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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吴晗说到李泽厚（三）——论“以洋释中”造成的文明迷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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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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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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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吴晗说到李泽厚（三）
——论“以洋释中”造成的文明迷失
芦笛
三、所谓“民族英雄”的困境
对脑袋稍微正常一点的同志而言，要看出共党用进口来的“阶级斗争史观”去强奸历史的荒谬可笑似乎不是太困难的事。方今之世，哪怕是国内的“挺能杰儿”们大概也不好这口。除了伪民运那三两毛共余孽之外，如今坚持忠于伟大领袖弱智“思想”的海外孤臣孽子，似乎便只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林思云先生一人，那也算“特立独行”罢。
然而悲剧在于，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我在本文第一段末尾揭示的那个无情事实：毛共之所以干出那些荒谬绝伦的烂事来，有其必然原因，它其实反映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大悲剧：相对于复杂精细的西洋文明来说，中华文明是过于简陋了些，于是在两种文明相遇之时，两相比较，后者就必然要暴露出无数的“文明空洞”来，国人便不能不用从西方引来的价值观去填补这些“空洞”，这结果就是“以洋奸土”，“以今奸古”，把传统文明强奸得面目全非，反倒促成了原有文明的彻底丧失，弄得后人连老祖宗真实的精神世界都一无所知了。
这其实是落后文明的内在悲剧，只要中华民族存在一天，这悲剧似乎就得上演一天。更可悲的是，那些大言不惭以“复兴传统文明的当代大儒”自命的GP不通辈如什么东海一枭懵然不知此理，还要以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毁灭传统文明，愣把孟子说成是什么“准民主思想家”，这和毛共用“中西医结合”去毁灭中医的野蛮实践毫无不同。
这所谓“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闹剧又何尝不是这样？我早在《“民族主义”论》系列、《史可法的选择》和相关文章中反复强调了以下事实：
１、传统社会的官定意识形态亦即全民的指导思想孔孟之道中毫无“民族”、“民族利益”、“民族矛盾”、“民族英雄”这些观念，因而根本没有西洋“民族主义”的等价物。古人眼中的国家乃是君王的国家，不是西方的民族国家。
２、两千年下来，中国的读书人就干了一件事：活学活用孔孟著作，按圣贤之道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根据时势变化作原创性思考、填补孔孟之道的空白的思维能力，卫道士们也不允许这种发展扩充孔孟理论的智力尝试。因此，儒家的“英雄”只是身体力行了圣贤之道的道德楷模，古文中非但没有“民族英雄”的概念，就连相当于“民族”这个从西洋引进的词汇都没有。
３、后人人为划定的“古代民族英雄”，在当时是被当成“忠臣”这种道德楷模来尊崇的，这种界定更符合他们的真实精神世界。儒家的终极道德原则是君臣大义，不是民族大义，古代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民族的内外之分”，并不认为反对外敌比反对内敌更重要。忠臣们反对外敌乃是出自忠君立场，并不是什么民族立场。正因为此，因为内敌作为腹心之患，对颠覆君王统治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在同时面对内外夹攻之时，忠臣们天然地倾向于“安内重于攘外”，这在史可法身上表现得最突出。
４、因此，后人划出来的“古代民族英雄”，其实乃是忠臣。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人和传统忠臣诸如诸葛亮、张巡、颜真卿、方孝孺、曾国藩等人的精神境界毫无不同。他们之所以蒙后人青睐，无非是恰因他们斗争对象是外敌而非内敌。有的“民族英雄”例如岳飞的运气不是那么好，在反对外敌的同时也镇压了内敌，而且内战功劳远远超过了外战；而另一“民族英雄”林则徐大帅的运气则好得出奇──作为清朝难得的干员，发匪乱起他就被清廷召去镇压之。林大帅“君命召，不俟驾”，立刻卸了云贵总督之任，星夜赶往前线去赴君父之难。幸亏他运气太好，病死在路上，这才没像曾国藩那样变成“汉奸”。
上面这些话，在我看来乃是昭如日月的事实陈述。唯一令人震惊的，乃是在我之前竟然无人能看到这再明显不过的事实而已。不料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竟然连消受赤裸裸的事实的胃口都丧失了。《史可法的选择》陆续贴出后，群氓嚣嚣，不但波洛同志怀疑我发了疯，就连小鞍子也要来胡搅蛮缠一通，愣要说中国古代既然有不同民族存在，当然也就有民族主义。如此说来，中国古人也能炼铁，他们原来也懂炼铁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了，是不是阿？
为了让这些同志死得口眼俱闭，我这里用文天祥那典型的“民族英雄”作个示范，将《宋史·文天祥传》中这位“民族英雄”所有的“爱国言论”摘出来，请大众看个明白。至于他的具体战略战术主张，因和道义无直接关系，为篇幅计从略。
“（天祥）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刈、胡铨像，皆谥‘忠’，
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这是说他当童生时在学宫看见祭祀的忠臣像，当即立定远大志向，要向那些忠臣学习，发誓如果死后不厕身于那些受后人祭祀的忠臣之间，就不是大丈夫。这和“民族大义”毫不相干，乃是对孔教树立的道德楷模的景仰。
“德佑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
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事闻，以江西提刑安抚
使召入卫。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
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
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
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
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
德佑初年，元军入侵，江上报急，皇上下诏令天下人勤王。天祥看了诏书难受得痛哭流涕，于是便招募当地豪杰并勾结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举兵万人去救驾。朋友劝止他，说元军势大，区区万人完全是去自杀。他说，他也知道这点，但国家养育臣民３００多年，如此深恩，等到朝廷有难征召天下兵，竟然没人去救援。他深恨这点，所以要不自量力牺牲自己，为大众作个道德表率，让天下忠臣义士群起效法，如此则宋军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又人多势众，一定会成功地保住社稷。
这话乃是最典型的忠臣心声，也就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此不惜以死报君王深恩。请注意，他说的“国家”乃是“养育臣庶三百余年”的赵宋皇朝，并不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汉族国家。激励他献身的不是什么民族大义，而是君臣大义。
“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
每与宾佐语及时事，辄流涕，抚几言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
死人之事。’”
天祥本来是个贪官，养尊处优，歌妓满堂都是，但国难当头之际便痛改前非，散尽家产用作武装斗争的军费。每逢和宾客幕僚谈及时事都要流泪，抚着茶几说：“既然享受了别人提供的安乐，就要和人家共患难；拿过人家的俸禄，就得以死效力。”
这是“民族大义”，“民族意识”或甚至“民族觉悟”么？
“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厓山，
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
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弘范笑而置之。厓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
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
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
师。”
天祥被元兵俘虏，抓到了潮阳，去见灭宋统帅张弘范，傲然不拜，当时张正准备征服厓山那宋朝的最后一个据点，让天祥写信招降领导抵抗的宋将张世杰。天祥答道：“我自己不能保卫父母，现在却去教人背叛父母，你说这行不行吧？”张坚持请求，天祥就把《过零丁洋》那首诗写给张，最后一联就是那著名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笑了笑就没再要求了。
未几，厓山破了，陆秀夫抱着幼帝投海自杀，宋朝正式灭亡。张弘范立此大功，非常得意，便令人在厓山刻石，铭之曰：“张弘范灭宋于此”，后人在那碑铭前头加了个“宋”字，于是便成了“宋张弘范灭宋于此”，成了绝妙讽刺。其实老张虽是汉人，却是元朝蔡国公张柔之子，愣要说他是宋人，似乎过于牵强。
灭宋最后一战结束后，元军中置酒高会，大肆庆祝，张弘范对天祥说：现在宋朝已经灭亡了，你的忠孝已经尽了。如果能改变初衷，以为宋君服务的的那种精神去为“今上”服务，将不失宰相之位。天祥流着泪说：国亡不能救，人臣就是死了也不足以赎罪，何况是逃脱死罪而事二主！
这乃是最典型的“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道德，请问和民族大义有何相干？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复食。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
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
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
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
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
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
已。”
张弘范把文送到大都去“面圣”，他在路上绝食８天都没死，便又恢复了进食。到了河北，驿馆供奉甚盛，寝处豪华，天祥就不肯睡，通宵坐着，押送者只好把他送到兵马司去关押起来。当时元世祖征募南方的人才作官，王积翁上奏说，南方最杰出的人才就是文天祥。元世祖就命令王去传旨，天祥对他说：“现在国家亡了，我的本分就是死（也可译为“我指望的就是死”）。如果朝廷宽恕了我，那就让我作道士回乡，以后可以以平民身份作顾问。如果立即就让我作官，那么，不但亡国大夫不可能想出什么兴旺国家的方略来，而且把我平生的道德成就全给毁了，那用我还有什么意思？”王准备和宋朝降官谢昌元等十人联名上奏，请皇帝放天祥去做道士，其中的留梦炎反对，说如果放走了天祥，他跑到江南去号召起兵复国，那我们这十个人不是要因此倒霉么？于是此事便作罢。
这一段反映了天祥死之艰难。据他在《指南录后序》中说“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他过去该死而不死，乃是“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那后来被俘，宋朝也亡了国，似乎可以从容绝食自尽了，然而他却又在绝食８天后再度进食。不仅如此 ，他还对前来劝降的老王说愿意去做道士，以布衣之身为元廷出谋划策。这些该怎么解释阿？
我知道义士们一定要为“民族英雄”遮丑，说那是文丞相忍辱负重，“将以有为也”，只是欺骗蒙古人放走他。他如果逃出大都后，一定会再举义兵复国。这当然有可能是文丞相的动机，但不幸无法证实。不但如此，如果他真想这么做，更简单的办法乃是假投降，出任方面大员后再起兵，不是更容易成事么？
愚以为，就义不是爱国愤青想象的那么容易的事。文丞相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非常不简单了。唯其他处处流露了对生命的留恋，这才更说明他不是光知道作秀的假道学，而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这种可能有过的动摇，如同他过去“自奉甚厚，歌妓满前”，后来因伤心家国之难而痛改前非一般，更显出他的真实的伟大来。
这当然只是题外话，我这儿想指出的，还是文丞相那些爱国言论，自始至终流露出来的就是所谓“春秋大义”，无非是“忠臣不事二主”，根本看不到什么“民族立场”。
“至元十九年，……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
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
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
毕矣。’南乡拜而死。数日，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带
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
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至元１９年，元世祖召见文丞相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天祥回答说：“天祥受宋朝之恩，作了宰相，哪能为两家皇朝效力？只求陛下赐死，我于愿足矣。”皇帝仍然觉得不忍，左右力劝皇帝从天祥之请，说服了皇帝。俄顷，皇帝又后悔了，派人下诏制止死刑执行，可惜天祥已经死了。天祥就义时神色从容，说：我的事作完了。朝着南方跪拜后坦然受刑。几天后文太太去收尸，见他面色如生，卒年４７岁。其衣带中留下了绝命词说：“孔子教导咱们成仁，孟子教导咱们取义。只有尽了义，才能到达仁的境界。我读圣贤书一生，学的是什么？不就是成仁取义么？从今往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可羞愧的了。”
这段记录对那些被党文化腊制为白痴的同志来说，其实很扫兴。文丞相“面圣”之时，决无不三跪九叩之理。不这么做，他根本也就不可能见到皇上，遑论与之对话了。他若未行朝礼，则本传里一定会留下有关记录。所以阿，这位“民族英雄”见到敌酋不但不大义凛然怒斥之，而且居然对之下拜，如果爱国同志们稍微懂点国学，看出了这一点，则应该怒斥他“丢了中国人的脸”才是，对不对？
可惜他这么做恰好符合儒家道义。文丞相过去作为南宋使节，出使大元，为了争取平等待遇，曾冒死怒斥元军统帅伯颜，后来被张弘范俘虏之时也傲然不拜，这都符合春秋大义──当时南宋名义上尚未亡国，他是宋朝高官，岂有向敌军统帅下跪之理？但现在南宋皇朝已经不存在了，就连赵姓皇家子孙也封了国公，成了元臣。如果他见了新的“真命天子”傲然不拜，甚至怒斥之，岂不是违反了孔子刻意要维护的君臣大义？文丞相当然不是元臣，但即使是草民，见了皇帝也得磕头，否则岂不是犯了大不敬罪？退一万步说，就算南宋没有亡国，他那丞相仍然还valid，那见了敌国皇帝照样得行臣子之礼，这才符合春秋大义。因此，光从这技术细节来看，就足以洞见爱国愤老、愤中、愤青们用样板戏那种弱智党漫画来穿凿历史是何等可笑。他们真正要捍卫的不是什么“传统文明”，什么“国学”，而是从党电影、党戏剧里趸盘进脑子里，从此牢不可破的“党学”。
最能说明我的point的，还是文丞相和元世祖对话以及其绝命词展示的道德胸襟，那绝对是传统的忠孝观，不是什么西洋进口来的民族立场或民族大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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