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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 ---- 一篇常见的造谣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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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 一篇常见的造谣文章 -- Anonymous - (4078 Byte) 2006-6-08 周四, 上午12:33 (1836 reads) |
封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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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於荷蘭萊頓大學。筆者九八年按：九七年四月，我將此函及柴玲談話全文寄至《九十年代》雜誌，主編李怡先生與那位專欄作家都改變了看法。李怡先生在《蘋果日報》上撰文說「看影片《天安門》時，筆者也誤解了柴玲。今天，筆者相信封從德所作的澄清」；那位專欄作家也在《明報》上撰文：「讓歷史還她一個清白」。兩篇文章刊登的時間都是六月三日，在香港回歸中共前夕。我對他們的求實態度和勇氣十分敬佩。)
附：《蘋果日報》李怡專欄(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
複雜情緒
柴玲在她說期待「流血」與她自己「不會在廣場堅持」之間，說了甚麼話，其實是很關重要的。由於篇幅太長。《九十年代》沒有刊登。但我作為編者，是讀過的。
在兩段話中間，柴玲所表達的情緒是複雜的、矛盾的。她邊哭邊說，情緒異常激動。她說了她對學運的失望，由於許多人要與她爭奪權力，使她覺得「特別累」，也「很悲哀」，她甚至說，「有時候我想，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不值得為你獻身……」她又說，「昨天我跟我愛人說，我再也不願在中國待下去了，我說我想到國外去，我們不是為死而戰，而是為了生而戰。」她還說，「我很喜歡這一種安詳的，有一些baby，有一些小動物的那種……平靜、安詳的生活。」但「如果是在大家捨生忘死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我坐一邊，不去衝鋒陷陣……一旦這個權利到來的時候，我說，給我拿來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很慚愧。我做不出這種事情來……」
這就是柴玲的矛盾。以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若不考慮自己日後過的日子，不珍惜生命，那是不可能的。她說了她想求生，是很人性、很自然的反應。她期待天安門廣場會流血，也很自然而坦率，倘若她告訴人們，當局是會仁慈的，是決不會鎮壓的，那才可怕。
只要她說期待流血，以及她想求生的話，不是連在一起說的，我們又能對她有甚麼責備呢？而最終，柴玲並未「自己逃生」，在矛盾中她還是一直堅守到六四凌晨，直到與同學們一齊撤出廣場。
看影片《天安門》時，筆者也誤解了柴玲。今天，筆者相信封從德所作的澄清。
柴玲沒有「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
《天安門》剪接的一段話，是前後拼接的。前半段(即「讓別人流血」)與後半段(即「自己求生」)，在錄映帶上相隔半小時，中間裁掉八千九百字，而且前後半段提問的人不相同，二人的思路並不一致。最後，柴玲並未逃離廣場，而是堅守到六四凌晨與同學一齊撤出。
(《九十年代》編者按：卡瑪‧韓丁的影片《天安門》，其中摘錄柴玲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八日接受訪問的談話，引起社會上普遍對柴玲在天安門運動時的姿態的質疑。本文為柴玲前夫封從德寄來的澄清函件。原信並附有長達一萬三千字柴玲錄音談話記錄，證明確是兩段談話出自先後不同的錄音。)
《九十年代》今年二月號十三–十五頁文章的作者，在看過柴玲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的錄像談話被影片《天安門》作剪接處理的片斷之後，直指柴玲「野心顯然不小……她想以別人的血來成全自己」，笞責柴玲「暗藏心底的『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民運』哲學」，且在最後呼籲：「我們有權知道自己的同胞因何而死」。在這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年代，該作者為六四死難者鳴不平，並決心查出真相，實在難能可貴；同時我也感到她對事實的把握可能還有欠全面的地方，或許並沒有見過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因全文從未真正出版過。現寄上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校對稿，請轉該作者，相信她讀後能有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若貴刊認為全文太長，不宜一次刊登，或請連載，或請盡早告知，我可另擇一報，於錄像談話八週年之際刊布，以饗讀者。
對「史料」的三點澄清
另外，貴刊在該文之後所附背景資料「柴玲讓『別人流血』的一段問答」，有不準確之處。因篇幅不長，茲引全文如下：
「以下是《天安門》一片最具爭議性的一段說話。記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應柴玲本人的要求，六四發生前在一所國際公寓所拍下的片段：
「柴玲：『同學們總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人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
「金培力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柴玲：『我想我不會的。』
「金培力問：『為什麼呢？』
「柴玲：『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我是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麼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接著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
這一段「史料」有三點需澄清。一是金培力當時是在北京師範大學的美國留學生，非正式「記者」；二是那段當中的提問者並非金培力，而是香港《天天日報》的記者梁淑英；三是整個段落是前後拼接的結果。(這還不算上文既不是《天安門》中那一段的全部，又在一些細小的地方有所刪改，如刪掉了「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一句，讀者可參看我提供的全文校對稿。)
上面第一點是《天安門》作者卡瑪告訴我的，她看過金培力事後的回憶手稿。就第二點來說，一些影片觀眾已經注意到：後半段中的提問者明明是女聲；而梁淑英一九八九年的一篇文章也談到該次採訪(見六十四名香港記者合著的《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記者協會出版，一九八九年九月初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增訂版。頁二一三–五)；尤其是梁淑英最近親口向我承認，那個提問者就是她，不是金培力。
兩個採訪者，思路不一致
關於第三點，後半部梁淑英提問的那幾句(即所謂「自己逃生」者)，與前半部柴玲對金培力說的那一段(即所謂「別人流血」者)即便在現有的錄像帶上也相隔四十分鐘，中間裁掉了八千九百字。
問題的關鍵出自梁淑英與金培力二人在錄像談話中的思路並不一致：金培力在錄像之前已知柴玲的「南下計劃」，而梁淑英則不瞭解情況。九五年五月，卡瑪告訴我，她看過金培力的回憶手稿，當中明言柴玲見到他時便講了「南下計劃」；這一情況我也得到了柴玲的承認。而梁淑英這一方面，我是今年四月才找到她(本文所介紹的情況便出自這次電話的內容，亦徵得其同意)。在電話中梁淑英兩次明確告訴我：在採訪時，她完全不知道柴玲有去南方的計劃。從錄像全文中可知，就在梁淑英問柴玲「你自己會不會留在廣場？」之前幾分鐘，金培力與柴玲有這麼一段對話：
「金培力問：下一步呢？
「柴玲：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不過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來的，要是他敢採取下策的話，即使不敢採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革命中，我想我還會再站出來，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這段話在現行的各個出版物中都不見。梁淑英向我承認，她當時就是因為沒有明白柴玲這句話，弄不懂柴玲為何一方面強調自己要求生，一方面又說「廣場上的同學只能是堅持到底」，故才在幾分鐘後找到機會，插入柴玲與金培力的對話，問柴玲「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梁淑英還告訴我，她加入採訪，是很偶然的。那天上午，她在北京飯店見到金培力與柴玲等要出去作錄像，才臨時加入的。因此梁淑英在整個錄像談話中很少插入提問，而五月二十八日那天是她第一次見到柴玲。這一偶然性在卡瑪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印證(《天安門》頁三七二)。
由此可見，金培力與梁淑英二者的提問在邏輯上應當是不太一致的。從全文展現的上下文可看出，正是因為金培力事先知道柴玲的「南下計劃」，故對柴玲說「下一步願意求生下去」時毫不驚訝，且在這段話之前甚至提示柴玲「你希望其它城市市民，什麼上海、西安，也參加運動？」(該段問答亦全部被刪去)；也正是因為梁淑英不瞭解柴玲有離開北京的打算和目的，所以才去追問她「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梁淑英告訴我，錄像談話完她都還不瞭解柴玲的切實打算；是在談完之後，在柴玲換衣服準備走時，才知道柴玲南下的計劃。
柴玲並未「自己逃生」，她堅持到六四凌晨
柴玲當時並未「自己逃生」，私自擅離職守，逃離廣場。相反，她一直堅守到六四凌晨，直到與同學們一齊撤出廣場，這大家是知道的。五二八錄像談話是在中午作的，晚上她面對二、三百各校代表，在「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上正式請求辭職。是在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同學的勸阻下，她才打消辭職南下的計劃，繼續留在廣場，直至六四。
關於柴玲當時「南下計劃」的情況及其背景，幾篇拙文可供參考：《柴玲「遺言」之所指及其背景》、《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廣場日誌：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二十八日(撤與不撤)》。
柴玲所期待的「流血」，也不是今日在六四慘案發生之後所理解的「大屠殺」；與非大陸人士所理解的有所差異，這個詞是黨文化下的產物，廣場上許多知識分子都當作平常詞來用，我在上述文章中也有論述，茲不多言。
「期待流血」與「等待血洗」
另外，順便指出一點，正是因為上面被刪掉的那段話大家沒看到，批評家們又沒去核對錄像，因此，有人硬是將柴玲「期待」一詞理解為「盼望」(Hope)；而從上引刪文中「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一處可知，柴玲用的「期待」一詞就是「等待」(Wait)之意。九五年五月《紐約時報》以「Hope」譯「期待」，一位「民運理論家」還為之辯護。同年六月三日我在北京之春編輯部召開的討論會上當眾問之，就連這位早在九零年便在其《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引用柴玲錄像談話內容並作深入批評的「民運理論家」也根本沒看過錄像全文﹗最令人不解的是，《天安門》一片的作者是仔細研究過錄像全文的，也不會不知道對「期待」一詞譯法的爭議，卻依然在英文版中用Hope譯「期待」，而在法文版中則更加聳人聽聞，竟將「期待流血」譯作「盼望屠殺」(espérons le carnage)﹗
柴玲在錄像講話中的言辭未經斟酌，說話很不成熟，有些觀點於今看來也不妥當。對柴玲五二八錄像談話的批評，尤其是「獻身」與「求生」兩種價值觀的混淆與衝突，我亦將另文詳述。(參看《獻身與求生的迷茫–質疑《天安門》》一文)
盼望加強六四史料研究
鑒於八九民運史研究中的諸多問題，我再次呼籲各個關注八九民運和中國未來的學術團體，以及各個以推動重評六四為己任的民運團體，加強對八九民運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免再次出現類似的誤解，或至少在誤解出現之後能夠及時糾正。這樣，我們才對得起那些在八九民運中作過貢獻與犧牲的人們。
還有一個情況需要提出，梁淑英和柴玲都說，五二八錄像的當事人共有五位。另兩位一是當時幫助柴玲聯絡金培力的同學，當時叫王力，本名韋安，六四後在台灣；一是國際公寓的女主人，可能是美籍華人，梁淑英還記得她叫某某蓮，現居香港。另外，金培力我也沒有與其聯絡，希望與這三人能通過《九十年代》或別的管道取得聯繫。當然，我更希望他們直接發表作為當事人的回憶，比如金培力那篇已寫成的手稿。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於荷蘭萊頓大學。筆者九八年按：本文開頭的提要、編者按與文中的小標題都是《九十年代》所加。九七年四月，我將此函及柴玲談話全文寄至該雜誌，主編李怡先生與那位專欄作家都改變了看法。李怡先生在《蘋果日報》上撰文說「看影片《天安門》時，筆者也誤解了柴玲。今天，筆者相信封從德所作的澄清」；那位專欄作家也在《明報》上撰文：「讓歷史還她一個清白」。兩篇文章刊登的時間都是六月三日，在香港回歸中共前夕。我對他們的求實態度和勇氣十分敬佩。)
附：《蘋果日報》李怡專欄(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
複雜情緒
柴玲在她說期待「流血」與她自己「不會在廣場堅持」之間，說了甚麼話，其實是很關重要的。由於篇幅太長。《九十年代》沒有刊登。但我作為編者，是讀過的。
在兩段話中間，柴玲所表達的情緒是複雜的、矛盾的。她邊哭邊說，情緒異常激動。她說了她對學運的失望，由於許多人要與她爭奪權力，使她覺得「特別累」，也「很悲哀」，她甚至說，「有時候我想，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不值得為你獻身……」她又說，「昨天我跟我愛人說，我再也不願在中國待下去了，我說我想到國外去，我們不是為死而戰，而是為了生而戰。」她還說，「我很喜歡這一種安詳的，有一些baby，有一些小動物的那種……平靜、安詳的生活。」但「如果是在大家捨生忘死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我坐一邊，不去衝鋒陷陣……一旦這個權利到來的時候，我說，給我拿來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很慚愧。我做不出這種事情來……」
這就是柴玲的矛盾。以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若不考慮自己日後過的日子，不珍惜生命，那是不可能的。她說了她想求生，是很人性、很自然的反應。她期待天安門廣場會流血，也很自然而坦率，倘若她告訴人們，當局是會仁慈的，是決不會鎮壓的，那才可怕。
只要她說期待流血，以及她想求生的話，不是連在一起說的，我們又能對她有甚麼責備呢？而最終，柴玲並未「自己逃生」，在矛盾中她還是一直堅守到六四凌晨，直到與同學們一齊撤出廣場。
看影片《天安門》時，筆者也誤解了柴玲。今天，筆者相信封從德所作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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