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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原创]往事如烟：我的大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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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原创]往事如烟：我的大表哥   
东京博士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01
文章: 2957

经验值: 1232
文章标题: [原创]往事如烟：我的大表哥 (901 reads)      时间: 2006-6-29 周四, 下午12:54
作者：东京博士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

母亲是个上海大户人家出来的，说大户人家倒不是说外祖父家多么有钱，而是人口众多。文革中，外祖父的政治成分被定为富农，在弄堂里隔三差五的被批斗，后期被逼成了精神有点失常。我的记忆中外祖父有几次从外面回来，头上被人扔的菜皮还挂着，傻笑着用孩子们写字的蓝墨水泡饭吃，被外祖母看见抢过饭碗好几次。

外祖父是祖传的中医郎中，水平不能算很高的那种，但也是学有专术，自得一方“土地”，解放前在老西门开设有诊所，尤以针灸，关节擅长（吾乃不孝后代，没有传下来，居然不知道是不是叫关节，来日本看见有中国整体，大概属于此类），我小时候经常有大人拉我手转圈玩，经常发生肘关节脱臼的“事故”，吓坏了客人，每次都是让外祖父轻轻一拍胳膊就复原了，一点都不疼。

那时我还很小，却非常疑惑，外祖父根本与务农无关，治病救人，为人解除病痛的，怎么会是富农坏蛋呢？大概实在是在当时制定的四类分子九类原子项目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衔头”，只能触类旁通地让外祖父享受起了富农待遇的。

5，60年代是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的年代，母亲家族的那个年代的孩子也就是一个小小的中国社会的缩影了，我是父母连生了几个女儿后晚年得末子的结果，却把独养儿子送给了我的养母，好在养母就是生母的亲妹妹，养母夫妇一生未育，收养的是我和大姐。虽然两个母亲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排行居中，我却除了一个表妹，其余都是表哥表姐，多得数不过来。

最大的表姐和最大的表哥都是大舅家的孩子，大表姐大我多少记不清了，至少大我15岁吧，很早就去了新疆，再也没有返城上海，与当地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在乌鲁木齐结婚后似乎生活很美满，大表姐夫只见过一次，那时我还是学龄前，大表姐夫带着一大群孩子在上海人民广场上照像，所有的孩子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还有拿着毛主席镜框像的合影照，照片上的我，每张都是没有门牙地在咧嘴笑。

大表哥与我大姐同年的，正好长我10岁，好像也是跟我大姐同一年响应了毛老头子的号召发配离开了家乡上海，不过大表哥和他的一个妹妹去了黑龙江的什么军垦农场，但不在同一个兵团，那时他们都叫兵团，学生娃娃们搞的像部队编制，当官的都叫什么连长排长指导员，大表哥个头很大，长着一张非常和蔼憨厚的脸，他的政治成份绝对不可能带长的，不是党员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指导员，只能是一个大个子小兵。


二

童年的记忆瞬间都是清晰的，连起来却非常的困难和模糊，经济最艰难的年代，因为我太小不懂事，也是记忆最模糊的了，所以除了快乐和调皮，幸运的是苦难的回忆并不是很多。

与大表哥来往频繁的我，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我也有幸在洪流滚滚大浪淘沙中考上了大学，在父母的大家族中，跟我同一届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就有4个，我是唯一考上大学的，所以无论是出入我家的父系社会还是母系社会，我都听到了很多别人对我的夸奖话，父母却并不是那么喜形于色的，尤其是母亲，总是板着一张严肃的脸，出了家里来客端茶水的时候。

也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大舅和舅妈来我家串门，谈起了好不容易让大表哥顶替了大舅，从黑龙江回到了上海，大表哥却整天萎靡不振，缩在他们南市的6人同居的老式房子内不肯出门，上班也经常矿工，，大舅和舅妈都唉声叹气说，下面的弟弟妹妹们都到了谈恋爱论婚嫁的年龄了，只有大表哥的状态让全家低沉不堪，甚至还经常因为精神忧郁，为了生活琐事与兄弟姐妹们发生争执，有时还扬言要杀了全家。

母亲说让大表哥换换心情，可以来我们家走走，本来我们住的也不是很远的，我听了很高兴，因为自从我大姐上山下乡后，我一直是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孤独地一人长大的，大姐顶替母亲回城后正在与以后的大姐夫热恋中，自然我们接触也就很少，所以听说大表哥要来，我一天就做了暑假作业的一大半。

那个暑假，大表哥果然来我家住了好多天，还带来了一把电吉他，大表哥弹吉他已经相当有历史了，而且因为在黑龙江农场10多年，虽然工资不高，但拿现钱总比我大姐那样10年在江西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拿工分的要强百倍，所以身材魁梧的大表哥回城后立刻拥有的一把新电吉他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我眼里简直就是大老板，大表哥是背着电吉他骑着他的崭新的“永久”来我家的。

大表哥跟我在一起时，丝毫没有精神不正常的迹象，阅历丰富，还看过很多的书，他非常的健谈，低沉的喉音弹唱像个性派歌星，以至于我怀疑大人们在他背后说的整天沉默寡语是不是别的表哥的事，但是我不敢问他本人，因为精神不正常的人直接问他是否正常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刺激，作为一个人，那也是很不礼貌的，我只是默默地观察着，希望能帮大人些忙，也能帮助大表哥，如果他真的有病，我会尽量婉转地劝说他去赶快把病治好。


三

我父亲是表里如一的老实人，用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为党鞠躬尽瘁来描述父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母亲一向是个刻板严肃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但是对初次见面，却有着一股对外人热情到了过头的地步，客气得让人受不了，因此大多数接触过我母亲的人都对她给与非常的好评，所以也就掩盖了很多我们家的真相，所以大舅和舅妈才会因为大表哥带来的家庭烦恼来找我母亲吐苦水的，我知道。

或许是大人的授意，或许是我真的想帮助大表哥不仅应该身体回城，精神状态也应该回城，像大表哥这样不缺胳膊不缺腿的男人理应重新融入上海这个时代城市，努力工作，努力去寻找女朋友，就像我大姐那样。要知道能有粉碎四人帮，能有今日的回城，离开这个城市的当初，又有谁会想到呢？那么多的知青苦不堪言，熬不过去了在当地结了婚，现在又因为结了婚无法回城的人比比皆是，为何大表哥得来全不费功夫，却要颓废下去呢？

我带大表哥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散心，大表哥带我去西藏路八仙桥吃刨冰，晚上我们约邻居孩子在路灯下乘凉，打扑克，听大表哥弹吉他，慢慢地我知道了大表哥的一些心病的症结所在，却找不到为他开窍的良方。

与大表哥一起去了黑龙江的妹妹（也是我的表姐），四人帮还没粉碎的时候就回到了上海，这在常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舅是个无权无势的老实人，没有这种路子和铺路的能力。

抗战时期，大舅参加过新四军，后因健康原因离队在舅妈的乡下老家疗养了几年，正好日本投降了，文革中因为那段消失的历史，大舅被诬陷为汉奸叛徒，大舅妈因为快嘴快舌也被打成了右派，大舅虽然没有受到什么肉体的折磨，但是失去了上海市区户口，一直在上海郊县的一家粮食店做称米的营业员，大表哥顶替回城自然也就进了郊县的米店继承了“父业”。

黑龙江表姐为何能那么早回城具体我一直不清楚，只知道是因为精神失常，在黑龙江到处求医都不见好转，才转回上海治病的，听大舅妈对母亲说黑龙江表姐因为舅妈是右派，当年非要与家庭划清界限，不满16岁就跟着大表哥走了，黑龙江表姐回来后多次暴躁发疯，属于外向型的精神病。

后来我还隐隐约约知道了黑龙江表姐在黑龙江兵团的种种遭遇，据说有很多男人捆绑她，在她清醒时说她是精神病患者，强制给她吃药，没有人相信她的哭喊和申辩，当时我不是很懂，耳朵里经常听惯了叫“来米疯”的药名发音，现在暗自猜测黑龙江表姐的变疯肯定与性侵犯有关，因为回沪后的黑龙江表姐神志清醒时，还发生过邻居男人对她图谋不轨的性骚扰事件。

一家要是真的出了两个精神病，每天一起在那么狭小的空间共同生活，大概我也会变疯的，四人帮虽然粉碎了，表哥表姐们都陆续回上海了，但是罪孽年代的遗产，国家的责任却沉重地压在了大舅和舅妈这些匹夫的肩上，而且那时对全国的右派还没有平反的说法，大舅的冤枉似乎也是至今为止不了了之，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年轻人口口声声地谈论历史问题时，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而且那还是并不遥远的历史，为何就会这么容易地被风化了呢？中国人的我不得其解，只有想起大表哥时才感到一丝悲愤。


四

大表哥的钱包内有一张他自己最喜欢的黑白照片，穿着棉制的军大衣开着大型拖拉机，背景是一望无际的肥沃的大地和壮丽的天空，虽然有些发黄的120黑白照片看不出天有多蓝，但是那些简直要跳跃出画面的朵朵白云告诉了我天空的美丽，拖拉机很威武，大表哥更威武，而且笑得比在上海心旷神怡的样子。

如果说大表哥有妄想症，那我只承认他想继续开车，上海的柏油马路没有拖拉机可以给他开，但是起码可以开他们粮店的大卡车啊，我并没有觉得当时大表哥的想法有多荒唐，就是在今天，谁不想跳槽换工作时能把以前自己干过的特长发挥出来呢？大表哥讨厌自己，讨厌堂堂七尺汉子每天站在一个大锥形的铁漏斗前，按着铁板的把柄称米，然后隔着高高的柜台招呼郊区的老头老太太们张好口袋，唰地一声把大米一泄而出。

如果再进一步说大表哥对现实还有什么不满，那就是户口了，大表哥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离开上海时是南市区的户口，现在回来却只能报进上海郊县的粮管所，如果大表哥能熬到今天，他的米店应该也是上海市区了，而且还有地铁直接连接他们家和米店。不知道大表哥在天有灵听到这些的话，是微笑呢，还是抱着他的电吉他苦笑？

这是生不逢时，也是国家恢复很多创伤需要大量客观的主观的时间问题，这些在别人看来很简单的道理，大表哥的确有点想不通，大表哥羡慕晚出生10年的我能参加高考，大表哥说他也想要女朋友，可是他的郊区户口让他神色暗淡，于是他拼命地抽烟，甚至一整天躺在床上不起，不刷牙不洗脸，烟灰屑撒落在枕头边他都无所谓，那种状态不要说女朋友，就是普通人见了都皱眉头。不过在我家的那些天里，大表哥也是一个很爱清洁的人，我一点都不嫌弃他。

我的大一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大表哥像个很懂事的大孩子，为了感谢母亲让他留宿在我们家这么多天，腼腆地要把伙食费给母亲，母亲是比我还要面子的人，怎么肯收呢？大表哥无奈，最后看着我一年四季脚上穿的是母亲自己衲鞋底的布鞋，擅自替我买了一双皮鞋，在我们家惊起了不小的波涛。

母亲首先斩钉截铁地拒绝，连摇头带摆手，说学生不能穿皮鞋，而且全权代表我说，我在学校学生会工作，还是团干部，要处处带头艰苦朴素云云，并当场拿出好几双她制作的新布鞋杰作，强调我们家并不缺吃少穿，她也没有虐待过我。当时我对大表哥准备送我的礼物垂涎三尺，虽然不好意思表态，但是没想到母亲一盆冰水浇得我透心凉。只记得那时大表哥摸着我的头还在反复说服顽固的母亲，越说我的鼻子越酸，躲在大表哥魁梧的身体后面，拼命地把眼泪含在眼眶里打转不让它掉下来。

大一的时代，班里穿皮鞋的同学已经是大多数，像我这样寒酸样的人最多也就2，3人，而且他们大都是因为孩子多的家庭，经济情况不佳的原因没能穿上皮鞋，我们4口之家除了我都是上班有收入的，而且父母都是老干部了，根本不存在经济问题。我一直无法理解母亲的这种苦行僧的假马列思维，她又不是吃过草根树皮的长征时代的老红军，却比老红军还老红军，我跟我母亲那时起就完全是家庭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碍于母亲这个神圣光辉的名称我才尽量回避跟她大吵大闹，但不等于我没有自己的思想。

那时我挺恨母亲的，虽然是很幼稚的恨，并非真恨。母亲还是很爱我的，直到今天我还是有很对很多无法原谅她的事，但是养育我长大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抹煞的功劳和苦劳，尽管我现在养育自己的孩子不图任何回报，母亲养育我却并非完全如此。

大一的年代，校园内有很多女孩子对我瞩目，自己也是青春期爱美的年龄，母亲在大表哥的皮鞋事件上的坚决拒绝和辩解，在我两年后知道了她是我养母，比我多了一层心思以外，也理解了一些当时发生的事，那就是她怕别人以为她虐待养子，更怕我知道自己不是她亲生的身世后我会把一些我们之间的琐事矛盾归结为这种关系而与她不再亲近，甚至逃回生身父母身边，其实我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人，尽管她很多做法我不服，但是论母子感情，她与我的生身母亲绝对是99比1的，我给生身母亲的1分无非是给了我降临人世的一条生命。

所以母亲的思维注定了我将来无论娶谁为妻，女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会爆发，因为她把孩子当作私有物，我的任何一个女朋友和最终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在她眼里都是夺走她儿子的“情敌”，这种战争那时已经在我大姐的恋爱婚姻过程中爆发。


五

大表哥走了，抱着他的吉他，骑着他的“永久”，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大学的学习生活和不学习的生活都让我非常的忙碌，能想起大表哥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且好多次还是不小心旁听大人们的对话说大表哥在家依然如旧，不可救药时，我才会放下作业，竖起耳朵认真地想些什么。

我依然委屈地穿着布鞋，但却依然会有女孩子偷偷地跟我说话，甚至约我在图书馆做作业，我一直很介意自己的那双充满着母亲伟大教育思想下形成的贫穷的脚，但我很幸运地穿着布鞋还能接受一个漂亮的女生约我去人民大舞台看过一场中央歌剧院上演的歌剧《茶花女》，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生不嫌弃我这个穿的像买火柴的小男孩似的人，可能是因为我在学生会主办校刊写的那些浪漫的诗句打动过不少女孩子的心，她也是其中一个吧。

在母亲的严加防范下，我一直是穿着布鞋走完了大学路程，4年的大学生活我唯一一次奢侈的就是大三的暑假与7，8个同学去普陀山旅游，我们计划乘坐最差的统舱，自己带水壶，吃最便宜的东西，住最便宜的民家，就是那样，母亲也只同意给我全部费用50元钱中的不到一半，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再三要求，我明年就大学毕业了，一工作我拿了工资马上还，母亲就是不肯（这就是我始终无法理解的地方），由于这次活动我是组织者，我不想因为我母亲而夭折，那会被同学笑话死的。

购买去沈家门船票的日期越来越近，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又要面子的我无法向长辈开口，第一个当然想到了自己大姐，可是大姐正因母亲强烈反对她跟姐夫恋爱闹的不可开交。姐夫与大姐的恋爱其实当初就是母亲拉线介绍的，因为一些并非姐夫本人，而是双方家长之间的文革中的政治琐事（姐夫是我家没有血缘关系的远亲），母亲中途突然让热恋中的年轻人断绝关系，我不敢打扰当时的大姐，便想到了跟大表哥说说借钱的事。

大表哥果然如大人们说的那样，在笼罩着很不正常的空气中“生活”着，我去找他时一阵内疚，觉得自己平时理应更关心关心他的，虽然我帮不了他什么，但是我却忙于自己的很多事，现在来看他，有点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嫌疑。

大表哥其实是个老实人，也是个老好人，还没听我说完，就塞给我50元，说他现在不上班了，米店每月都给基本工资，除了抽烟他也花不了。是啊，他一步都不下床，还花什么钱呢？这时的我的确觉得大表哥太不正常，外面有阳光，有空气，有电影院，大表哥明明可以像那些上海小流氓那样，没事站在弄堂口去抽根烟，去跟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那些漂亮的小姑娘调侃两句，那样心情也会完全改变，或许会豁然开朗自己的人生的。

黑龙江表姐那时已经不在家了，据说因为反复发作，大舅和舅妈也年老体弱，家里精疲力尽，实在弄不过来，已经送进了精神病院，只有大表哥整天沉默不语，在家猛抽烟，墙上挂着的电吉他也积满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在大表哥的吞云吐雾中，电吉他被遗忘了，大表哥的生活中正在不断失落着所有的音符，天井里停着的“永久”也开始出现锈迹，我真希望大表哥的“永久”能永久崭新，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帮他，还怕自己说错话，反倒刺激了他。

临走，大舅对我说没事常来玩，我知道他们都希望我给大表哥带来一点新的生机，可是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家”，那时我已经知道了我也是寄人篱下的一个“孤儿”。

六

我独立了，我开始工作了，去见过一次大表哥，医院已经确诊了大表哥是精神病患者，但是因为是内向型的，如果对自己对他人没有危险的行为举止，不用住院，在家药物治疗即可，但是我知道大表哥不离开旧的环境，大表哥是不可能治愈的，那时跟大表哥同龄的我大姐已经冲破一切阻拦与姐夫结婚了，他们生活得很幸福，尽管母亲在大姐面前曾经摆出两条道路选一条时，大姐毅然选择了姐夫而被母亲宣布从此断绝关系。大姐的婚姻波折深深地刻印在我已经不太幼小的心灵里，也是催促我赶快独立，赶快离开这个“家”的念头日益强烈的一大因素。

我最后一次去见大表哥时穿的是用自己工资买的皮鞋，大表哥看到了说我：“小伙子工作了，卖相这么好啊，有女朋友了吧？”说得我鼻子又开始酸酸的，但是后来大舅告诉我，这是他们家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大表哥说的话，像一个季节的漫长的黄梅天的屋子里突然射入了一束大晴天的阳光。

想起了当年的皮鞋事件，我紧紧地握住斜躺在床上的大表哥的手，拼命地拉他跟我出去，我要用自己劳动所得请客大表哥到淮海路吃一顿美味的西餐，红房子，还是兰村，我随他挑，让他也像个小伙子一样“卖相”好起来，虽然我那时大学刚毕业的工资也只有48元5角。

那天，大表哥终于没有起床，我也拉不动抵得上我体重一倍的大表哥，大表哥整日万念俱灰的神态，见到我的那一刻却泛起了略带光彩的眼神，虽然稍纵即逝，但是确实出现过了，也是他们家任何人做不到的，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接下去该做些什么才能让大表哥的眼神继续光彩，继续发亮起来。

以后的日子，我更忙碌了，几乎一直不在上海，出差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走遍了中国大地，好不容易换了个开发部门，一切平静下来准备安心搞点什么了，周围又开始刮起了一场猛烈的自费出国风。

为了自己将来的人生，我也依然投入到了那场生得逢时的潮流中去了，我终于离开了“家”，也离开了我母亲，但是我更希望自己出国的闯荡能改变自己些什么，也希望母亲能在膝下无子女的空缺的岁月里，能重新思考至今为止的自己的母子关系价值观和什么是正常的人间亲情，而这些都是无法出自我口倒过来教育我母亲的，那样我在她眼里无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逆子。

时光如水流，我再也没有见到大表哥，虽然来到日本后我回国探亲的次数并不少，但是自己的恋爱婚姻，乃至人生奋斗计划，三度出国的奔波填满了我将近20年的时光，大表哥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淡薄，甚至现在连他是哪一年离开人世的我都不能准确的说清。应该是5年前吧，生父来信告诉我大表哥死了，死在斜土路岭零路的那家精神病院，具体死因也不清楚，只是说大表哥死的时候尚未到50岁，头发都是白的，几乎没有一根黑发，像外祖父。

——东京博士 200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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