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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正义”号召民众的政客多半不怀好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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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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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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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以“正义”号召民众的政客多半不怀好心
芦笛
在前文中，我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联合国多数成员接纳，而联合国创建者之一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的例子，来批驳胡大师的“成王败寇”论，告诉他所谓“成王败寇”并不是中国“奴才”们特有的耻辱，带头搞这套的不幸常常是美国上帝们，不料此话却让“周郎顾曲”网友严重误读，他说：
“存在的是合理的，并不是说这种存在就是符合多数人的价值观的。一种结
果，这种存在改变了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使这种存在纳入到多数价值观中去。
比如您老说的，中共被联合国所接受；”
由此可见当代海外“知识分子”的头脑是何等混乱，某些同志竟然认为联合国接纳中共政权乃是它的存在“改变了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使这种存在纳入到多数价值观中去”。这种笑话，不是一般人可以闹出来的。
稍知西方社会主流意识的人都该知道，论价值观，西方国家没有哪个不是和共党针锋相对的。人家接受中共政权，不是认同了中共的价值观，而是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牺牲“大义”。从这个例子中就不难看出，所谓 “第一原则……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绝对只能存在于胡平的病态想象之中，起码不是人家的外交政策指南。人家的外交官开口就是“国家利益”，诸位何以从未听见？
这“绝对正义”一说，实在是人类能发明的最大弱智笑话。著名的民主政治家丘吉尔说过：“世上没有永久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久不变的敌人，只有永久不变的利益。”人类历史上大概没哪句话比这更能说明西方政治和东方政治的区别：人家从不兴学习孟子，讲什么“义大利”，玩的从来就是“利大义”。要说有什么“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第一原则”，我看就是这玩意。
正因为此，美国才不得不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和中国做生意做得不亦乐乎。那道理再简单不过，不是他们认可或甚至欣赏中国实行的极权制度，相反，他们认为共党国家乃是邪恶帝国，乃是他们意识形态上不共戴天的仇敌。如果民主国家真如胡大师设想的那样，一切行动纯粹从道义出发，则他们应该不怕流血牺牲，使用暴力推翻这种邪恶政体，那么苏联早就给推翻了，而中共那汉奸政权的孽种根本也就连怀都怀不上。
可惜要这么干，西方就要蒙受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选民不会同意，所以，在选民代表的国家利益之前，“绝对正义”一钱不值。甭管您那政权在西方人眼里有多邪恶，只要让对方相信，要来颠覆我必须趟过血河，则对方就别无选择，只能效法张伯伦，实行“绥靖”政策。这就是世上一切独裁政体对付老美的高招，您别说还真有奇效。唯一的例外是傻大木，而他之所以失败，并不是老美的正义感无往不胜，而是因为自己太虚弱，屁股下面又坐着无数黑金而已，如同身怀千金的幼童，不让人以“道义”为由抢劫才是咄咄怪事──君不见比老傻更邪恶的金家父子至今安然无恙？此无他，北韩乃是鸡肋，不值得浪费宝贵的美军士兵生命而已。
比起狡猾的惟利是图的大英来，老美这继任世界领袖是太幼稚了，时时难免“正义冲动”，陷入和国家利益毫无相干的战事，韩战越战就是证明。即使如此，老美也干过不计其数的不讲道义的烂事（这儿所谓“不讲道义”，乃是他们说一套做一套，不遵守自己标榜的价值观）。对伊拉克的态度就是如此。
二战前伊拉克是英国的“保护国”，油田完全控制在英国人手上。战后英国人扶持了个亲英的傀儡国王为他们服务，５０年代被军人政变推翻，因为上去的军人统治者是亲苏派，于是CIA便在１９６３年策划了又一次政变，不但使得原来被禁的阿拉伯复兴党转为合法执政党，而且使得流亡在外的傻大木得以返国在政府中担任要职，逐步爬了上去，最终成了大独裁者。追根溯源，说傻大木是美国人捧上台的毫不过分。
更有趣的是，老傻的独裁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引起美国人的任何反感。相反，在伊朗人质危机发生后，美国和伊朗成了仇敌。老美还不遗余力怂恿支持伊拉克去打伊朗，由此导致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在此期间，傻大木竟然动用化学武器对付起来暴乱的部落民族，被人家告到联合国去。全靠老美一手压下来，调查委员会才作出“使用了毒气，但无证据表明是傻大木使用的”结论。
可后来因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损害了老美的利益，傻大木政权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魔鬼。当初的毒气旧案突然给翻了出来，成了后来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最有力的“道义”借口。敢情这道义还是个定时炸弹，当时可以千方百计捂下来，后来却因一时的政治需要而应声爆炸？
所以，任何一个稍有世界知识的成年人，都不会傻到相信世上有什么“绝对正义”，而民主国家无论领袖还是人民，都是根据这“绝对正义”的“第一原则”行事的。
其实如果咱们的同志稍微明白点“民主”是怎么回事，就不至于作此梦呓了。如果不明白，请去攻读我专为扫盲写的《盲人摸象说民主》的启蒙教材。老芦说了又说，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民主不是什么“善”或“绝对正义”的物化，它的实质是公平逐利。所谓民主意识就是公民根据这一原则、按照法定程序争权夺利的契约意识（包括权利与义务在内），而所谓民主制度，就是保障社会成员能够享有均等机会，使用正当手段为自己谋利，并在发生利害冲突时提供和平解决纠纷手段的政体。它的出发点是利，归宿点也是利，所谓“义”不过是确保公平的游戏规则罢了。
于此不难看出，所谓海外“民运”领袖诸如胡平辈，其实乃是世上最不懂民主、最妨碍中国民主化的障碍物，而他批判的“犬儒”反而比他更接近民主。这道理我早在《“犬儒”篇》中讲述过了：为新时代的道学家深恶痛绝的所谓“犬儒”们的优势，正在于他们与虚伪的前辈不同，再也不耻于言利，更不耻于公开争利，而这恰好构成了比较符合正常人性的政治出发点，因而有了发展出健康的民主意识的希望。
由此可见，民主之所以在中国难产，和中国人耻于言利、专门卖弄大义的背时传统分不开。正因为中国从孔孟开始就有了这深厚的虚伪传统，“道义”便成了一切野心家们愚弄利用操纵百姓的法宝。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在野的反对派都使用这王牌不可，只是那“大义”的旗号不同罢了。
在中共，那是“民族大义”；在民运，那是“民主大义”或“绝对正义”。旗号虽然不同，把戏却毫无二致──都是要求百姓为了这“大义”去莫名其妙地抛头颅、洒热血。朱成虎将军为了“民族大义”，不惜代表西安以东的全体中国人民向党中央上“请死书”，而民运领袖们为了“民主大义”，不惜号召“全民起义”，为他们去冒死犯难，推翻万恶的中共。谁要是敢不上这种当，那就是奴才，就是“恬不知耻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就是“成王败寇”。不上党当的人成了美帝的奴才，拍的是美国的马屁，而不上民运的当的人则是共党奴才，抱的自然是我党的粗腿了。
由此产生了一个经验规律：无论中外，凡是以“道义”号召民众、要求民众为了他认定的“大义”去牺牲自己的政客多半没安好心。谁要受了我党“民族大义”的糊弄，把独生子送到台海前线上去就是白痴；同理，谁要是听了民运人士“绝对正义”的胡话，起来以卵击石，和武装到牙齿的共军拼命也是弱智。
什么时候咱们的百姓在听了政客们令人热血沸腾的演说之后，还能冷静地反问：“您鼓吹的这国策究竟对我有什么好处？”什么时候咱们百姓也就具备民主意识了。而如果咱们的百姓在听了那些大义凛然、激动人心的演说之后，还能礼貌地对政客们说：“您这就请咱们作个道德表率，别尽待在安全的后方冒充指挥诺曼底登陆的艾帅，则我一定跟着来”，那咱们的民族也就真正成熟了。咱们这个幼稚的民族，少的从来不是廉价的“良心”和热血，现在是戏子们退场谢幕，终止那从五四运动就没断过的祸国殃民的连台“良心秀”的时候了。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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