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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捆绑式思维”（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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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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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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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八、庖丁该如何解牛？
这个问题是小衲同志提出的。记得他问我，该怎么分解一个现象，才能避免失于主观？
愚以为，这个问题很难给出一个通用答案，只能讲讲我个人的一点粗浅体会。
科学研究涉及到的分解似乎没什么讲头。如阿越说的，如今科研乃是使用人海战术的社会大生产，不再是罗蒙诺索夫、牛顿、焦耳的时代，挂个香蕉猴子都会弄，无非是按照人家早就分割好的那个窄窄的领域，在那儿钻牛角尖而已，根本也就用不着你去伤脑筋。我想说的还是普通公民如何运用分析法去解构社会政治历史现象，以后凡事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批判认识，避免让权势集团乖乖牵着牛鼻子走。
在我看来，社会现象的解构无非是两重：横向的与纵向的。所谓“横向解剖”，是指把某个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并列的多侧面分解开，逐一研究之。
例如国际共运这个现象既有理论方面，又有实践方面，必须分别研究。它的指导理论乃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因此又必须作纵向解剖，弄明白三家学说的实质，这样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
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作的解剖比较多，因为那是唯一有点学术水平的玩意，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不过是一种工艺学罢了，算不得真正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由三部分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共产主义。青年时代我对他在这三方面的主要“发现”都做了清算，已经写在旧作里了。最主要的感想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乃是毫无可行性的乌托邦，它最基本的假设就是所谓“唯物史观”，而这玩意根本经不起推敲。
马克思根据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意识。自私心理乃是私有制造成的，无产阶级因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所以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私心杂念。同理，当私有制一旦被破除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私心理也就相应丧失了。这就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天堂为何可以建立起来。
国际共运投入了三分之一的人类来验证这P话，结果如何用不着我再说。“新”中国不但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的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就连生活资料都十分紧缺。不仅如此，党国宣传机器还开足马力，几十年如一日“灭资兴无”、“斗私批修”，但我从未见过马克思梦中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圣贤。相反，我认识的无产阶级多是鼠目寸光、贪得无厌，似乎还要比知识分子自私。他们强过知识分子的地方就是头脑简单，听到含蓄隐晦的反动牢骚也不明白涵义，不会去举报你，生活在他们中间比较安全而已。
我党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剥削阶级的影响，但我实在看不出剥削阶级是怎么影响我身边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文化生活已经给净化成了毫无杂质的蒸馏水，人类的所有正常欲望全都被谴责为罪恶。这反倒让欲望以扭曲的方式生长。周围的人都发生了严重的人格分裂，会上仁义道德，私下男盗女娼。
待我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后，才恍悟自私其实是人类的生物本性，是物种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人类的社会性可以局部地暂时地压倒生物性，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取消生物性。所谓“思想改造”完全是抽刀断水。
由此我更悟出，马克思把生产力当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完全错了，物质欲望才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共产主义否定人类的物欲，恰好否定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如此人为制造出来的天国因为违反了人类天性，迟早要陷入死样怪气的停滞状态。这种病态生产关系才真正妨碍了生产力发展。
过去发现的破绽也得到了解释。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学说，新社会的生产关系早就孕育在旧社会里了，因为旧的上层建筑不能满足它，于是革命发生，改变上层建筑，普遍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都如此，唯独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却并不存在于旧社会之中，必须由新政府去人为建立起来。过去我看出了这一理论破绽，却不明白那其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违反了人类天性，毫无天然生命力，所以是只能用暴力制造、靠暴力维持的artifact。
至此，我不但悟出了列宁主义诞生的必要性，也明白了伟大领袖为什么要“反修防修”，那是因为共产主义不可能自发产生，所以必须由一小撮人以暴力夺取政权，以国家暴力强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但这种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缺乏天然生命力，因此必须由一代代忠于原教旨的革命领袖使用暴力筑堤打坝，防止私欲的洪水决堤。
因此，共产主义天国蓝图不在地球上实施则已，要实施就只能以暴力推行，以暴力维持，将少数人的意愿强加到全社会头上去，这就是为什么它一定要采取独裁制度，一定要实施恐怖统治。这大概是人类干过的最荒唐的事：冤埋城阙，血染国旗，白骨撑天，饿殍遍地，付出如许惨痛代价，为的不过是一个扶不起来的跛脚鸭！这悲喜剧的发生，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无情嘲弄，它证明了一个偏激学者的妄想不管如何违反人性，无论怎样妨碍生产力，照样可以大幅度干扰改变历史的航向。
就这样，我不仅找出了马教最原初、最致命的理论缺陷在何处，而且找到了共产革命实践和共产政权组织方式的发生原因，获得了对共运的理论和实践的完整全面认识，从横向与纵向把握了全景。如果我不去作一点点的解剖，还原到最关键的那个假设上，也就不可能得出这种认识。
铁木谈到的西藏问题也可以作类似解剖。他看到的“捆绑思维”，无非是这个现象引起的：
“当汉藏发生冲突时，西方舆论一律同情达赖喇嘛代表的西藏人，谴责北京政府。”
国人认定自己天然在道义上是对的，是受害人而非施暴者，为了解释这种道义上的孤立，便使用“纲式思维”，认为那是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一样，都是为统治阶级豢养控制的。因此，国际舆论一边倒，只反映了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狼子野心。国人为了证明这个认定，便把帝国主义侵略史搬出来，再度进入“痛说革命家史”、大讲特讲阶级仇、民族恨的斑斑血泪账的传统节目，浑不知今夕何夕。
此乃中国人的标准反应定式，几年前我和刘国凯先生论战，他就把蒙古人当年在中国作的孽当成反对蒙独、维护中华帝国的历史依据。比起这位老前辈来，当代愤青的时空错乱似乎跨度还要小得多。
其实思维正常的人只会从那个原始现象入手，作横向解剖，列出导致西方舆论界对达赖与北京的态度差异的一切可能原因：
1、西方对“国家主权”和民族问题的共识与国人认识的歧异。这其实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别。西方现在处在强调民族自决的后帝国主义时代，而国人的帝国意识才刚刚觉醒，处于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皇时代（仅指国民民族主义意识而言，公民觉悟则似乎还没到人家大宪章运动时的水平，而政府的专业则是整台胞藏胞无所不用其极，对外人则噤若寒蝉，正如最近的钓鱼岛事件彰示的那样，与大英帝国政府外战内行，内战外行完全相反），因此只可能把西方的反应理解为出于卑污的动机。
2、西方舆论界为人类通有的扶危济困、助弱抗强的侠义心肠支配。达赖喇嘛一方享有天然的弱者优势，正如尼赫鲁当年一样。反过来，中方把达赖“集团”当成了帝国主义走狗而倍加痛恨。
3、文明世界对野蛮的极权制度的天然憎恶。北京把这种憎恶解释为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煽起全民激烈反弹，进一步恶化了世界对中国的印象；达赖喇嘛则巧妙地用流亡议会的民主改革迎合了西方价值观。
4、西方出于对西藏历史的隔膜以及近年来越来越强烈的对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原生文化的珍视，认同达赖喇嘛的“文化灭绝”指控。急于发财不顾环境的中国人则毫无此种观念，认为自己是给西藏人带来物质文明各种享受的恩公。
5、北京和萨兰德拉的“庙算”与外交艺术、公关技术水平判若云泥。达赖喇嘛是世上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政治家、外交家，中国外交官员特别是李大牙（Thank God，他总算卸任了）则完全是让文明世界侧目的goons and thugs。
6、北京实行的新闻管制加重了西方对中国媒体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根本没有公信力，达赖的宣传自然填补了这信用真空。
这就是我这个局外人作的尽可能客观、全面的分析。由此可知，只要这些因素不改变，西方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就不会改变，而北京缺乏改变这些因素的意愿、智慧与能力，只会用鼓动愤青喧闹的龟孙子兵法对付之，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恶感。因此，可以预计，在达赖有生之年，国际社会不会改变现有态度，而“拖死达赖”的英明战略乃是我党唯一能想出来的无可奈何的应对之招。
纵向解剖我其实已经在上面谈清理马克思理论时提到了。它就是福尔摩斯在《血字的研究》中讲的“减法思维”。记得老福在那篇小说里教导华森大夫，一般人只会“正向思维”（他用的术语好像是“加法思维”），亦即看到原因后预想到结果，不会“逆向思维”（他似乎是说“减法思维”），亦即从结果一步步推知原因。我觉得这正是国人的通病，咱们在听到某个结论时，没有逆向思维的习惯，不会去把其中隐含的假设一个个刨出来，再逐一验证之，看它是否成立。全民认同温家宝总理对六四屠城的合理性论证就是范例。
如我在另文提到的，温总理的说法似乎是：“过去十五年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当年中国政府对八九风波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这说法隐含着以下基本假设：
1、六四屠城是后继的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是有党的领导保障国家安定局面。
3、学运旨在推翻党的领导，不血腥镇压，政府就会被推翻，国家就无法保持安定，当然也就无法保障经济繁荣必需的社会秩序。即使国家不大乱，换上毫无经验的麻烦制造者吾尔开希、王丹、柴玲辈上去，也只会把国家弄得一团糟。
4、屠城是后继经济繁荣的充分条件，中国因此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
对最后一条，就连我这熟悉国人错乱思维的专家，都实在看不出“党道理”来。而且，无论是政府还是党朋都从未做过论证，我甚至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真的敢这么公开主张——哪怕蠢如党朋，也该看出它的荒唐来吧？
如若思和我都指出了的，镇压非但没有解决既有问题，带来经济繁荣，反而促成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离心离德，国家在精神上解体，引来国际制裁，国民经济跌入低谷，又遇到了还债高峰，李鹏政府当时真是日坐愁城。全靠后来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港、澳、台、马商人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将工厂大量搬迁到中国，才使得中国侥幸化险为夷。李鹏政府尝到了甜头，才不再抵制改革开放。在老邓南巡发出 “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后，政府把疯狂引进外资当成了基本国策，这才造成了后来的经济繁荣，跟镇压有什么鸟相干？
再来看那前三条。第一条乃是结论，后两条则是以列出必要条件链的方式论证第一条，这三条不仅为党朋认同，而且似乎也为大多数国人包括卡城老李那样的海外赤子认同。只是他们习惯了模糊思维，这些想法只朦朦胧胧地存在于他们的下意识之中，从来不曾有人如老芦一样明确列出来罢了。
对第二条我不持异议，假定它确实成立吧，光看第三条，它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以下几个假设：
A、不采用镇压手段就不能平息学运。
B、光用常规镇压手段都不行，非得采用大军出动、以坦克装甲车开道、步兵随行、沿街开枪的屠城方式。
C、学运的目的在于推翻共产党。
D、若不镇压，则学运能够推翻共产党，不是全国大乱，就是把王丹等搅S棒捧上台。
一旦分解开来，则诸条的谬误立显。
关于A点，我已经指出，学运早就多次呈现自然衰退趋势，只要不去刺激它，迟早要自动消亡。其实到了后期都没多少人了，以致学领为了吸引人到广场去，只好建了个民主女神像以广招徕。但那旅游效应也是短暂的，广场上的帐篷里睡的多半是外地来京学生，跟我等当年大串联也差不多，无非是求个免费食宿罢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在北京那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熬过三伏天去。“解放”前学运发生过不止一次，那还都有共党在后面组织操控，可也没听说有哪次是永不停息的永动机，而况自发的八九学运？
B点也是胡说八道。我反复指出过，政府只需使出拖字诀来，拖到学运无疾而终时，把那几个坏头头抓起来押送北大荒，枪打出头鸟之后再连哄带吓，令群众背对背揭发，面对面批判，则大众立即吓得尿不分点地滴。此乃我党专业，都干了几十年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会，莫非还要我教他们怎么整人？
就算非要清场，那四五运动的规模似乎也不小，老毛怎么就能不流一滴血便轻而易举地荡平了？前段纪念六四，我还想写篇《邓小平不如四人帮》的短文，专作两次运动的对比。四五运动还烧了房子汽车，冲了大会堂，要赖成反革命暴乱还真比八九学运有点理由。饶是如此，指挥镇压的四人帮和吴德等人光靠民兵与大棒就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老邓竟然连四人帮那两下子都没有？
C点则是诬陷，从无证据证明学运有这种谋划和具体实践。“首都发生反革命暴乱”完全是政府犯下的欺骗诽谤罪。
D点则是梦话。哪怕是被党电影炮制成白痴的国人，除了柴玲以外，都不该加以理会。如果喊口号就能喊垮共产党，则美帝苏修早就被我们打倒无数次了，天天闹学潮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就更不必靠枪杆子去推倒。
至此可知，所谓“屠民治国论”、“屠民繁荣论”都是最劣等的智力垃圾，它之所以获得多数国人认同，只证明了国民平均智力水平惊人的低下。
正如王力雄指出的，一个极权国家在初步松绑时，过去被积压下来的怨气一定会猛然冒出来。此时只要政府处变不惊，应对有方，因势利导，逐步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互动关系，就能把民众一时的不满引导法律轨道上来，使得国家逐步转入常态。不此之图，却大规模动用暴力血洗京城，恐吓百姓，使得政治改革夭折，党国政府成了惊弓之鸟，朝野关系陷入永久性僵局，留下了无穷后患，此乃老邓恼羞成怒、彻底丧失政治智慧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大错。不意竟有如许多的蠢人，以为那证明了他的伟大光荣正确！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6-22 周日, 下午8:41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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