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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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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一） -- Anonymous - (4520 Byte) 2003-11-03 周一, 下午4:16 (23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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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秦晖：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二） (91 reads) 时间: 2003-11-03 周一, 下午4:17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二）

　　在《农民学丛书？总序》中我曾说：“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７%，养活

了世界人口的２１%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４０%的农

民仅仅‘养活’世界上７%‘农民’。”

　　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广为转引。其实当时我就在正文中讲到“这个数据

因中外‘农民’定义的不同而并不准确”。如果仅就“种田人”而言，我国

的种田人大概不会占到世界种田人的４０%，但我国在户口上被规定为“农

民”身份的人在联合国统计口径下的乡村人口中的确占有如此大的比例。而

如果把“农民”看作与“市民”相对的一种社会类型，则中国在１９５６年

以前“市民”的数量就比“城里人”要少得多，而在这以后作为一种社会类

型的市民已被消灭。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元老陈翰笙先生在２０年代末就

说过：“吾人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ｃｉｔｙ．”其实在当时中国的都市

中虽然很少，但毕竟还是有点ｃｉｔｙ成分的。到１９５６年以后，陈老的

这句话才在绝对意义上成立了。没有ｃｉｔｙ也就不会有ｃｉｔｉｚｅｎ，

而在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被消灭后，我国又在“文革”中发动了对作为

一种观念的“市民权利”（当时误译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于是吾

人所谓之都市不仅其性质不似ｃｉｔｙ，而且变得比乡村更加排斥ｃｉｔｙ

．因此，就中国没有ｃｉｔｉｚｅｎ这个意义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

即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以农业文明时代人的依附性为本质的共同体成员）

，尽管我们并不都是种田人（即ｆａｒｍｅｒ，作为一种自由公民的职业，

它完全可以存在于市民社会）。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严格地讲并没有ｐｅａｓ

ａｎｔｒｙ与ｃｉｔｉｚｅｎ的区别，而只有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社会中的

不同等级身份阶梯之别。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有权的农民与无权的农民、城

居的农民与乡居的农民、种田的农民与务工的农民、有文化的农民与无文化

的农民、有完善的共同体保障并受严格的共同体束缚的农民与没有多少保障

而束缚也不太严格的农民。正如在现代发达国家的市民社会中有从事第二、

三产业的市民（公民），也有从事农业的市民（公民）（ａｃｉｔｉｚｅｎ　

ａｓａｆａｒｍｅｒ）、有住在城里的公民也有住在乡间的公民一样。

　　只是在改革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我国才又出现了ｃｉｔ

ｉｚｅｎ的成分。然而有趣的是它不是首先出现在城里，而是首先出现在乡

间。５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就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的ｃｉｔｙ而

言，大陆中国严格地讲只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龙港。这个由前“

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的新城，是中国惟一由既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又

失去了共同体的庇护、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

社会”，就象当年西欧那些脱离了采邑、村社的羁绊而取得“两种意义上的

自由”（即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的人们建立的ｃｉｔｙ一样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城市的空气也带来了机遇与风险、带来市民

的权利与责任，带来了由身份到契约、由统治―服从关系到交换关系、由习

俗―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由臣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虽然龙港由于其所处

的大背景与深层土壤，还不可能１００%地成为这种意义上的城市，但毕竟

它的这种“空气”是在体制的束缚与保护下的北京、上海乃至由“特许的自

由”造成的深圳都无法比拟的。由此看来，说龙港是中国惟一的“城市”、

而包括北京在内的通都大邑都不过是由“城居农民”组成的“特大村庄”，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滑稽的是：拥有１８万人口的龙港不仅在建制上一直不被承认为“

市”，而且包括龙港人自己在内，社会上都把它称之为“农民城”。而那些

“特大村庄”中的人们倒是自认为、也被公认为是“市民”！这无疑是对几

十年来人们所关注的“农民问题”的一种讽刺：几十年来从“大村庄”中不

断发动“改造农民”的运动，近年来人们发现，这种改造“过急”、“过快

”了，“超越阶段”了。然而问题仅仅在于“过急过快”吗？过去的那种“

改造”，究竟是谁改造了谁呢？

　　无怪乎在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人们越是“重

农”，农民越是倒霉。

　　主导秦王朝国策的法家统治者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

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致成为历史上最

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

　　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不仅

“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

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

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

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并使洪武一朝成为历代王朝创建第一代

农民起义最频繁的一朝。

　　五六十年代我国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

，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

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然而在这同时对农民的政

策越来越咄咄逼人，农民的手脚越捆越死，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穷。倒是改革

以后，“主力军”的调子不唱了，“上管改”的荣耀没有了，农民的处境反

而大大改善。当我们大吹“贫下中农觉悟高”的时候，农民们暮气沉沉，“

出工像条虫，收工像条龙，下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而当“农民革命颂

”曲终人散、“农民平均主义”大受斥责之时，农民却作为改革的先锋而突

然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阶层，并与国企职工在改革中的被动局面形成了鲜明

对比。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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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三） -- 阿诗玛 - (5718 Byte) 2003-11-03 周一, 下午4:18 (8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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