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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你往何处去？ --ZT

老道

加入时间: 2004/09/23
文章: 934

经验值: 654

标题: 中国文化，你往何处去？ --ZT (141 reads) 时间: 2007-4-06 周五, 上午11:15

作者：老道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文化，你往何处去？

纪龙天http://blog.sina.com.cn/u/1217515491

本文中心：西方文化就像一个“双十美”（sweet and twenty），在面对“她”时，俺们应该有“衣裳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心，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跟“她”相会。我们要知道，“她”是完整的，不听劝的——不听你这套农业文明的的劝告；“她”有优点有缺点，在她身上，温柔和泼辣是共存的（况且这
个世界没有女人是十全十美的），如果我们想要“她”，我们就要有包容“她”的优点和缺点的度量。俺们不要怕得“病”，要知道，俺们已经“打光棍”多年，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自高自大，如果再不赶快点，放下面子，下死决心，那就要“赤条条打一辈子光棍”了！

１，前言

２，十三大流派

３，“病因分析”及总结

１，前言

一百年前，波兰有个作家叫显克维奇。他很敏锐的察觉到，自己的民族正面临着一次十字路口选择的彷徨，于是他写出了一本大型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这部巨著不关涉及当下现实，仅仅“影射性”对历史进行重新的写实、阐述。他提出来的问题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你往何处去？对每一个关心时代的前途命运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严峻而无法回避的问号。

今天的中国文化正走到了十字路口。事实上，这个“今天”很长，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前的“今天”，中国文化就已走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江山也易改了，圣人也驾崩了，红颜和英雄都死光了，坟头也长草了，我们的邻居们也纷纷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了，而中国的文化却依旧站在“今天”的那个十字路口，手里还拎着一块镜子。镜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是顾影自怜用的。

作为在中国文化的“酱缸”里酱出来的一代人，如果我们还争气，我们首先就该拍拍自己的脑袋，问一下：一百多年来，我们都做了什么、正在做着什么？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大堆古代的玩意，诸如复古情结、愚忠情结、清官情结、处女情结、中庸情结、看客情结、高调情结，阴阳五行的中医、不明副作用的中药、佛像似的“仕女画”、糟杂难听的“国乐”、专门踢下阴的“国术”、穿著走到街上等于免费拖地的汉服、歪七扭八的书法、故宫里皇帝的龙椅和龙袍、中国式的“婚姻”，还有，太监、优孟、海瑞、包青天、关老爷、梁山伯、祝英台、麻将、棺材、冥币（死人钱）、算命、占卜、春药、国产处女膜、高调乌托邦、房中术、国故、国学、国剧、国粹……？很显然的，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在我们身上“打”上的“胎记”，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无害为圣人之徒”。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五花八门的借口来拖延和抗拒我们早该做出的选择。我们总是害怕选择，拒绝选择，同时断言选择方向的终点将是悲剧的起点。我们似乎忽视了文化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作用。从来，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教育、医疗、司法、军事、体育等等等等，都不过是文化大题目下的一个子目录。

我们时刻处于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中。文化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血液里，发挥着“永恒而基要”的作用。我们的生活状态、行为方式、思考模式，以及我们今天碰到种种关于文化问题的困惑，无不和文化本身有关。

作为一个关切时代前途命运的青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困惑。在多少个消逝了的夜晚，我一直在与自己年龄极不相符的历史上寻寻觅觅，在泛黄的古籍堆里东翻西找，我希望能为中国文化的去路找出一个答案。我常常会忍不住地想：十年之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五十年呢？一百年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会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呢？历史又将怎样论定我们这代人呢？

面对历史即将到来的论定，我们不能束手待论，我们要把“货”拿出来。我们要站出来，以“米哈伊队长”式的战士姿态，为中国的“显克维奇”提供一个方向性的答案；我们要去做《古兰经》里面的那个播种者，把我们的种子播撒在这块土地上，种子的名字叫“科学”、“民主”、“现代化”，这一切，翻遍了五千年的历史完全找不到，五千年里没有的东西，我们要让它在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生长。我们需要的不是“君子礼让”的风度，而是“当仁不让”的气魄。

作为一个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有着稳健认识的人，我将“当仁不让”地提供出我的答案，我也将绝不退守的保卫这个答案。

在提供我的答案之前，来一次“排毒作业”显然是迫切而且必须的。今天，我们的文化之所以原封不动的呆在十字路口那里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体内积淀了太多太多的“毒素”。对于一个中毒甚深者来说，毒素不除，而是给他狂灌补药，反而会加速其人的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说，“排毒”的作用比“补药”的作用还重要，“除旧”的意义比“布新”的意义更为重大。

文化是人创造的，因此，造成文化中的“毒素”的积累大多是人为的因素。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的、没有中毒的比例比大气层中的臭氧的比例还低。那么，到底是哪些人“传播了病毒”，从而“妨害了中国的现代化”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将把从古至今各位“传播病毒”的人物一一请到“现场”，从十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把这些人编遣为十三大流派。我很遗憾，在这次编遣工作里，中国不少受人敬仰的古今名流都被我精选了出来，作为立此存照和打击的对象。也就是说，竟然有那么多死人和活人因为有意或无意间“传播病毒，妨害了中国的现代化”而被我拎出来“问责”。这是很无奈的事。但是，我们要知
道，纠缠于动机、总是认为“毕竟愿望还是好的”，这种婆婆心肠无助于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我们迫切要做的是，把“病毒”和“病源”无情地指出来，以防止它的蔓延，从而针对性地加以救治。基于这种信念，我将把这些人请出来，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请他们重新“谈谈”他们“播毒”的心路历程。不信？且征其流派——

一，原教旨派

这一派的思想，与今天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倒是臭味相投。他们对于当时传播西学的西方传教士是完全排斥的、厌恶的。我们且看一下他们的代表人物的发言。

李玉庭因不满利玛窦“曰大西”，于是开骂：

“何物幺魔，辄名曰大西，抑思域中有两大否？此以下犯大，罪坐不赦。”（《诛邪显据录》卷下）

张广湉受不了别人对“一君之治统”的指摘，于是开骂：

“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破邪集》卷五）

沉榷一面痛恨“西人不知吾帝王之大经大法所在”，另一面又不喜欢“谬误之公历”，于是开骂：

“何物丑类，造成矫诬，盖儒术之大贼，而圣世所必诛，尚可蚩蚩然驱天下而从其说乎？”（《破邪集》卷一，《南宫署牍》）

试看以上的言论，都是在“何物”后面加上一个诬词，这分明表明了当时的士大夫自身对于西方缺乏了解，但又不愿意了解，而之后的“不赦”、“乱统”、“必诛”云云，都是在这个层次上不耐烦的诛杀论。话里话外散发着唯我独尊、杀气腾腾的怪味。

二，不稀罕派

这一派比前面那一派更加食古不化。前面那一派排斥西学，主要是因为不懂，这一派则是不稀罕。他们的招牌话语是“哼，你们的东西虽然好，但我就是不稀罕。”

此派鼻祖首推杨光先。杨光先一生的终极目标乃是：“祖尧舜，法周孔，接周公孔子之道统”（《不得已》卷下）。他认为汤若望的历法荒谬，蛊惑人心，于是愤愤地说道：

“……光先之愚见，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不得已》，卷下）

杨光先可谓“吾道不孤”，乾隆时期，英使臣马戛尔尼向大学士福康安提出，让随身卫队给他表演火器操练时，福康安的回答是：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种军器操法，量也没有什么稀奇。”（《乾隆英使觐见记》卷中）

戊戌变法时期的王凯运看不起“得其器械以为我利”的说法，他有自己的一番高见：

“火轮船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陈夷务疏》,《湘绮楼全集》卷二）

郑宝谦则干脆一下子托出这一派的“底牌”，他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说：

“中国虽极贫极弱而流极之弊，终不至于沦为夷狄者。”（《郑宝谦条陈》，戊戌变法时期）

这一派活的真是痛苦！试看他们的语气，都有一股酸溜溜的成分在里面。他们内心也觉得西洋的东西好，但偏要在表面上诋毁，偏要装出一幅不屑一顾的样子。他们表面上表现的是“宁死不屈”式的大义，而更深层的心理原因，不过是害怕西洋“收拾我天下人心”（杨光先语）罢了。

三，自大狂派

自大狂派的产生，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表达的结果。“民族主义”这个词虽然诞生的比较晚，但是在中国却发生的比较早。这一派可以康熙作为一个起点。在中西的礼仪之争中（1720年），他在圣旨中写道：

“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西洋人所可妄论……”（《中国基督教史》）

这是比较早、比较正规的民族主义的表述。结合历史事实，可以说康熙有点自大狂，不过还不到极端的地步。但是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就有点临床症状了。他在《总理衙门原函》中说：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到了邵作舟，就开始“决然”了：

“中国之道德、学问、制度、文章，是决然出于万国之上，莫能及之也。”（《邵氏危言》）

这一派的发展到孙中山的时候，就比较严重了：

“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第六讲，《孙中山全集》）

新儒家牟宗三傻逼逼地说：

“辨章华梵，弘扬儒道……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盖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大陆新儒家王达三气呼呼地叫道：

“即使中国文化被打败了，也是败在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上。”（《“中国本位文化论”之重提与新诠》）

以上所选，都是自大狂派的典型。有了这种自大狂之后，就会做一些荒唐的蠢事，吹一些比较低级的牛皮。像什么“西方：你的启蒙老师是中国”啦、“笛子的音律比钢琴好听”啦、“中医比西医辩证”啦，等等等等。

四，不要脸派

不要脸的人往往喜欢耍无赖。不要脸派比前面那一派更加低级，他们连“我们比你们好”都懒得说了，他们只说“你们的东西是‘窃’我们的”、“你们西洋的文明是我们中国传过去的”。

这一派最早的代言人还要算万历时期的熊明遇。他的最初表述是：

“上古之时，六符不失其官，重黎氏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其后三苗复九黎之乱德，重黎子孙窜乎西域，故今天官之学，裔土有端门。”（《格致草》自序）

他所谓的“重黎子孙窜乎西域”，最大的并且是唯一的根据竟然是《左传》上没头没脑的一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熊明遇的门徒方以智颇得师父不要脸的真传，再接再厉耍无赖：

“不知其（西学）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游子六〈天径或问〉序》，《浮山文集后编》卷二）

黄宗羲也发挥过重大的影响。全祖望记载黄宗羲的一段话：

“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琦亭集》卷十一）

此外，王锡阐说，西人对中国文化乃是“窃取其意”（《历策》，《畴人传》卷三十五）；王夫之说，西学乃是“剽袭中国之绪余”（《思问录·外篇》）；纪晓岚的老师刘文正说，西人对中国文化乃是“阴图以去”（《滦阳续录一》，卷十九，《阅微草堂笔记》）。

说什么西人“窃其传”、“窃取其意”，“剽袭绪余”，“阴图以去”云云，纯粹是意淫西人的强盗逻辑，都不能提供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不要脸的思想在当时一度成为了主流。这种毫无历史依据的胡言乱语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还有很多，比如，陈荩谟认为泰西的《测量法义》是《周髀》的加强版（《度测》），梅文鼎把西学中的几何等同于《周髀算经》中勾股（《几何通解》），阮元认为地圆说“曾子已言之”（《畴人传》）等等，不一而足。直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我们还能从举人罗济美的上书中拜读到这种调调。

应该说，认为“西学原来是我们的”，这种想法虽然不要脸，但可以使当时的人绕开“夷夏之防”的偏狭，对吸收“西学”能起到一点“将错就错”的积极作用，但是，因为这种论证方法和总的结论统统是错的，认为外面的一切文明都是“吾家旧物”，中国文明早已“无待外求”，所以造成了无法再进一步的认识西方的先进，对后来继续学习西方产生了极大的阻力。清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与这种不要脸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前面四派的思想可算是纯粹排外的。四种思想混合在一起，再放入民间戏曲的成分，发生了化合反应。反应产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怪胎：义和团。

原教旨派和自大狂派的思想给了义和团病态的狂热，不稀罕派和不要脸派的思想则给出了敌对和仇视的情绪，民间的戏曲成分又给了他们装神弄鬼的资本。于是乎，义和团就可以慷慨激昂的在“爱国”的名义下祸国殃民了。

五，心术不正派

心术不正导致态度不端。这一派并没有像前面四派那样的排斥西方，只不过他们对学习西学的态度却颇值得玩味。徐光启大力弘扬西学，其真正目的乃是：

“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辨学章疏》，《增订徐文定公集》，卷五）

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肥皂泡主张，显然也是别有所图。正如辜鸿铭评价他的：

“文襄（张之洞）之效西法，非欧化也，……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二）

在这一方面，薛福成谈得最明白无误了：

“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筹洋刍议》，《变法篇》）

“补益王化”、“维持圣道”、“卫道”，正说明了他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倡学习西方，不过他们的“沛公”并不是真的想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而是歪着肠子，想积攒一点养老的本钱，重新回到圣人的怀抱。历来，心术不正派多是一些排斥改革的老朽者，他们担心变革会把他们腐朽的老本都给变掉。

六，阿Q派

这一派人口众多，每个时间段都存在。阿Q派和自大狂派其实是一对双胞胎，都可算是一大“中国特色”。不过阿Q派的表现手法比起自大狂派来，显得要含蓄、高明很多。

自大狂派是“主内”，即拿出列祖列宗的“宝物”出来说：“你看呀，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多好”；阿Q派则是“主外”，即拿出外国人的闲言碎语来说：“大家看呀，连他们都说我们好呢”。两派的侧重点不同，不过归根结底，都是源于没有底气，急着满足一下虚荣心。在阿Q精神的排泄品是：《孟德斯鸠与中国》（许明龙），《莱布尼茨与中国》（安文铸等），《伏尔泰与孔子》（孟华），《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朱谦之），《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王茂平），《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王宁、钱林森、马树德），《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张广达）。

季羡林老先生还说：

“我认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征兆。这种征兆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沿科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点我完全相信。”（《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阿Q是很难绝种的，他们善于在回忆里面寻找安慰，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我的爷爷比你阔多了”的“铁证”。他们满脸荣光，虚荣心得到了不小的满足。

其实，历史上很多有名的外国佬，比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魁奈、翁肯、坦普尔、杜尔哥、罗素等等，这些人，他们对中国根本是不了解的，或者说他们的了解基本上是片面的，带着极强的猎奇心理。在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中，都存在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譬如，17、18世纪的欧洲就将贾宝玉说成“性情暴躁的女子”，将明朝皇帝译为“猪皇帝”（此处转引自《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李喜所著）；伏尔泰以中国道德来抵抗教会，但他却根本否认中国存在专制制度；“欧孔子”魁奈还将子思的《孝经》说成是孔子所写，他对中国文化的崇尚是为了用“重农主义”来抵制欧洲的商业化，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食古不化；作为贵宾的罗素，来中国只不过是在走马观花，而对花下的世界所知甚少，而且，他本人对婚外情和同性恋抱着极大的宽容态度，这种“异端”是中国的道德能忍受得了的吗？

七，想当然派

想当然派的毛病在于懒惰。他们总喜欢用一两句话来对中西文化这两种“庞然大物”来一次精准的概括。就这么给出结论，一下搞定，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他们的语式一般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让我们来共享一下他们的概括成果。

道和器之别：“盖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人所精者，器为多。”（《薛福成文集·文编》，卷二）

体和用之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沈康彭《匡时策》）

动和静之别：“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杜亚泉，《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

精神和物质之别：“……西洋文明以物质胜，而东方文明以精神胜。”（张星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契丹国记·附注》）

分析和综合之别：“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的。”（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君子和小人之别：“西方文化是尚力尚利的‘小人文化’，……中国文化与此完全不同，是尚德尚仁的‘君子文化’”（蒋庆，《蒋庆先生答关于何谓“先进文化”问题的提问》）

另外还有一些“动物和植物”、“人和物”、“野蛮和文明”等等，这里不列出。

事实上，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既有形而上的道、体、静、精神、综合、君子的成分，也有形而下的器、用、动、物质、分析、小人的成分。“形而上”和“形而下”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哪能分开它们呢？每种文化都是“体用合一”的，而对文化进行任何“体用”上的划分、偏重、三言两语的概括，其实都是在架空文化，提出来的不过是一个伪命题。

八，中西合璧派

“中西合璧”论是一种鱼和熊掌兼得的论调，很符合中国士大夫“纳妾”的传统。持有这种论调的流派在历史上很吃香。他们人数众多，仅次于阿Q派，同时他们中大部分是社会上层阶级中的一员，故而，此派也是最有魔力的一派。

王韬再根据薛福成的“道器兼备”，提出：“器则取诸国，道则备当自躬。”（《易言跋》）

孙家鼐点出了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核心：“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戊戌变法时期）

“中体西用”的观点在当时能够“举国以为至言”，是因为这种思想本身既符合中国人三心二意、左右逢源的性格，也很能安抚当时人们在西方的强势文化面前产生的踌躇不安的心理状态。

民国以后，中西合璧派又出现了新花样，他们不再那么具体强调哪个先哪个后了。

王国维主张中西文化应该“化合”（《静庵文集》），孙中山则要“融贯”（《在欧洲的演说》），章太炎要“挈合”（《国学讲习会序》）；杜亚泉要“调和”（《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

“化合”、“融贯”、“挈合”、“调和”，这样的用词显然是十分吊胃口的。他们的语式一般是“一面……，一面……”“既……又……”“……同时……”。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想法是两全的，梦境是美好的。两种复杂的文化在他们那里变成叠木块的游戏，哪里缺哪里叠，叠上之后，他们两手一拍，大功告成啦。

九，以中救西派

这一派的精神病比自大狂派还重，脸皮的厚度不亚于不要脸派！他们自己虽然是抱病之身，但却不妨碍他们的婆婆心肠，一想起“水深火热中的西方人民”，他们就手舞足蹈起来，嚷着要拿着“孔子教义”去“普渡众生”。不过在“普渡”之前，他们当然先要得意洋洋的讽刺一番。

在这一派中，病得比较早的就要数梁漱溟了。老顽固梁漱溟从精神、社会、宗教三个方面比较中西文化，得出的结论是“此三方面中，东方化都不及西方化”，然后又头脑发昏的说什么“西洋人从他们的文化中而受莫大的痛苦”，于是“解放西洋人”的情怀呼之欲出：

“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 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胡涂，……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之态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毫无疑问的，梁漱溟是想把“至好至美的孔子人生”、“人生的真味”贡献给全世界的人民。

杜亚泉也有以中救西的想法：

“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解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

梁任公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可爱的青年啊！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中国人对于世界之大责任》，《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

这一派再发展到季羡林的时候，就有点“霸王硬上勾”式的“文化强奸犯”的味道了。他在《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大力提倡的“送出主义”，也就是说，我们的东西不管你要不要，我偏要“送”给你。

这种以中救西的思想，碰到蒋庆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新儒家，那就病得不可救药了。且看蒋庆说的：

“据说最近纽约又发生了炸楼的事件，又搞得很紧张，那里的居民人心惶惶，简直有末世心态。”

真有意思！太无厘头了。一代大儒，语言的方式竟然是“村妇”式的。我实在觉得我们的这位“儒学大师”不应该只是搞搞儒学，做做学问，或者办几场演讲，这是大材小用，而且也不容易捞钱——蒋庆有“狗仔队”的潜质，或者蒋庆也能去茶馆说相声，说不定和郭德纲还能有一比。我不知道蒋庆“据”的是哪个“说”，又是怎么看出那里的“人心惶惶，简直有末世心态”的。很快地，“狗仔队队长”、“相声大王”蒋庆摆出他的高姿态来，他“放出风声”：

“这说明他们的文明出了问题，说明他们自己应当改弦更张，走一条新的文明之路，那就是中国古圣贤所指出的以道德平天下的文明之路。”（《蒋庆先生答关于何谓“先进文化”问题的提问》）

太滑稽了。蒋庆竟然以一个八卦消息来作为他的“说明”的前提和结论的支撑点。真不愧是“相声大王”啊。至于美国人为什么须要走这样的“文明之路”呢？蒋庆的理由很新鲜。他说：

“从中国文化来看，西方文化缺乏‘向上一几’，就是它没有向上扩展的可能性。……我们想想，一种文化，对于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人来说不能提供希望，能说它是好文化、是先进文化吗？”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讥讽西方文化“缺乏‘向上一几’”、“没有向上扩展的可能性”、“不能提供希望”云云，这就好象在臭气熏天的猪圈里嘲笑正在湖边游弋的天鹅！

事实上，梁漱溟、季羡林、蒋庆等人，最多只能扮演“劝进”的角色罢了，这一派的“开山老祖”的名头早就已经被老妖怪辜鸿铭抢去了。他写的那本《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又译《中国人的精神》）正是用一条“春秋大义”式的心肠，来劝欧洲人要“在中国文明中找到新的道德力量”，要“到中国来借鉴我所说的好公民的宗教”。

既有精神指导的“开山老祖”，也有干干体力活的新儒家，又有市场可供开发，无怪乎他们嚷着要“向上一几”了。他们终于可以在一相情愿的迷梦里敲锣打鼓“吾道向西”了！

十，文化宣言派

似乎在这一派看来，不拉帮结伙来向世界“宣言”一下，中国文化的就会从此“在世界上消失”。

最早的文化宣言派是所谓的“十教授”。这十位教授的名字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他们于1935年1月10日发表了一份《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带着哭腔，劈头就说：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

他们看不起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认为这是“皮毛的和改良的办法”，他们在《宣言》中提出的主张乃是，在“根据中国本位”的大前提下：

“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对传统文化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

这种“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的美好想法，正是“皮毛的和改良的办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典型表述。

２３年之后，“四教授”来了。这四教授是：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合撰了一篇《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该《宣言》中，除了抱怨“中国文化不被了解”，和劝告西方人“应该向中国学习”之外，其它的东西非常啰嗦。

四教授偃旗息鼓之后，“七十教授”（姑且称之）登场了。这是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于2004年9月3日至5日发起的《甲申文化宣言》，随后有七十位社会名流签名（包括前五人）。

三份宣言各有特点。第一份是强调“根据中国本位”、“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第二份的特点是罗七八嗦、冗长拖沓。第三份则开口闭口“文明多样性”、“文化多元化”、“多种形态的文化综合体”。

十一，国情派

你若问国情派：“为什么中国不能西化？”国情派答曰：“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当你再问他：“为什么你会穿西装？”国情派马上答曰：“这是国际惯例。”

问：为什么要收取银行卡跨行查询费。答曰：国际惯例。（《经济观察报》2006年06月12日）

问：为什么要收机场建设费，国际上没有这样的惯例呀？答曰：中国国情。（《中国新闻网》2006年06月27日）

问：为什么官员要集体早退？答曰：国际惯例。（《新华网》2006年06月27日）

问：为什么要“三公”（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公款招待）。答曰：中国国情。（《经济观察报》2006年06月12日）

看到了么？这就是国情决定派的“乾坤挪移大法”。总之，对他有利的，他以“国际惯例”受之，对他不利的，他以“中国国情”拒之。兵来将档，水来土淹。

故而，此派堪称人界中之败类，败类中之蟊贼，蟊贼中之投机分子。

国情国情，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诚然，国情的情况并不是不存在，但是，只要“国情决定论”喊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不可避免的导致上面的情况。这是必然的。所以，以后要谈国情的话，最好拿出真真切切的证据出来，不然就是骗人的鬼话。

在文化方面，“国情决定论”是很时髦的调门。守旧者们最喜欢搬弄就是“国情决定论”。他们的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中国国情”、“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十教授语）。“中体西用”等折衷主义都是国情决定派的变种。他们完全可以在享受“西学为用”的同时，面无愧色的宣称自己是“中学为体”。他们有了足够的理由来为他们的腐朽辩论，十分滑头，实为世界之阴人。

十二，文化多样性派

喊“文化多样性”这个口号的，大多是一群雅兴颇高的文人学者，吃饱喝足之余，为了游玩观赏，乃大呼“文化多样性”，企图以“文化多样性”的名义来为导致贫穷、愚昧、野蛮的文化遮羞。“宣言派”中的“七十教授”就颇有这种色彩。2006年某地高考，语文卷里有一道填空题，大意是：山西晋城的某个村庄虽然很穷，人民过的也很苦，但是这个村庄却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保存比较完好的地方，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云云。

看到这种题目，我们是否感到恶心？一些“居庙堂之高”的文人学者，完全不知道“处江湖之远”的贫困，就会抒发他们恶心的情怀，看到几条歪七扭八的胡同，他也要感慨“啊！中华文明的结晶，文化的多样化！”

我真想建议他们：别这么伪善了，与其停留在口头上抒发“啊”，不如身体力行，亲自到山西晋城的农村住上一段时间，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文化多样性”，到时候再来“啊”。

十三，创造超越派

这一派也和国情派、多样性派一样，都已成为时髦的调门。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他们一定要抄小路，要找“终南快捷方式”，要试图“创造”、“超越”、“大跃进”，然后“迎头赶上”、“赶超英美”。这一派，陈寅恪可勉强做个代表：

“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

“创获”，显然表明了陈寅恪创造情结。他的句式是：“一方面……，一方面……”，和中西合璧派俨然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岂有“创获”可言？不过是“中体西用”的翻版罢了。

高谈这种浮夸腔调的，还有华东师范的博士生何爱国。他一边说“‘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都是错误的，都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一边提出他的所谓的“新中体中用”：

“‘新中体中用’既接续中国的社会传统，又容纳西方的社会传统……，‘新中体中用’的创造性构建是21世纪中国学人的一项现代性任务。”（《新体用论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

恕我无知，我实在看不出何爱国先生的新体用论“新”在哪里，又“创造性构建”了什么，他的论调只是新版的“中体西用”。

“创造超越”的浮夸调门，传到新儒家陈明那里的时候，就把什么都“超越”了。如他提出的“即用见体”：

“就即用见体而言，……是超越‘救亡与启蒙’的，超越‘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也超越近现代所有的体用论观点的。……它是传统生命哲学和西方存在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的综合创造。”（《原道与大陆新儒学建构——陈明、王达三对谈录》）

超越了这么多！能够做到“超越近现代所有的体用论观点”的“即用见体”又有什么精髓呢？“精髓”就如陈明所说的：

“我们做中国人，坚持儒学的主体地位，和使用西方的东西，没有矛盾冲突。”

又来了！还是脱不去“中体西用”那一层蛇皮，陈明所谓的“即用见体”不过是“中体西用”的一种“流寇式的版本”。

像这样的“创造超越”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中西互为体用”论、“中外为体，中外为用”等等，都可说是“中体西用”的升级版本。

最有意思的，还要算李泽厚。他要“转换性创造”，要“西体中用”。且看他八面玲珑的阐述：

“既不是简单踢开传统、全盘西化即可奏效；也不是抱残守缺、推崇传统便可成功。……固守传统固然不行；全盘西化也未必可通。”（《再说“西体中用”》）

试问当今世界，谁能说出这么骑墙的一段话？骑墙的语式：“既不是……即可，也不是……便可，……固然不行，……未必可通”。很快的，李泽厚露出了他的“尾巴”：

“不一定要以西方现成的模式作为模仿、追求、‘转换’的对象，可以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模态来。”

李泽厚认为“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只是“‘中体西用’的新版本”——殊不知，李泽厚只不过是“文化保守主义”这棵大树上的一根树枝、一片叶子而已。

不管是翻版，还是新版、流寇版、升级版，抑或是盗版，说穿了，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他们的“瓶子”规格不同，造型各异，但里面的“酒”却是一样的。如果真的想使中国脚踏实地的走向现代化，这些“创造”、“超越”之类的浮夸风可休矣！

３，“病因分析”及总结

以上的十三大流派中的一百多人，是我从“大历史”中精选出来的“传播病毒”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典案例。我对他们进行了“立此存照”的处理，再依据他们的特点，将他们分门别类，编遣为十三大流派。这样做可以起到方便辨认的作用。当然，会有不少“漏网之鱼”，也有某些人一脚踏两船的。

群贤毕至，长少咸集，主要人物都已“归位”完毕。这么说来，他们不妨可以在这里开一次庆祝宴会，庆祝他们糊里胡涂的到处乱兜了这么久，终于集合啦，找到组织啦。

在这次“庆祝宴会”里，我们看到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圣人重生，借尸还魂，浮夸与守旧一色，国学共国粹齐飞。

十三大流派中，每一派都有“历史渊源”，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有“祖师爷”、“掌门人”和无数干体力活的小喽罗；都在随着时间而做“适应性调整”。各派有时面目模糊，有时又甚嚣尘上。

当然，他们今天的出现所依托的“底色”已和他们的“祖师爷”相去甚远：他们要么带着“民族悲情”的哭腔，要么带着“挽救道德”的迫切，要么带着“王道政治”的诉求，要么带着“中西合璧”的诱饵，要么带着“普渡众生”的伪善，要么带着“创造超越”的浮夸……，然而，不管他们怎么跳，怎么闹，怎么样的整容，怎么样的包装，怎么样的费尽心思、怎么样的歇斯底里，怎么样的改头换面……，我都要对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的‘祖师爷’的‘灵位’已经一一被请上来了，你们传播出来的‘病毒’也逃不过‘大历史’的‘病毒扫描’。你们这一套用来自欺和欺人——自我满足和鼓动那些无知的老百姓，都是可以的，但想一手遮天、瞒天过海，那你们的真面目就会被戮穿了。”

中国文化在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依旧徘徊不前的原因，正是他们搞的鬼！

以上的十三大流派的表现，就是守旧派们在今天的“丢人现眼记”。对他们的分派，就是刚出炉的“病毒扫描报告”。

由于时代的流变、既得利益的不同、大脑神经的各异，他们的表现手法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整个“思维模式”是基本相同的，实乃“水乳交融，浓的化不开”。简言之，他们都得了同样的一种“病”。这种“病”是由僵化文化带来的——僵化文化生产出了他们，他们又返过来“出死力”以鼓吹僵化文化。

前面指出的还只是“病名”，至于要深入分析“病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大方面说起：

第一个方面，饭碗因素。这也是最大的因素。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帝制、专制的历史上，能够发出声音的只有少部分的知识分子。然而在威权局面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士大夫）想要生存，并且“闻达”，那么他的选择只有一条路，就是“学而优则士”，成为体制中的一员，依附于这种帝制的体制。经济的“鸭脖”被体制捏在手里，他们只好丧失了独立人格，跟随着体制“步亦步、趋亦趋”。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知识分子们从来没有“自言自语”过，他们只是“代圣人立言”。他们的脑子与其说他们的，不如说是圣人的。一代又一代，这些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我们的祖宗。于是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了的“传统”——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古籍就有将近三十万种——如此汗牛充栋、庞杂晦涩的“文言文”典籍，谁搞得定？

今天，如果真想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些“传统”的重担后面放上两个问号：

１，这些“传统”，到现在还有用吗？

２，这些“传统”，真的是不能“放下”的吗？

虽然，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传统”都已经无法配合上现代化的“齿轮”而发生作用，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也不会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不过，“传统”虽然是破烂的、沉重的，但仍然有些学者要本着“诠释经典”的精神，在那里考据词章，你注过来我注过去，正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十年如一日，他们兢兢业业在案前，对着几部破经典注呀注，注鼻血横流，注到白发苍苍，两鬓斑白，最后终于注进了棺材。有趣的是，在他们有生之年，这样的工作是他们的“衣领饭碗之所在”——很多人在靠着“传统”的饭碗吃饭呢。戊戌变法时期，延嵩寿的上书说明了一切：

“科举已改，书院已更，腐士迂儒莫所适从，物议沸腾骚动，……伏讫皇上饬各省学政行各州县，凡入小学堂，必熟读四书五经，通汉文讲义，……学生之根底既厚，而老师宿儒教书者，亦不以失业。”（《延嵩寿条陈》，戊戌变法时期）

搞这一行的人多起来了，他们自然就会“亦不以失业”。今天那些妄图用国学、国粹来力挽狂澜者，都不能说没有这种“不以失业”的心理。他们只怕中国走上现代化之后，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再也捞不到油水了。因此走投无路的他们“故出死力以抗之”。

他们真是多虑了。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现代化，那么肯定会回过头来，更加合理的认识“传统”和研究“经典”，但绝不是在这个时候鼓吹。说白了，没人要抢他们的饭碗，我们只是要求把“经典”和“传统”放进历史书和博物馆里就行了。破烂的“传统文化”实在不该再霸着文化思想的“茅坑”，因为它们营养不良，顶多拉稀，不可能再拉出什么象样的宝贝，如果“传统文化”还有点自知之明，它们就应该退下来，不要再作孽了，从此就安安稳稳的呆在历史书和博物
馆里吧，给“科学”、“民主”、“现代化”让路。

第二个方面，回归传统的心理。每当社会在陷入选择的彷徨的时候，固有文化就会开始大行其道。这就好象一个人有了迷路的感觉时，他就不会再想着要前进了，而是要回家。这是人之常情，当然可以理解。况且，在中国确实发生过很多灾难，譬如“义和团运动”、“文化大革命”。然而不幸的是，由这些灾难产生很多苟且偷安的心理。有这种心理的人，他们没有真正的研究这些灾难的起因，但却从此“阉割”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变成了文化思想上的“缩头乌龟”。他们竟然不知道，灾难的发生是因为无知，无知乃是源于闭塞，之所以闭塞，恰恰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在西化方面的做的太少——如果我们真的“充分现代化”了，还会发生那样的灾难吗？

回归传统的心理，产生在社会动乱时期，发作于社会转型时期。因为这一时期，正是“做出选择”的时期，很多东西尚属于起步的阶段，因此，肯定会感到某些不适。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个起码的道理：“西化”带来的弊端只能由更进一步的“西化”来解决（“改革开放”也同样如此），绝不能依靠回到传统去吃孔老二的过期药。吃饭也会噎死人，就不吃饭了吗？可是老顽固们是不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的。

洋务运动刚开始时，倭仁就说这是要“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同治六年大学士倭仁折》）

戊戌变法还没开始，张之洞就大骂康梁“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来声明文物，一旦扫地净尽”。（《张文襄幕府纪闻》）

八十三年前，代议制才刚引进国门，梁启超就大呼“代议政治破产了”。（《梁任公于时局之痛语》）

南怀谨先生痛心于“我们历史传统和文化思想快要灭绝了”，而叫我们赶快“迷途知返”。（《中国文化泛言》）

还有人说“再不回归传统，中国真是国将不国了，……看中国都已经西化成什么样了，我们炎黄子孙再也不认识自己了！”

这就是我们的老先生们对我们的劝告。他们能有这样的认识，真说明了他们“不认识自己了”。

我们扪心自问一下：一百多年来，直到今天，我们有过一心一意的、主动的、系统的学习过西方吗？没有，显然没有。我们对于西方的东西从来都是三心二意的、不伦不类的、被动的、零散的学习。

如果我们真的害怕“不认识自己”，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认识自己的缺点，问问自己：韦伯所谓的“上层建筑”在我们的精神层面里“建立”起来了没有？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们缺少的并不是传统，而是现代化。

我所说的现代化，不但是“器物”上的现代化，更包括了“精神层面”的现代化。

我们总以为我们已经“西化的不成样子”了，殊不知，西方文化中的真精神在中国的社会里，就好比水面上的几滴浮油。从来没有真正的融进去。

老实说，我们这一代和“洋务运动”的那一代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两代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着皮毛的西化，也都在做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盘算；他们那一代只要外国的洋枪大炮的技术，我们这一代进口了计算机、电视的技术。也就是说，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在“器物”上已经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了，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很难看到一个爽朗健康的“现代人”，我们很多人的脑子依然是古代的、不健康的，大家都在“拿着西餐叉子吃人肉”。

试看一下，大学教授在用着多媒体教室宣传“圣人教义”；和尚也用网络来宣扬佛法了；书法家们穿著西装拿毛笔写对联；开着“奔驰”去祭孔；用Microsoft Word敲出“祖尧舜，法周孔”的文章拿到bbs上发表；医院用体检技术来检验“处女”之身；“中医”挂着听筒看病，开西药处方；中医理论依靠仿效西方而制定出来的《执业医师法》发展。

试看以上这些“西餐叉子吃人肉”的“文明”，哪一点不说明了我们的西化只是三心二意的、不伦不类的、被动的、零散的、皮毛的西化？在现代化的路途上，我们总是带着投机的浮夸心理，不肯塌塌实实的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正视人家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并且还要经常摆着臭脸孔，对洋玩意嗤之以鼻，说什么“西洋文明没落了”。

在现代化的标准下，我们还是个爬地吃奶的小孩，绝不是什么“西化的不成样子了”。别人都抓着时间顺着现代化的大路上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边吃奶一边花时间找现代化的快捷方式，要抄小路，然后大跃进，接着“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很快就完成“赶超英美”的任务！——这不是做梦吗？大大小小的梦，我们也做了一百多年了，可是又做出了什么呢？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不是依然停顿在“今天”的那个十字路口吗？我们离现代化太远了！

回归传统的心理使我们得了很严重的“恋旧癖”。也就是不管什么，越老就越好。“恋旧癖”不可救药的表现就是一种“祖宗崇拜症”。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有我们这里这么多的“圣人”呢？我们总是言必称“祖宗”、“古人”，动辄就扯上“五千年的华夏文明”。

确实，在一元化的农业社会的时候，祖宗的意见是重要的，不管是否正确，我们都不得不“听话”。因为，在农业社会严格等级的宗法制下，人们处在“四世同堂”的家族本位的大网之中，一个家族里，地位最高、最有威望的就是祖宗，依次往下。从“家”推到“国”，亦可作如是观。农业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而这些有限的资源（如土地、房屋）又全部掌握在祖宗的手里。祖宗们就是老大，
他们可以“养于国”、“杖于乡”，可以一边抚着胡须，一边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不爽了还可以拿拐杖敲年轻人的膝盖。

另外，在家族本位下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伦理道德成了社会稳定的自控系统。农业社会里的人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自给自足。当时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都是极其简单的，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几乎不需要什么“科学的态度”，只有“经验”才是最权威的标准，而祖宗们、老年人正是“经验”的代言人，越老的人越有“经验”，越祖宗就越宝贝。

可是，世界已经不同了。我们的社会早已经从农业社会过度到了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跑进了信息时代，总之，变化是日新月异的，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每次由于世局改变而带来问题时，“祖先崇拜症”常常会使我们“条件反射”的翻出“圣人之言”，企图用空洞浅薄的“圣人之言”来应对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的问题。——这可能吗？我们应该知道：我们需要适应的是“科学”、
“民主”、“法制”等等这些现代化的东西，而非把“祖宗”、“圣人”、“五千年”这样的东西挂在嘴边意淫。

老实说，如果我们的祖宗地下有知，看到今天不争气的我们还在抱着祖宗的老本混日子，老祖宗们肯定会气出病来，去看西医，然后移民去美国了！

回归传统的心理，使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西洋货。我们以为眼睛看到的好莱坞的商业大片就是西洋货；胃里消化的肯德基的汉堡包就是西洋货；《圣经》上的关于“十诫”的内容和“十字军东征”的依据就是西洋文明。

于是，我们就觉得，西洋文明也不过如此，西洋文明没落、衰亡了，我们已经尝遍西洋文明了，再尝下去就要拉肚子了、“西化得不成样子了”！

流风所及，我们开始害怕西化、拒绝西化、并断言西化的结局将是个悲剧。于是，西洋文明的真玩意还没进来时，就被我们堵在门口了。

我真想问一下：我们谈了几千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可是我们能档得住人家在太岁头上动土吗？我们标榜要“修身”，要“止于至善”，可是，我们出现过人家的那种真正的心理学吗？人家的心理学、性心理学的大书已经出了几千万本了，但我们这里一个社会学家谈了一下“性权利”、“多边恋”就遭到炮轰！

还有，我们说什么要“幼吾幼及人之幼”，可是我们有过真正的教育学吗？看看我们的儿童已经被训练成了什么样的工具了；我们说什么“治国安邦平天下”，可是我们有过一门象样的社会学吗？我们谈了几千年的“选贤与能”，但在历史上，我们出现过一次人家的那种民主的投票选举吗？我们是最喜欢喊“天人合一”这个口号的，可是，我们有人家那样关心公共卫生、爱护环境，并且乐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吗？我们强调了几千年的“礼仪之邦”、“不必藏于己”，
可是哪个国家的奸商、贪官的数量有我们这里这么庞大呢？我们的圣人说什么“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可是我们有过人家的那种的个人自由和人权学说吗？

——没有，统统没有。我还想问：从古代到现在，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不是在喊口号？

使我们着迷的，还有一系列经典的口号，除了上面的“天人合一”，还有“郅治大同”啦、“内圣外王”啦，什么什么主义啦……，总之多得是。

可惜，天都要蹋了，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天人合一”，乌托邦也搞了不少，但是“大同”还是没有实现。坦白说吧，这些高不可攀的调子，这些万古纲常的主义，都是我们痛痛快快的实现“现代化”的阻力。

然而，这几年来，现代化的路标变得越来越朦胧，浮夸守旧的大雾气焰更加浓厚了。四百万３－１２岁的儿童也被逼着读经了（０４年的数字）；官方也祭孔了；新儒家也在嚷要把“儒教”建为“国教”，然后写宪法了；“孔子传人”蒋庆还厚着脸皮的要国家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以发展儒教事业！

面对着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这些戕害儿童、不要脸的丑恶行为，我们必须站出来跟他们拍板、抬杠，表达我们坚决反对的意见。

第三个方面，淆于文化本质的分析。概括起来，文化有以下五种性质。

１，文化的层次性。也就是文化的优劣性。就好象原始社会（或现在的非洲土著部落）的文化和现代社会的文化一样，属于不同台阶、不同层次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相比，根本不在同一台阶、同一层次上。

２，文化的普世性。文化和文化之间，虽然有层次之分，优劣之分，但都同样具有普世的价值。这就好象中国人是人，美国人也是人一样。

正因为文化具有普世性，所以它可以“共享”。土尔其的“全盘西化”，韩国的“宪政”，便是这种“文化共享”的最好证明。现在也不会出现洋务运动时“西人图利”的事了，人家的东西都已经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了，西方人都没有据为己有的意思，我们又何必在自己给树起的“国”的文化篱笆中与西方文化老死不相往来呢？我们应该当仁不让，“共享”西方的文化。

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西化”之后，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了，没有个性了，“在世界上看不到中国了”。这是一种杞人忧天的看法。其实，只要中国“西化”了，那么“化”出来的结果就一定有自己的特点——你看过世界两个完全一样的国家吗？

还有一些更加杞人忧天的人，譬如新儒家的盛洪。只见他高唱道：

“‘如何现代化’和‘现代化又如何’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现在后一个问题越来越凸显在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前。”（《为万世开太平》前言）

新儒家盛洪当然是衣食无忧、文化感富足而强烈的，在他看来，中国似乎没有什么落后的了，中国俨然已经达到“现代化”了——一切都已经“现代化”了嘛，大部分中国人已经进入“后现代”了嘛，而“凸显”在中国知识分子前面的，是该想着怎么来解决“现代化”带给我们的问题！这是多么可笑、多么规避问题的杞人忧天呢？

我想问一下：一个国家，它的文盲人口世界第一（1.8亿），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考虑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以支付能力而言）大学学费世界第一，“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开销世界第一，官民比例世界第一，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世界第一，工作时间世界第一。这样的国家难道进入“现代化”了吗？

这样的一些“世界第一”都是需要去改变的！莫非，盛洪正是根据这些“世界第一”得出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依据？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即使中国真的实现“现代化”了，那么依然要面对“现代化”给中国带来的问题。然而，在中国的现在，我们还不配谈“现代化又如何”，我们该谈的是怎么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才是“凸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穷光蛋而言，他首先想到应该是，怎么填饱肚子，怎么赚钱让自己不再受穷，而不是想着，是不是吃得太饱了会不利于身体健康呀，是不是钱赚多了，会像那些百万富翁一样感到心灵空虚呀。以他的现状，那样的想法是奢侈的想法，傻逼才会“凸现”出有那样的想法。

３，文化的完整性。如果说，了解了文化的普世性可以让人抛开“国”的差别，对西方文化持着容纳的心态，那么，了解了文化的完整性则可以让人们清醒的知道，在文化方面，不可能采取所谓“科学方法”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就好象治病，只要全心全意、塌塌实实的“吃西药”就够了，况且这已经使我们无暇他顾了，如果“西药中药”混在一起吃，效果反倒不好。那些满脑子“结合”、“挂钩”、“接轨”、“中西合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人——对这种浮夸的人，最需要用凉水来浇浇他们，使他们能够“白日梦回”，使他们醒醒，让他们别做那种凑合式的妄想了。

他们的毛病在于：不知道文化这种东西不是一块块零售的，而是一整块批发的。文化的任何一部分的改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都会引起文化的一连串的反应，譬如人们的生活状态、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等。不了解“文化是批发的、整体的”这一特点的人，他们会对西方文化中的“弊端”做一些杞人忧天式的担心，并出现了盛洪那样的“现代化又如何”的怪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正所谓“文明即梅毒”。在西化的过程中，放大视野观察一下：“改革开放”几年之后，“爱滋病”就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性解放”，又带来了“一夜情现象”；“网络信息”时代伴随着“网虫”、“亚健康人群”的产生；进口“西药”，又要面临着“副作用”等等，这些都是显例。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的，它的弊端甚至不会比中国文化的弊端少（二者有层次的差别）。在西方文化面前，
如果你想要“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表的“利”的文化，那么，你就要接受以“爱滋病”、“梅毒淋病”、“一夜情”、“网虫”、“亚健康人群”、“药物副作用”等等为代表的“弊”的文化。这是无法避免的，你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去减低危害，使“弊”的作用能够降低一点。

西方文化就像一个“双十美”（sweet and twenty），在面对“她”时，俺们应该有“衣裳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心，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跟“她”相会。我们要知道，“她”是完整的，不听劝的——不听你这套农业文明的的劝告；“她”有优点有缺点，在她身上，温柔和泼辣是共存的（况且这个世界没有女人是十全十美的），如果我们想要“她”，我们就要有包容“她”的优点和缺点的
度量。俺们不要怕得“病”，要知道，俺们已经“打光棍”多年，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自高自大，如果再不赶快点，放下面子，下死决心，那就要“赤条条打一辈子光棍”了！

令人失望的是，今天的西方已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泼辣行为”，但在中国，“双十美”的“温柔”我们很少看到，我们感受到的全是“泼辣”。这是“中体西用”这种阴暗的、滑头的折衷主义带来的病状。“中体西用”这种主张掩盖、包庇了传统文化中腐败的成分，使这些腐败的成分得以在阴暗的角落里发酵、滋长。

４，文化的懒惰性。文化存在着一种懒惰性，尤其是中国这套传统文化。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有“全盘西化”的必要，因为，在实际的“西化”过程中，文化的懒惰性，会在客观上使中国文化趋于一个“不太全盘”的局面，正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产”不是别的，乃是思想上的老顽固，有老顽固在后面扯后腿，“全盘”早就打了七折八扣了。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必要给他们来激烈一点的，先把一些老顽固给活生生的气死气病，消除人为上的障碍，则，中国之文化幸甚矣，华族之“现代化”有望矣。写到这里，再听鲁迅所说的吧：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无声的中国》，《三闲集》）

文化的懒惰性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进行“全盘西化”之后，不可能与西方一模一样。在“化”后，它必定有自己的特点。

５，文化的搏弈性。也就是说，不同文化碰撞之后会相互搏弈、淘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年汉族被蒙古族征服的时候，蒙古人却被汉族文化同化；汉人内耗，使得满人能够入主中原，但是同样被汉族文化同化。这两种情况并不是说“体用”可以划分，而是因为当时少数民族的文化，潜质较低，在文化的搏弈中，遭到了淘汰。但是，后来中国碰到的是跟少数民族不在一个档次上的强势的西方文化。它不但在器物上比中国先进，而且在精神上、制度上同样如此。

文化的搏弈性使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在文化的搏弈中，如果我们的固有文化中真的有“精华”、“真金”，那么它必定真金不怕火炼，不但不会消失，反而还会发扬光大。

我们再看“全盘西化”这个词语。“化”是一个动态的字眼，代表着一种趋势、取向，这也就决定了“全盘西化”只能是手段而非目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目的。换言之，我们只是想通过“全盘”的手段来达到“充分”的目的，通过“西化”的手段来达到“现代化”的目的。

第四个方面，昧于文化发展的趋势。现在有一个很有市场的观点：中国的传统是世界唯一没有断裂的传统，别人的都断裂了，因此说明我们的传统一定有宝，需要我们好好的继承。

这是不了解文化发展的趋势。事实上，在“大历史”中，传统的断裂和生成是无时不有的。传统就像人一样，都在发展，都有其出娘胎、发育、成年、衰老、死亡的过程，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中国人在汉朝之前还没裤子穿，这是“不穿裤子”的传统。也就是说，孔子当时是不穿裤子的。新儒家那么尊孔，一天到晚嚷着要回归传统，何不先回归这一“不穿裤子”的传统？

中国的礼教传统，使女人裹脚、束胸，做了两千年的残疾人。请问：这种“裹脚束胸”的传统难道不该断裂吗？

中国人的“尊君”传统，使中国人做了两千年的愚民。请问：这种传统不该断裂吗？

在印度，丈夫火葬时，妻子要跳到火堆里殉夫。这种“火葬殉夫”的传统，难道不该断裂吗？

在非洲，还有对女孩子进行惨无人道的“割礼传统”。请问：这样的传统难道不该断裂吗？

以上的传统都已经断裂或者正在断裂，因为这些传统都不符合现代化的标准。换言之，传统是否真的有延续的价值，应该置放到现代化的标准之下去衡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判断。

对待固有文化，亦可作如是观。如果说，在诸子百家时代，中国文化出现过繁荣争鸣的景象，那么从汉朝“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传统文化就失去了推陈出新的功能。从古书里我们不难发现，一千多年前是怎样的，一千多年后还是那副模样，一千多年来，书籍的调子都是一个样的，它的核心理念在本质上是没变过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的话，
转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著）历史是文化的积累，因此，我们可以再追问一下：既然本质上没有历史，那么，本质上还会有文化吗？

不客气的说：传统文化已经死翘翘了！之所以看起

作者：老道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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