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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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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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瑞金共黨政權的崩潰(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曹伯一
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共黨建立蘇維埃於江西之瑞金，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這是莫斯科蘇維埃在中國境內第一次移殖，是共產國際對中國顛覆策略第一階段的具體結果。至民國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國軍第五次團剿壓力下共軍潰退西竄時，這一政權組織實際上已告解體，重入軍事流竄狀態。
瑞金蘇維埃前後歷時三年，亙此三年期間，經歷了一場長時期政治闘爭，闘爭的結果是極爲明顯的，共黨不得不放棄這一長期苦心經營的根據地。不過共黨在這三年問所獲得的闘爭經驗，却被應用於對日抗戰期間與對日抗戰勝利以後，作爲積極擴展實力的策略依據，所以江西時期對中共的成長具有深切影響作用，對中國近代政治的影響，同樣是極爲深切的。
中共自民國十（一九二一）年在共產國際策劃下建黨以還，初末引起世人重視；歷北伐時期，歷江西時期，迨北移延安以後，其發展乃漸爲世所關切。時至今日，國際間對中共問題之研究，已蔚然成一新興學門，蓋今日國際政治事務之諸般紛争，泰半由共黨所引起，而中共則爲其主角之一，尤其如「顛覆策略」，如「人民戰爭」等，頗予無闘爭經驗之多数國家以困惑，促使他們不得不以迷惘的心情，從事研究、探索此種與傳統迴異的「不成規矩」的「規矩」。
一般對中共問題研究工作，類多致力於現況之瞭解，即多置重點於動態現象的捕捉，此種研究工作自有其價值。惟凡一政權組織，其形成也自必歷經長時期的演進過程，今日中共政樅之組織型態及實質，皆有其緣自。當年共產國際的策劃，固予中共以原則上的指導作用，而江西時期的「實驗」尤爲中共創立了自有的闘爭方法與型態。
中共政權在扩展策略上，諸如：羣衆組織、階級闘争、土地闘争、發展武力及游擊戰術等；在組織特質上，諸如：議行合一蘇維埃型態、寡頭集權特質、詭異選舉制度、及以黨代政包辦一切等等，凡此都在江西時期歷經長時期的摸索、修正，然後形成了有效的闘争型態，而爲目前所沿用。故若能明共「來龍」，明其所本，则自更有助於現況之瞭解，進而更精碓的推知「去脈」。
尤有進者，從另一方面看，中共雖在江西先成了闘争實驗，但對付中共闘争的反闘争方法，同樣在江西時期有長時期體驗。國軍在江西先後發動圍勦五次，至第五次圍剿時，國軍已從經驗中充分瞭解中共游擊戰爭的實質及作爲方法，乃研擬了新的有效政略、戰略，抛棄了傅統的純軍事攻擊戰術。著名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原則，及「封锁戰術」等，均爲此時期所創。「碉成民安、路成民歸、校成民化、政成民樂」，此種宏規遠識，此種以人民爲中心的卓越作戰方略，曾獲得無可比擬的宏偉效果（註一）。方今世之所以重視中國當年「勦匪戰略」者，即在珍視此項世所僅有的珍貴經驗。
本文將以極簡短篇幅，將此一爲時短暫的早期共黨政權，予以剖析。
（一）
一、中共早期發展實力、建立蘇維埃、夺取政权的方法，是師法俄共的顛覆經驗作爲基本藍圖。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七月間，布黨的顛覆方法是：首先將自己宣傳成爲一個人民的政黨，致力於自由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求取，尤其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其次就是使用滲透，向工會、其他政治團體滲透，並逐漸使之分裂；第三個辦法就是武力，俄共在一九一七年秋的自由選舉中，只獲得四分之一選票，乃於十一月間以武力奪取重要職位。透過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共師承了這些俄共的經驗而茁壯。
二、共產國際的支援，是瑞金政權得以迅速建立的主要背景之一，包括：㈠經費支援，如每月一萬五千美元的津貼（註二）；㈡政策釐定，如蘇維埃建立時機、土地闘爭策略等皆由莫斯科所決定（註三）；㈢闘爭技術指導，如羅明納茲策動南昌暴動李德顧問蘇區紅軍；㈣「職業革命家」的培養，如衆所周知的江西時期中共中央的當權者，即屬以陳紹禹爲首的留俄派集團。此種製造他國國內戰爭的顛覆策略與方法，乃共產國際的一貫手法，今並爲中共所仿效，成爲近代國際動亂的主要根源所在。
三、中共之得以成長壯大，常是待「势」而動、乘「勢」而起。當年中國的國内與國際情勢，曾爲中共六全大會以後的蘇維埃運動造成有利時機。百餘年來西方帝國主義者的作爲，無疑曾在亞洲激起一般民衆的反感，俄共把握了這一情勢，推行其從亞洲向歐洲迂迴的世界革命計劃，一九一八與一九一九年間，蘇聯聲明準備放棄在華特權，曾博得中國人民的嚮往與好感（註四），即属這一策略的運用。
北伐前後日本不斷在中國製造事端，則爲共黨造成了良好发展機會，如鐵嶺事件、萬寶山事件、至「九一八」、「一二八」，此種軍事上紧張局勢，牽制了中國政府兵力。吸引了中國朝野注意，爲中共創造了「革命高潮」時機。瑞金蘇維埃政權恰於「九一八」後之五十日成立，自非偶然。
同時期內，中國國內軍閥在北方、在西南擁兵自重，同樣爲中共製造了有利情勢。但我們瞭解當年中國軍閥大都具有外來支援背景，彼此利用，彼此配合，共同致力阻擾中國統一，扼殺中國復興的生機（註五）。不僅江西第三及第四次圍剿因此解圍（註六），而且日本卵翼下的「長春」政權，與俄共所扶持的「瑞金」政權，南北呼應，對中國政府形成了夾攻態勢。
（二）
四、江西時期對中共具有充分實驗意義，誠如以後「共產黨人發刊詞」所說：「在第二階段……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强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战爭的藝術。……」所谓「治」國「安」民云云，這是謊言，這有違共產黨人的階級理論，不會受共產黨人所重視；但在這一階段「學會了」多方面的闘爭「藝術」，則是實在的。
中共在這一階段所建立的闘爭經驗，大體上是以「農村武裝割據」爲其中心，當時雖無此理論，但已有此實際體驗。所誚「農村武裝割據」包含了三個主要內容，即土地闘爭、武裝闘爭及根據地的建設三項，此三項者彼此密切相關。井岡山即爲最早期「割據地」的典型，這種割據地要有「群衆、黨、武力、有利地勢，及足够給養的經濟力」。以武力掩護推行土地闘爭（農村階級闘爭），以土地闘爭充實武力（兵源、糧源、財源），然後結合群衆建立根據地，再進而以根據地支持推動擴大武裝闘爭與土地闘爭。如此往復循環周而復始，割據地區乃逐漸擴大，江西時期即開始以此種策略建立並擴展蘇區。至抗戰時期，乃更擴大其應用。
環繞着這一中心，中共獲得了多方面闘爭經驗，如土地闘爭、軍事闘爭、蘇維埃組織……等均是。
五、土地闘爭，即是沒收地主富農等的土地，分配予一般農民，着眼點是要把「農民的利益與革命的利益結合起來」，「發動起農民的積極性支援革命戰爭」，使「農民武裝保衛革命根據地」，以造成「農村武裝割據」局面，所以將土地闘爭列爲「建設根據地」的中心問題，其故在此。
雖然中國數千年來都是以農立國，但以往多數農民的生活水準是低落的，此其間因素固多，土地分配問題乃爲其關鍵所在，故土地問题影響着中國多数人民，常成爲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的中心問題。孫中山先生提出以「耕者有其田」口號來解決中國土地問題，否則「民生問題無從解決」（註七），顯然是要從解決土地問題著手，進而解決民生問題。
但共黨土地政策实质上是一種闘爭策略，正如史太林所曾经坦率說明的：「有人以爲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 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闘爭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只是附屬問題。」（註八）所以中共的早期農民運動就已經是不僅攻擊「土豪劣紳」，而且要「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要打破傅統的社會結構，要使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面的人，現在卻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此種名義上的「土地改革」，實際上的政治闘爭策略，與改善民生無關，與「土地改革」一詞所含有的積極性意義相去尤遠。
中共在江西時期曾有多次土地法之制訂，歷经长期摸索、修正、与共产国际的的经验传授，自一九二八井冈山土地法至一九三一瑞金政权成立，曾五易其法，最後所採用的土地闘爭策略，是：掌握貧農、雇農，連絡中農，打擊富農，消滅地主。中共認爲這是從農村群衆的切身問題出發，很好的聯系到所要達到的政治任務的方法，是阻力最小效果最大的結合農村群最進行農村階級闘爭的最有利策略。兵源、糧源、財源皆藉此而開闢，農村群衆也因獲得了所謂「革命利益」而被紧紧掌握住。
六、列寧在「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中所强調的必須重視「武裝」的觀念，爲中共所充分接受。在國民黨容共期間，中共已設法渗入黃埔新軍，並争取掌握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衛隊。至井岡山時期，乃開始有紅軍番號，並着手以武力掩護土地闘爭的開展，以武力拱衛蘇區根據地。
共黨依恃武力，武力成爲共黨的不可缺的主要部份，在江西時期共黨實驗了與群衆結合的戰法，建立了與群衆結合的軍事體系。以下諸項，乃爲其重要特質：
第一、以政治領導軍事，黨領導軍隊，軍事服從黨的政治領導。在高級指揮機構，自方面軍至團級，均由政委決策。在連級則設黨支部，並指揮連內其他横的組織關係，全面控制部隊。
第二、軍隊的任務不僅作戰，且要組織群衆，籌集經費。此種對於紅軍任務的設計，既可免除軍費顧慮，又可結合民力，使軍隊不致孤立，即平時分兵以發動群衆，戰時集中以應付敵人，可適應遊擊戰或運動戰。但軍隊而自籌經費，則病民、擾民、且不能專一於訓練作戰自所必然，故後期蘇區政權留俄派力主軍隊應以作戰任務爲限。
第三、以游歌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爲當時主要戰爭形式。游擊戰術十六字訣創自井岡山時期，併同「圍點打援」、「堅壁清野」、「人海戰術」等，均曾充分運用於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此種戰爭方式是以民衆組織爲主要依據，可彌補裝備不足的弱點。
第四、重視地方部隊，充分發揮地方部隊的作用，地方部隊實即民衆軍事組織，中共對於民衆軍事組織的運用具有經驗。蘇區青年皆被編成赤衛隊或少年先鋒隊，不脫離生產，作爲「輔助軍事組織」，擔負「赤色戒嚴」、通訊、情報、運輸、救護等任務，協助正規部隊作戰。赤少隊並爲正規部隊的「儲蓄兵力」，成爲正規部隊的最主要兵源，由赤少隊選拔精壯的至模範隊，然後「整營整連開入紅軍」可迅速補充傷亡。所以共軍組織是以軍中黨的組織、正規部隊與民間軍事組織三者錯綜交織構成，以政治领導軍事，以民力配合作戰，乃可如綱之领網掌握全般。
第五、江西時期共軍訓練內容似頗注意實際應用，不重視制式教練，但對射擊教練及手榴彈投擲等皆爲訓練重點，狙擊手制度頗有助於劣勢装備。此種重視實用的作風，可能與二十六路軍之西北軍傳統作風有關。
第六、重視兵運工作，在情報部門設立專門組織，研究當面敵軍之歷史背景，研判應付方法。當年共軍認爲释放俘虜政策，「發三元大洋路費讓他回去發酵」的策略，颇有功效。至若喊話、傳單等均爲常用方法。
基於以上各項特質，逐漸發肤成语以後「人民戰爭」的理論。
七、根據地建設中主要工作是建立蘇維埃組織，中共在江西時期曾完成由中央至地方的這一寡頭集權政制的實驗。蘇維埃制度具有寡頭集權特質，「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是集權的主體，不僅實際上執行蘇維埃大會的全部權力，而且超然於司法機關管轄之外，形成特殊地位。蓋「全國蘇維埃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其常設機構，但執行委員會每六個月集會一次，且委員人数多至五百餘人，顯然不適於議事，乃再以委員中二十五人組成主席團，爲「中央執行委員會閉幕期間之全國最高政權機關」。凡全國蘇維埃大會所掌有的全部權力，實際上皆由此主席團行使，而且「中央執行委員的犯法案件，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主席團處理之」，於是此少數人集團，不僅掌握立法及行政大權，抑且超然於司法管轄之外，構成了蘇維埃制度的寡頭集權特質。這一特質並爲一九五四以後中共政制所吸收。
共黨的少數中堅統治理論，原有其淵源，列寧的職業「革命專家」構想，即爲其主要根源，列寧假定「勞動階級」不會有爲自己設想的能力，因此少數共黨中堅幹部就「責無旁貸地」有義務也有責任去領導勞動階級，這些少數職業革命家就要負責制訂政策，擔任領導，於是就形成了少數中的少數統治型態。共党爲他的集權特質，作了似是而非的說明。
八、共黨建立蘇維埃政權過程中，在財經問题方面所遭遇的困難頗爲嚴重。瑞金所控制地區，經濟上多屬比较落後的邊區。邊區固有其便於割據之政治因素，但邊區却也同時存在了不利的經濟財政實質，邊區的特徵是「農民的小生產的商品經濟佔絕對優勢」，以及「小手工業的生產者佔着主要地位」。所以財徑問題在江西時期始終是最困擾的課題，邊區地帶本身經濟基礎脆弱，對「外」貿易以農產品換取高價工業日用品。當然是經常處在貿易逆差狀態之下，農村勞動力因大量征兵而日形减少，封鎖政策使物資供需交流更形困難。以此種經濟基礎而欲負擔龐大戰費支出，其負荷顯然是極沉重的。
中共在經濟方面的主要目標，是在集中蘇區的一切經濟力量，幫助戰爭。當蘇維埃政權初成立時，由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經濟政策中，希望透過工業、商業（未列農業）的發展，與稅則的整頓，來謀求經濟的自給。其後又欲從發展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着手，興辦合作社、調劑糧食、舉辦對外貿易，以解決蘇區經濟問題。但長時期的戰爭狀態，與嚴密經濟封鎮，使蘇維埃經濟問题愈益不易解決。
邊區經濟狀況落後，影響財政收入，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實，而瑞金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在中央人委會內居然並無經濟行政機構。第一次「經濟政策」內，除政治性的闘爭口號外，包含工業、商業、財稅、及市政四方面若干空洞原則，竟遺漏農業方面具體建設政策（註九），這在以農村爲主體所謂「革命的鄉村」，當政者居然無視農業建設的重要性，這應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財政無法自外於經濟，必使經濟建設有堅實基礎，這才是改善財政狀況根本之圖。經濟政策之空洞無物且漠視農業建設，又無經濟行政主持機搆，由此種種看來，除了充分說明主政者之僅熟嫻於政治闘爭之外，吾人殊難發现蘇維埃政權財政狀況有從基本上改善之可能。
一九三三年初增設「國民經濟部」，作爲统一的經濟行政機構，按理此後應可全面推動經濟建設工作，但就其實際作爲看來，除儲備軍糧、管理合作社、及統制貿易以外，並未見有基礎性建設，從根本上謀求發展之圖。
因此，亙三年蘇維埃時期，財政問題一直困擾着這一政權。當時行政費用支出爲數並不大，以全部中央級機關而言，月文經費不過八千餘元而已（後减至二千餘元）。但軍費支出却是驚人的，即維持十萬部隊的「油鹽柴菜」副食支出每月至少需現洋二十萬元以上，這種重擔豈是窮鄉僻壤的邊區經濟基礎所能負荷的。區區統一累準稅收入，無法滿足浩繁軍事需求，乃不得不乞灵於發行通貨及公债（公債四百八十萬大洋從未還本）（註一○）。
蘇區政權另外一項嚴重經濟問題，就是糧食問題。農村勞勤力因大量征兵而日减，自影響生產。中共的主要手段是一再发动借谷运动（一九三四年已预借一九三六年土地税谷）。这种做法，都是只求济燃眉急的作法，而是不计政治得失的飲鳩止渴行爲，與當時國內一般軍閥作風實無兩殊。人民固然因此受盡苦楚，但最終則是共黨自食惡果——人民唾棄了這一政權。
中共解決財政困難的方法，以發行通貨、公債、征借民間存穀、預征土地稅穀、嚴格控制現金出口、削減行政支出，並令軍隊自行籌款，以爲解決方法，土地闘爭並兼有財政目的。但這些都屬「財政方法」，並未在經濟方面著力，其本未固，反求諸末，宜其難作長期支撐。
八、共黨的組織特質，重視特務工作，蘇聯共黨的格柏烏（G、P、U）組織，爲世所周知，中共承襲了此一特質，每好以殘酷手段對付黨內外的「異己份子」，藉此以鞏固組織。
當江西時期中央蘇維埃政權初成立時，曾强調「各地各級蘇維埃政府很堅決的逮捕、審訊、處置了許多反革命份子，給這些反革命的打擊，使蘇維埃政權得到鞏固」，「這種工作的主要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這一種觀念與作法，是構成蘇維埃政權的一個重要以節，使「肅反工作」（註一一）成爲蘇維埃政權的基本支柱之一。
蘇區內被共黨認定的主要反對派別，有：「取消派」、「AB團」、「社會民主黨」及「改組派」等，號些派別都被認爲是「反萆命」。都在被整肅之列。但實際上却是所有整肅行動，包括黨内派系之爭，包括對民間抗糧、抗征之壓制，均冠以「肅清反革命」，皆名之爲肅反。
就實際而論，這些反對派別固然都各有緣自，但這些派別的組織，並未深入蘇區。然而在蘇區內，因涉嫌於這些派別而被整肃殘殺者，則不計其數，蘇維埃政權固然藉此而获得鞏固，但整個蘇區，却也因此而範罩着一層慘霧愁雲，人人自危，到處充满着「紅色恐怖」（中共惯用語）。
肅反工作隨着戰局失利而日益加强，而且配合着各種行政措施推展．如發行貨幣、發行公债、擴紅運動，以及借穀運動，無不以肅反與紅色恐怖相配合。「反革命」的帽子，可以在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加諸任何人的頭上。
此種殘酷的特務控制，是共黨政權的重要特質。
十、派系權力闘爭，永遠是共黨內部解不開的死結，在江西時期留俄與毛澤東派集團問闘爭是極爲劇烈的，迄江西全期，從未終止。徜如把富田事件看作李立三與毛澤東之間闘爭的代表事例，那末反羅明路線應是留俄派與毛澤東集團之間闘爭的高潮。
中共黨內派系之爭，自建黨以來幾無日無之，蓋權力之爲物，自有其可爱之處，如無適當制度以爲共守規範，則闘爭自難避免，何況共黨在實質上具有整肅、闘爭、否定特質。毛澤東集團在江西賴實力起家，留俄派挾共產國際自重在四中全會後取得黨中央實權，這兩派就成爲這一時期闘爭的主角，四中全會後的每一黨內活動皆顯露出兩派闘爭痕跡。至於「游擊主義」之爭、「富農路線」之爭、乃爭議之重點，「羅明路線」鬧爭，則尤爲此一時期派系闘爭之最具體事例。
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的三年期間，中共黨內活動而與蘇區有關的重要事件。第一成立蘇區中央局，以加強中共中央對各蘇區的控制；第二中共中央原設上海，嗣因壓力過大難以在上海繼續立足，乃不得不由上海遷至赣南蘇區；第三在此期間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爲留俄派權勢之顛峰時期。
列寧推行共產主教的策略中，重要的一項就是要訓練職業性的「革命專家」，加以編組運用。「二十八個布爾雪維克」以陳紹禹爲首，在莫斯科接受了「專家」訓練，於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以後擔任了中共黨內及江西蘇維埃政權的要角（註一二）。於是這些共產國際製造的「職業革命家」，與毛澤東集團這些自命的「職業革命家」之間，展開了長期激劇的權力闘爭。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入蘇區，加强了留俄派聲勢，也加深了此種闘爭。
延安毛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的「關於若干史問題的決議」中所稱：「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們披着『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着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說明了這一闘爭，也說明了這場闘爭的激烈情形。
十一、所謂「以鄉村包圍城市」觀念，萌芽於江西時期（註一三）。這一觀念的主要意義，乃是經由鄉村進入城市，進而奪取政權的策略。在共黨的教條中，農民原只屬於「後備軍」與「同盟軍」而已，當李立三時期尚欲以城市工運爲主要路線，積極反對「以鄉村包圍城市」的論調，但由於此一時期共黨的城市中顛覆工作受到嚴重打擊，客觀情勢促使鄉村與城市比重易勢，中共中央之必須離滬遷入蘇區，即爲此一形勢所促成。
在「革命」趨於低潮時，建立农村武裝根據地是具有「退却中進攻」的意義，城市中壓力過大，居民政治警覺較高，而農村中則地方政府控制力薄弱，自可任憑共黨任意活動。在一九三○年初，毛澤東有鑒於城市內共黨活動的困難，因認爲紅軍、土地闘爭、與根據地三者，即以武裝的農村包圍城市，並最後奪取城市，此乃爲當時可嘗試的途徑。
大體上六屆六中全會毛共中央的「戰爭和戰略問題」所提及的中國的特點，是没有議會可以利用、工人不能自由罷工，失却這兩個有利因素，所以共黨不宜採取「先佔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這一觀念應是蘇維埃運動時期，尤其是江西時期的「以鄉村包圍城市」路線的體系化（註一四）。
中共在江西時期，大體即是以「農村武裝割據」與「以鄉村包圍城市」，作爲摸索過程的核心，而形成爲今日顛覆活動的理論重心。
（三）
十二、中共江西時期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毛澤東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指責當時掌握實權的留俄派「企圖用陣地戰代替遊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正確的人民戰爭的結果」。又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稱：當第五次圍剿時，共軍「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終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後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這些都祇是偏於戰術方面的因素，並没有說及其他。
江西蘇維埃的成敗固然是依存於戰争，成於戰爭，敗於戰爭。但實際上剿共戰爭的本质应是一場劇烈的政治闘争，至若戰術上的主動與被動，陣地戰與遊擊戰等等，這些問題只是整個政治闘爭中的一個環節，並不能概括對共鬥爭的全部。
共黨每自喻爲「魚」，以人民爲「水」，準此而論，那末所謂「人民戰爭」發揮極致時，應即是如魚得水的境界。若此說爲真，則「人民戰爭」的本身就是政治性的，爭取人民或裹脅人民的工作，豈是純軍事行動如陣地戰游擊戰所能涵蓋的。中共之「最後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其關鍵是因爲第五次圍剿時，國軍一改過去四次圍剿的戰略觀點，採取了「用兵不如用民」策略（註一四），是綜合了各種戰略的、政略的諸般因素，最後把「水」汲乾，把「魚」涸死（註一五），終於擊敗了共黨。所以第五次圍剿戰爭，實際上也就是一場激烈的對共全面闘爭。
國軍在第五次圍剿時，以修築碉堡、發展公路交通、封鎖蘇區經濟、組織民衆、加強收復區經濟建設等種種措施，配合著穩紮穩打、步步爲營戰術，逐步向蘇區心臟地帶推進，縮小包圍圈，終於獲得了勝利，其成功因素是綜合的，固不僅一端而已。
十三、瑞金蘇維埃溃敗的主要關鍵，是國軍在政略上採用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註一六）的最高指導原則，這一方略無疑有其卓越的創造性意義，乃是蔣委員長檢討以往作戰經驗而釐定者。
在對共軍事行動中，初期所採取的純军事性攻擊戰術，用來對付游擊運動耽，實際上不是適當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並不影响蘇區羣衆組織的存在，相反的圍剿部隊的長驅直入，却全部進入了受共黨控制的羣衆組織監視之中，雖可藉壓倒性優勢火器從事戰闘，但若一旦糧彈補給被截時，則優勢裝備將失却效用，這是第一至第四次圍剿的作戰經驗。
第五次圍剿時，國軍放棄以任「點」、「線」戰法，改用「面」的作戰方法，即以大兵團數路並進，取得面的控制權，隨即以碉堡鞏固此一地區（註一七），並進行民衆組織，推展經濟建設，並設立學校從事教化，使此一地區根絕了共黨活動，且進而成爲國軍鞏固的後方，這一改變，顯然是成功的。這一改變的理論依據，即就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原則。
所以觀察對共戰爭，不宜僅僅着眼於純軍事形勢，佔領地區的諸般政治狀況，乃是判明勝負的更重要的實質依據。
十四、細析共黨初期活動地區，常是政治優勢但卻是經濟劣勢地區，這是另一特點。所謂經濟劣勢，主要顯示在生產落後、物資供應不足、及財政負荷力薄弱。這一特點也是蘇區的最大弱點，瞭然於此一弱點，則第五次圍剿時的嚴密經封鎖政策，是值得重視的決策。
江西蘇區日用品供應不足，械弹不足，被服不足，衛生醫療用品不足，尤其是食鹽供應最是缺乏。物資不足的情形可影響民心士氣與健康，嚴密封鎖即是针對了此種弱點，發揮出無比效果，禁絕土產出口與物資輸入，促使蘇區經濟先軍事崩潰。倘如第五次圍剿時，一方面激烈作戰，一方面又聽任外來物質供應源源進入蘇區，這是放棄了攻擊弱點的機會，這也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可笑的捉迷藏式遊戲。這一原則應是可適用於多數初期共黨活動地區的原則。
十五、共產政權之通性，過份着重於增強控制權力，於是在行動上漠視了大衆個人的福利，基於此一原則所採行的政策，自然難以滿足人民生活所需。所以瑞金政權有「政綱」、也有「憲法」，但是實際上這些都成爲政治號召的點綴品（註一八），這些點綴品曾經發生作用，助長共黨勢力的擴展，但以後待人民在實際體驗中身受折磨時，乃恍然大悟。
十六、中共常有「只顾目的不擇手段」的習惯，此種手法著重於权謀，却忽略了政治責任感，對某種階段性目的或能顯現其效果，但從長時期來看，却是不足爲訓的近視作法。例如發行公債，又輔之以「延期還本運動」及「退還公債票」運動；以「優待紅屬」作爲鼓勵參軍，却又輔之以「紅屬運動」使「紅屬」們「自動要求」放棄優待權利；徵集糧食推行「借穀運動」，卻又要求人民「不要借條」。制訂了選舉辦法，卻又採用「舉手表決」、層層「間接選舉」。凡此種種玩弄天下人於股掌的手法，充分顯現其權詐、詭謀，從長時期來看，是造成離心離德的危害根本作法，這是中共另一取敗之道。
十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第四點計劃」，旨在幫助經濟困難地區促進其發展，以對抗共產主義蔓延的一種間接方法。這方法也正是一九三三年間中國政府實施第五次圍剿時所曾經使用過的有效方法之一。以積極經濟建設安定人民生活，使與蘇區人民生活成一强烈對比，這一方法不僅產生了阻止蘇區擴大的效果，而且同時誘發了蘇區人民强烈憎恨共黨心理。共產主義是頗雖在經濟發達人民生活安定地區發揮其宣傅作用，三十年前已有明證。
十八、吾人必須特別指出對共闘爭中「群衆」因素所佔的重要地位。
在共黨一切作爲之中，幾全以爭取群衆、組織群衆、運用群衆爲其着眼。土地闘爭、軍事闘爭如此，財政動員、糧食動員也是如此，至如其他工運、農運、學運、兵運則更屬群衆性運動，甚至「公審」方式之採用，也仍然是以教育群衆威嚇群衆爲其立意所在。群衆運動的主要結果，就是將其組織深入基層，其控制力廣被全面，軍隊與政權組織不是單純的，不是孤立的，是與群衆相結合，以群衆爲基礎的。
對於這樣具有群衆特性的對象，勝負定數當不在有形組織的存廢，而是要看群衆基礎是否動搖爲轉移。如僅以一城一地的得失，即喜怒隨之，則顯然未深入瞭解共黨顛覆活動的群衆性特質。語雲「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有形組織的破壞，安知不是「化整为零」；一待情势许可时，又安知不能「集零为整」。如以纯军事的攻击战术施行对共战争，这是忽略了羣衆因素的重要性。
第五次圍剿時充分重視民衆的力量與地位，當時所謂口號是「碉成民安，路成民歸，校成民化，政成民樂」，即是耍使人民解除心理威脅，培養其向心力，使其安居樂業，知所抉擇，從而在根本上摒棄共黨。大體上第五次圍剿時中國政府的一切作爲，均圍繞着「用兵不如用民」這一原則，無論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種種措施，皆着眼於羣衆的爭取，與民力的發揮。
共黨喻民爲水自比喻爲魚，第五次圍剿即是要將「水」汲乾將「魚」涸死，這一策略是成功的。水中捕魚終不免漏網，漏網之魚仍可在水中蕃殖，故何如先去其水，來個涸澈檢魚。化「魚水交歡」爲「甕中捉鱉」，這一江西時期的最珍貴經驗，是值得世人再三體味的。
十九、所謂「統戰」策略，其實質意義仍是在爭取群衆孤立對方。早期中共在共產國際的經驗指導下，雖已採取了統戰手法，例如分化國民黨爲左派右派．拉攏「左」派孤立「右」派，從而擴展共黨實力及組織，這是國民黨容共期間最爲家所熟知的共黨統戰詭謀。但是江西時期對統戰手法的運用，却不是最熟練的，對於「中間路線」的拒斥，對於閩變的處理，即爲顯例。
民國二十二年冬閩變發生，瑞金方面始終以猜忌、譏刺、利用的態度相對，「坐山觀虎闘」欲使閩方消耗國軍實力，以坐收漁利。結果未匝月而閩變平定。倘若當時瑞金對福州採取積極性連繋政策，則必然会增加国民政府應付上困難。而且如果福州瑞金連成一氣，則割據地區擴大而又有出海口，這情勢是極爲嚴重的。這是瑞金統戰手法的失誤，米夫的斥責是有所見的，這一失誤無疑曾影響了瑞金政權的命運。
以后中共頗接受了此一經驗，而將「統一戰線」作爲闘争法寶之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述用，使中共化非法爲合法、由秘密轉爲公鷓，解除了束縛，可公開與群衆接觸，而成爲「理直氣壯」，這一轉變使中共的命運獲得轉機。
二○、中共江西蘇維埃政權失敗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有客觀的，有主觀的。當主觀的因素爲外來的客觀因素所激發時，彼此衝擊，揉合形成一股狂濤，這股狂濤淹没了這一紅朝。
基本上誠如顧維鈞博士间李顿調查團所提出的資料中所指出：孕育在孔子實用主義中的中國社會、傳統的家庭制度，這都是不適於共產制度的最基本因素（註一九）。倘若必欲以暴力强制進行闘争建立政權，則必然形成残民以逞的後果，群衆之離心離德冷漠以對自屬必然，一旦當外來力量有所誘發，外來力量足以保障反抗行動時，於是潛在的反抗意識也就化爲行動，而且互相結合，匯成一股無法抗拒的洪流。第五次圍勦戰爭的新戰略，給予蘇區人民以自由選擇的機會，戰事的勝利是保障了蘇區人民得以流露得其自由意志。這就是瑞金蘇維埃政權失敗的原因。
此种失败的过程及其演进型态，历史上颇多先例，某些各别现象容有古今之别，但其致败的实质则常是一致的，正好符合了中國俚語所說「如出一辙」。整理史實主旨在瞭解歷史演進的軌跡及其法則，歷史上某些特殊現象，也許不會在今日重現，但其演進法則及規律，常是古今同理。是則以古鑑今，瑞金蘇維埃的失敗過程及其因素，應可作爲吾人觀察方今世事之借鏡，作爲吾人處理方今世事之參攷。
（四）
二一、共產主義者欲藉暴力革命和內戰以加速結束資本主義，在共黨理論中有此教條。這一教條固然指導着部份共產黨徒的行動，但實際上這一教條更易爲野心者所利用，作爲擴張個人私欲的掩護。英國费邊主義（Fabianism）者的循序渐進主張，中國三民主義採取和平方法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構想，都說明人類普徧具有謀求進步、止於至善的願望，而此種願望的實現，其途徑儘多，非僅暴力闘爭一途而已。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肯定暴力革命的必要，可是他們却忽視了相隔不久的一八三二年英國和平改革的成就與貢献。
實則，恨與鬥爭無法孕育出爱和民胞物與的精神；匱乏和不按並非導致進步的最好途徑。一個進步的社會，扶持中產階級應是必然的政策，消灭贫穷、消灭無知，這是謀求社會進步的基本方法，中國儒家論爲政之道應著重于「富之、教之」，是此理。當年江西蘇區人民終日生活在疑懼、緊張、不安、匱乏之中，惶惶然不可終日，曾身曆其境者及今思之猶有餘悸，這豈是人類所欲追求的理想境界？
人類社會既爲全體人類所共同組成，則这一社會應該是爲全民所有、所治、所享。歷史上允曾有過資產者壓抑勞工之情事，但這一事實已被人類智慧所揚棄，早已成爲歷史陳胁。倘若以歷史曾經有過的資產階級的優越地位爲罪惡，則今日共產黨徒所致力標榜的無產階級一枝獨秀構想，又豈是公允？人類社會應該具有本身自然的和諧，以協調、合作來發揮此種和諧，來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應是唯一的正確的途徑。
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證明共產極權控制下的地區，同樣會爆發大規模的革命行動。一九五九年的藏胞抗暴行動更證明反共革命的可能性，但鐵幕人民的革命行動是有待外來接應，方能發揮出更大力量。江西第五次圍勦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將政略重點置於爭取民心、組織民衆、運用民力，以外來的軍事行動點燃了蘇區人民久抑的反共抗暴怒火，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二、江西蘇維埃自建立至潰敗歷時三載，三年一覺紅朝夢，興衰之間其中頗多珍貴體驗，值得吾人借鑑、珍惜。方今共禍未已，世界多數地區均不免受其或多或少的影響，吾人撫今追昔，深覺這一段珍貴體驗尚未爲世人所充分瞭解，尚未被充分應用於拯救人類免於恐懼的努力，這是可遺憾的，這一遺憾不免加深人類社會的悲劇。筆者從事「江西時期」之研究，將這一段史實作系統整理，獻之於世（註二○），此於拯救人類免於恐懼的努力，或不無棉薄之獻。
附 註
（1）此四原則承賀衷寒先生面告，當時贺先生任南昌行營政訓處長。
（2）見向忠發被捕後供詞；另據肯南（George F. Kennan）稱僅一萬三千，本文暫採向說。
（3）此時期共產國際致中共文件內，對有關各項問题，均作極具體指示，見「紅色文獻」所錄。
（4）蔣總統：蘇俄在中國，頁四，臺北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六年第二版。
（5）董顯光：蔣總統傳，第一冊頁一四○，中華文化出版事業會，臺北第六版。
（6）據「九一八」事变後國聯李顿調查團團員之一Mccoy將軍云：「我們到了南京之後，深信如果東北不起事變，中國共產黨軍隊會被消滅」。
見梁敬錞著「九一八事變史述」頁一一七○及三六六。
（7）民生主義第三講。
（8）史太林：列寧主義的基礎。
（9）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瑞金第一次全蘇大會所通過之經濟政策。
（10）瑞金政权先後發行公债三次，合計四百八十萬大洋，均未還本。
（11）肃反，意即「肃清反革命」，即用残酷的政治整肅以去除異己。
（12）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留俄派取得黨內實權，以後逐漸擴張勢力於軍中及政權機構。
（13）李立三時期文件內（一九三○、六、一一），已見有關於此一觀念之論爭。
（14）曾國藩用兵原则之一，第五次圍剿期間，爲蔣委員長所推崇。
（15）Dr．Whitson, A Strategy for Counter Insurgency，P．18,
（16）此原則爲蔣委員長在民國二十一年所創，至廿二年第五次圍剿時，執行更爲澈底。
（17）碉堡戰略之執行方案，邱清泉將軍獻替甚多，時邱氏任行營宣傳科長。
（18）Schwarz and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Harvard, 1952）所錄中共江西時期文獻，爲憲法、土地法、毛澤東的中執會人委會第二次全蘇大會報告等三文件之摘要，如以此三文件說明江西時期之中共，恐難見其真相。
（19）Wellington Koo, Memorandum on Commuism for Lytton Commision, P．781.见Yakhontoff, The Chinese Soviets. N.Y.1934, P.202.見Yakhontoff，The Chinese Soviets. N.Y.1934, P.202.
（20）拙著「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溃（一九三一——一九三四）一書，已由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全書七百面，乃爲著者研究江西時期之具體結果。
■ ■ ■ ■ ■ ■ ■ ■ 【以上全文完】 ■ ■ ■ ■ ■ ■ ■ ■
以上《析論瑞金共黨政權的崩潰(一九三一—一九三四)》，是以中華民國五十九年《東方雜誌》復刊第3卷第8期同名内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數位化初稿首發【彰往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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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论衡·中共论衡】 曹伯一： 析論瑞金共黨政權的崩潰 (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