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黄花岗杂志*****反思民族历史找回民族自尊****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黄花岗杂志*反思民族历史找回民族自尊**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黄花岗杂志*****反思民族历史找回民族自尊****

hhg-magazine.org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29

经验值: 454

标题: *****黄花岗杂志*****反思民族历史找回民族自尊**** (197 reads) 时间: 2006-7-11 周二, 下午11:12

作者：hhg-magazine.org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黄花岗杂志*****反思民族历史找回民族自尊****hhg-magazine.org

--------------------------------------------------------------------------------

——《驱除马列还我中华》讲演系列之二

辛灏年2005年6月18日讲于英国牛津大学

（林丹、谢宗延、陈文修根据录音整理辛灏年校阅补充）

前言

我们中华民族就象一个又古老又庞大的房子，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有好也有坏，有的是宝贝，有的则应该扔掉。我相信，即便是一座很现代的又新又大的房子，它有着美丽的客厅和种种现代化的设备，但它一定也会有个厨房，有个卫生间，也要有个放垃圾的地方。这是常情。但是，近些年来，我们一些号称是“精英”的朋友，他们因为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恨铁不成钢”，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说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天不好，地不好，人不好，山不好，水不好，民族也不好，民族传统文化更不好……”，唯独没有说一九四九年以后那个“当家”的马列党族、即“马列子孙集团”不好。这种思想，这个说法，便在客观上为共产党开脱了罪责。这种把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民族文化拿来为共产党做垫背的状况，到九十年代以后，直至今天，就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大家可以上网站去看一看，可以找到国内的杂志看一看，那上面，有一些人，已经在公开的说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劣等的文化，中国人民是愚昧的人民了……而且说得咬牙切齿。讲一句心里话，我真是听了很难过，因为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几年前，有一位朋友，他在和我聊天的时候曾说﹕“你看，人家俄罗斯民族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文明，多么地有修养……我们中华民族是什么东西嘛！太愚昧无知了嘛！”我当时听了真是很难受，也很生气。我回敬了他。我说﹕“如果你说俄罗斯民族比我中华民族伟大、文明、有修养，那我请问你，马克思主义是在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首先夺取了政权、复辟了专制、并对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专制复辟统治的？是俄罗斯嘛！是前苏联嘛！马克思主义侵入了俄罗斯民族，并且在俄罗斯‘以革命的名义’建立了一个现代‘教政合一’的专制政权，还向世界、特别是向我们中国，强行输出马列，蓄意制造辛亥之后我们艰难共和进程中的混乱，疯狂颠覆了我们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而且，它的共产专制制度一直搞了七十四年才终于崩溃。然而，到今天为止，中共专制政权也不过才五十六年，能不能搞到七十四年，我看还很难说。所以，凭什么说我们的中华民族就比不上俄罗斯民族呢？就比它愚昧呢？就比它糟糕呢？五十多年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难道还没有被中国的马列子孙——共产党骂够、烧够、否定够、践踏够，所以，你们今天还要接着骂、接着烧、接着否定、接着践踏吗？再说，你们继续否定和谩骂自己民族和文化的‘成就’和影响，能够比得上共产党吗？”

我们显然是“僵持”在那里了。但他没有再反驳我。

由于这件事情对我刺激比较大，所以，我才决心看一看，在我们的民族和文化里面，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任何好东西了？我想再来搜检一下，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文化、更有着三千五百年纪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到底还有没有值得我们肯定的东西？我更想看一看，我们的民族和民族文化，是不是当真象今天的那些所谓的精英们骂的那样——一无是处，毫无希望。我看不是。所以，今天我要请在座的朋友们原谅我，原谅我今天是专门来说中华民族好和中华民族的好文化的。因为，该骂的和不该骂的，都已经被别人骂够了。我也来一次反其道而行之。

我只讲四点，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请大家批评。

一、朴素的“天人观念”

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文化一开场就不错。首先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和朴素的天人观念。大约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们就对“天和人”的关系作出了一些朴素的解释，并且给予了一些很好的发展。用三句话来作个总结，就是﹕一、开了一个好头；二、有两个好的发展；三、造成了三个进步的结果。

开了一个好头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皇帝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子”。在上古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把上帝、上天和神“三合一”了。他们不象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民，是把上帝、上天和神分开的。我们的先人认为，上天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神，所谓“三尺头上有神明”，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敬神”的，我们中国人是“畏天”的，我们中国人对上帝是“敬重”的。而把三者合一，就给自己减少了很多麻烦。因为上天就是上帝，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神。那么管理着众人的，管理着我们民族的是谁呢？便是上帝自己派到人间来的儿子，他就叫“天子”。这样一来，由于上帝（即上天、神）的儿子 ——“天子”管理着我们，天和民便开始有了关系；天和人也开始有了关系。而古人所说的“天子祭天，诸侯祭土”的话，就是说，祭天是天子的事情，是祭他的老子，也是代表我们在祭他的老子；祭土，就是祭地的事情，也只需要天子的儿子们、即被分封的诸侯们代表我们去做；而我们老百姓，只要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就可以了。

所以，中国上古时代虽然也有宗教，但宗教只是一种祭祀的仪式。形形色色的宗教，不论是有记载的，还是只有传说的，它们都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派到人间来管理我们人民的，这和欧洲大不一样。这样一来，它便产生了一个很好的人间观念，就是“天人之间”的关系，与宗教和信仰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上天、天子、人民”这三个要素，则构成了一个很朴素的天人观念。

两个好的发展

1、天人关系的变化这种朴素的天人观念有两个很好的发展，第一个发展是在大约在两千五百多年之前，就是西元前四百多年，我们的一个先人，郑国的大夫郑子产，郑重地说了一句千年之前民间就有的传言。他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这句话很重要，他说老天在看着你，那就等于是人民在看着你。人民发出的声音，就是老天要告诉你的话。这样一来天和民的关系就变得“近”了，上天的意志里面已经开始渗透着人民的意志了。同样一句话，“民之声即神之声”，这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神学家阿鲁坤说的，可跟郑子产相比，它晚了我们一千五百年；跟我国民间早已流传的相比，则晚了二千五百年。

2、天民关系的革新第二个发展，就是它革新了天民之间的关系，由于在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些残暴的君主，他们不是好天子，人们不满意他，想换掉他，怎么办呢？人民必须要拿出一个办法来，而这个办法，就是利用“天命”。中国古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汤武革命，就是指商汤讨夏桀和武王伐纣。桀和纣是两个坏君王，商汤讨夏桀和武王伐纣就是要救黎民和天下嘛。所谓顺天。就是上从天意。所谓应人，就是下应民心。它说明，天和民是相通的，人民的意志已经在冥冥中变成了上天的意志。天子对人民的管理和统治必须服从于他的上天，可上天也要听人民的。所以“闻诛一夫纣，未闻弒君也”！这句话，孟子说得很好。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只听到说杀了一个暴徒纣王，没有听说杀了一个君王。这样一种朴素的政治文化及其发展，给我们中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正面历史影响。

三个进步的结果

1、神教分离很显然，朴素的天人关系，为同时期和后来中国宗教信仰的发展，规范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则，这就是神教分离和教政分离。首先，神是天上的东西，教是人间的东西。中国古代的宗教，只是为天子和人民担负着安排祭祀的仪式而已。据此，中国的宗教，就不能够去挟着上天的名义，挟着上帝的名义，挟着神的名义，象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样，来奴役自己的人民，来表示﹕只有他，才能和上帝、上天相通；所以，人民必须服从他的统治，只有他们才代表了上天和上帝的意志。

因为，我们的人民，自己和上天本来就是相通的，“直通”的，而且上天还要听我们人民的，所谓“天命就是民命”。因此，在人间，就没有任何力量，既可以超越上天的意志——天命，又可以超越人民的意志——民命，以代天、代民立言行事。这样一来，不仅从一开始，就把天上的神和地上的宗教分离开来了；而且，从一开始，就取消了宗教对神和人的“两面代表性”。也就是说，在中国，根本就不需要、也没有存在过能够既能代表神权、又能代表民权的“教权”。因为，我们的上帝和人民，根本不需要宗教来作他们的中间人，来作他们的代表；更不需要宗教来作为自己信仰、思想、政治和任何一个方面的管理者。这个思想，在欧洲，直到十六世纪，也就是欧洲的千年宗教黑暗统治行将结束的时候，才由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所提出。千万不要小视这个朴素的理念，这个理念，使中国数千年漫长的政治历史中，直到西元1949年以前，从没有出现过宗教思想统治和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政体，更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千年宗教黑暗统治的巨大历史悲剧。

2、教政分离神教分离所造成的另一个好结果，就是“教政分离”。大家看看我们中国历朝历代的天子们，从来都不会让一个教会的长老、一个宗教的领袖，来为他戴上皇冠。他总是把各种各样的宗教拿在自己手里面，或是去配合他的统治，或者是帮助他的统治，或是去解决他统治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中国才会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前，都从来没有出现过“教政合一”这样一种极端专制的糟糕统治。

佛教在中国倡行的时候，魏晋南北朝最为厉害。我就不说北朝了，我说南朝。南朝有一个皇帝叫梁武帝。他自己非常信佛教，曾三次把自己捐到和尚庙里去做小沙弥，做苦工。但梁武帝在处理政事的时候，却从来不跟佛教拉上关系，从来不请他喜欢的和尚们来解决他要处理的人间政治问题。光是南朝就有三位皇帝“爱佛教不爱江山”，特别是梁武帝居然能够和不信佛教的人在皇宫前面打擂台，进行辩论，辩论输了，也不乱杀人。这可是共产党统治下，连做梦都做不到的事情，谁敢和共产党辩论马克思主义对还是错呢！那不是找死吗？所以，大家想想看，在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里，这难道还不是最精彩的民族文化之一吗？

教政合一的要害是什么？教政合一的要害就是思想统治。人，是万物之灵。一旦人的思想被统治了，不能独立思想了，不能独立思考了，就等于成了“脑死”之人，这样的人和动物还有多大的区别呢！现在有所谓“猪论”，是说，中国人只要能吃饱就行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不需要思想和思考。这就是思想统治的残酷结果。所以，我认为，在我们中华民族三千年的政治传统里面，其精华之精华，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实行过“教政合一”的统治。我们的历代皇帝们在这一方面是相当开明的，也是共产党和他的统治所无法相比的。

神教分离和教政分离，使得我们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在教权服从神权”虚幻幌子下，使“政权服从教权”，和“人民既要服从政权、更要服从教权”的统治现象。而也正是教政分离，才使得中国在思想文化上从来没有堕入过欧洲式的千年黑暗时期，使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痛苦地中断过对文化的创造，和对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可以说，直至二十世纪，在马列驱赶着欧洲千年宗教专制统治的鬼影，夹带着苏俄现代“教政合一”极权统治的恶行，入侵中国，对我们民族施行了疯狂的文化侵略、无耻的武装颠覆和残忍的宗教屠杀，实行了“五千年中国从未有过的教政合一之极端专制统治”，则中华民族便能自始自终地向这个若大的地球宣称：吾国自古以来何有宗教战争？宗教屠杀？宗教统治？更哪有千千万万、成代成批的思想罪犯可言？！

3、思想自由第三个好的结果是思想自由。大家想一想，中国的皇帝不进行思想统治，虽然他敬天敬神；他不搞教政合一，便能允许各种宗教的存在。所以宗教信仰才不会成为绝对的统治思想，更不可能成为人民的思想挃桍。这就带来了思想的自由。

而所谓思想自由。就是什么思想都可以啊。墨家思想也可以，道家思想也可以，儒家的思想也可以，总之什么思想都可以，只要你这个思想对我好，对人民好，对我统治有利，我就重用你。相反，我也不会消灭你、迫害你，反正让你存在，让你自生自灭。除掉你是真正的邪教，并且已经对社会、对统治、对人民造成危害和威胁时，那可就要另当别论了。

在中国历史上，为思想杀人的例子是极其少的。大家都知道，孔子是怎么死的？一天早晨，孔子知道自己要死，他就自己穿戴整齐，拿出一个杖柅，走出家门，仰望苍天，俯看大地，笑呵呵地飘然而逝。而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怎么死的？在那个号称是共和国的雅典的法庭上，“因为他要研究天上的事情和地上的问题”，就被法官赐他一杯毒酒——所谓饮鸩而亡。西方的先哲们、也就是思想家们，包括教权统治下的无数科学家，比如著名的哥白尼、伽里略们，几乎都是被教权迫害至死。在我们中国呢？大家想一想，能不能找到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四大发明的发现者们，有哪一个是被我们的皇帝烧死的？是被我们的宗教迫害死的？没有嘛！李时珍、徐光启那些有名的科学家都是善始善终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思想自由嘛。没有思想自由，何能有创造发明的自由呢？而思想自由的成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学术自由；第二、便是文学自由。

第一，所谓学术自由，就是各种学说都能够并生并存。大家想想看，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孔子，他的学生墨子，却成了他思想的反对面，或是对立面，可是他们都能够同时存在，还可以互相批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诸子百家，大家各执一说，也没有统治者来迫害他们；相反，这些从民间来的学者专家们，哪怕他们当中有的还曾卖身为奴，比如秦国的名臣百里奚，但只要他有思想、有本事，统治者就会重用他们。在诸侯争雄称霸的时代，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成了著名的政治家，这就是学术自由啊，就是学术自由所带来的好现象和好结果啊。反过来，如果没有学术自由，那有诸子百家？如果没有学术自由，那来百家争鸣？那个时候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是真的；不象后来的毛泽东共产党，是在耍“阴阳两谋”，是要“引蛇出洞”，目的则是要“独尊马列，杀尽百家”。

第二，所谓文学自由。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成就是很了不起的。那么，我们的文学成就是从那里来的呢？还是来自于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宗教自由嘛！而也正是各种各样思想领域的自由，才造就了文学创造本身的最大自由。一方面，我们的文学在历代皇帝统治期间，由于皇帝们对文学基本上都是无为而治，他根本就不想管那么多，所以，你要爱写你就写，写好写好他都不大管。另一方面，文学家和诗人们，因为传统的影响，又都有一个自觉地要为社会和人生进行“教化”的想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所以，文学家和诗人们又没有因为当政者对他们无为而治，就采取不问天下、不关心社会疾苦的创作态度。相反，他们追求的，却是“穷则独善其身，达是兼济天下”。孔子就说过一句话：“诗言志”。他还解释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他是在说，诗是可以用来激发我们的激情的，诗是可以让我们观查社会和人生的，诗是可以让我们将民间的疾苦上达天听的，诗是可以让我们用心灵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和社会的。

你们看魏国的皇帝 ——魏文帝，他就对文学的社会功用发表过这样的感慨。他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你们看这位皇帝，他把文学看的是多么的崇高。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人们，我们的诗人作家们，由于他们有着自我担负教化社会的那样一种责任感，也由于整个社会环境基本上是自由的，社会思想是相当自由的，才创作出了太多的多姿多彩的篇章。

两千多年前，我们就有了描写真实社会生活的诗歌总集《诗经》，我们就有了表现痛苦爱国理想的浪漫诗篇《离骚》。到了大汉朝，一方面有着铺张扬励的大赋，来歌颂那个大一统帝国的声威和成就；一方面民间的疾苦又在汉乐府里面，就象先秦时代的《诗经》一样，汩汩而流。到了后汉，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古诗十九首》里面，看到整个社会在走向下坡路时，人民的痛苦与悲惨生活；另一方面，当此要变革天命的时候，我们又可以读到“三曹七子”们雅好慷慨的诗歌，这些诗歌，表现了他们虽生于乱世，却对建功立业怀抱着何等的美好追求和向往。即便是到了南北朝，在北方，虽是“天苍苍野茫茫，胡音生于北俗”；在南方，却是“粉浓花香人痴，艳曲生于南朝”；但也同样是在这个山河破裂、纲纪败坏的时代里，还是产生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枝独秀……我就不说那风格多样的《唐诗》、情彩斑烂的《宋词》了。我单讲那个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却用武力打败了我们的蒙人，在他们统治的元代，戏曲的创作和成就居然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据了最高峰。象《窦娥冤》这样震憾人心的戏剧，即便是在全世界的戏剧之中，也要堪称一流。所以，直到今天，它还流传在我们的民间，活跃在我们的舞台上。

连没有什么文化的蒙人，在统治了有文化的中国以后，也产生了如此伟大的文学成就。而文化也不多的满人，只因他完全地接受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在他统治的专制末世，竟也在文学上，使得我们的小说创作走上了世界的颠峰。我原来是写小说的，我爱我自己民族的文学，我也喜欢外国人的文学，所谓“不薄洋人爱国人”。可是说心里话，看了《安娜.卡列尼娜》，看了《包法利夫人》，看了《傲慢与偏见》……之后，真的，觉得它们离咱们的《红楼梦》，还是差得远了。这里有一个民族文化欣赏的界限问题，有一个不好比的民族文化欣赏的习惯问题，但若是站在文学理论的立场上，我还是觉得，《红楼梦》那种无一字说教，却全部用文学的描写和文学的形象，来创造人物、勾勒社会图画的那样一种本领，那样一种才华，真的是极少有的。

我们的民族，在自身的文学发展当中，还产生了自己优秀的古典美学。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他们的美学思想寄寓在他们的哲学思想里面，在西方绵延了两千多年，一直到一八七五年，德国的美学家鲍姆嘉通，才把它从哲学的王冠上拿下来，单独建立了一个叫做美学的理论学科，也就是艺术哲学，好让有兴趣的人来从事专业研究。但是，大家可知道，一千六百年前，我们有一个三十五岁的和尚刘勰，就写出了一部了不起的美学著作《文心雕龙》。至今我们都可以说，《文心雕龙》，不论是在思想和艺术，理性和形象，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相当正确和深刻的创作理论和文学观念。而且，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被外来文化侵扰，并且正在产生文化融合的大纷乱时代里，但他却能够把他的文学理想、文学思想和对文学创作方法的理性认识，进行了那么美妙和深刻的总结——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样一种美丽清越的文字，那样一种深刻隽永的理论，今天，也只能使我们这些后人，在心里感到“羞愧”而已。

第三，所谓宗教自由我就不想多说了。在中国，儒家、释教、道家，神仙家、阴阳家、什么家都有，什么信仰团体都可以存在。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了天下，遍中国便开始只有一家宗教——就是西洋来的“马教”了。而其他的宗教，要不就是被共产党指为反动道会门，全部被共产党杀光剿灭，譬如“一贯道”等；要不就逐步地和迅速地为共产党所改造，所领导，变成了享受着共产党的各级政治待遇、却永远失去了自由的形形色色宗教团体，比如今天已经在享受着科技级、初级、厅级待遇的各等各级和尚庙，和在实际上必须由共产党干部担任各级主教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等等。

二、开明的王道追求

第二个方面，我以为，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还存在过有一种非常好的现象，被我称之为“开明的王道追求”。在座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讲“内圣外王”——就是孔子曰仁，孟子曰义；讲王道，不讲霸道。大家都明白，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政治追求，即便我们没有全部做到，或者说我们做的还相差很远，可是我们有此追求。比如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说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就是说边远地区的人民不服从，不要打他，而是用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道德来感召他，来吸引他。孟子对梁惠王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你不是要打燕国吗？燕国老百姓欢迎你打，你就打；如果燕国老百姓不欢迎你打，你就不要打。这起码是不主张无端地进行侵略嘛。即便是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政治文化也还是很不错的政治文化。

二千年前还一个很有名的知识份子叫贾捐之，他曾在一篇著名的《霸弃珠崖文》中说﹕“欲与声教治之，则治；不欲与者，不强治。”它指的是，当时，有人要把海南岛拿过来，但也有人反对。他就说：如果海南岛的老百姓愿意让我们用文化来同化、教化和管理他们，那我们就治理它；如果他不愿意，就不要强行地去治理它。我上面所举的这三个例子，可以说，我们的先人起码是在思想上，在理论上，在实际的政治主张上，都是在追求着王道、而不是在追求着霸道的。

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修长城和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而且几千年来，大家都因此而骂秦始皇是个暴君。那我现在想问大家一句，不论秦始皇为修长城是怎样地害苦了老百姓，但他的目的，却显然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保护家国。中国历代的君王们都修长城，也都是为了“护边”，也就是预防侵略，而不是为了去侵占他国、他民族的土地。这恐怕也是个基本的事实吧。

汉代直到武帝时，都曾遭遇匈奴不断的“犯边”，就是掠夺和屠杀我们边境上的人民。当时，汉代刚刚历经大乱才建立帝国，没有本钱去和匈奴打，他只好把自己的公主（有的并非是皇室的真公主）一个又一个地嫁给匈奴人去和亲。用以换取边境的安宁。等到汉武帝的时候，国家强大了，他觉得不能再让汉家的女儿，为汉家的人民去忍受这份侮辱，就决心反击匈奴，结果还真的把匈奴打败了。打败了匈奴之后，由于他气盛了，也就生出了扩张之心，就继续地追杀匈奴，把匈奴的一支追杀到匈牙利去了，又迫使另外一支逃到了东边，后来成为我国北方几个少数民族的先人。由于年年争战，使得国力重新走向贫弱，他晚年因觉悟，就颁布了“罪己诏”。他认为，我已经保卫了边境和边民，就应该知足了；我不应该再为着建立战功和开疆扩土，而继续让人民流血流汗，使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来穷困。

到了唐代，西藏当时叫吐蕃，曾两次大规模地侵略中原，但最后都被大唐王朝打败了，打回去了。可是我们的唐太宗和唐玄宗两代皇帝，却在打赢藏人之后，派出自己的公主去和亲。这就不是因为打不过人家才被迫要去和亲了。因为我们唐代的君主们，已经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睦边”的重要性。已经弱化了那种要以武力扩展来为自己开疆扩土的欲望。

到了清朝，西元一七二零年，康熙皇帝就曾邀请达赖五世喇嘛到北京来相聚。为了欢迎他，康熙皇帝亲自走出北京城二十公里，和五世达赖喇嘛席地而坐，饮茶讨论国事。由此看来，我们的汉人，我们的先人，虽然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但是，王道的思想和王道的追求，而不是霸道的思想和霸道的追求，毕竟还是他们所不敢轻易忘却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小朝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只有两个未曾统一中国的朝代，一个尚可说是中华的一脉，一个却是马列的邪宗，只有他们这两家，在打下天下、拥有天下之后，竟敢“大杀天下”。他们，一个就是洪秀全的农民造反王朝，另外一个就是毛泽东的共产革命王朝。除此之外，我们哪一朝哪一代的开国皇帝，不论大小，开国之后都不是“大杀天下”，而是“大赦天下”，非但对前朝的贵族、官吏甚至是战败的军人，不当作“阶级敌人”看，不去大批地或一批又一批地屠杀他们；而且把原来就该杀的犯人从监牢里放出来，给予他们一个在新朝代里继续做人的机会。这和农民领袖洪秀全、特别是共产领袖毛泽东在夺取了政权以后，一定要利用“镇压反革命”等种种手段，发动各色各样的政治运动，一再地和连续地残酷屠杀“战败者、敌对阶级，投降起义者、甚至是无辜的百姓”，完全不同。

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连续剧里面，有一句非常漂亮的台词，是从一位记者的嘴里说出来的。她说：“辛亥革命是历史上少有的革命”。配着这句说词的，便是孙中山先生走进已经垮台的满清皇宫，告诉隆裕皇后说，“象这样地优待前朝统治者，唯有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才能做到”。辛亥革命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辛亥革命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中的这样一种优秀传统。这个传统告诉我们，敌人已经被我们打败了，在我们过去的敌人之中，能干的我们应该用，不能干的我们也应该留，要让他们有安全感，以便共同建设新的国家。所以，只有马列奉行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残酷的政治文化，才会把已经被打败的敌人，把已经投降的敌人，甚至是把无辜的人民，按在他们血腥的铡刀之下。这实在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所使然。

大家稍稍翻一翻最近国内出版的历史书籍，看一看国内拍摄的历史剧，就会发现，辛亥革命之后，失去了权力和贵族尊严的满清王公大臣们，照样过着自由的生活。有能力的，仍然拥有去奋斗的社会条件，没能力的，则可以我行我素地自我消磨。没有人无来由地便去抓他们，捕他们，斗他们，押着他们挂牌子游街，逼迫他们去劳动改造；只准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许他们乱说乱动，直至成批地杀害他们……。哪象共产党那样，杀了地主，还要夺地主的土地；夺取了人家的财产，还要杀害人家的性命；杀了人家的性命，还要给人家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要将人家的子子孙孙都踩在脚底下，永世不得翻身……一次土改就杀了两百万地主，一次镇反就杀了四百六十万反革命。毛泽东曾又歉虚、又骄傲地说：“秦始皇算什么，秦始皇才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我们一次就杀了四十六万知识份子！”但是，这绝不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相反，是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政治文化——“王道文化”的公开背叛和彻底反动。

三、理性地反对封建

第三，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理性地反对封建”。大家听到我这句话，一定会觉得很诧异﹕我们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就“理性地反过封建”了？

第一，反封建反得早。在全世界，象中华民族这样，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反了封建、置了郡县”，就自发自觉地从君主贵族政治走向了君主平民政治，非但极其罕见，几乎绝无仅有。而共产党却根据马列的所谓历史发展“规律”，把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历史，全部说成是封建，全部说成是封建社会，这不仅大错特错，而且是对中国历史的蓄意歪曲和否定。

我们真正建立了“封候建国”这样一种等级政治制度的大周朝，曾有八百年的历史。其间，西周三百年；东周五百年，含春秋两百四十八年、战国两百五十二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也就是说，所谓封建制度，只是中国两千年前的古代政治制度。历史的事实是，到了春秋时代，封建秩序就已经开始动摇；到了战国时代，大周朝的封建社会就已经在走向瓦解了。整个社会，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正在崩溃，平民意识更已经在迅速扩张。

郑庄公以一国之诸侯，居然敢与周天子互换人质，历史上称做“周郑交质”；其后，他甚至敢与王师交战，射伤了周恒王的肩膀，使得周王室的威信扫地。后来，鲁国的公子翚已经敢杀掉其父鲁隐公，而另立公子允；宋国的华督也敢杀掉宋殇公，而另立公子冯；至于齐襄公竟与已经嫁给鲁恒公的妹妹乱伦，而引发了叛乱篡国的悲剧；一些诸侯国的大夫，已经敢于弒君而自立，直至造成“三分公国”的亡国之祸……等等这样一类无视封建礼法即封建秩序的事情，实已层出不穷。于是，随着等级制度的日渐崩解，在民间，才会出现许多有思想、有才能的平民，哪怕是曾经卖身为奴的人，或战败为奴的人，都能够凭着他们的才华和本领，而完全可以不依靠“出身好和出身贵”，就能在政治上和各种各样的舞台上展头露角，施展才华和抱袱。奴隶百里奚在秦穆公时代出将入相的故事，苏秦、张仪等无数民间士人，均可以在各诸侯国成为著名政治家的春秋战国传奇，都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一股进步的政治潮流，已经在随着封建社会的日渐腐朽和没落，而预示着一个新的和相对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出现。倘使没有这一历史的变化和进步，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了所谓的“百家争鸣”，就没有了“诸子百家”，也就没有了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

秦始皇终于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中国。“废了封建，置了郡县”。中国终于从封建的贵族政治，走向了相对进步的君主平民政治。就是终于从“只有是贵族出身的人才能按阶级管理天下的严格等级社会”，走向了一个进步时代。在这个进步的时代里，只有君主一家可以世代相袭，其他所有的大臣和官员，甚至是宰相，基本上都是来自民间社会，要靠自己的才华和奋斗才能够脱颖而出，施展抱负。

此后，在秦以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好宰相、好官僚和好政治家。说句笑话就是，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大官、好官也有的是。那个时代，在以宰相为“班主”的平民政府和天子皇帝之间，虽然不可能存在“君臣有宪”，却也是“互有制约”。宋朝人洪咨夔就曾评价中国的君主制度说﹕“权归人主，政出中书”。人主就是指皇帝，中书就由宰相当头的“政府”。而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多数都能够遵守这种制约。大家去看看历史剧，读一读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就会知道，许多的皇帝是不具有绝对的专制权力的。他在许多国家大事上，甚至是皇家的私人大事上，都要受到群臣的制约。他要册立某一个妃子为皇后，还要“庭议”，还要臣子们一起来讨论合适不合适；大臣们如果都反对，他也没有办法。他要册封某个皇子作为太子，就要“朝会”，就是和大臣们进行三番五次地讨论；要是大臣们一致反对的话，他也只好让步。好皇帝听大臣们的意见，就是听以宰相为首的那个平民政府的意见；坏皇帝不听群臣的意见，不买那个平民政府的帐，甚至还敢于滥杀大臣，那他就是自取灭亡。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王朝兴亡历史上，实在是数不胜数。

中国在秦以后的漫长君主专制统治时期内，一直到明朝那个贫下中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废了宰相为止，皇帝和政府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个政府，是用吐故纳新的方法，也就是用考试的方法、监察的方法、早期则是“举贤良方正”的方法，和设立谏官制度的方法，从民间不断的引进优秀人才，自朝廷到地方不断地惩治和淘汰坏的官僚，不断地充实和更新平民政府。表面上看，它只是皇帝的办事机关，智囊机关，官僚衙门，实际上，它掌握着政府的一些基本权力，甚至是和皇帝讨价还价的权力。这个统治形态，从整体上来说，到了朱元璋才转变，才恶化，也才开始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没落期。这个农民革命英雄出身的皇帝，他废了宰相，将整个政府的权力揽到了自己的手中，将平民政府对皇权的制约，基本上毁弃掉了。满清入关以后，一个少数部族统治了广袤的中原大地，他害怕汉人造反推翻他，于是他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朱元璋的统治方法。这个方法，犹如干隆皇帝所言，就是：“干纲独断，乃本朝家法”。

尽管如此，自朱元璋的大明一直到爱新觉罗的大清，虽然宰相政府的职能，甚至是形态，已经消失，皇帝老子们已经真正做到了“干纲独断”，但通过考试“不问出身好坏贵贱”地选拔官吏制度，和保留谏官及监察部门以制约官僚的制度，却从来没有被废弃。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一切讲究成份、一切都要有严酷的等级、一切都要从“出身好坏”出发，来决定全体人民的全部命运，甚至是普通人民起码的谋生要求；相对于共产党改革开放之后，至今依然是“非党不官”、“逆向淘汰”、至今连一个象样的考选制度和监察制度都弄不出来，或根本就愿意弄出来，即便是有，也只是过场和形式而已，我们的历史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甚至是早就倒退到两千余年前的严酷封建等级社会去了？我想，历史终究会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第二，反封建反得彻底。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烧了一大批经史子集，坑杀了四百六十个儒生，不仅是历史的重大罪行，更得罪了世世代代的文人。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份子们，对他可以说是天天骂，月月骂，年年骂，代代骂。今天，在中国，有一些自称是崇尚“个人自由至上”的知识份子，他们在仍然没有真正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大陆，虽然高声自号是“自由派”，却不敢公开地骂史无前例的独夫民贼毛泽东，特别是昨天的江皇帝和今天的胡皇帝，只敢于继续大骂秦始皇；虽不敢真骂专制的共产党、却敢于恶骂共和的先知孙文——不公平啊！

可是，大家是否知道，秦始皇为什么要焚烧那些史籍、活埋那些儒生呢？

秦始皇灭六国之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秦朝，不但没有象共产党那样，镇压反革命，杀地主斗资本家，实行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发动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的反右派斗争，直至发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知识界整个儿推进了血海，相反，秦始皇却把“旧中国”各诸侯国的著名贵族知识份子们，都请到了大秦的首都 ——咸阳，让他们做博士官，好吃好喝好住的款待他们，好让他们自由地做学问。每年春天和秋天，还亲自和他们在一起开会议政，请他们提意见，还让他们骂，然后还宴请他们……这些博士官们，以著名的儒生淳于越为代表，整整骂了他八年，十六次，他都没有将他们打成右派，也没有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分子，更没有抓他们劳教、劳改、甚至“绑缚刑场执行枪决”。

直到第八年，秦朝苛政，民间已屡有动乱，政权也已经不稳，宰相李斯，也是个平民出身的知识官僚，才向秦始皇提出，淳于越们到处讲演，要废除郡县，复辟封建；要你重新封候建国，把已经统一的中国，重新分裂成周朝那样的许多诸侯小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重新实行封建贵族政治，推翻君主平民政治，大开历史的倒车……。于是，秦始皇问他该怎么办？李斯说，那就明令颁布“禁书令”﹕主要是焚烧六国的史籍，他想借此来铲除六国旧贵族要求复辟封建制度的历史政治基础；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他想借此来消灭儒生们企图复辟封建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免得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扰乱人心。秦始皇完全听从了李斯的建议，颁发了“禁书令”。于是，一场秦火，几乎将秦前三代的史籍和经书，大部烧成了灰烬。当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就随之而灰飞烟灭。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来严禁“以古非今”，也就是绝不允许“推翻郡县，复辟封建”。

开始，秦始皇虽然大规模地焚了书，却没有大规模地杀害知识份子。但是，就在他以为“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之后，却因为为他求长生不死仙药的方士徐福，竟然骗了他大量的金钱东去而不返；方士韩终不但也和徐福一样“携款卷逃”，而且曾被他赐予许多好处的炼丹方士卢生和候生，也在背后骂他，然后也逃之夭夭……。秦始皇一气之下，便要御史查办这些骗他和骂他的读书人（他把儒生和方士都纳为读书人一类）。未想，儒生们为自保，却互相“揭发“起来，就象中共发动历次政治运动整肃和迫害知识份子一样，许多知识份子为自保，就开始互相揭发、甚至相互诬蔑起来。于是，秦始皇便下令将被揭发出来的四百六十个儒生活埋了。这就是他的“坑儒“。

焚书和坑儒，当然都是暴行，更是一种极端的暴行。可幸的是，其后历朝历代的皇帝，大多数确实都将他的焚书坑儒当成了一个警戒，当成了一面可怕的镜子，而不敢效法。朱元璋兴文字狱，是因他出身贫贱，心理变态，并非是志在大规模地镇压知识份子。清朝的文字狱，则源于民族压迫，出自少数部族在统治了广大中原之后，所必然会产生的恐惧心理，也不是蓄意要对知识份子进行大规模的迫害，甚至只是一个又一个的“个案”而已。两者均非蓄意发动的全民式的政治运动。

二千余年来，唯独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不仅将秦始皇当成了学习的榜样，而且还“以俄为祖”，“以马克思、列宁和史达林为师”，创造性地和极端地发展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政。毛泽东曾“歉虚”地说他一次就杀了四十六万人的“语录”，共产党曾一次就打了117万右派分子的“革命贡献”（当时的中国，一共才有四百万知识份子），只能叫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瞩目而惊心。秦始皇当然只能望尘而莫及，朱元璋和康熙、干隆怕也只能是“望毛而兴叹”！就不说，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整个世界早已经处在追求和实现民主的光明时代；而中国，也已经在20世记初就开始过“走向共和”了！

秦始皇在两千二百年前，就废除了封建，统一了中国；用四百六十颗反动贵族儒生的脑袋，保住了中国从封建贵族政治转向君主平民政治的历史性进步。虽然杀人就是暴政，坑儒则是绝对错误，烧书不用说便是愚昧和愚蠢，但是，倘使我们能回首两千两百年前的时空，然后再想一想，中国的反封建是不是全世界最早的？中国的反封建是不是相当地坚决和彻底的？那也是一场革命啊，而且是决心扫除和结束封建制度的革命啊！

此后，大汉朝取代了大秦朝。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建国伊始，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统治，一方面继承了秦皇朝的郡县制，一方面也对刘家子弟和异姓功臣进行了暂时的分封，即短暂的“封侯建国”。可是，自秦始皇于西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中国，废封建，置郡县，从封建贵族政治走向君主平民政治，一直到汉武帝最后用《推恩令》的办法，彻底解决封建的残余制度，其间九十三年，曾一再地出现过“要封建和反封建”的长期较量，反复较量和残酷较量。其中，众多异性王国对大汉朝的反叛固然与此息息相关，更多的则是刘氏同姓王国，都曾为了“捍卫”自身的封建贵族权利，而一再地制造过种种的政治阴谋，掀起过形形色色反对中央朝廷和反对国家统一的背叛行动，直至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其中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七王之乱”，和发生在汉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反叛阴谋，以及为发动武装叛乱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与北方匈奴相勾结的卖国勾当，竟然险些动摇了大汉的国本，颠覆了大汉继承大秦的郡县制，即君主平民制度。

但是，较之封建贵族政治相对进步的君主平民政治，还是在前后长达百年的奋斗中，在大汉开国初期几位开明有为的君主们坚持之下，由于一些先进政治家诸如贾谊、晁错的智慧和献策，而终于成功在一代雄主——汉武大帝的时代。中国的封建制度，也终于寿终正寝。其后，即便封建社会的种种残余形式和残余行为，还会在前进的时代里，时而会沉渣泛起，但是，“封而不建”既已成为政治的规矩，“统而不分”也已成为历史的理想。世袭的皇室各等贵族，顶多也只能是锦衣玉食，却再也不能够“割据称国、复辟封建”了。即便有，也只能是转瞬即亡。请大家看一看最近国内拍的一部很好的历史剧《汉武大帝》，从那里面，是能够看到我们的大汉民族，是怎样为了维护进步的政治制度，而在与落后封建制度和倒退历史要求的顽强抗争中，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追求进步的意志和精神的。

第三，反封建不反民族文化。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我们中国反封建，一是反得早，二是反得彻底。就前者而言，与欧洲反封建较早的英国和法国相比，约早了一千六、七百年；比反封建最迟的德国、日本相比，则早了几乎两千多年；至于1861年才废除农村封建制、即农奴制的俄国，那就更不用比了。就后者而论，则正是因为欧洲的封建制度崩解得太迟，所以，欧洲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物件和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反对“封建专制”；而我们中国的辛亥民主革命，就是孙文发动和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大使命和主要内容，则是反对“君主专制”，又称“君主帝制”；因为“封建专制”在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反过了，而且反得很彻底。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只有明白了这个区分，我们才能了解共产党硬要根据马列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他们的反封建革命口号，将我们中国秦王朝以后两千年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不经；和他们更要籍口“反封建”，而将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予以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的滔天罪恶。因为，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及早地和坚决地反掉了封建贵族政治之后，除掉秦始皇曾用过“焚书”的极端方式，来维护他奠定的郡县制度以外，之前和之后，我们的先人都是反封建却并不反自己的民族文化。虽然一把“秦火”，几乎烧尽了我们的古籍，但是，其间，不仅尚有民族优秀分子，在暗中保护着和传承着残存的文化典籍；之后，特别是到了汉王朝建立之初，我们的先人，就更是自觉地从民间开始了一场“挽救民族文化”的运动。

他们不仅在民间全力搜求残遗的文化典籍，而且许多昔日的儒生，他们先是凭着记忆，用口耳相传；后则凭着记忆，用笔记录；再就是对凭记忆传承和记录下来的文化典籍，考据和研究他们的内容之真伪，篇目之缺失。单单是著名的诗经，便既有申培公于鲁地授徒教学的“鲁诗”；也有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所传的齐诗和韩诗；还有相传是从孔门弟子子夏的门徒手里传承下来的“毛诗”；……其他诸如“易经”、“礼经”、“书经和“春秋”等，也都各有传人。

这一场从民间开始的抢救民族文化的运动，不仅在汉初“要封建和反封建”的艰难较量时代，广泛地影响了民间，也迅速地影响了朝廷，而且立即获得了官方的支持、参预和推展。大家知道，从马上得天下的刘邦，虽是个不读书、也看不起读书人的大汉开国皇帝，但是，在大臣陆贾跟他说明了道理之后，他便马上改变了态度，明确地表示了对于抢救诗书的支持，甚至对儒生叔孙通大加欣赏。其后，他的儿子汉文帝则对少年儒生贾谊更是欣赏得了不得。特别是一些诸侯王，如刘邦的儿子，楚元王刘交、河间献王刘德等，不但向民间广求诗书文献，重用先秦遗老遗少中的著名文化人士，而且还专门派儿子去向大儒申公学诗，以开拯救、学习和传承民族文化之风气……。

到了文帝和景帝，朝廷已经将对书经、诗经和春秋的研究，立为有博士头衔的官学了，董仲舒、胡母生作了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博士，晁错和张生作了研究“书经”的博士，鲁人申培公、燕人韩婴、齐人辕固生作了研究“诗经”的博士……。由于书经失传，文帝时，唯有济南的秦朝博士伏生能治书经，但年高九十，不能行动，文帝就专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往学习，将其所传，全部背颂下来，带回了朝廷。到了汉武帝时，因著名儒臣王臧、赵绾的鼓励，更因为武帝自己怀抱建功立业的理想，而开始尊儒，于是又聘请杨何为“易经”博士，后苍为“礼经”博士，欧阳生为“书经”博士，加上原有的“诗经”博士和“春秋”博士，这就是所谓“立五经博士”。自此，朝廷开始允许五经博士授徒，五经学人，便称“太学生”，朝廷也开始在这些毕业的太学生中考选官员。

此后，虽然武帝开始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改变了汉初的“独尊道术”，不再对其他思想学术文化流派“予以提倡、纳为官学”，但是，既未迫害，更为杀戮，而是“无为之治”，任其自生自灭罢了。绝非象两千余年之后的共产党那样，一意只在“独尊洋教马术，杀尽中华百家”，为建立一个背祖叛宗的马列王朝，而不知屠戮了我多少中华优秀儿女的性命，毁掉了我们中华多少优秀的好文化。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何在东西两汉，除儒学之外，其他各派学术、甚至包括由道术演变而成的上中下三等道教，都能够为自己拓展一片发展的空间，虽然有的也曾走上了歧途，而成为邪教。

汉初从民间开始、由朝廷推动的“抢救民族文化”的运动，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一是它使得在先秦就已经成形、成熟、并形成了辉煌局面的中国民族文化，没有因为“秦火”而灭绝，却反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二是先秦文化留下来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自由精神”，因此而影响了其后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为后来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成就，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三是它开了一个“好头”。其后二千年，直到共产党用马列的思想文化来奴役中国人民为止，凡历朝历代的兴亡之际，都不再出现过“秦火之祸”。也就是再也没有哪一家开国皇帝，要对前朝和祖宗留下来的文化进行灭绝性的焚烧和毁弃，从而使得中国的文化能够没有间断和不再间断地流传了下来，甚至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了辉煌的发展。连入主了中原的少数部族统治者——元和清，都非但全盘接受了中华文化，而且为中华文化所同化，甚至在他们统治的朝代，依然产生了优秀的文化成就——中国戏剧和小说的发展，就正是在元清两朝才攀登上了世界戏剧和文学的高峰的。

四是汉初，正处在“要封建和反封建”这样一个倍显艰难的时代。但是，不仅是在民间，而且在朝廷，都没有因为决心反对和削除封建，更没有因为封建势力的一再反扑、反叛，而要求将先秦的“封建文化”同时消灭。相反，他们不但摈弃了秦始皇为反封建而采取的简单粗暴做法，相反，却一再地和持续地为抢救民族文化和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立下了旷世之功，从而为中华民族未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民族文化的基石。相反的是，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唯有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的马列王朝，只需马列的一句“反封建”口号，就会在“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马列反动思想旗帜下，不仅对中国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无耻的载脏诬蔑，而且对我们悠久的民族历史和辉煌的民族文化进行了疯狂的否定，大规模的焚烧，和一再的、连续的毁灭。直到如今，马列的思想文化仍然象无以根除的毒汁，浸透在我们当代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文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仍然在泛滥着其罪恶的影响。称之为“史无前例”，乃确凿无疑。

五是在历经了马列子孙集团——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浩劫之后，又为当代中华儿女怀着深哀巨痛而继承“汉志”，对马列文化和马列行径进行历史性的批判和否定，从而号召“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留下了历史的丰富遗产、思想的锐利武器和民族文化的深厚营养。

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人，除掉马列子孙以外，是不是早就“理性地反对过封建”了？

四、伟大的同化力量

我们中华民族，因为文明开发得早，发展得早，而且发展得好，所以，才会在相当程度上，追求着“内圣外王”的王道文化和王道政治；才使得我们的中华民族，不是依靠武力，而主要是依靠“文力”，也就是文化，来发生影响，产生凝聚；既教化了众多的化外之民，更同化了许多的周边民族，从而逐步地开疆扩土，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有着统一政治和统一文化的泱泱大国。这个泱泱大国，虽然合久又分，分久又合，但是，他的文化，在不断的分分合合之中，却不是破裂了，消散了，而是抟合了，融汇了，并且更具有中华民族的文明特色了。这就既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同化力量”，又因为这一伟大的同化力量，而促成了我们大中华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期，一是先秦时期，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是元、清两朝。而次次融合，都既依靠的是我们的文化，又发展了我们的文化。比如，秦、楚两大国，在东周、也就是在春秋战国期间，秦作为原来的西北少数民族，就是先“华化”了自己，先接受了华夏文化，然后才“华化”了整个的西北地方诸民族，直至最后了统一了中国，又统一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南方的楚国，则同样是先华化了自己，就是先接受了华夏的文化，然后才“华化”了长江以南的诸民族，直至终于成为我们大中华民族的一片美丽南国。

特别具有同化意义的例子是，就是在春秋的内乱和兼并时期，当时对于华厦民族的许多诸侯国而言，最大的危险，曾来自于南方的楚国。当时的楚国地广势强，它自己就曾宣言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也就是说，他要趁乱侵略中国了。但是，南蛮楚国，虽因乘机征伐，而灭掉了汉阳一带不少华夏姬姓诸侯国，但是，它却在对北方华夏民族征讨衅乱的过程中，受到了华夏民族文化的深沉影响，竟然渐渐地变“嗜侵略”而为“爱和平”，变“乱中国”而为“入中国”了！也就是说，由一个彪悍的蛮夷而逐渐觉醒，并逐渐“善变”为一个“要知华夏文明、欲加华夏之盟”的“盟国”了。据历史记载，后来，楚庄王虽曾攻打过陈国，却因申叔时谏言，便恢复了陈国；虽攻打过郑国，却又能够在打赢之后自行退兵而不占领；于楚晋邲一战中，它曾将宋团团围住，却只因为有人告知宋国国内已经是一片“易子而食，折骸而焚”的苦况，楚王居然能够以华夏文化的“不忍人”之心，退兵而返。由此可知，此时的南蛮楚国已经发生了变化，以致莽莽楚天，终于变成了我华夏民族的美丽南疆……

而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则是，从两晋五胡乱华，乱到南北朝的末年，北方的胡人，不仅占领了黄河流域，而且入主中原，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但在经历了三百年的大纷乱之后，这些已经入主中国境内的鲜卑、匈奴、氐、羌各民族，却日渐地被我们汉文明所同化了。不但他们的文化几乎全部融入了汉文化，为汉文化所吸收、所改造；而且，绝大多数的胡人都已经被同化成了汉人，即便是还有一些要守住自己文化风俗习惯的团体和部落，也已经成为我大汉民族的一个部分。其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就不仅强迫鲜卑人接受汉人的衣冠文物，并且下令鲜卑人习汉语，改汉姓，死后连尸骨都要埋葬在中国。也正因为如此，才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乱纷纷之后，重又出现了我中华民族的伟大统一国家——隋和唐，特别是唐王朝，则更将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和文明，推向了一个更加伟大和高远的时代。

还有一个宗教上的例子，就更能够说明我中华文化非同凡响的同化力量了。东汉以后，特别是在纷纷乱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在乱世之际传入了中华，又因中华乱世而大获传播，进而发展、坐大，直至成了一种“有教义、有地盘、有财产、有僧众的民间‘教政合一’式封建势力”。但是，从南北朝而至隋唐，中华民族从信佛、传佛、扬佛而终于走向了“平佛”，即从对佛教的夸张、厚待、甚至放纵，最终地走向了能够以平常心而待之，直至将它汇入进了中华的主流文化──儒学，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文化，这就是唐代中期佛教“禅宗”的出现，也就是说，佛教被我们的中华文化“儒化”、即中国化了。这不仅证明了中华文化的消化能力，而且证明了中华文化的教化力量。此后，不论宋、元、明、清各朝视佛教是尊还是贱，佛教终不过是我们宗教自由之中国的一家宗教而已。

后来，虽然蒙人灭了我们的大宋，但蒙族却成了我大中华民族的一个部分；满人灭了我大明，但满人却同他的民族一起被我中华民族所同化。也就是说，他能以“武力”赢我，我却能以“文力”胜人；你灭了我的国，我却依然能够用自身的文明和文化，教化和同化了你们，直到让你也成为我的一部份。所以，著名的康熙皇帝才会说自己是中华的千古一帝；即便是慈禧太后，她在私心之中，也曾对自己说，她也是中华的千古一后。因为，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所以，当我们要自问，中华民族伟大的同化力量究竟来自于哪里时，一言以答之，就是来自我们伟大的文明和文化，就来自于这一伟大文明文化所形成的、拥有无限魅力的“文力”。这个文力，面对着一切企图灭亡我的国家、甚至是企图灭亡我民族者，它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个不毒的伟丈夫和一个大量的真君子”的崇高形象。

朋友们：我今天讲的，还不过是我们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中很少的一点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由于学识所限，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就是大量的优秀文化遗产，还没有被我们这些中华的后辈儿女们所认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我们当代中国的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够对自己民族历史进行反思，并在这个反思当中逐渐地、迅速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不是劣等的文化，中国人民绝不是愚昧的人民；而且，不是“祖宗有罪”，而是罪在“马列及其子孙”，我想，我们的自尊心是不是就能找得回来了？

作者：hhg-magazine.org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209975 seconds ] :: [ 20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