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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老红军战士扎喜旺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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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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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藏族老红军战士扎喜旺徐 (409 reads) 时间: 2007-4-05 周四, 上午7:00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藏族老红军战士扎喜旺徐

降边嘉措

题记：
扎西旺徐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革命老前辈，老红军战士。扎西旺徐同志不幸于2003年10月16日逝世，我感到十分悲痛。有关部门对扎西旺徐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民族工作者，藏族人民的好儿子”。
扎西旺徐同志立党为公，忠心为国，一心为民，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而又历经坎坷，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为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繁荣昌盛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正如有关部门在评价他一生的业绩时所指出的那样：“扎喜旺徐同志几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为各族人民团结进步事业含辛茹苦，辛勤工作，为发展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贯彻执行爱国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扎喜旺徐同志一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认真负责，讲原则，顾大局，识大体，时时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想着人民群众。他为人耿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他生活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坚持真理。在牧区合作化问题上，他坚持党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反对急躁冒进。 1958年，他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1962年7月经中央批准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但他始终相信党，坚持党的原则，保持了一个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和情操。”
这篇短文，远不能叙述扎西旺徐同志光辉的一生，只能表达我无尽的哀思。

一般的读者都很熟悉，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正是这位美国友人，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介绍了这支英雄的军队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介绍了革命圣地延安。介绍了这支英雄的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同时也第一次向世人介绍了红军队伍中的藏族战士。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看来他和这些多数战士相处得很融洽。”
海伦•斯诺讲的这位红军战士，就是藏族老红军扎西旺徐。

投身革命

扎喜旺徐1913年农历6月25日出生在原西康省、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一个贫苦牧民的家庭，从7岁开始，给牧主放羊，当长工，受尽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整整过了14年的娃子生活。后来离开老家，到甘孜谋生。
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来到甘孜地区。当时，也正是国内军阀混战时期。反动军阀竟相在少数民族地区扩张势力范围，设立防区，委任官吏，强征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并极力扶持地方反动势力和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扩充团防武装。他们互相勾结，对各族劳动大众进行残暴的政治压迫和敲骨吸髓的超经济剥削。不仅如此，还不断地制造隔阂、矛盾和纠纷，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民族之间，在各少数民族之间，在少数民族内部，在各个部落之间，制造隔阂，挑动纠纷，煽动武装械斗。更增加了少数民族、尤其是作为少数民族主体的劳苦大众的苦难。
苦难深重的藏族人民，盼望着雪山出红日，渴望着翻身得解放。
在红军进入藏区之前，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动宣传，极力丑化、污蔑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挑动红军与藏族同胞的关系。受这种反动宣传的影响，加之历史上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当红军要到藏区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一片恐惧和骚动。土司、头人、牧主、大喇嘛、大管家和有钱人家，怀着恐惧的心情，东藏西躲。贫苦牧民逃到深山老林或边远地区去躲藏。也有没有躲藏的，扎喜旺徐就是一个。他后来告诉人，他为什么没有跑？当时他想：天上的乌鸦没有人打。为什么？因为肉不能吃，毛不值钱。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什么？
1935年初，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有一天，扎喜旺徐大着胆子跑到县城去看看。在旧县城门口，有两个红军战士站岗，仔细检查进进出出的红军。他心想，都是汉人，自己还不认识自己人？检查什么？
他在城门口转悠时，站岗的士兵走过来同他搭话，扎喜旺徐听不懂汉话，一个劲地摇头。战士请来翻译，问他有什么事？扎喜旺徐回答得挺干脆：“没有什么事，只是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子？和以前的汉兵究竟有什么不同？”
正在这个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个当官模样的红军，样子挺和蔼的，问他是哪个村子里的人？乡亲们的情况如何？跑进深山老林的人，回来没有？他们的牛羊有人照看吗？生活有困难吗？扎喜旺徐就他知道的，作了回答。
见扎喜旺徐的衣服很破烂，那位当官的给了他一件衬衣，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还给了他一个红布条子，让他挂在胸前。当时扎喜旺徐并不知道，那块红布条，是 “代表证”，上面写着“民族代表”4个字。扎喜旺徐后来才知道，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下，当时正在甘孜召开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成立苏维埃“博巴政府”。他们村子没有人参加会议，他自己找上门来，就让他当了代表。
在谈到这件事时，扎喜旺徐总是风趣地讲：“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那是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红军打交道。红军官兵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消除了对红军的恐惧心理。
第二天，他又带着两位老人到县城。红军战士见了他，向他敬礼。他感到很奇怪，过去国民党军队，歧视藏族同胞，见了藏民，动辄打骂，称他们是“蛮子”。可红军对我们藏民却这么亲切，还向我敬礼。红军战士向扎喜旺徐致以军礼，给扎喜旺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它说明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尊重藏族同胞。
凭着那个代表证，扎喜旺徐和两位老人进了红军总部。一个当官的人亲切地接见他们，通过翻译，同他们交谈。那位当官的人告诉他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各族人民谋幸福的，是穷人自己的军队。还讲了许多道理。扎喜旺徐记不住，也理解不了那么多道理。但有一点，给了扎喜旺徐很深的教育和感受，那就是：红军与国民党不一样，对我们藏民好，对穷人好！
后来扎喜旺徐才知道，那位干部就是邵式平同志。解放后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长。
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彷佛看出了扎喜旺徐的心愿，问他想不想参加红军？扎喜旺徐很爽快地回答说：“愿意。”邵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邵式平对扎喜旺徐说：你们回去以后，要把跑出去的乡亲们找回来，告诉他们，我们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我们有严明的纪律，不准打骂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院。你们亲眼看见了，红军有那么多人马，我们宁愿露宿草原，也不进驻寺院。想办法告诉乡亲们，不用害怕，赶快回家来，照看好自己的牛羊，安居乐业。
扎喜旺徐按照邵式平布置的任务，到各地说服群众回乡。
格达是甘孜县白利寺的主持活佛，法名格桑登增•扎巴塔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康贡德喜底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比扎西旺徐大10岁。格达活佛到7岁那一年，被认选为转世灵童，迎请到寺院，举行坐床大典，成为第五世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虔诚信佛，富于正义感，自己又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对广大僧俗群众，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心，对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那些谣言，不大相信。但是，对红军也没有什么了解，因此，在红军到来之前，悄悄地在寨子里隐藏起来了，他没有走远，想看看情况再说。
扎喜旺徐很快找到格达活佛，告诉活佛，红军是劳苦群众自己的军队，经过甘孜，是为了北上抗日，反对日本侵略者。很多道理，当时扎喜旺徐自己也不懂，他说，他是照着邵式平和其他红军战士讲的话，讲给格达活佛听。由于从小没有学习机会，扎西旺徐的文化水平不高，藏文、汉文懂得都不多，但他有很高的悟性，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往往能从复杂纷纭的事物中，抓住问题的实质，找出症结所在，并用三言两语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一特点，后来在领导岗位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也无法比拟的。没有想到，活佛听得很认真，还真的起了作用。活佛看了红军的布告和有关的宣传材料，通过别的渠道，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他对自己的随员说：“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立即带领随从回到寺院。见红军宁愿露宿草地，也没有进驻寺院，经堂和佛像完好无损，使格达活佛深受感动，更增加了对红军的信任和崇敬之情。
扎喜旺徐得知佛爷回寺了，也非常高兴，立即带活佛去见红军领导。
从那以后，扎喜旺徐更加积极地帮助红军进行宣传活动。散发文告，张贴标语，派人召回受国民党反动宣传而逃到深山里的乡亲们，告诉他们要安心生产，不要轻信谣言，自相惊扰。
更重要的是，动员藏族群众和寺院里的僧侣，把粮食和肉食品献出来，支援红军。
当时甘孜地区的藏族同胞，究竟援助了红军多少粮食，已经无法统计。在这一过程中，扎喜旺徐作了多少工作，他自己也说不清。仅白利寺管家不完全的统计，白利寺捐献的“拥护红军粮”，计有青稞134石，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
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众对红军的支援，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专为白利寺发布布告，明确指出：“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扎喜旺徐到处宣传群众，动员藏族同胞支援红军的事，很快传遍了甘孜地区，受到红军指战员的鼓励和赞扬。不久，朱总司令到了甘孜，亲自到寺院看望格达活佛，还接见了扎喜旺徐和其他一些藏族群众。
1936年5月5日，在朱总司令、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红军将领的亲切指导下，在甘孜成立了“甘孜博巴政府”。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藏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批苏维埃革命政权之一。也是影响最大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邵式平任博巴政府主席，夏克刀登、格达活佛等人任副主席。扎喜旺徐被任命为骑兵连连长。用扎喜旺徐自己的话说，第一次当上了革命的“官儿”，负责保卫新生的藏族红色政权。
1936年5月，红六军团正向康南地区的乡城、稻城和巴塘县挺进。在此之前，扎喜旺徐通过瞻化（今新龙县）的喇嘛寺，给乡城、稻城和巴塘的寺院和土司、头人写信，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是藏族人民的朋友，希望不要听信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不要与红军为敌。
5月14日，红六军团进入乡城、稻城，受到乡城县最大的桑皮寺僧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并捐献许多食品，慰劳红军。
红军纪律严明，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他们真诚的态度、高贵的品德和严明的纪律，使喇嘛活佛们深受感动。活佛派喇嘛们到各地，通知躲藏在深山老林的群众返回家园。并动员群众把粮食和肉食卖给红军。红军在乡城、稻城休整了7天，
这期间，藏胞支援红军的粮食，堆得向小山一样高。为红军继续北上，作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1936年7月2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甘孜会师”。
不久，红四方面军先行北上，邵式平不让扎喜旺徐随部队走，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要为红二方面军过松潘草地准备粮食和其他物质。扎喜旺徐是个很勤奋、办事认真的人，又是个年轻人，充满热情。他当时没有很高的觉悟和很深的认识，但他本能地意识到，为红军筹粮，不是为土司、头人干事，不是为牧主干事。他不感到苦，不感到累，不分白天黑夜，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依靠着红军留下的良好影响和自己的努力，在短短40多天里，筹集到粮食4万6千多斤，此外还有一些酥油和肉类。他还曾动员一个寺院，一次赠送青稞5000斤。
现在看来，4、5万斤粮食，也算不得什么。但是，在当时情况下，筹集这么多粮食，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藏族地区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生产力低下，不像内地，能够筹集的粮食本身就不多，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司、头人的反对和阻挠，更增加了筹粮的困难。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筹粮之艰难。在长征之前，刘少奇同志遭到王明、博古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斥和打击，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在过草地之前，让他担任红军 “筹粮委员会”主任。中央交给他的筹粮任务是多少？10万斤粮食。少奇同志以他非凡的组织能力和高度的政策水平，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筹粮任务。
更重要的事，红军马上就要过草地，这粮食是最宝贵的。在最关键的时刻，一斤青稞，能够救活一个红军战士的命。这5万斤粮食的价值和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红四、红二，以及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队伍，先后到达甘孜地区。在甘孜地区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那么多人马汇集在一起。那里人烟稀少，物质匮乏，要征集这些粮食，非常困难。加上红军经过长途跋涉，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也是疲惫不堪。四渡赤水，过横断山脉，路经大小凉山，在内地“打土豪”得到的一些银元，早已用完了。所谓“筹集粮食”，主要是向寺院、土司头人和群众借粮。也曾向寺院和土司、头人借银元和金条、银宝，再向普通群众购粮。红军都写了借条。部队领导向喇嘛活佛、土司头人和广大群众庄严承诺：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加倍偿还，绝不会让藏族同胞吃亏。
四方面军走了不久，二方面军也要离开甘孜了。走，还是留，邵式平征求扎喜旺徐的意见。扎喜旺徐心想，红军一走，藏族地方还是那些土司、头人掌权，是他们的天下，我们穷人还要继续受苦。国民党军队一回来，绝对不会放过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想来想去，还是跟着红军闹革命好，他向邵式平表示：愿意跟着红军走。邵式平很高兴，鼓励他觉悟高，有勇气。就把他介绍给贺龙。说：一、四方面军都有不少藏族战士，唯有二方面军没有。这样，扎喜旺徐毅然决然走上了长征之路。如果扎喜旺徐的记忆没有错，他是红二方面军唯一一个藏族战士。

漫漫长征路

人们经常爱用“爬雪山，过草地”来形容长征的艰难。这雪山、草地，都在藏族地区。这雪山是夹金山；这草地，是川西草地。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到：“贺龙的二方面军在长征中经受的艰难困苦较之红军的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人成千上万，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草地饿死。”
事实的确是这样。从甘孜出发，扎喜旺徐一直在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工作，途经色达、壤塘，到阿坝地区。
在川西草地，张国涛不顾大局，从事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因而延误了红军东出四川的时机，给国民党造成了重新调到军队、部署兵力的时间。红军处于前堵后逼，四面受敌的困境，形势非常严峻。红二方面军是殿后的部队，困难更大。
茫茫草原，一望无际，人迹罕至，天气异常。缺粮断炊，为了充饥，可以说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了。
在长征路上，扎喜旺徐一直跟贺龙同志在一起。贺龙是性格开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总是满怀必胜的信念。人们说他是“乐天派”。贺龙总是有说不完的笑话。那时扎喜旺徐听不懂，但从战友们开心的笑声中，感觉得到他们的总指挥乐观开朗的性格。
离开家乡时，扎喜旺徐带了一包烟叶，乡亲们告诉他，过草地时，抽一点烟，可以消除瘴气。贺龙烟瘾很大，但在当时，连饭都吃不上，哪里去找烟抽？当贺龙知道扎喜旺徐带得有烟叶，就向他要烟抽。
在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骂藏族同胞是“蛮子”，把藏话说成是“蛮话”，在正式场合不让讲藏语。在红军队伍，从总指挥贺龙到普通战士，都对扎喜旺徐很关心，把他当作自己人。使扎喜旺徐真正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作为一个藏族战士，扎喜旺徐适应高原气候，熟悉当地环境，在过雪山、草地时，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特殊作用。一次，为了从敌人手里争夺几百只羊，扎喜旺徐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面，终于把羊群赶了过来。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敌人一枪打在他的左肩上，从前胸穿过去，却奇迹般地没有伤到心脏，否则有生命危险。
贺龙知道后，亲自来看望，并检查伤口。贺龙诙谐地说：“你这个‘小蛮子’命还挺大，子弹要是偏一点，你就见马克思去了。看来还是你们的佛爷保佑了你。”
那时扎西旺徐还不知道“马克思”是什么人。贺龙还表扬他“勇敢机智”，找来这么多羊，为部队立了大功，要给他“记功”。
走过了雪山、草地这段最艰难的路程，到了岷县境内，扎喜旺徐因吃了生冷的东西，气候不适应，又染上了当地的一种瘟疫，发高烧，几天没有知觉，头发、指甲全部脱落了。那次和他一起生病的好几个同志，不幸都牺牲了，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贺龙再次称赞他“命大”。
扎喜旺徐风趣地对贺龙说：“马克思对我说，中国革命没有胜利，藏族人民没有解放，小扎西，我现在还不要你来。”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用食指敲打扎喜旺徐的头，说：“你这个‘小蛮子’，进步还满大的嘛！”
前次贺龙说“见马克思”，扎喜旺徐竟然不知道马克思是什么人，后来同志们告诉他，是伟大的革命导师；而且告诉他，“见马克思”是什么意思。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下，到达陕北吴起镇，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
1936年10月，在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人的率领下，二、四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22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举世闻名的2万5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扎喜旺徐从自身的经历，亲身感受到广大藏族人民和各界僧俗人士，为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尤其是张国焘在政治上执行一条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的分裂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军阀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破坏党和红军队伍的团结，破坏党的民族政策。他带领一部分红军，三过草地，造成巨大损失，使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时间，整整推迟了一年。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参加四方面军的藏族战士，也牺牲在草地。他还以“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组织纪律不好”为借口，强迫一部分藏族战士离开红军，返回故乡。这些同志，一部分在过草地时牺牲了，大部分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51年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接见准备进军西藏的18军师以上干部时，当年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满怀深情地回顾了万里长征的艰难历程。当谈到藏族人民对于长征所作的重要贡献时，刘伯承说：“我们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候，到达藏区的。同志们知道，那时外有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内有王明错误路线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还有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情况非常危机。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藏族同胞热情地帮助了危难中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顺利走过雪山草地，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从此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直至全国解放，建立起人民自己的共和国。”
刘伯承同志强调指出“藏族同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过重要贡献，这一点同志们务必牢记在心，永远也不能忘记。”
与此同时，扎喜旺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成长过程，深深体会到，红军在藏族地区、在藏族人民的心田，撒下了革命的种籽。
在谈到长征的伟大意义时，毛主席曾经精辟地指出：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撒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结束。”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每当扎喜旺徐重温毛主席的这一论述，回顾那艰难岁月，总是心潮激荡，热血沸腾，使我们学些晚辈也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件事像长征那样具有重大的意义。扎喜旺徐、桑吉悦希（天宝）、协饶顿珠等同志以及他们同时代的藏族青年们，一参加革命，就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参加了这一空前未有的壮举。这是他们的光荣，也是藏族人民的骄傲!是他们的幸福！
长征的道路，艰难而又危急，伟大而又辉煌。长征的胜利，不仅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从此，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新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她在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在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创造了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
扎喜旺徐和经历过长征的老一辈藏族战士们都懂得：长征精神所包含的内容是极其深奥丰厚的，她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多方面的，她给所有参加过长征和红军事业的继承者们在思想上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扎喜旺徐经常教育我们年轻的一代藏族干部：长征精神来源于红军战士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憧憬和执着追求，对革命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和钢铁意志。
红军战士就是依靠这样的信念和意志，化作一股众志成城、无坚不摧的铁流，穿着草鞋，嚼着草根，吞食皮带，咬紧牙关，疲惫不堪地南北转战，左冲右突，千折百回，困难大于顺利不知多少倍。但是，红军战士的心中却向往着新中国灿烂的明天，怀着必胜的信念，走完了2万5千里的长征。毛主席和他率领的英雄们，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实现了旷古未有的壮举，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乃至世界革命史上罕见的杰作。
三大主力会师时，已是塞外草衰的时节。红二方面军到达定边以南一个小镇上，根据贺龙的指示，方面军参谋长找扎喜旺徐谈话，要他到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一听说要“上学校”，扎喜旺徐问还有什么人去？参谋长说，“就你一个。”
扎喜旺徐开始时还不愿意，说：小孩子才上学校。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脑子又笨，学不会。
扎喜旺徐固执地说：“我不去。”
参谋长说不通，向贺龙汇报。贺龙亲自找扎喜旺徐谈话，装作生气的样子说：“你这个‘小蛮子’，真有点‘蛮’不讲理啊！组织上关心你，培养你，派你去学习，你不去，听说还闹情绪，问为什么让你一个人去？”贺龙说：“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干部，专门办‘少数民族班’，我想去行吗？我贺龙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贺龙又亲切地说：中央决定举办“少数民族班”，这是个重大决策。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从全局着想，下大力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不但是当前斗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今后长远的目标着想。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国解放了，建设少数民族地区，还要依靠你们这些少数民族干部。
贺龙对扎喜旺徐说：作为一个革命战士，要有远大理想，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首先要学好文化知识，提高政治觉悟。
贺龙总语重心长的一席话，使扎喜旺徐豁然开朗，深受教育。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每当回想当时的情景，重温贺老总的谆谆教导，扎喜旺徐总是非常激动。扎喜旺徐还经常用贺龙同志对他的教导，来教育他的子女，教育年轻的一代，勉励我们努力学习。我在采访扎喜旺徐或平时交谈，他都曾多次谈起这件事。

在革命圣地延安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到，红军经过藏区时，找到了向导，并与这些向导交上了朋友。过了藏族境界后，许多向导继续参加长征。有些人现在是延安学校的学员，有朝一日可能回到本土向人民解释“红汉”和“白汉”的不同。扎喜旺徐就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学员。
革命圣地延安，是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汇聚在宝塔山下，延河之滨。
延安，对于扎喜旺徐来说，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既是革命的大熔炉，又是学习政治文化的大学校。
扎喜旺徐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们到延安中央党校，董必武、谢觉哉、成仿吾三位革命前辈亲自来迎接我们，对我们十分关心。董老详细询问了每个人的情况。学校为我们安排好住处，按民族分班编组。藏族班有天宝（桑吉悦希）、郭锐、杨东生（协饶顿珠）、孟泰、罗德干、贺土司、王寿才，加上扎喜旺徐，一共8个人。
蒙族有祁海天等8人。彝族有潘占云等9人。回族有马占奎等20余人。各民族青年，欢聚一起，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后来在“少数民族班”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民族学院，乌兰夫任院长，李维汉等同志经常来讲课。从那时起，扎喜旺徐就在我们党的民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李维汉、乌兰夫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亲切教导下学习和工作，不断成长进步。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扎喜旺徐和大多数少数民族干部，都在延安学习，这一方面是对他们的培养，同时也是对他们的保护。
1945年“8•15”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派扎喜旺徐到张家口，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盐务局长。那时内蒙地区十分缺盐，组织上让他负责购盐工作，从内地购买食盐，往内蒙古运，又把内蒙的皮货、羊毛运到内地去卖。那时环境艰苦，条件很困难，汽车很少，主要靠胶皮大车和牛车。就是依靠这些落后的运输工具，扎喜旺徐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46年9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分会成立。扎喜旺徐被派到锡林郭勒盟行政委员会任处长。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这是党领导下的我国第一个自治区，对作好我国的民族工作、圆满解决民族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扎喜旺徐被调到察哈尔盟行政委员会任处长。
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扎喜旺徐一直在内蒙古地区工作，为我国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与此同时，学习和积累了从事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的经验。后者的意义可能比前者更大。我想，这也是党中央、毛主席，是李维汉、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藏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红军战士的爱护和培养，为建设新中国保存和准备干部。
在内蒙古期间，在乌兰夫的亲切关怀下，扎喜旺徐认识了周淑范，并组成美满和谐的家庭。周淑范是满族。他们家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家庭。

到果洛开辟工作

全国解放前夕，扎喜旺徐被派到彭德怀将军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青海一解放，党即派他到青海工作，任省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工商厅副厅长。1950年10月，在青海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著名藏族学者、高僧喜饶嘉措大师任副省长，扎喜旺徐对大师十分尊重，在工作中他们合作得很好。成为党员干部和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肝胆相照，患难与共，合作共事的一个范例。1949年9月，青海刚一解放，扎喜旺徐就与当时在香日德的第十世班禅接触，向他介绍了党的民族政策。1950年9 月，受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的委托，将彭德怀主席给班禅的信函和礼品，送交班禅，并请班禅号召西藏人民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从那以后，直到1989年班禅大师圆寂，扎喜旺徐同班禅大师，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成为至交。
果洛，历史上称作“果洛三部落”，因为它由上果洛、中果洛、下果洛三个大部落组成。是一个藏族聚居的牧业地区，以牧业生产为主，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我国平均海拔最高的一个地方。解放前，由10多个互不统属的大部落和若干中小部落分治，基本上属于封建部落制，具有浓厚的奴隶社会的残余。
历代反动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果洛地区更是深受其害。历史上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隔阂。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封建军阀马麒、马步芳父子连续不断地对果洛地区进行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他们还在各个藏族部落之间，挑拨离间，制造隔阂，挑动武装械斗和部落仇杀。更加重了藏族人民的苦难。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果洛人民遭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苦难，人民的灾难十分深重，生活十分贫穷。
党中央、毛主席对苦难深重的果洛人民，寄予深情关怀和同情。青海解放不久，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即作出派工作团，到果洛地区开辟工作的决定。遵照上级指示，1951年上半年，扎喜旺徐以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名义，专门托人给果洛地区几个大部落的头人写信，邀请他们自己、或派能够代表他们的人到西宁，看看解放了的西宁，并共商建设和发展果洛的大计。
那些头人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到西宁来了。扎喜旺徐热情接待他们，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也接见了那些头人和代表。大家都感到很满意。
同年12月，省委领导让扎喜旺徐带着果洛的代表到北京和西安，向中央和西北局汇报。
12月31日，也就是1951年的除夕之夜，是扎喜旺徐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天。这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出席中央民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同志。李维汉安排果洛代表团也参加接见。李维汉带着扎喜旺徐，去见毛主席。李维汉刚要向毛主席介绍，毛主席带着慈祥的微笑，拉着扎喜旺徐的手，亲切地说：我们在延安就认识，还在一起吃过饭。毛主席对扎喜旺徐说：你是我们党培养的第一批藏族干部。你们这批少数民族同志在延安时，学习很刻苦，进步很大。当时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有你们几个藏族红军战士的合影。这本书出版后，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这批少数民族干部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说到这里，毛主席加重语气，说：在新中国成立后，你们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还对扎喜旺徐说：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能放松。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努力为本民族多做工作。当李维汉向毛主席汇报果洛工作，说：经与西北局商定，中央决定让扎西旺徐同志担任果洛工作团团长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果洛工作团团长这副担子可是不轻啊！你是藏族，熟悉当地情况，又是老同志，我相信你能把工作作好。”
扎喜旺徐受到很大鼓舞，坚定地向主席保证：“回去以后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绝不辜负主席对我的鼓励！”
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
1952年2月，西北局正式批准组建中共果洛工委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任命扎喜旺徐为团长，马万里任工委书记。
1952年7月1日，果洛工作团数百人，包括各个民族成份的干部、战士，在马万里和扎喜旺徐的带领下，向果洛进发。8月4日，果洛全境宣布和平解放。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有一个人伤亡。
工作团进驻果洛后，在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的关怀和领导下，坚决执行“更加慎重稳进”的方针，实行“特殊优惠政策”，以“作好工作，站稳脚跟”为总体指导思想，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扎实稳妥地开展两大项基础工作：一是化解矛盾，促进团结；二是诚心服务，赢得人心。
由于工作团很好地贯彻执行了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不但使工作团站稳了脚跟，而且很快打开了局面，形势的发展比原来预想的还要好，原来估计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被消除、被化解了；原来设想的一些困难，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整个果洛地区社会稳定，各部落之间消除了历史上造成的一些隔阂和冤家纠纷，团结一致，和谐相处，共同恢复和发展牧业生产。
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解放军和果洛人民之间的团结，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为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大好形势，经西北局和青海省委批准，于1952年12月，组织“果洛各界人士参观团”，由扎喜旺徐任团长，到祖国内地参观访问，同时代表果洛三部落的僧俗人民，向党中央、政务院献旗、致敬。他们到北京时，受到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统战部、民委负责人的亲切接见。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等同志在听取他们的汇报后，对于果洛地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李维汉还说：中央对果洛地区的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最近毛主席很忙，没有时间接见你们。但他一定要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李维汉说：毛主席、周总理知道果洛地区的工作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一定会感到高兴。果洛人民献给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礼品，我们一定负责转赠。
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还代表党中央、政务院回赠了礼品，请参观团带给果洛各界人民。并请参观团代表党中央、政务院，以及中央统战部和民委，向果洛人民致以亲切慰问。
并对进一步作好果洛地区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参观团在内地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各界人士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进一步密切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加强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团结，增强了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
1952年12月至1953年初，组织“果洛各界人士参观团”到祖国内地参观访问，这是建国以后单独以“果洛地区”的名义组织的第一个参观团；也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在旧中国，也不可能组织这样的参观团。因此，在果洛地区工作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遗憾的是，由于以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第一个”，也就成了“唯一一个”。其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
根据上级指示，1953年5月，果洛工委和工作团，决定组成5个分团，分别到各部落访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为在各部落建立基层政权奠定基础。
工委和工作团给各分团制定了“三个尊重”的方针。即：一是尊重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二是尊重现有的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三是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
由于各分团很好地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各部落和基层的建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果洛地区建立统一的人民政权的条件成熟了。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和政务院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1953年底召开了果洛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元旦，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扎喜旺徐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1955年7月，召开果洛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果洛藏族自治区”改为“果洛藏族自治州”。各县也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
至此，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西北局和青海省委给工作团制定的“和平解放果洛，建立人民政权”的任务，圆满完成。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以单一的牧业经济为基础、带有浓重的奴隶制残余的部落统治、分裂割据的封建社会，宣告结束，果洛人民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祖国大家庭。

襟怀坦白，光明磊落

在一些流行歌曲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有一个词汇，这就是：“痴心不改”。不管对它的含义理解得对，还是不对；深，还是浅，一些人总爱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如果借用这个词汇，我感到我们的老红军战士扎喜旺徐，虽然不是青海人，但他对于青海，是一往情深，“痴心不改”。
扎喜旺徐热爱青海这个美丽的地方，热爱青海的各族人民，愿意把自己的智慧和生命，毫无保留地、心甘情愿地献给这片土地，献给这里的人民。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不管经受什么样的挫折和磨难，遭到什么样的打击和迫害，他总是一往无前，虽九死而不悔，不屈不挠，无怨无悔，真是“痴心不改”。
扎喜旺徐在果洛工作期间，他的次子出生在果洛，扎喜旺徐就给他取名为“扎果洛”。让他永远记住自己出生在果洛这块土地上，是喝果洛的水长大的，永远不要忘记果洛人民的养育之恩。长大成人，要报答果洛人民的深恩厚谊，为建设人民的新果洛作出贡献。
1954年9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扎喜旺徐当选为人大代表，与青海的各族代表一起到北京，参加了这次盛会。
同年12月27日，青海省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西宁举行，扎喜旺徐当选为副省长。第二年，他便离开果洛，到省上工作。
1956年9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全国总共只有3个藏族代表，他们是：桑吉悦希、扎西旺徐和钦饶。钦饶是位青年同志，当时担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委书记。我在那一个，第一次见到扎喜旺徐。扎喜旺徐在大会上作了《流散的哈萨克族完全安置好了》的专题发言。
这一年的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这在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中央非常重视。组成了以陈毅元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扎喜旺徐亦作为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跟随陈毅到了拉萨。这是扎喜旺徐第一次到拉萨，会见了西藏的各方面人士，对于藏族的社会历史，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这对于正确贯彻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作好我国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毛主席说：1956年是多事之秋。的确，这一年，无论是我们祖国，还是藏族地区，大事喜事多，困难和问题也不少。大起大落，风波迭起。
这一年年初，在扎喜旺徐的故乡、四川甘孜和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始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四川省委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在藏族地区进行和平改革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他们更不接受中央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的指导，反而认为李维汉、刘格平犯了“右倾保守”的错误，他们在指导思想上急躁冒进，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乱子。主要原因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没有能够得到正确的贯彻实施，和平协商的改革方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
当扎喜旺徐了解这些情况后，本着对党的事业、对藏族人民负责的精神，不考虑个人得失，与桑吉悦希一起，向陈毅副总理作了详细汇报，并希望陈毅元帅能够向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汇报。陈毅元帅认真听取汇报，并说，他们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一定要向中央、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由陈毅同志的秘书帮助，整理成文，报送中央。
扎喜旺徐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各族人民的利益，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向各级领导、直至党中央、国务院，反映各族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反映人民的疾苦。为此，得罪一些违背党和政府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权贵和官僚主义者，遭到别人误解，甚至打击和迫害，也在所不惜。
正因为这样，1957年7月，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当着各民族代表的面，给予鼓励，总理说：“扎西旺徐同志是一个向我们党说实话的同志。”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李维汉同志受到错误批判，说他领导的中央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维汉同志也积极保护扎喜旺徐。他说：“扎西旺徐是忠诚耿直、敢于向党直谏的勇士。”
从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彭德怀同志主持西北局工作，扎喜旺徐有机会向彭总汇报工作，聆听彭总的教诲。扎喜旺徐对彭总十分崇敬。彭总也很喜欢扎喜旺徐的这种性格。
陈毅、贺龙、乌兰夫和刘格平等同志，也很喜欢扎西旺徐的这种性格，称赞他能够“讲实话，讲真话”，“光明正大”。
1956年所谓“康巴叛乱”事件发生后，中央十分关心和重视。有一次，总理要刘格平汇报四川藏、彝地区发生的情况。刘格平向总理作了详细汇报。最后，刘格平向总理汇报：藏族地区情况比较复杂，各方面反映上来的情况，出入也很大。意见也不尽相同。中央要了解所谓“康巴叛乱”的真相和藏区的真实情况，建议找扎西旺徐谈谈。
就在这一年夏天，受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邀集四川省委，以及西藏、青海、云南等省区的领导同志，研究解决所谓“康巴叛乱”问题，根据刘格平的建议，经李维汉、乌兰夫同意，特别指定扎喜旺徐来京参加那次会议。
从这件事，也说明中央领导同志对扎喜旺徐是了解的，信任的。
在谈到西藏问题时，刘格平同志曾多次向我说：扎喜同志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敢于讲真话，能够向中央反映藏族地区的真实情况。就是文化理论水平低一点。如果他有较高的文化理论水平，能够为党、为藏族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1958年至1960年，极“左”思潮泛滥，在“大跃进”的影响下，青海藏区进行民主改革时，省委个别主要领导同志提出“两步并作一步走”、“一步登天” 等错误口号，不顾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在牧区大办人民公社和“集体食堂”，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经过民主改革，群众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在这关键时刻，扎喜旺徐不顾个人得失，挺身而出，反对这种错误作法，他指出：“不能用棍子把群众赶上天堂。”
在农牧业生产方面，省委个别领导同志大力提倡开荒生产，使青海湖周围大量的环湖牧场遭到严重破坏。扎喜旺徐又提出反对，他说：开荒生产，发展农业，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现在开垦的不是荒地，而是水草肥美的牧场。扎喜旺徐明确提出：不能这么搞。
扎喜旺徐没有上个什么学，文化水平不高，当时他还不懂得生态环境保护这样的道理。但是，作为一个牧民的孩子，他知道，牛羊是牧民的命根子。牧民靠牛羊生活。牛羊要靠草原生存。
破坏了草原，也就破坏了牧业生产。
当时盲目开荒生产，使水草丰美的牧场遭到严重破坏，青海湖水位不断下降，草原沙化和盐碱化，致使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种严重的后果，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得更加清楚。
由于扎喜旺徐不断地给省委个别负责同志的错误作法提出意见和批评，1958年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时，扎喜旺徐首当其冲，受到严厉批判。
这一年的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的高潮中进行的，背离了“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在这次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并处理了一些领导同志。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等同志，被错误地打成“孙作宾反党集团”。
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了两个“地方保护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广东的冯白驹同志，另一个就是扎喜旺徐。说他们的主要错误就是缺乏当时大力提倡的“全国一盘棋”的“共产主义风格”，主张保护本地资源。冯白驹反对“毁林开荒”，主张保护海南岛的森林资源。而扎喜旺徐则反对破坏牧场，主张要很好地保护青海和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的草原，发展牧业生产。
扎喜旺徐主张保护草原，发展牧业，使牧区“人畜两旺”，但他从来也没有反对过发展农业，生产粮食。从小忍饥受寒的扎喜旺徐，懂得粮食的极端重要性。
1959年3月至6月，青海省委先后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省、地（自治州）、县、区、乡、生产队）和全省统战工作会议，扎喜旺徐不顾自己刚刚受到严厉批判，对1958年在全省平叛斗争中出现的扩大化问题，提出意见。扎喜旺徐指出：“在去年的平叛斗争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错误，这是客观事实。这事我已向省委和中央汇报。”扎喜旺徐接着说：“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对于平叛扩大化问题，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出现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个别领导同志，把对平叛扩大化有意见的、有看法的干部群众，不加分析地看作是‘政治觉悟低’，‘思想右倾’，‘认识模糊’，‘立场有问题’，对这些民族干部存有戒心，信任不够，尊重不够，培养不够，关系有些不正常。这些问题，应该妥善地加以解决。”
但是，扎喜旺徐的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没有引起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重视，反而把扎喜旺徐当作“地方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进行批判。并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才减轻处分，做了“三撤三留”的决定。即：撤销省委常委的职务，保留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保留正厅级待遇；撤销“八大”代表资格，保留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在这种情况不下，无法在青海工作，中央决定送扎喜旺徐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给予保护，因而避免了受到更大的冲击。
这时，青海省的“左”的错误恶性发展，农牧业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出现了大批非正常死亡现象。
这些情况引起中央的关心和重视，中央决定调整青海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班子，撤销了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同志的职务。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省委部分地纠正了平叛扩大化错误和牧业合作化过程中的急躁冒进，重申了“慎重稳进”的方针。
扎喜旺徐也重新恢复了副省长的职务。回青海前，周总理亲自找扎喜旺徐谈话，对青海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恢复工作后，扎喜旺徐立即深入农牧区调查研究，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2年，中央统战部和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民族工作会议，扎喜旺徐在会上作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发言，用大量的事实，指出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确存在不少失误，有些错误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用以证明中央对于青海省委错误所作的处理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青海实际的。是受到青海省各族人民拥护的。
他的发言，受到代表们的欢迎和重视，得到李维汉的鼓励和肯定。
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李维汉受到错误批判，不久便离开了领导岗位。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和扎喜旺徐都受到牵连，受到错误批判。
1964年，扎喜旺徐再次受到撤销副省长的处分，调离青海，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调到中央民委政法司任司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扎喜旺徐再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走资派”、“地方民族主义”。由于他比别的领导干部多一条“罪行”，多一顶“帽子”，当时被称作“双料黑货”，受到严厉批判，先后被下放到吉林和湖北劳动。
为了坚持真理，为了人民的利益，扎喜旺徐是三起三落，三上三下。但是，他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无怨无悔，痴心不改。
1972年，当“四机关”（“文革”期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4个机关合并在一起，统一管理，简称“四机关”）的军代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特别问到扎喜旺徐的情况，问他“解放”没有？军代表谈了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弄清，总理打断军代表的话，明确指示：“扎西旺徐同志从小参加革命，当红军时连汉话也不会讲，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他怎么可能‘反党’，怎么可能‘背叛祖国’？至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帮助他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加以改正。”
这样，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扎喜旺徐才被“解放”，回到北京，重新担任政法司司长。
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为了坚持真理，扎西旺徐虽然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待遇，历经坎坷和挫折，但是，正如《生平》里所说的那样：“他始终相信党，坚持党的原则，保持了一个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和情操。”
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扎喜旺徐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中央再次派扎喜旺徐到青海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职务。
到青海以后，扎喜旺徐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他到青海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群众最关心、影响最大、同时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即：平叛扩大化问题。
1981年2月，在中央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和中央（80）30号文件精神的鼓舞下，扎喜旺徐带着调查材料到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了一个多月。他抱定不怕再次被打倒的决心，写调查报告，报送中央有关部门。3月1日，扎喜旺徐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恳切希望他过问这一事情。小平同志对一问题非常重视，当即批给胡耀邦同志。
3月12日，在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下，中央书记处举行第91次会议，专门讨论扎喜旺徐给中央的报告，解决青海的平叛扩大化问题。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明确指出：“扎西旺徐同志的信写得很好，有调查研究，有分析，实事求是。”书记处就如何纠正平叛扩大化问题，作出了明确决定。
在当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的积极配合下，在李维汉的指导下，这一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这一年的6月27日，根据中央决定，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释放因1958年参加“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全部在押人员。省公安厅同时宣布，对刑满留场的参叛人员一律送还原籍，另行安置。基本上解决了1958年平叛扩大化造成的错误，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为一大批蒙冤受屈的人，昭雪平反。
在省委领导下，扎喜旺徐还对牧区在“文革”中错划的阶级成分、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叛国分子”、“分裂主义分子”、“投降主义”的干部群众，作了纠正。
这些正确的作法，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藏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人民中的威信。他们激动地说：“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
1997年8月，在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扎喜旺徐当选为政协主席。1981年11月，省五届三次会议上，扎喜旺徐当选为省人大主任。1983年4月，当选为中共青海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扎喜旺徐还曾当选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扎喜旺徐经常教育对一些藏族干部和他的子女说：他是一个娃子出身的穷孩子。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就没有我扎西旺徐的今天。自从参加红军到延安，到全国解放，我是在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在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等我们党的民族工作战线的老领导的直接教育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不久前，扎西旺徐还满怀深情地说：我是90岁的人了，马克思已经向我发了通知。回顾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可悔恨的是，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你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这是我们党的无价之宝，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扎西旺徐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使我们感到十分悲痛。请允许我用治丧委员会撰写的《扎西旺徐同志生平》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纪念文章：“扎喜旺徐同志的一生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的民族工作的损失。我们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
扎喜旺徐同志永垂不朽！”

2003年11月7日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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