢,没养过狗的就没这种感觉,被狗咬过的就害怕。所以,人既然不可能绕过自己的内在的“分类分析”系统来认知世界,也就不可能对观察到的现象在进一步调查前不作出自己的初步结论,不论这个结论是否适用于当前的观察对象。这个过程正是学习所依赖的,但同时也是偏见得以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内在原因。

关于“片面”一词,其实在西方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了。自海德格尔起,特别是自加大莫尔(Gadamer)于60年代发表了Truth and Method 以后,诠释学形成了。对于认知问题的核心“理解”(understanding),加大莫尔举例说,对于伯拉图的理解,公元6世纪的新伯拉图主义者不同于18世纪的德国学者,而他们又都不同于20世纪的英国学者。我们无法决定究竟这些不同的理解中,谁的理解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判断受限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我们对历史上的某项理解的理解是否正确。)我们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根据原文来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力图使我们已有的偏见最少地影响我们对原文的理解,但我们无法避免我们的理解乃是始于片面。所以,我们应当探究我们自己既有的理解,以及所有和我们所观察的世界及历史有关的东西。我们对过去及与过去有关的东西的理解依赖于也同时影响着我们的自我理解(自然又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步对历史的理解)。

所以哈耶克说,只是指出认识的不同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重要的是了解一个人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没有一个人拥有人类的全部知识,因为它是分布在所有人类的大脑里。真正重要的是人可以自由地思考和表达,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我觉得他的见解非常深刻。他的看法给我的启发是,各种看法之间的争论原来是正常的。偏见是常理。人类的悲剧产生于把某个理论当作全真的判断,不许怀疑,剥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一旦禁止了偏见,人类剩下的就只有无知。

最后回到我们芦区说两句。我现在恐怕成了“芦迷”中和老芦争论最多的人,但自认为恐怕也是最支持老芦“疗愚”的人。这两者似乎很矛盾。我对老芦的“疗愚”的理解不只是老芦在那里把中国人的“愚蠢”都历数一遍,痛批一遍,而是“疗愚”代表的是一个国人普遍需要的启蒙过程,并不是针对一些人的政治辩论。老芦的做法其实和四年前去世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的想法一致,那就是:数百年前始于欧洲的启蒙运动还没有完,还在继续。我想这和世界的一体化,不同文明的更大范围更深刻的交流和冲突有关。我还想,启蒙在现在的条件下也包括欧美人重新认识其他的文明。历史上曾有的启蒙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表现为排斥落后民族。我们现在的启蒙(“疗愚”)当然要学习先进文明,当然要分析自己的落后,但是对于落后的根结之所在的结论应当非常谨慎。试想,在欧美文化中,历经数百年的启蒙之后,3K党,光头党,以及霸权思想还是大有市场(经常随着经济的起落变化),而对于历经百年突变的中国人来说,我们还能够期盼变化有多块哩?

再说一遍,我所以思考思维问题,是想知道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所表现出的非理性等等是否源于天生的思维缺陷。我的结论当然是片面的。例如,我提到逻辑思维是人普遍的思维方式,思维的结果依赖于前提条件的设置,而利益考量是首选因素。但是,我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即使如此,利益考量也有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分,表面利益和根本利益之分,为什马我们中国人就经常看不到长远利益,看不到根本利益?这是因为不善思维还是因为其他的文化因素?但无论如何,我从分析中看不出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天生不善思维。我佩服老芦的独到的眼光和犀利的文笔,尊敬老芦的求真精神,希望老芦的第二本书对国人的启蒙有更多的贡献。这是我和老芦争论的原因。

(完)

作者:河边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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