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wang
加入时间: 200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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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wang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除了遇罗克，以思想罪而判死刑的人，究有多少？如想知道，请阅下文。
我与死刑号---原作者：
张郎郎
(一)如果把中共建国以来对思想控制松紧的程度，画成一条曲线。我以为，一九七零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就是曲线的顶点。思想控制，一张一弛；基本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一般人们记得的不外是“反胡风”了、“反右”了、“文革”了等。然而，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以言论罪（即思想罪）正式判处死刑，似乎还应该是“一打三反”。可惜，在邓小平的“向前看原则”下，这么重要的里程碑，被刻意遗忘了。现在，当局不准回忆文革，最近明文规定若干个“不准”。一打三反这个词，几乎快没人明白了。人们在纪念遇罗克的时候，才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作为历史的一个符号，遇罗克远远大于一打三反。一打三反是当局最疯狂的时期，中央居然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县级。审判不需要最高法院认定，认定死刑犯,不需要有人命或纵火等严重罪行。全国各地都在成批地枪毙“现行反革命份子”。而他们主要的具体罪行是：“反动标语罪”（书写过反对共产党或领导人的标语等）、“反动口号罪”（在公共场合呼喊过反对共产党或领导人的口号等）、“恶毒攻击
罪”（和他人谈论过对领导人的不满或不敬的言论）等等，这些都可以判处死刑；甚至连“反动日记罪”(在日记中表达自己对当局不满等）都可以判处死刑。首都北京，在这几个月中，天天到处是游街和批斗死刑犯的镣铐拖地声，腥风血雨满街充斥“枪毙ＸＸＸ！”的口号声，到处贴着画满红钩的死刑告示，一批批政府制定的“斩监侯”名单，要求“全民讨论”，让普通百姓人人表态，“自愿”成为裁判。我事后知道，在讨论枪毙我的时候，逃离现场拒绝表态的至少有画家黄永玉、画家刘迅（现任北京“国际艺苑”董事长）。这比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要厉害得多，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因为，一句话就可以定罪，谁保证自己没说错过话？其他城市和地方就更残酷了，河南省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因为说过两句反对毛泽东的话，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先生，因无法忍受残酷批斗，而“呼喊反动口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打三反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人？每个案件真实情况如何？今天深深封存入黑箱。已经二十九年过去了，是否人们真的就此忘记了？历史不那么健忘吧？
（二）当时我也进了死刑号。可能和我天生好说笑话有关，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太阳纵队有关"。前者属于“乱说”，后者属于“乱动”。前者是企图“言论自由”，后者是企图“结社自由”。我“犯罪”时间是从十六岁至二十二岁，入狱时才二十四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时，实在天真，误以为这两项自由是我国宪法白纸黑字规定的天赋人权，是从毛泽东到朱容基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奋斗得来的。哪知道这两条正是当权者的不可退让的底线。我不入狱才怪！后来，从死刑号逃出生天,简直是个奇迹。我当时根本不认为，自己还有存活的机会。据说，把我从死刑号里提出来，转到普通牢房的老军代表是李振先生。当时他说得很清楚：“进死刑号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你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
他又说：“有关死刑号的一切都是国家机密。你不许向任何人，谈死刑号的情况。”有人告诉我，一打三反的得力执行者和知情者正是李振先生。在全国杀人杀红眼的时候，周恩来突然问李振：“谁给你的尚方宝剑？”据说，因此，一九七零年五月以后，杀人的势头慢慢缓和下来。据说，不杀我们也是周恩来的帮助。我在监狱时，一直想：出来后一定拜访他们，要知道事实真相。可是等我出狱时，他们二位都已
经作古了。我还想继续追索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所以要写这一类文章。
同时，还由于我和其他死刑犯，在死刑号曾经相约：谁万一能活下来，要把我们的情况说出去，要去问候死难者的家人。和我一样虎口余生的人还有，可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愿意选择沉默。我现在是个单身的职业作家，没有什么牵挂。我正在继续写这些经历，想留下个人的些许见证。让后人多些资料，以便研究。
（三）我们那一批死刑犯，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宣判。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被枪毙的思想犯中，当时最有名的就是遇罗克，他是以一篇“出身论”反驳当时同样有名的谭立夫(比较讽刺的是，谭先生现任中国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的血统论演讲。这讲演的核心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
反动儿混蛋”，是当时红色恐怖的理论依据。遇罗克的出身论，喊出弱者的心声，曾一时洛阳纸贵，家喻户晓。而知识界最有名的是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青年才子沈元,因为他被批斗、殴打而无法忍受，化妆成黑人，跑进了马里大使馆，被定为叛国投敌罪。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游戏规则照搬不误。对我的罪行认定分三个层次进行：
１、公布罪行：这是造舆论用的。多半要和叛国罪、暴乱罪等挂钩，激起公愤。就可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所以，把我和法国留学生马丽亚娜聊天，和郭翰博聊天，定罪为“出卖重要情报”（马丽亚娜后为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副校长。郭翰博，后为巴黎世界报记者）。我曾想去法国留学，被追捕时曾想去香港，定罪为“企图叛国投敌”。
２、具体罪行：这是判罪的表面原因。例如：写了犯上的文字，或卷入什么文人作乱的案件。到一打三反广泛多了，例如：说过中央领导人的隐私或不满等，不需要物证，只要有两个或以上的人听见此人说过这句话，就可以定罪。我因为说过诸如：毛泽东先生的“七律”（“暮色苍茫看劲松”）可以作香艳解等笑话，定罪为“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
３、实质罪行：毛泽东说：“罚不当罪的极少”，在法制极不健全一打三反时期，中共还可以“稳、准、狠”地枪毙思想犯。如何“准”地定罪呢？许多人都想不明白。平心而论，中共这时，已经不在井冈山，很成熟了。并非抓来就打靶，那就小看了中共。至少北京还是相当认真的。从思想定罪来说，他们很有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抓我没有抓错。
（四）程序是这样的：
１、根据密告、或眼线的线索，先把思想犯嫌疑人列入档案，中共的行话说：挂号了。一九六五年俞强声（俞正声部长的胞兄）在北京公安局一处工作（据报导现叛逃美国──编注），他透露给一位朋友“张郎郎已经挂号了”，如毛泽东说：“入了另册"；
2、公安干警和眼线有目的搜集被锁定的目标所作所为，非常细致，例如：后来在我的判决书上写道：“在公共场所播放反动音乐”，指我和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时，在后湖放过“披头四”的歌曲。可见，他们对我们的“反动文艺思想”侦察多么细致。前不久陈庆庆小姐对我说：文革前她爸爸（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先生）就拿内部参考上对我“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的描述，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她："
长大了千万别学他"。那些内部参考材料全是我在学校的生活细节，例如：把游泳裤钉在墙上等等。事实真假姑且不论，可见跟踪思想异己的眼线，那时已经深入在学校中。党什么都知道。
３、发现或制造具体罪行，然后抓人。一九六八年初，当江青女士说“中央美术学院有坏人”的时候，她肯定不是具体指我，可是我已经是“被锁定者”。在北京公安局的参与下，在各艺术院校半年之中私设公堂、血腥逼供后，根据被拷打者的供词，经精心筛选，我就堂而皇之成了“头号反革命”。
４、逮捕以后要认定罪犯思想反动的程度，和目前的思想状况，即：所谓“态度”，就是对领导人的态度、对中共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判处思想犯的时候，主要就是看他的思想罪行的深度和可否改造。在预审处管辖下的看守所，有专门主管思想犯的有经验的预审员，而负责我们这类疑犯的预审员，文化就高一些。对付读书人很有办法，会逼供、诱供，以找出所有的罪行，最后还要找出“思想根源”和“原始动机”。他们非常重视你家里有没有被当局“关、管、杀”的？或者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家里有没有受到冲击或牵连？可见，中共当时对思想犯的心理历程非常重视。他们要分析我们每一个人，如何由拥护党到反党的全过程。这样可以明白“思想犯”形成的前因后果，就可以决定我们的反动“程度”。还可以用来防止别人走上思想犯罪之路，防患于未然。
（五）许多人觉得,思想看不见、摸不着，如何定罪呢？中共凭多年经验界定思想罪行，有很具体的办法。例如：１、如果罪行本身到了一定的级别，无需验证就可以定罪了，如北京挑花厂的厂医田树云，写了一封信，扔进前苏联大使馆的汽车里，想投靠苏修，那已经反动透顶了，所以不必再界定他的思想反动程度，立刻可以枪毙。可是，田大夫很天真。在批斗换场时，他安慰我说："马队长对我说了，咱们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别听群众都喊要枪毙咱们，咱们死不了。”我只能苦笑。他太相信党了。２、如果罪行一般，可是“态度恶劣”，一样可以枪毙。比如：上述田大夫的女朋友孙秀珍，她的罪行最多是“胁从”或
“知情不报”。据说，由于在“公判大会”上，她企图抗拒，呼喊口号，也同场枪毙了。因为，她的态度说明她“死不改悔”。遇罗克的预审员丁先生（外号丁大个儿），早就认定了他“反动透顶”，可是，表面罪行还不够，结果等到了“从重从快”的“一打三反”，合理合法地枪毙了他。３、组织是思想反动等级的一个界定点。当时成百成千的人说过错话，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们呢？我想根本原因是我们有个组织，而且并被认为是个思想异端的俱乐部。他们的方法还要精确得多，复杂
得多；我凭直觉感受到这些。
（六）在文革前，六十年代，已经有许多人喜欢写诗，实际上有很多小组，可是,被当局认定为成型的组织，一个是郭世英组织的“Ｘ社”，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艺术沙龙“太阳纵队”。我和郭世英是１０１中学的同学，在学校里都是文艺活跃份子，在记念鲁迅的晚会上他扮演过客，我导演《祝福》。我们在一起合作很愉快，聊了很多。那个时候由于年轻人的偏激，我很不喜欢他的父亲郭沫若老先生，主要是嫌他没骨气，写的诗又不好，那时哪知道他的难处。后来郭世英上了北大哲学系，我去了中央美术学院，各自组织了沙龙。一九六四年当局发现他们Ｘ社策划去法国，结果，一人成功出走，其余全部落网。好在当时社会还算稳定，郭老先生又身居高位，他们没有判刑。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然后转往农业大学读书。可是，噩运并没有结束，一九六八年郭世英被隔离审查、毒打。一天，郭世英从二楼摔下来死亡。当时他还被绑在床上，他妹妹赶来收尸的时候，还没有松绑。人们说是自杀，家属说是他杀。前不久，我在北京和郭世英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周国平（现在继续研究哲学）、牟筱白（Ｘ社和太阳纵队的成员，诗人）回忆这些。他们也认为：根据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一定会在那种情况下自杀。总之，郭世英为写诗付出生命。郭老先生的另一个儿子郭民英，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在他哥哥死后，很快也自杀了。文革后郭世英留下了一本日记，郭沫若晚年经常拿出这本日记，用蝇头小楷一笔一笔抄
完这本日记。
太阳纵队成员的命运不比Ｘ社的强。太阳纵队一九六二年成立时，参加的人有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洲、杨孝敏、张润峰等。由我起草章程。那时还是太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先后卷入太阳纵队或和我们沾边的人，都受到各种冲击。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一生。张久兴文革时在军队，已经是坦克兵的军官，在军法处逼供下承认另一个莫须有的“叛国集团”，后自杀身亡。甘露林也是解放军军官，正在广西向越南开赴，接到回北京接受审查的命令，他在前线饮弹身亡，和
郭世英一样；人们说是自杀，家属说是他杀。我和一个不愿提姓名的朋友进了死刑号，在大狱中九死一生。于值信先在天堂河农场劳改，后送到新疆石河子农二师，文革后一直下落不明。前两年我和吴尔鹿找到了他，可是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不能在社会中自理的人。任何和太阳纵队沾边的人，都被批斗、管押、审查。后来，只要和我接触过较多的亲戚、同学、朋友几乎无一幸免。例如原北大英语系的毕业生杨孝敏，因此案一直下放在工厂里，不得翻身。我女朋友蒋定粤的哥哥蒋
建国先生，因我之故，被打穿耳膜。蒋定粤的妹妹蒋定穗，脸上至今留下刑讯用烟头烧下的疤痕，等等，等等，等等。被牵连的名单数以百计，使我至今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深深负疚。虽然，这不是我故意造成的，也不是我能改变的。但确实是因我而起，希望他们能够谅解。
dawang注：这是一个人一个城市的经验。推之全国，毛共杀了害了多少思想犯？你等拥护共产党，一定怕成为思想犯。
作者：dawang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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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强权统治下被掩盖的一次大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