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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角度看“五四”－－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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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五四”－－序 -- LS - (2042 Byte) 2007-5-23 周三, 上午3:30 (874 reads) |
LS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26
文章: 284
经验值: 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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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这个问题初看似乎没有什么，但暗含有不少的隐情。大陆的正统提法一般是：“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战线的革命运动”，以共产主义者为主要领导者[8]。在国民党方面，一般认为领导者是蔡元培、吴稚晖、傅斯年、罗家伦和段锡朋[9]。而一般海外的学者则认为是陈独秀和胡适。所以海外学者在批评“五四”的时候，一般都认为责任在于陈的共产主义的激进和胡的自由主义的放任[10]。
其实按前面的说明，蔡、陈、胡等人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至多是“五四”的精神领袖，说到实际的领导者、组织者是绝对谈不上的。如蔡元培，他自己在1933年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回忆：“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YOU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YOU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11]也有人回忆说蔡先生当时确在门口挡了一下，看劝不住大家也就让开了[12]。又如胡适，他在1920年回忆到：“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指他自己和蒋梦麟）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13]至于陈独秀，本来以他的个性是可以胜任的，但他在1923年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中批评“五四”组织群众不够有力[14]，看来他自己未曾参与其中，否则他当时就应该做到这一点了。
写到这里倒有一件趣事。大陆的正统历史中一向不点出领导者的名字。实在要点名就提李大钊。不过作为精神领袖，李大钊远不及陈独秀；作为学生领袖，他又远不及张国焘。之所以要提他，实在是因为另二人在以后的斗争中下了台，不能再提了的缘故。只可惜毛泽东1919年初就离开北京去上海了，如果他再多呆些时候，这个荣誉恐怕一定是他的。至于毛的那个“新民学会”，规模和影响力都太小、远离政治中心而且当时很多成员都在法国，也是担当不起领导者的重任的。
然而，就算是李大钊，说他是领导者的唯一依据是他1918年10月写的纪念十月革命的一篇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15]。且不说写一篇文章能否算领导，就让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他写到：“这件功业（对德战争的胜利――引者注），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边的武力把那—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很明显，这样的排列只能说明李大钊还没有看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区别，否则“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会出现在列宁和马克思的名字后面的。不过这也不怪他，现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自己当时都还没有定型呢！那时有的只是一个含糊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包含着考茨基、伯恩斯坦、工团主义以及列宁的大杂烩，离共产主义还差一大截呢！所以诸位看到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名字并列也不要有什么惊讶。接下来还有：
“他们（Bolshevik――引者注）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孩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即congress），没有巴力门（即parliament），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
……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碍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列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
诸位看到了什么？恕我直言，这些话从情绪上和内容上都是典型的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哦！能说这时的李大钊是共产主义者吗？这也就难怪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要等到1920年3月才由李大钊和一些学生发起，要到1921年11月才正式成立[16]。因为李大钊到那个时候才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信？请看正当“五四”进行中的1919年5月号的《新青年》上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17]
这是一个客观的学者的评价，但这是一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徒的评价吗？而陈独秀、张国焘他们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比李大钊还要晚。所以我们说“五四”不可能是在共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进行的。
说到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按周策纵的考证，中国共产党是在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成员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沈定一、邵力子、陈望道、李达、施存统、余秀松、阮啸仙。张东荪曾参加过他们组建的过程，但中途退出了。后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就是这个中心团体所策划的[18]。请大家不要因为看见那些后来在国民党阵营里出名的反共人士的名字而感到惊讶。国民党又怎么啦？胡汉民还针对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马克思主义辩护过，朱执信还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呢！[19]
回到正题。也许有人要反驳：就算1918年的李大钊还不算马克思主义者，但至少他提倡的Bolshevism还是有所影响的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李大钊影响到了谁。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后来推崇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他们。在《新潮》杂志1919年1月创刊号上，罗家伦写到：“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而行。”[20]与李大钊2个月前的文章何其相似也！
像傅、罗这样的学生领袖，当时的影响力绝不下于那些名教授。毛泽东10多年后对斯诺回忆起自己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时说：“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觉兴趣的。”[21]而像“五四”这样的学生运动，由学生领袖来领导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这样看来，相对大陆的正统提法，国民党方面列举的几个人（傅、罗以及我们前面忽略了的段锡朋）可能更近乎史实。
罗家伦（1897－1969）
许德珩（1890－1990）与其妻劳君展（1900－1976）
虽然都是学生领袖，却也不尽相似。傅、罗来自“新潮社”――以《新潮》杂志为中心的团体。主要领导者是傅斯年（后任台大校长）和罗家伦（后任清华、中大等校校长），重要的成员有顾颉刚（历史学家）、康白情（诗人）、俞平伯（文学家）、谭平山（中共开创者之一）、郭绍虞（文学家）、冯友兰（哲学家）、朱自清（作家）等，全部是当时北大的学生――他们受胡适的影响，主张“文学革命”，远离政治（胡适刚回国就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新潮》上文学的内容远多过政治、社会方面的内容。而且据许德珩回忆，傅斯年在“五四”之前是不参加学生会的[22]。而段锡朋所属的“国民杂志社”――以《国民》杂志为中心的团体。主要成员有：段锡朋（后任教育部次长）、许德珩（九三学社创始人）、张国焘、易克嶷（后成为段的秘书）等，也全是北大的学生――虽然影响要小，但对政治的热情要大得多。因为他们像“新潮社”把胡适作为精神领袖一样，把陈独秀作为自己的领袖[23]。许德珩还回忆说这种政治热情上的差异曾导致两个团体的学生互相敌视。不过这也可能是许后来为了划清和胡适的界限所做的夸大。
所以在对于“五四”至关重要的5月3日晚的会议上，“国民杂志社”的成员成了当然的主角。至于这次会议，先作如下说明：由于巴黎和会不断传来谈判失利且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5月1日北京各校学生代表便开会决定在5月7日“国耻日”（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接受“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举行YOU行。政府方面得知消息，准备压制。而3日又传来谈判最后失败的消息。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千余人遂于当晚在北大法科（又称“三院”）礼堂开会。会上决定把YOU行提前到次日，并拟订了YOU行的路线和标语、口号。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大会临时主席（也有人回忆是易克嶷[24]），国民杂志社特别编辑员黄日葵、孟寿椿做纪录，许德珩则被推为宣言起草员。会上发言的学生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夏秀峰等人……”[25]这里提到名字的人除丁肇青外全部是“国民杂志社”的成员，可见这个团体在各校学生中的地位。另外还有两件事令许多与会者后来回忆时大加感赏：一是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次日YOU行时此血书为队伍前先导）；二是另一个“国民杂志社”成员刘仁静（曾参加中共“一大”，后脱党）愤欲自杀以激励国人[26]。
但要组织YOU行，没有影响力更大的“新潮社”参加是不行的。也有人说罗家伦参加了当晚的会议，但我还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于是到了4日下午1点，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前主持大会的是段锡朋，演讲者是许德珩――他念了自己昨天夜里写的《北京学生界宣言》（这篇用文言写的比较正式的宣言后来传遍全国[27]），而YOU行总指挥是傅斯年，负责向东交民巷的各使馆递交说帖的学生代表则是罗家伦[28]。其它渠道也证实了这个名单[29]。可以说事情到现在为止是处于“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共同控制之下的[30]。很明显，国难当头，两个学生团体一夜之间联合起来了。
这里又有一件趣事。4日上午大家发现缺少传单，于是公推罗家伦写一份传单。他马上站着写成了一篇白话文的宣言。全文简洁有力、气势如虹。有名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就是在这份传单中提出的。而且当时罗是一气呵成，写完一字未改。传单马上印了2万份，下午YOU行时当场散发，对感染市民起了不小的作用[31]。可以说这是“新潮社”推行的“文学革命”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最直接的贡献。
从开会，到策划，到组织，到宣传，我们的结论看来只能是：“五四”的领导者是第一线的学生领袖们。从他们当时的言行和后来的经历看，很难说他们当时的行动有什么党派或者主义的指导，就算有的话似乎也不利于中共。他们完完全全是凭着一颗爱国心行事的。“我们不行动，国家就亡了。”这是那个时代年青人最典型的想法。但是，他们的行动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是“救国”能涵盖的。
注释：
8 《毛泽东选集》（4卷本），p700
9 参见蒋介石：《教育与革命及国家建设之关系》，p10-p11，转引自周书，p497
10 参见《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中余英时的文章
11 《五四运动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p177-p178；《史》，p150
12 《回忆录》，p223
13 同上书，p146
14 同上书，p136
15 《五四运动文选》，p178
16 《史》，p352
17 转引自《五四运动文选》，p282
18 《史》，p356－p357
19 同上书，p38
20 《新潮》，"新文化运动"中和《新青年》齐名的杂志，提倡"文学革命"。这里转引自《史》，p81-p82
21 见斯诺：《西行漫记》第4章
22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卷，p39
23 同上书，p35
24 《史》，p143
25 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p96
26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p51
27 原文参见《史》，p152
28 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p100-p101
29 参见《史》，p156；《回忆录》，p307
30 《史》，p145
31 《史》，p151
作者：L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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