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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旧作为老万疗乡愁：与网友讨论国内社会怪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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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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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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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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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与网友讨论国内社会怪现状
按语：
下面这一系列文章，是我在《说东论西论坛》上和网友的讨论文字，是一位化名“年轻人”的国内网友的一个帖子触发的。该文不但引起了我的多篇回应，也引起了国内外不同年龄段网友的热烈争论，可惜我只保留了“年轻人”写的第一个帖子和我本人的全部回应，其他文字都没有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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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老芦的看法
年轻人
芦迪走了好久了，估计是真不回来了，于是才开始写这篇文章，一是怕成了破鼓众人捶，二是怕真把老芦气死。
我真不是想和老芦过意不去，但看了他那么多文章，总想说几句，算是代表我和我周围的几个年轻人，其实我们是从不在公众论坛上帖的，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老芦的文笔真好，开始确实非常吸引我们，他读的圣贤书比我们多，我们自叹不如，但看久了也看出点眉目。
首先老芦的文笔就像华丽的衣裳，但里面包裹的内容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我不明白他怎么对中国人有那么多怨言，我认为凭什么也轮不到他来抱怨。我们年轻，确实不懂历史，可事实明摆着，是他们那一代人把中国搞砸了，回头来还是我们辛辛苦苦才富国强民的，而且这里面有一个良心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再苯也是在为祖国流汗，他在聪明也是在为我们的对手——美国添砖加瓦，我们没说过他什么，他怎么老说我们的不是？
老芦文笔好，看的名著多，但我们并不以为然。对我们这一代来说，炒股票开公司是能从名著里面学到的吗？现在的竞争，凭的是经验和实力。
再说老芦那好评如潮的自转，我感觉还不如“上海宝贝”亲切，从文学角度更不行了，连王朔都比不上，更别说高行健了。里面重点讲了老芦心中的一个女神——可可，更让我们是看一天笑一天。
我不明白老芦连可可也搞不定还敢上这儿来教育人，可可这种女孩最简单了，硬上把她办了就全齐了，保证接下来就是她死缠这你不放，接着就是看你怎么把她甩开了。这里我们确实没有一丁点亵渎老芦女神的意思，问题是老芦你理智的想一想我们这一着是不是肯定成功，别怕，我敢保证可可这种人不会报官。实际上可可早晚会被人办掉，给谁办掉都一样的，而且这样总比老芦一个人痛苦一辈子强吧？
其实仔细看看这坛里的文章就明白了，什么芦迪黄叶不平马悲鸣，全是背离了祖国的一群老帮菜，个个死脑袋加坏脾气，也就你们这代人能在中国闹出文革那么大的乱子，最后还不是看我们这一代人把中国建设的更加强大？
其实你们出国我们也不说什么，时代已经不是你们的时代了，你们也挺可怜的，在国外过得不怎么样，只好在网上过过嘴瘾，问题是别老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嘴脸，真忧国忧民干嘛不回来呢？祖国给你们的条件很好啊。
你们这代人坏就坏在死要面子，从不实际。
这篇文章不是写给老芦的，是写给那过时了却不敢承认自己过时了的一代人。
200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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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给“老帮菜”的文化休克
看了“年轻人”的文章，感慨万千。
首先，你没有气坏老帮菜。相反，我应该谢谢你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虽然在理智上分析出了国民的全面道德堕落，然而是你的文章让我从感性上第一次看到了人可以怎样“简化”到只保留“食、色，性也”的程度。如果我们国内的年轻人都能像你这样坦率地在论坛上发表他们的人生观与爱情观，我想海外华人一定会对中国的国情有更深刻的认识。
其次，你确实是吓坏了我，我早就写过《谁是最可怕的人》，记录了我在飞机上和两位年轻人的谈话。我以为那就是顶峰了，不料你的“爱情”观更让我魂飞胆落。记得那篇文章贴出时，有位文涛女士以为我是为了泄私愤，跟了个帖子反驳我，说她的许多小姐妹都是至情至圣的，老芦是夸大其词，胡说八道。文女士如果至今还在坛里作观众，不知她对你的帖子有何感想？
第三，我感到出国大概是我一生作的最英明的决定。我深为自己的孩子在西方长大，没变成你那样的“小帮菜”而额手称庆。就光冲我把他从那个臭泥塘里拔出来这一点，这小子就再过十辈子也还不清欠他老子的情。同样地，我没听老婆子的话，坚持不回国，也是我一生最英明的决定之一。
你说得很对，如果我回国，国家待我决不会薄。几次公差回去，住的都是四星，一路酒池肉林。那种风光，决不是我能在国外享受的。不幸的是老帮菜和小帮菜不同，在金钱和性欲之外还看重别的东西，因此难免就会闻到恶臭。我本来一直想退休后回国，现在看了你的文章，我连这个念头都打消了。当然，如何说服老婆子那个老帮菜还是个问题。
第四，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过去曾为青年一代的法西斯化倾向担忧，如今看来是杞人忧天。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信仰，法西斯党徒是一种志士，而如果你们的文章代表了绝大多数青年的思想的话，则未来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你们在这世上似乎就只信仰两个东西：金钱和性。极端自私的人可以变成野兽，却决不会成为志士。他们可能会在网上“过嘴瘾”，抒发一番“爱国”情怀，然而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最快地发财和安全地“办”女人。
第五，我想纠正你的文章中的一个观点。你说，是我们这代人把国家弄砸了，是你们那代人才把国家弄富强了。我觉得你说得不完全对。我觉得，是我们这代人把国家弄砸了，是你们那代人把国家弄烂了，而无论弄砸还是弄烂，都是伟光正的伟大功勋。过去我一直谴责朝鲜战争，现在觉得幸亏这么一打，才让第七舰队进驻海峡，救了那块地方，没让那儿的青年不是变成我这样的老帮菜，就是变成你那样的小帮菜。
至于是谁把国家弄富强了，愚以为，国家的富强首先靠的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经济侵略，是外国资本和中国的便宜劳力相结合的结果。无论是炒股还是“办”女人都不会让国库里多出一个大子来。而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那些血汗工厂里的打工仔是没钱来上网的。
最后再说一句：我诚恳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坦率陈述人生观的帖子，让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谢谢“年轻人”！
200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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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致“年轻人”
看了“年轻人”的文章，我今天上班一天都心不在焉，想著他的话。小年同志实在可爱，我十分后悔自己那篇文章写得火气十足，或许把人家就此吓得不敢开口了。本来我就希望能听到国内的下一代人的心声，现在人家说得那么坦白，那么诚恳，却又让我一顿骂了回去，真是个老帮菜！谨在此向小年道歉。
小年，我这个人脾气虽坏，幽默感还是有的。你那句“我不明白老芦连个可可都搞不定，还有什么能力来教育我们”让我暗自笑了许多次，让不知就里的同事以为我神经出了问题。而且你这个人的心地还是善良的，早就想批我，却又怕“破鼓万人捶”，还怕气死了我，要等到我走得不见踪影，这才来讲心里话。如此知道体贴人，还知道看了人家的许多文章，不写几句话也说不过去的道理，你的心地真是不错。请相信，我这些话是诚恳的，决没有什么讽刺的意思在里面。
我在文章后面附上旧作《谁是最可怕的人》，很想听听你的评论。你看，过去有位文涛女士不以为然，跟贴说：“老芦，你又夸张了。飞机上的那个潇洒小姐，和现实里的年轻人没有多少相干。我认识的许多小姐妹中就不乏至情至性的人。”你认为呢？你是否认为《可怕》第一段中的那个小姐有代表性？至于第二段，我觉得你和我在飞机上遇到的那个小伙子差不多一样的实际，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金钱。所以，无论是上博士生，还是看名著，都是浪费生命，因为这些活动不带来金钱。在这里，我想问你曾用来问他的那个问题：如果你作了某跨国公司的总裁，正在谈一笔大生意，如果走开就会招致巨额损失，此时你的父或母突然病危，你会不会不顾一切地赶回去看那个老帮菜？毕竟，那是非常不实际的蠢事，因为你并不是医生，他们真的要死你也救不活他们，是不是？
这里必须说明，我问这些问题，完全是想了解国内的新生代的心态。
在那次聊天中，我没有问那位小伙子的爱情观。从你的帖子看来，似乎你认为恋爱其实也就和性交是一回事。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把对方“办”了、“搞定”了。所以我是个悲惨的失败者，是个被同情的对象，哪里还配去教育别人应该怎么爱！
《初恋》贴出后，有的网友指出，说那一点也不苦涩，反倒是甜蜜的。他们说的当然有道理。正因为它当初于我是无比的苦涩，甚至几乎让我自杀了，今天回忆起来才是甜蜜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甜蜜而苦涩的回忆，许多我那代的青年根本就没有真正谈过恋爱，只是解决了“个人问题”而已。正是为此，我才觉得这段往事值得写下来，不是作为个人失败的记录，而是作为珍贵的回忆。
更重要的是，我想揭示那个荒唐的时代对人性的扭曲，造成了可可那样以理智权衡一切的连爱都不敢爱的不幸者。导致我们分手的最终原因就是理智和感情的冲突，而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种冲突就会存在下去。为了揭示这种荒唐，我有意把它写得幽默轻松一些，有的地方作了点夸张（例如我说绕著亭子跑了三十多圈，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因此，你觉得可笑很自然。我就是想凸显那个时代人性的荒谬。然而你似乎没有看到这悲喜剧（对我来说是悲剧）背后的性格冲突，也就是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当然对于你们来说，或许这种冲突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你们实际得很，而实际和感情似乎互不相容。我的理解，你说的“实际”，就是用理智来冷静处理生活里的一切事。官能的享受一定要满足，然而感情却是万万不能动的，因为那是弱点，决不能暴露“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丛林中，是吗？
其实，可可和我又何尝不实际？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实际”法，在对付厄运上，我从来就比她实际得多，我那本书有很大的篇幅是叙述我如何弄虚作假才从农村退回来的。上面那些名堂，当真是匪夷所思，大概全国知青里也没有多少人能想出那些鬼花样来。
我们的实际，和你们的不同之处大概是，我们有道德观念，有认为远比金钱和性交重要的东西。对公家，我是个骗子，能够不眨眼地撒谎，逼真地演戏，然而对于我自己的内心，对于家人和知心好友，我是诚实的。当然，这是二重人格，然而那是在那种世道中成功地活下去的唯一前提。当我来到西方后，便再也没有维持这种二重人格的需要了，于是我就变成了不识时务的老帮菜，甚至连家人和当年的好友都以为我丧失了智力。因此，我很理解你对我的评价。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人“硬上”把自己心爱的人“办”了，过后又要想办法摆脱她。这“实际”的“爱情”观实在让我没法接受，这不是糟踏人么？怎么还能说是“爱”呢？请告诉我，你给我那个建议，真是郑重其事的，还是开玩笑？请实话实说，无论你的答案如何，我发誓决不讪笑。
你的帖子给我最大的触动，应该说是你的诚恳。它让我反思，使我觉得自己对“新生代”们的鄙视态度实在是荒谬至极。是时代把青年塑造成了那个样子，当初塑造出了狂热的祸国殃民的红卫兵造反派，塑造出了可可那种不懂爱、不会爱、不敢爱的贞女，塑造出了小芦那种专门欺骗政府的骗子，如今又塑造出了飞机上的那两位年轻人和你们那几个人。如果你们可以被鄙视和责备，我们也一样该被鄙视和责备，所以，老小帮菜之间，需要的是沟通而不是手杖。
200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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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与爱
——三答“年轻人”
我从没听过“老帮菜”这种说法，大概是近年才兴起来的吧。心里总是疑惑那该是“老菜帮”才对。琢磨了半天，猜想那意思大概是指净长“老帮”的“菜”。不管怎样，这够逗乐的，我今天足足笑了一天。
小年说我们那代人不知道什么是爱，这话有些道理。我想了想，应该是：我们那代人中，许多人不知道“性”这回事儿，但爱倒是恐怕都知道的。就拿可可来说，在我那本书的后半部，我们又相遇了。那时我俩都已结婚，却鬼使神差地变成了同事，成天在一道工作。她无任惆怅地告诉我，当初真给我吓坏了，直到结婚后才知道我当初的“冲动”根本算不了什么。由此可见，她不知道“性”，却非常爱我，一直爱到我们破裂后很久都如此。前两年我回去见到了她，听她说她还收藏著当年我给她的所有信件，从第一封“流星”到最后一封“章台柳”（她告诉我，她收到“章台柳”时，其实已经快要结婚了）。这倒让我非常惭愧，因为她的信我一封都没保存下来，自传里写的完全是凭记忆。
国内现在有首流行的民谣：“养情人太累；包二奶太贵；下岗女工实惠；老同学聚会，搞翻一对是一对。”按“理”说，我俩都宿愿未偿，应该“办”了才对。可无论是谁都没动过那个念头。如果我们真的那么干了，恐怕保留在心里的甜蜜美好圣洁的回忆从此就被亵渎糟踏得一乾二净，那才是最蠢最蠢的事。感情这玩意儿不是快感，欲望也不是爱情的全部。“此情可待成追忆”，等你将来老后，留在心头的只有感情的记忆，决不会是“办”的巨大快感。
“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是正常人就有性欲，血气方刚时更是如此，所以，喜欢和女孩睡觉，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那个时代的荒谬，是把正常的人性无情地压抑下来，制造出了可可那样三贞九烈的怪物（她当然是小芦心目中的女神，然而当年小芦也已明白她同时也是人性被扭曲的怪物，这才有《嘉尔曼》那段轶事）。就连小芦那种天生有离经叛道倾向的人，也在很长时间内为自己的性欲苦恼，以为那是不正常的表现。而且，说来吊诡（paradoxical）的是，这种禁欲主义，正是今天的纵欲主义的根本原因。列宁有句名言道：“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今天的人欲横流，是对当年全国的清教徒作风的惩罚。无论是禁欲还是纵欲，都是病态社会的反映，都是对人性的扭曲，两者互为因果。一个以“辩证法”为国教的社会，居然没有多少人看出这一点，也真是咄咄怪事。
对于一个在这种病态社会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将欲望错当成感情是非常自然的。不过，爱情当然包括性欲在内，但性欲决不是爱的全部。我当年深爱可可，当然也盼望有朝一日把她“办”了。但“办”她只是我表示自己的爱的方式之一，决不是爱她的目的。正因为爱她，我决不会做出任何事来伤害她。只是为了达到一劳永逸地占有她的目的，就去“硬上”，把她“办”了，这在我看来绝对是犯罪。不管她去不去报官，我都决不会原谅自己。假设我鬼迷心窍干出这种事来，清醒过来之后恐怕要去自杀。
而且，小芦当年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在我看来，得到可可，必须靠我本人的魅力去赢得她的芳心。只有下三滥，才会去用“硬上”的办法，让人家没奈何硬著头皮跟著你（当年我厂隔壁的那家厂子里，还真有个小子用这种手段搞上了该厂的“厂花”）。如果我用这种手段去把可可弄到手，我就算不自杀，也绝对会一辈子看不起自己，那才真是活著不如死了。
所以，小年，我们的价值观念之间的确有一道鸿沟。我认为是没出息的卑鄙的事，你认为是高明的策略。你对这种差异的解释，是以为我们那代人对女人一无所知，又没看过琼瑶小说。可惜在这两点上，你都错了，至少不适用于我。当年小芦确实和女孩没什么接触，但西方小说看了许多。只要看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司汤达的《红与黑》，虽然对炒股毫无帮助，但对女性的理性认识恐怕也就差不多了。可惜追可可的时候却用不上书里学来的技巧，因为可可不是正常的女性，只是社会造出来的一个political and social being而已（我真没本事翻译，似乎应该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存在”）。
至于琼瑶小说，你大概没想到，我看过她的全部破烂，全是老婆子弄回家来的。如果你要让我评论，我只能说，那种东西的出版反映了中国人普遍的没文化。琼瑶的小说全是“茶杯里的风暴”，看的时候可以津津有味，放下书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恍如没看过一般。我的自传当然是票友的劣作，没法跟专业作家的作品相比，但我以为，就爱情而言，琼瑶的全部小说里的爱情加起来，也没有我和可可的深刻。至少，我们的个人悲喜剧里饱含著社会的底蕴，它揭示了一个个性得到解放的男性与个性备受压抑扭曲的女性间的悲剧冲突。你能在琼瑶小说里找到这种东西么？那儿有的只是《月朦胧，鸟朦胧》（因为讨厌老婆子的爱好，我有一次故意在她面前以古音念这个书名，几乎让她掌了嘴）上那种莫名其妙的三角悲剧而已。鲁迅当年骂专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说他是“角不完的许多角”，这话也适用于琼瑶。张恨水──张资平──琼瑶，是永远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一道特有的风景线，外国文学里是找不到的。
说起“角不完的许多角”来，我们当年也有一个迅速角完的第三角──素素。素素对我算是一见钟情，后来又佩服我佩服得不得了，人长的也不赖。如果我要去“办”她，想来恐怕没有太大的问题。小年，请告诉我，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会不会去“办”了她？
最后跟你介绍一下西方的两性关系。西方人在十来岁时（所谓teenagers）确实非常“性解放”，“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有一点：人家那里面可是有爱的，并不是见人就睡。以后年龄越大就越保守，到婚后则非常忠实，因为他们认为婚姻是一种“commitment”，决不能随便背叛。西方姑娘非常大方，什么玩笑都可以跟你开，什么话都能出口，这就很容易造成外国人的误会，以为人家会随便跟你上床。我认识的一个墨西哥小伙就是这样会错了意，向一个和他谈笑风生的姑娘动手动脚，结果对方马上翻了脸，向领导哭诉，小伙子立刻就给开除了。
在西方，要注意的最大的两点，就是避免种族歧视和性骚扰行为，这两条禁令本身简直成了一种骚扰。我那个单位，过去隔三差五地就要来纠缠我，不是让我填表，填写是否有人就我的肤色和种族说过什么恶意或污辱性质的话，就是让我去参加学习班，教我怎么举报种族歧视，实在是烦不胜烦。最后我一怒之下跟他们发了个备忘录，通知他们我从未受到过歧视，倒是他们的不断纠缠对我构成了骚扰，希望他们从此停止，这才吓得他们再不敢来啰嗦了。
反性骚扰也一样可怕。所谓性骚扰，甚至包括“电梯式的眼光”。如果你从头到脚地打量某个女同事，那就是“电梯式的眼光”，人家就可以举报你，你就得卷铺盖。对男性来说，这简直成了一种噩梦。某大学有个男生爱上了某女生，天天守在系大楼外，等那个女生一出现就给她献花。那女生烦死了，于是就警告这男生：“你再这么干我就要举报你性骚扰了！”吓得那小子从此便逃得不见踪影。
有时我在实验室里跟女士们开玩笑，说到“荤”处常常会吓得停下来，问对方：“我这可没有什么恶意，你不会举报我性骚扰吧？”弄得对方哭笑不得。然而根据我学习过的中央红头文件，如果你使用含有追求对方的言辞暗示，引起对方不快，那就是性骚扰。我这个人大大咧咧的，常常管女士们叫“大令”、“蜜阿莫”什么的，幸亏人家倒了解我的德性，并不以为我那是追求的暗示，否则就得吃不了兜著走。
总之，反性骚扰简直弄到了“黄色恐怖”的程度。我曾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是某男与某女亲热，双方正在情热之际，该男刚要“办”女方，女方也迫不及待，可该男突然又停了下来，郑重其事地问：“Are you sure you really want to do this？”（你真的想“办”吗？）根据红头文件，男方就是必须在女方口头表示愿意才能去“办”她。所以，该男可谓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可这却让女方顿时兴致毫无，当即勃然答道：“不，我不想！”吓得男方立刻止步，两人的恋爱关系也就此吹了。
说这些事儿，是想告诉小年：西方根本不像国内人想象的那样乱睡，比中国保守到不知凡几。东西方这些观念的不同，最根本的，是基于对人的尊严的理解的不同。因此，中国人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西方妻子可以举报丈夫强奸，似乎妻子让丈夫“办”是天经地义，不管本人愿不愿、累不累、有无情绪都得任劳任“办”，无怨无悔。所以说起来，西方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比中国“过时”，是专长“老帮菜”的大相国寺菜园子。
200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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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泥塘”论
“年轻人”的帖子和有关的所有的帖子我都细细拜读了。首先要说的是，我并没有想和你交手的意思，更不想骂你，相反，我觉得你很可爱，你的诚实和坦率打动了我。当然，我写第一帖时倒确实有些气，主要是接受不了那个“办”字和你的建议，但我马上就醒悟了，所以才用办公室的电脑给你追上两帖。
所有的帖子中，我觉得还是小年的写得最好。他说的东西，对我来说确实难完全消化，要一下子看懂确实有困难，不过我会慢慢琢磨的。请小年同志不要因为老帮菜（我真的不计较这个称呼，就算是骂人话也无所谓）的脑袋僵化就放弃跟我们的交流。
其次要跟你道歉，我确实小看你了。你懂双语，实在了不起，你写的那句法文我就根本不懂。此外，你的见解非常新颖独到，表述的也非常清楚。我在你的岁数恐怕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得如此明白。你说的很温和，然而却给我很大的震动。你对“香蕉”们的评论也极中肯。上次小芦回去，我家的人过后对我说：“这孩子智力发育滞后，极端的幼稚和不成熟。在他那个年纪根本不应该这么不懂事。”我当然同意他们的评价，然而我却觉得那是他的福气。西方的青年都不成熟，更不狡猾，恐怕根本就不能在中国的那种复杂社会中生存。所以，我们现在的意见分岐不是什么代沟，而是国内外价值观念的岐异。我猜，文涛和她的小姐妹以及“No kidding”网友那些年轻人大约都生活在国外，所以才不能如国内网友邑水寒那样理解你。
对于海内外华人之间的鸿沟，我早就有感觉了。我是八十年代走的，走时国人的价值观念与现在完全是两回事。那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还非常盛行，我能到国外大学去深造，在当时确实算一种巨大的个人成就。然而近年回去，哪怕是亲人好友的价值观念都彻底改变了。什么学术地位、成就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无足轻重，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尺度就只有一个东西──金钱。老同学聚会，没一个人不问我拿多少钱，也没一个人听到答案后不深感失望和鄙夷的。我原来还以为自己混得还可以，让他们失望多了最后也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废料儿”（failure）。
奇怪的是我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价值观念反而不流行。我认识几个华人大款，他们不仅没有从未流露过国内同学朋友那样的鄙夷，而且对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非常尊重，甚至还在内心深处有某种自卑感。大概就是为此，他们和“知识分子”们基本上没什么往来。我和他们谈得来，主要还是因为我工人农民都做过，毫无臭架子，乐于和善于倾听另一个社会阶层中的人的话（我为人并不像写文章那样尖酸刻薄）。所以，看来国内那种金钱至上的观念，似乎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的特殊国情。
至于“臭泥塘”，那虽是一时的气话，却也的确是我的心声流露。中国就是散发著恶臭，而且越来越臭。当年母亲病危，我要赶回国去，导师把师母从家里叫来，让她开车数百英里，送我去办再入境签证。到了那儿师母跟办事的官员一说我的情况，人家立刻开绿灯，不但不用排队，而且本来需要三四个礼拜才能办好的事，人家当场就给我办了。我打电话给旅行社买票，对方一听说我回国的原因，立刻就为我安排了最快的航班，还为我设计了一条最经济的路线，让我当天就去取票。结果又是师母开车送我去，还在路上几次问我钱够不够。到了旅行社人家已经下班了，可那老板专门在那儿等我，出了票后又把钱退回两成给我，说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急需用钱，那点钱是他送给我的，希望能在治疗我母亲的病中派上点用场，还说要为我母亲向上帝祈祷！
在国内的感觉却让我寒透了心。从机场回家时，我告诉的士司机我妈病危，请他开快些，他却立刻把车停了下来，非要我额外给小费才肯开车。医院里那些丧尽天良的白衣禽兽就不更用说了。他们第一件事就是问你是自费还是公费，如果是公费，就拼命给你开贵药好药，却根本不用那些药，把它们贪污了，再到病房向那些自费病人兜售。连人血他们都敢贪污。我母亲需要输血，我到血库去买的时候，那个大夫问我是自费还是公费，说是血价有两种，自费的便宜，但不给发票，公费的是“议价血”，价格高了几倍，而且要报上去批（完全是谎话，输血哪需要行政手续批准！），拼命动员我买“自费血”，好让他们贪污那笔钱。
其实那阵子国家还刚开始腐烂，后来就更邪乎了。我上次回国，看到报纸上说，一个青年去制止流氓斗殴，大腿上给捅了一刀，让好心人（毕竟还是有的）抬到医院去，医院却要他先交几千块的保证金，否则不收。那青年哪有这笔钱在身上，只得躺在那里，等到家里的人拿著钱赶来，他已因流血过度死去。另一份杂志上看到的事更可怕：某公路上汽车相撞起火，一个母亲逃了下来后，发现孩子还困在车上，绝望地向观众（有数百名闲人围观）呼救，却无人理睬，只得又冲上车去，没找到孩子又给烧了下来。她浑身衣服都给烧光了，在火团里惨呼打滚，旁观的闲人们无一人出来帮她把身上的火焰扑灭，却趁机看她的裸体看得津津有味，直到她被活活烧死。记者采访了一个看裸体的观众，他竟然说：“那又怎么样？又不光是我一个人看！”这不是臭泥塘，什么是臭泥塘？
最可怕的是没一个人觉得这个社会出了毛病，大家是如此地习以为常，只为经济繁荣、生活改善而心花怒放，却根本闻不到那股恶臭。我认识的一位访问学者的妻子是个大夫，他告诉我他妻子根本不想出国。我当然同意：出了国又当不了大夫，出来干什么？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目瞪口呆。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他家的日子好过得不得了，家里大篮小篮全是病人送来的礼物。水果根本就吃不完，大部分都烂了，白天去倒又怕人家看见，只好夜里偷偷地拿出去倒了。我再也忍不住，问他：
“你就一点都不觉得guilty？”
他不知道guilty这个词，我只好跟他解释，说那是“负罪感”的意思。他奇怪地问我：
“为什么要觉得负罪？是不是因为我们浪费了水果？”
“什么狗屁水果！你想没想过病人和病人家属？你作过病人家属吗？你以为人家是钱多得没地方花才给你买水果的吗？你知不知道人家是万箭穿心，屋漏又遭连夜雨，家里躺下了一个人，钱只有出去的没进来的，肝肠寸断不说，还得让医院百般敲诈，专开好药、贵药让人家倾家荡产，末了还得借高利贷去贿赂那些禽兽不如的狗大夫！你倒还只惦记那些狗屁水果！真他妈强盗！比强盗还强盗！”
“你怎么能这么骂大夫？”他生气了，“那是病人自愿送的，又不是大夫去敲诈勒索的。那是人家的一片心意，病人感谢大夫，知道吗？”
“感谢？感谢个ＸＸ！我也感谢过，告诉你，我七十年代就去大夫家帮他码蜂窝煤，一边码一边在心里操他家的十八代祖宗！后来又提著毛毯、压气壶、现金去感谢了多少次！我告诉你，这感谢的下作把戏大概还是我们家的人首创出来的，不是首创也起码是领导时代新潮流，是第一批知道靠感谢去救亲人的先知先觉。过去有句老话说是‘一世为官，百世为奴’，现在我看是‘一世为大夫，百世作牛马’。穿着白大褂净干他妈伤天害理的事，总会有报应的！不然这世道也真他妈没什么指望了！”
最后当然是吵得不欢而散。
我要上班去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代芦婶回答，她不会打字。
200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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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道德崩溃到底是不是普遍现象？
邑水寒网友说我“有罪推定”，用个别事实来支持心中预设的成见。我巴不得自己真是以偏概全，透过自己的有色眼镜，把伟大祖国看得一团漆黑。难道我不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难道我不盼望那儿的人个个是圣贤？我就算心理再阴暗，哪有污蔑父母之邦的道理？我的“有罪推定”，恐怕没哪个正直的海外华人看不见。最令人丧气的是，似乎国内就没人看见那些罪恶，或者见惯不惊。
其实，“年轻人”和我的争执，不是什么“代沟”的问题，而是海内外华人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我当年和自己的父母沟通毫无问题，现在与自己的孩子也能坦诚对话。但我几次回国，根本就没法和亲人沟通，尽管我们过去生死与共，年龄也差不太多。写《谎言之邦》前我回了一次国，去拜望了一位长辈，他老人家对著我痛骂了几小时的“美帝国主义”，我稍微说了点自己的见解，他老人家就大发雷霆，几乎把我赶出了家门。
国内的反美倾向，似乎是全民共识，在各代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竟没有多少人放弃“有罪推定”，看一看老美是否就是那只野心狼，再看一看中国的现实。如果他们这么做了，马上就会看出，美国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那点国力，根本不配作谁的对手，需要的是财东而不是对手。
当年炸馆事件发生，美国的电视台主持了一次电视谈话，与会的有写《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李希光同志。在那个谈话中，某美国教授说：在如今的世界上，美国没有中国可以，中国没有美国不行。对此放肆的污辱，李同志竟然不能反驳，说明此人天良尚未丧尽，知道承认事实。中国的经济繁荣，当然是靠全民流血流汗换来的，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些老帮菜当年洒下的血汗，然而如果没有外国提供原始资本和技术，又怎么会有今天的经济奇迹？
如今的党中央，似乎比人民还有觉悟，再怎么跟老美吵，“开放”、“引进外资”这一条是怎么也不会丢掉的。他们知道，一旦把国门关上了，咱们就得咽气。而所谓对外开放，主要也就是对老美开放。天下哪有将财东当作“对手”的事？让我担心的，是政府与人民、特别是小帮菜之间的“代沟”，但愿这沟不要在将来弄出大祸来。
说这些是想反驳你的“代沟论”，倒不是此文的中心意思。“年轻人”的文章打动我的地方，不是“办了可可”的那一段，而是它暴露了全民（不分代）的道德堕落。他的文章的中心意思，在我看来是强调“实际”，而这“实际”，其实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捞取金钱，充分满足官能的享受。不管干什么事，想什么问题，如果与此无关，就是不实际的，是浪费生命。“实际”之外无一物，除了财色，就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浪漫，没有崇高那些东西。《谁是最可怕的人》上的那位小姐很实际，所以她不会为失去恋人而痛苦，那位男士也很实际，所以他不会为父母的死亡而放弃发财的机会，而“年轻人”也很实际，所以他认为看名著、在网上写文章都是浪费时间“过嘴瘾”，更不必提他那实际的爱情观了。“年轻人”的文章，和《谁是最可怕的人》记录下来的谈话一模一样。而且，这些想法似乎不仅是个别年轻人的，而是全民性的。
近几年我频繁回国，接触的人层次颇广，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地实际，大到如何去申请科研基金（我在《归国杂感》上提过，为了要钱，科研机构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什么课题都会去开，不管它有什么意义，只要能糊弄上头要到钱就行），小到放弃自己的专业去“下海”，
至于全民醉生梦死就不用说了。我大学的同学中，似乎没有几个没有婚外情的，“老同学聚会，搞翻一对是一对”，一点都不夸张。老实跟你说，凭我的个人魅力、口才和当年在班上的声望，我如果要去“办”了哪个老同学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当年暗恋我的同学就曾经打电话约过我，而且不只一个。
还有那铺天盖地的麻将，我家那些“高知”们，有本事通宵通宵地打，还赌钱，据说那才刺激。这“代沟”实在是深如河汉，到了我跟他们无话可谈的地步。我本来就是家里最傻的孩子，如今他们更是认为我去洋插队把智力给插没了。连我当年的工人哥们都数落我：“你这小子是怎么回事？当年还挺机灵的，出去几年就变了个人，说出来的话又酸又臭又蠢！你那美国是不是也跟咱部队一样，专门把聪明人变成傻子？”
在国人，所谓“聪明”，就是不择手段地耍奸使滑，并识破别人的耍奸使滑。我每次回国，亲人们都要警告我：“千万不敢借钱给别人，知道吗？借出去钱就丢了，再别指望人家会还你！”而且从来不敢买东西，否则一定上当。为此我不知道受了他们的多少埋怨，无数次证明了我确实在国外丧失了智力。我最没法接受的，是亲朋们之间借钱还要还利息！我有个朋友向另外一个朋友借钱，月息竟高达百分之二十！然而他老兄还感激涕零的，说如果不是好朋友，谁肯借钱给我？我在资本主义国家过了这么多年，实在没法跟著他们一道现代化。
国人之所谓愚蠢，指的就是诚实。我在国内碰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撒谎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归国杂感》里提到过，某院长带我去见某财神爷，非要把我吹成是个美国公民才罢。学术上的弄虚作假就更别提了。就连当年的工人哥们，也竟然成了牛皮匠。我有一次在公车上碰到一个当年的同事。我没看见她，她倒热情地跑过来跟我打招呼。我看她浑身穿金戴银的，便信口说道：
“啊，多年没见，你倒是发的样子了，真没想到。”
“是啊是啊，我是发了。今天是去谈生意，打的打腻了，来坐次公车尝尝新。你知道吧，现在人们大鱼大肉吃腻了，都吃野菜去了。这坐车也一样，老打的也不舒服，坐上一次公车也挺潇洒的，是吗？”
我哑然。我自己也在车上，并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打的时也不觉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壮举。看需要而已。国内的公车非常便宜，虽然减震极差，座位又是硬的，但只要赶上了，为什么不坐？
后来我上她家去作客，才知道她家生活非常困难，她老公是我当年的哥们之一，一个月才拿一百多元，她退休了，现在在一家仓库守夜，那天在公车上碰到我其实是她去上班。她记性不好，竟忘记了在车上扯的谎，毕竟当年是好朋友，酒酣耳热后什么实话都说出来了。我看看她家，真是满目凄凉。我家的人个个住的都是起码一百平方，装修得非常堂皇。她家却什么都没有，几件家俱似乎都是结婚时自己做的，电视机是最老牙的那种，什么超强纠错的新科和先科VCD 是没有缘分的。就这样，饭后他们还摆开了麻将桌在那儿豪赌，直让我这个不会打的人在旁边为那位铁哥们捏著一把汗，生怕他输了钱。
所以，说中国是个臭泥塘，当然很难听、很刺激，不过那股恶臭你们怎么就会闻不到呢？我真不明白。我也跟高中级干部聊过。说句公平话，国内这些年在政治上的进步非常大。我接触的那些官员没有一个打官腔，说大话的，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远远超过我在网上碰到的的爱国小子。我跟他们提的意见，其尖锐程度决不下于我在网上发的牢骚。然而他们不但没给我扣过帽子，还告诉我许多贪污腐败的内幕和时下流行的讽刺民谣！遗憾的是他们明知国家已烂不可言，却没有一个人想去改变现状。我提了许多建议，人家都是摇头，告诉我没治，那些法子可能在西方有用，引进来却毫无用处。
我当年的一个铁哥们，如今作了省里的要员。他小子倒是挺念旧的，派车来接我，陪我玩了几天，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来了，还说“吃喝是干部起码的福利，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的车挂的是特殊的牌照，什么地方都能停，连单行线上都能开逆向车，警察不但不敢罚款，车离老远的还立正敬礼，乖得跟孙子似的。这小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让我这老朋友看看他如今的春风得意光景。
总之，我的中心意思是，这是全民的问题，不光是“年轻人”的问题。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人有“是非”、“对错”感，而我们今天似乎丧失了这种感觉，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丧失道德观念。当然我可能是以偏概全，不过中国从来是一个一元化的国家，从来没有西方那种多样性。你要了解中国人，只需了解一个就够了，其他人的心态都是identical 的。当然，我知道这话又说过了头，不过跟西方比起来，中国人的心态、想法是惊人的一致，什么都是全民干的。过去全民经商，现在全民丧德。这一点，从王朔取代了鲁迅成为最受欢迎的文豪就可以看出来。鲁迅过去受人欢迎，是因为他针贬了民族的劣根性，而王朔受欢迎，是因为他告诉人们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尊重的。
200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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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婶的话（http://216.128.72.50:4040/ShowTopic.asp?ID=43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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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还是国民觉悟的现代化
“年轻人”的一份帖子，引出了精彩纷呈的讨论。每份帖子我都细细看了，觉得老邑最后那份和非文人兄的最精彩。如果我没有弄错，两位的一个共同想法，是对“道德救国”的不以为然，觉得现在的“个性解放”是一种进步。老邑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慢慢地国家也就会走上正轨，老非则认为必须解决制度问题。两位当然都有道理。世上的事，从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意见如何不一致，每个人总是掌握了真理的一小部分，只有拼起来才能得到整个图景。“年轻人”以为老帮菜都是木鱼脑袋，老帮菜以为“年轻人”们是衣冠禽兽，其实是犯同样错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二位的处方虽然不同，却都否定了“道德”这味药，似乎也并不全面。
在当年的地下读书运动中，给我启发最大的第一本书，是重译的《天演论》（新题为《进化论与伦理学》）。那本书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了真正的人性是什么，悟出了传统社会和咱们“新”社会对人性的极度扭曲，悟出了一切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不可行性，更悟出了“道德治国”和后来的换汤不换药的“意识形态治国”的荒谬。我当时的想法，和老非现在的似乎也差不多（当然没他的深刻），觉得未来中国必须废除这一套，建立西方式民主法治社会。
直到九十年代，我的基本想法都没有太大变化。我那时和现在的老邑似的，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乐观，认定了只要这么发展下去，中国就会慢慢上轨道。我一直是坚定的“保皇党”，恨透了哗众取宠的方励之，在八六学运中尽一切努力说服那些极度愚昧的学生不要上街。在八九学运中，我是海外极少数的反对学运的人，堪称“反潮流”战士了。老百姓骂政府骂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每次我回去听亲朋好友骂我都很不耐烦，努力跟他们解释那出现的社会不公实际上是一种进步。即使是现在，我也拥护我党领导。我知道在中国那种国家，政治上一旦出现权力真空将是何等可怕的灾难。
老邑以为我听了国外的“反华宣传”，专门回国去戴著有色眼镜加放大镜去搜罗支持自己的观点的证据，完全是小看了我。我这个人什么都听，但决不会听宣传，似乎天生脑后就有反骨。当年在被欺骗的整整一代人中，我是最先觉醒的。早在上山下乡开始前我就开始恨老毛了，恨他为权力斗争把中国弄得乱七八糟。后来无论是什么潮流都从未席卷了我，不管是全民痛悼好总理，还是八六、八九的学运都是如此。连苏联垮杆我都没像别人那样兴奋，反倒为他们走得那么快而担忧。
我现在也不以为中国可以在短期内变成真正的现代国家。相反，我觉得，如果中国社会能花一个世纪的时间进到十九世纪的英美的水平（不是指生产力和富裕程度，而是指社会的成熟和健康程度），就算是侥天之幸了。在这过程中，最要避免的就是引起社会大幅度动荡的事件，诸如革命、战争（特别是打台湾那样的战争）和激进改革。老碑以为我悲观，是他没有我的对中国社会的多方面、多层次、广视角的认识。许多人见我又反战，又主张化帝国为联邦，又骂民运人士，又骂政府的倒行逆施和民族的劣根性，以为我是糊涂油蒙了心，或是自相矛盾，其实那些文章完全是基于同一根本认识写出来的，那就是追求真正的安定团结，通过和平演变使国家和民族得以成熟健康起来。至于这个国家是否富裕强大，那其实还是个第二位的、附属的问题。一个健康成熟的民族无论在何种逆境下都会如火中凤凰似的腾飞。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还是民族觉悟的现代化。
就是为此，近年国内那种浊浪排空的全民道德沦丧吓坏了我，使我开始思索过去的思路是否正确。我过去也像老邑似的认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一时的社会不公和脱序在所难免，是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等到日后上了轨道，自然慢慢地会正常。现在我却觉得，正如中村先生说过的，中国即使建立了西方的民主法治社会，恐怕也解决不了问题，照样要一天天烂下去。而且，我更觉得，过去以为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就会为实行民主创造前提，这个想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其实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翻版。民主和生产力毫无关系，古希腊是民主社会就是证明。而且我过去多次说过，民主并不是致富的法宝，要致富靠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是中国人“解决主要矛盾”的传统思维定势。照眼下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中国再过一百年，生产力再发达，也不会“和平长入”民主社会。
由此我更想到，其实孙中山、蒋介石的失败，主要还是他们想不顾国情把西方的那一套搬过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主要靠的是“心治”，亦即道德治国。老孙老蒋没参透这一点，所以只有卷铺盖，老毛吃透了这一点，所以成功了。而今天我们要想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社会，恐怕还得向传统“回归”，在政经改革的同时进行全民的道德重建。这不但是使中华民族健康成熟的前提，更是提供民族内聚力的根本来源。靠眼下这种煽动“民族主义”狂热来实现这个目的，虽然在短期内能见效，然而在长远上一定是饮鸩止渴，是未来大乱的祸源。
总之，我现在觉得，如果脱离或否定传统，从国外机械地照搬西方模式，肯定要失败。要使中国社会摆脱病态，解决制度问题当然是首要的，然而仅此绝对不够，一定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建构一个现代中国社会，除了西方的法治框架之外，还得建立普遍的道德规范。实际上西方也是这样做的，教会就起这个功能。当年儒家战胜了法家，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在法治的框架上，我们还得加入传统道德的粘合剂。
然而难也就难在这一点上。建立什么样的道德？谁是道德权威？过去有圣贤作道德指南，毛时代有皇帝兼教主代替这个角色，如今有谁来“装丫挺”？老百姓受过毛时代的欺骗，又受过“金钱是唯一价值标准”的洗脑，谁还会相信什么说教？
200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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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沟那边看过来
我和邑水寒是网上老友了，从他那儿，我学会了许多东西，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明白了海内华人对海外华人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老邑很有独立思考能力，又很喜欢我，无论对我的所谓才能，还是对我的做人，都大概有三分佩服。可就连他那样的人，对我的印象也时时要在两极之间大幅度振荡，只要老芦一天在网上混，他就永远一会儿要怀疑我是“背叛母体文化”、“看不起同胞”的洋奴，一会儿又觉得我这个人确实不错，是个该交的朋友，永远也打不定主意倒底该把我算成什么人。
老邑对我的印象如何，是个人的小事，不值得在网上讨论。但他以老友之身，对我的态度仍然如此矛盾重重，说明要填平这隔开海内外的鸿沟是何等困难。如果我以后回国去找老邑，绝对不和他谈政治，否则一定要打起来，因为在骨子里，他认定我是个“外人”，不配谈“内事”，更不配对中国指手划脚。当初他和国外网友小眉大吵时，我就发现了海内华人对海外华人的反感。这次“年轻人”的帖子又暴露了这一条，说明是一种普遍心理。
从国人那边看过来，我辈都是 “嫌家贫的狗”，因为祖国贫穷，就贪恋外国的富贵荣华跑出去。跑到国外没几天，就看不起自己的同胞了，这也看不顺眼，那也不习惯，甚至连祖宗、连母体文化都骂起来了，算是什么玩意儿？就算祖国再穷再落后，是我们在这儿受罪。你们爱国，为什么不回来出力？你们跑了，我们都没说什么，结果你们倒在外头说起风凉话、难听话来了，世上还有比这更气人的事儿么？
对此偏见，我当然无话可说，因为我们确实是弃家之犬，但是心里毕竟还是不服气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别想同国人谈国内的事，因为先不先就在道德上低了一头，还有什么平等讨论可言？这不是族群歧视又是什么？
由这个偏见派生出来的第二个偏见，是但凡海外华人批评中国，必是不安好心。《芦婶的话》后头有个跟帖，言之凿凿地指控老芦是自称“哈佛教授”的国民党的全日网上特务，却忘了我从未自称“教授”，遑论是哈佛的。上次回国，人家硬要派我作“美籍华人教授”，我坚辞还惹得主人老大不快。这跟帖当然只是极端例子。然而就连“年轻人”那样的知书达礼的好同志，也要莫名其妙地认定我辈一定是在国外混得不怎么样，才会到网上来过嘴瘾发泄。如果在那儿如鱼得水，去发财都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有功夫来网上骂人？
其实海外华人骂祖国，大部分人还是因为心里为祖国着急。我们出国后开了眼界，见到了一个更健康的社会，格外反衬出原来那个社会的不正常。当台海危机显示出全民疯狂要把国家引入万劫不覆的深渊时，又岂能不大声疾呼，甚至急得跳脚骂娘！
老芦从未在网上骂过老美，不是因为我像格格说的“锦上添花”，而是因为我骨子里对这个国家根本就不感兴趣，只要不加税，它是好是坏与我有何相干！我说老美的好话，是想说服国人：中国的前途在于一个正常良好的中美关系。在中文媒体上骂老美，无损于老美的一根毫毛，只能为国内那已经是浊浪排空的仇外思潮推波助浪，而正是这仇外在过去害苦了中国一百六十年。像刘康那样的美籍华人才真是为了哗众取宠求利、就既背叛归化国、又坑害母国的无耻小人。把这种人当作豪杰的民族，实在是有眼无珠！
在网上骂祖国是因为在国外混不下去，如果回国就当然更是混不下去了。我有位熟人，妻子跟我老婆子一样，天天想回国，硬逼著他回去了。结果他去了没几天实在受不了别人的鄙视，又跑出来了。这当然也不奇怪，是官方宣传造成了这种偏见的。我认识的另一个人在国外到处求职都被拒，万般无奈只得回国，回去后没两天就在官报上看到他“毅然放弃国外高薪回国”的歌颂。这样的宣传干多了，当然老百姓要有这种偏见。
沟那边的第三个偏见，是以为海外华人骂中国就是想推翻共产党。当初老邑和小眉吵，就莫名其妙地质问人家：“你把共产党推翻了，谁来领导？难道民运人士就比他们强？你以为人民就会听他们的么？”其实没多少海外华人主张推翻现政权，多数人都认为只有和平渐进的改良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良策。正是怕国内大乱爆发内战，我才反对打台湾，主张把帝国逐渐地改为联邦，主张在国内逐步实行费厄泼赖，党和政府首先彻底退出经济领域，以缓和舒解危如累卵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不能再这样“和平恶变”下去，最后终至不可收拾，再来一次孙毛式的革命。
沟那边的第四个偏见，是以为海外华人听信了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用有色眼镜看中国，有选择地专看阴暗面。其实，国外没有国内那种宣传，新闻报导一般都是客观的。当初苏联垮杆后新政权的经济灾难，就是国外的媒介首先报导的。反倒是香港的《争鸣》、美国的两《春》那些反共杂志愣要说“成绩是九个指头”。
和马教的预言相反，在西方，越是资本家越想和中国搞好关系做生意发财，只有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才成天逼政府去和中国纠缠人权问题。这些人其实只是凭正义感行事，似乎并没有什么“妖魔化”中国的邪恶阴谋在里面。
当然，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牢不可破，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些观念，在西方人心中简直成了一种宗教信仰，他们确实是想把这些观念强加于人的。然而这些似乎并不是什么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不是颠覆、削弱、肢解中国的国际大阴谋。海外华人耳濡目染，当然也接受了这些观念，出于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就特别想把这些观念强加给国人。如果说我辈是听信了西方的宣传，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有点道理，然而要说这种宣传造成了我们对祖国的偏见和敌意，恐怕离真相就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沟那边的第五个偏见，是以为海外华人忘了中国的国情，不懂中国的现状而闭着眼睛瞎指挥。当然，远离祖国，我们很可能是臭棋篓子乱支招。然而国人忘了一个道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海外华人的优势，第一是比较全面地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仅有了个比较文化的参考系，而且观察问题时有了老毛说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第二是远离了国内那些涉及个人祸福利害的具体环境，能够比较冷静、客观地、广视角地观察中国的情势。而国人或是因为面子攸关，或是出于既得利益，就会连全民腐败这个起码的事实都要否认。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觉得，如果我不出国，对祖国的认识决不会有现在的深刻。我出国后基本没看什么社会科学的书籍──那些东西早在当年的地下读书活动时就看得差不多了。然而只是出国后，我才有充分的时间和冷静的情绪，如同牛反刍一样，反思中国的问题，而以前意识不到的荒谬此刻便逐渐了然于胸。这种价值观的潜移默化似乎只有在国外的人文大环境下才有可能。举个小小的例子：我过去最喜欢的书之一是《聊斋志异》。这书我看了不知多少遍，许多句子都能背出来。出国前从来也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等到出国后为了教孩子，我买了一本再来重读，许多地方就简直读不下去。原来浑然不觉有错的地方如今却令我无比恶心。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恐怕我们比国人还要更懂中国的问题何在。至少我们不会或因为满足于自身目前的境遇就主张维持现状，或因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想起来造反。我个人的体会是，不在国外呆上几年，一个人的思路不会真的打开。我和我家那些“高知”们过去心绪相通到了这个地步：不用开口，一个眼色对方就能会意，简直成了共用脑袋似的。然而如今我和他们却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在他们看来是我丧失了智力，而在我看来是我进步了，他们还停留在原地。
造成这些偏见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官方宣传的结果。如果不是报上那些连篇累牍的“儿不嫌母丑”之类的胡话和仇美仇外宣传，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在国人心目中就变成汉奸。次要的原因，则是我们自己的态度。从我来说主要是沉不住气，受到爱国小子们的恶意攻击就要意气用事说过头话。《马屁之邦》就是“非芦迷”刺激出来的。主旨当然不错，然而有许多地方对国人一定是不必要的刺激。芦娘子当时就劝过我，然而我当时就是不听，现在想起来觉得很蠢。不理解我的人看了那些文章，当然要以为我是挟外自重、自以为高国内人一等。
我希望国内帮菜也把自己感受到的海外华人对同胞的偏见写上一写。只有这样，才是填沟的办法。
2000-12-18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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