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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干将关锋非常害怕提及那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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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个投机分子，跳梁小丑 -- dck - (401 Byte) 2007-4-06 周五, 下午6:45 (89 reads)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经验值: 4649

标题: 关锋沉浮录 (91 reads) 时间: 2007-4-06 周五, 下午7:03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锋沉浮录

新闻午报 2005-10-01 10:35:55

图：文革的癫狂不仅仅显示在像关锋这样的投机分子身上，普通人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叫关锋：一个是在西安事变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关锋，此人本名贾拓夫，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化名关锋，是共产党的老资格的革命家，已于1967年去世。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关锋，此人在“文革”时期与王力、戚本禹被人并称为“王、关、戚”。本文记述的，是后一个关锋的沉浮人生。

1康生赏识的“左派新秀”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他在1939年，即20岁那一年改名为关锋。

1947年关锋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工作的同时，康生也被调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闲暇时间，康生除了读古书，鉴赏古玩，写毛笔字外，就是与他有同样读书爱好的干部聊一聊。

在寻找这样的谈话对象时，康生发现了时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的关锋。一来二去，康生开始对关锋由好感到赏识，觉得关锋是个有才干的干部。因此，关锋在党内的职务也就逐渐提升起来了。

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康生分管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作，也管文教方面的事，有了一定的权力。此时，关锋因小有名气，加上康生和中央的一些“秀才”的推荐，使他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

那时的关锋很注意右派的言论和动向，在研究、分析右派言论的基础上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报纸、杂志，从中发现右派的言论，然后有针对性地阅读马列的书、毛泽东的书，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材料，拟定写作的题目和提纲，再关起门来下工夫写作。写出文章后，关锋主要投给《中国青年报》，在那上面发表。那时，《中国青年报》既是关锋批驳右派言论的主要阵地，也是展现他理论水平和文采的主要平台。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几个人是经常发表“重头文章”的。在上海，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在北方，王力也以《中国青年报》为阵地，经常发表反击右派言论的文章。同时，关锋也在《中国青年报》上经常发表文章反击右派。这样，南有姚文元，北有王力、关锋，他们一时成了“左派新秀”。成为“左派新秀”的关锋，被正式调入中央工作。

2急忙响应姚文元

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来专门编辑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关锋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他1958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在《红旗》杂志期间，除了编《思想理论动态》，关锋还深入研究了中国哲学史。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泽东在阅读《光明日报》时，看到了这篇文章，对关锋的观点十分满意，大加赞赏，还提笔在这篇文章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语。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在党内传达下去后，关锋的名字也被党的高层干部们记住了，党的思想理论界对关锋也更加注意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支持下，由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长时间酝酿、修改而成的。它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因为这篇文章提到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见分歧，已经包含了要在当时的中央内部揪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内涵。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不久，围绕此文的争论在中央上层和学术界同时展开，关于此文产生的内幕也逐渐清晰，关锋立即紧紧跟上，不仅在讨论中公开表态支持姚文元，而且对姚文元的观点加以强调和发挥。关锋的态度和整理的材料，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个中央的理论家、大笔杆子谈话，在参加这次谈话的人员名单中，关锋的名字也列入了其中，与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并列在一起。对这次谈话，艾思奇、关锋负责记录。关锋首次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大笔杆子谈话，自然受宠若惊，记录很努力，几乎一字不落地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记了下来。在参加这次谈话和记录毛泽东讲话内容的过程中，关锋对毛泽东的观点了解得更清楚了。此后不久，关锋便被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3成为“中央文革”成员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可见，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的机构，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同时，它又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关，权力是很大的。那个时候，中央下发文件，常常是这样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于是关锋成了“中央首长”，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央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说他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但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把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没有把同刘少奇的矛盾看成是路线斗争。而关锋却对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分歧下了一番工夫进行分析，认定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路线斗争。认定这一点后，他经过一番思索、酝酿，于1966年7月24日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关锋在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

江青接到关锋的这封信后，十分重视，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赞成关锋的观点，并把关锋这封信转给了林彪看。林彪看后，也十分赞赏关锋的“眼力”。毛泽东决定，把关锋的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文件印发。由于这封信的启示，这次会议把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同时，这封信也是促使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因素之一。此后，毛泽东把与刘少奇的斗争，看成了路线斗争。

关锋的这封信，不光对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他本人的一生来说，也有重要影响。自从关锋写了那封信后，毛泽东对他更加重视了。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举行家宴所请的人中，关锋名列其中。关锋的信被毛泽东重视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下发后，作为中央二号人物的林彪也开始重视他了。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关锋与林彪有了“直线联系”。

那时，政治上比较机灵的关锋，已经看出了林彪与江青之间有裂痕，因此，他想两边讨好。每当林彪要见他时，他总是拉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一两个人同去。这一手果然很灵，那时，林彪和江青虽然勾心斗角，但对关锋却十分信任。

4八一社论结束政治生命

毛泽东的信任、林彪的信任、江青的信任，使关锋觉得自己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放手大干一场。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锋是一个十分积极、十分活跃的人物。

他经常到红卫兵组织中去，到各造反派组织中去，发表谈话，鼓动红卫兵组织和各造反派组织造反。对于中央的一些干部，关锋的指责往往就是他们被打倒的信号。他和王力、戚本禹一起，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成了制造动乱的指挥者。他们三人并称为“王、关、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人们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陈伯达、康生、江青并称为“大三”，把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活跃的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并称为“小三”。

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之一，就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红旗》八一社论。这件事，也使他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管《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各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也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

而此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进行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对一些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开始表露出不满的情绪。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在继续按照“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7月底，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在起草过程中，关锋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这篇社论提出：“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这篇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在《红旗》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引起了震怒，他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的做法不能容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发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也推不掉责任。

5周恩来让关锋“请假检讨”

毛泽东产生不满后，本想再观察观察，考虑考虑。但是，王力在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时，发表了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他这个讲话的鼓动下，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部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周恩来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后，于8月26日上午做出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请周恩来把王力、关锋抓起来，而对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关锋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1967年10月，中央派陈伯达找关锋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关锋和王力都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关锋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此时关锋的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不光是住得差，吃得也很差。这让关锋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自己的问题升格了。不久，他的党籍被开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关锋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他被放了出来。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那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也回避不谈。

■摘自《党史博览》2005年第5期

作者：dck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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