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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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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二）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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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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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二） (1639 reads)      时间: 2006-4-03 周一, 下午9:54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二）


芦笛


二、什么样的人民支持？


前节贴出后，唐村先生诧道：“老芦，你这不是回到狼羊律去了么？”的确，我说的简单道理，从表面上看来很像阿随那臭名昭著的狼羊律，更像他历来主张的“屠民治国论”。

勿过，这相似只是形似而已。阿随的“狼羊律”和我的“气数”论都指出，人民可以被独裁者任意屠宰，不过，他认为那是本该如此的天经地义，我则是无可奈何地作了事实陈述。类似地，他认为要治国就必须屠民，我只是告诉大家，他说出了我党心声，中共确实迷信“屠民治国论”，我党不是心慈手软的国民党，请大家停止做梦，以为可以用毛共上台前使用的那套“合法斗争”去斗倒中共。

最本质的区别还在于，如我早就指出的，阿随发扬中国传统，用不伦不类的文学比喻偷换逻辑论证，因而不但把独裁政权的特点强加到民主国家头上去，而且把统治者和人民说成是天生如此、不能转化的“狼”与“羊”，但就连绝对白痴都该知道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狼羊转化”。就连毛共本身，过去又何尝不是“羊”？

其实，阿随提出的“狼羊律”，恰好暴露了独裁社会特有弊病。独裁社会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天敌关系，在这种社会中永远存在着“羊”以暴力方式大规模转化为“狼”，向统治者们大举复仇的潜在可能，这潜在危险便成了一切独裁者们的永恒噩梦，构成了独裁社会特有的内部危机。

就连白痴也该看得出来，靠果敢屠杀人民，当然能维持独裁统治，但这只能是不得已之计。如果人民恨透了统治集团，那统治者就如同坐在不知何以爆发的火山口上，秦王朝的迅速覆灭就是生动例证。虽然科技进步使得人民失去了古代造反派的天然优势，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险恶政治局面必然使得统治者疲于奔命，毫无安全感可言，必须把所有精力都用于密切监视镇压人民最微小异动之上，生怕一粒火星点燃燎原大火。这就不必要地增加了统治者的工作量，这种统治者当得很累很不潇洒，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下策。

这就是独裁制度相对于民主制度的最本质的“优势”──它没有民主社会那套解决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的设计，因此是世上最不稳定的国家。因此，世上只有独裁政府才会处于全民包围之中，不得不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以小民为敌国，把“消除动乱苗子”当成政府的主要施政内容，把国家的大量资源用于监视镇压自己的人民，而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特殊难题。

因此，全面地说，丧失人民支持当然不会造成政权垮台，但光靠镇压维持的独裁政权毫无稳定性可言，而是处于持续的危机状态。聪明的独裁者一定会尽量避免处于这种被动局面，代之以使用革命两手，主要靠软的那手来欺骗麻醉人民，骗取人民认同与支持，实在不行时才撕下面具，把硬的那手使出来。似乎可以说，如何巧妙使用软的那手，体现了独裁者的智力。

毛泽东的那手是把国家封闭起来，对人民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使得人民永久处于互相暗算的内斗中。为此，毛赋予工农大众持续虐待迫害另一部份人民的特权，以此造成他们虚幻的“翻身解放感”，并时时用虚构出来的“变天噩梦”提醒他们过去和我党一起犯下的罪行，警告他们如果不效忠伟大领袖，一旦“还乡团”回来时，“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在设置内部假想敌的同时，毛还自绝于国际社会，设置了一系列的国外假想敌，有意将国家置于背水一战的绝望境地，以此保持“大救星”的地位。

这种土匪治国，古今中外历史上还见所未见，就连苏联都没使用过。它的工作前提是一个封闭而且持续处于紧张状态的社会，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处于类似战前动员的高张力状态，使国家机器变成了《５７１工程纪要》说的“永动绞肉机”，势必不能持久。

后毛共部分继承了这套作法，继续利用“民族主义”唤起人民对政府的认同。不过，人民已经疲惫于无休止内斗造成的高度紧张，就连党国干部都受不了，邓小平不得不宣布停止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废除了毛设置的内部假想敌，改而寻求更聪明的欺骗方式，去最有效地换取人民支持。

于此便出现了万先生那问题引出来的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民支持？”

这本不该是个问题，可惜因为“民运”同志言必称“人民”，其实乃是天下最不懂人民是怎么回事的同志，所以这儿不得不再解释一下。

民朋和他们的党妈妈一模一样，越没有什么便越卖弄什么。“新”中国什么都是“人民”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钱是“人民币”，银行是“人民银行”，军队是“人民军队”，警察是“人民警察”，法院检察院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文革中就连“公共汽车”都改称“人民汽车”。奇怪的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唯一事物只有一样，那就是公共厕所，那是中华大地上唯一不实行阶级歧视和政见歧视、实行机会均等、费厄泼赖的为全民服务的重要机构（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收费厕所不计），可它偏偏是唯一未被称为“人民厕所”的机关。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这历史性错误是怎么犯下的。

其实，我已经在《人民图腾》中说过，所谓“人民”，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物。１３亿中国人，包括疯人院的疯子们，每个人都是人民。在本坛发言的所有同志，无论是民朋、党朋还是独知，统统都是人民。人民就是“庸众”的别称，不是神通广大、全知全能的上帝，不会创造奇迹。当人民大规模起来之时，倒的确能扭转历史发展方向，可惜往往是把国家扭转进深渊去。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连续社会大跃退，从太平天国开始，历拳匪之乱，直到中共革命，无一不是如此发生的。

把平庸愚昧的“人民”莫名其妙神化为“上帝”，乃是毛共欺骗人民、夺取权力、维持统治的基本策略，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冒充“上帝”的解放者、教育者和代表者，并使用对敌斗争那套去对付自己的百姓，分化瓦解人民，挑拨煽动一部分人民去迫害一部分人民。

如民运垃圾们在网上生动展示的那样，他们把这两手忠实地学下来了。因此，鉴别伪民运的重要标准也就包括这两条，一是看他是否无耻吹捧人民并时时处处厚颜无耻地以人民代表自居，二是看他提倡的民主究竟是不是西式全民民主，是像西方政客那样，不但不敢以天然的人民领袖自居，更不敢教育人民，而是千方百计讨好选民，还是像毛共余孽胡平、徐水良、王希哲、高寒诸先生那样，动不动就以“民主”、“民师”身份出现，效法我党给大众下红头文件，今天发起这个那个运动，明天辱骂某部分人民是奴才和“犬儒”，后天企图改造人民的思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诸位见到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狂妄分子，那就一准是民运垃圾，啐他个满面花一定没错。

其实，“人民”是个大杂烩，从本身具有的能量来看，可以粗分为两大部分，其中一小撮称为“精英”，也就是知识分子，大部分乃是蠢人，也就是工农大众。在文明社会实行的脑体力劳动分工，决定了“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无论是建设还是破坏（亦即造反），知识分子都起到大脑和神经的作用，而工农大众则是“瘦肉”，亦即社会的肱二头肌与股大肌。

没有知识分子充当大脑与神经的社会运动，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革命造反，都注定只会失败。在经济建设中，知识分子乃是设计者和指挥者，工农大众充当苦力，也就是影片《创业》上说的“知识分子画圈，工人打井”；没有知识分子画圈，则工人们便发梦也找不到哪儿有油田。在造反暴乱中，知识分子躲在安全的后方摇鹅毛扇，煽动、教唆、组织、指挥工农大众去当炮灰。没有知识分子摇鹅毛扇，则暴乱农民只会如陈胜吴广那样，把“首义”之功变成他人嫁衣。

正因为知识分子的能量不是一般的大，刘玄德才会为了招揽诸葛亮，不惜去装孙子，把远比他年轻的孔明同志顶到了头上去。的确，如果他没有招揽到孔明，早就在曹孟德过江之际授首了，哪还有后来三分天下的风光？孔明不献《隆中对》，老刘又怎么会有那战略眼光，想到必须避开实力雄厚的曹操与孙权，去捏软柿子，填补四川存在着的难得权力真空？

粗知中国历史的人不难看出，我这话完全是难听的大实话。一场农民暴乱是否最后会成功，关键的一条是它的领袖是否如刘邦、朱元璋那样，礼贤下士，吸纳了大批读书人作军师，为他们出谋划策。事实上，历史上有点规模的农民暴乱领袖本人就是落第秀才，黄巢、洪秀全和毛泽东都如此。这些人因为过去受过主流社会排斥，得志之时其怨毒必然要以百倍疯狂发泄出来，乃是世上破坏能量最大的生物，超过一般文盲大老粗万倍。

建设又何尝不如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三次经济腾飞，每次都是知识分子主导的。第一次是国府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的十年建国，因为蒋公实行了儒家的学者治国传统，使用海龟们作为经济发展的设计师，迎来了现代史上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第二次则是５０年代按苏联专家治国的模式，搭建了基础工业的框架。第三次则是后毛时代的经济腾飞。这三次都是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因此都取得了成功。

反过来，在反右后，毛以为知识分子要造反，从此将他们入了另册，踢开他们干革命，马上就制造出“小土群”、“卫星田”的千古笑话来，让国民经济一头栽进了深渊，创造出在风调雨顺的太平年月几千万人民“非正常死亡”的奇迹来。光是这一奇迹，就说明了否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脑体力劳动分工的文明社会前提，弄假成真，真的相信了自己“卑贱者最聪明”的Ｐ话，会遭受到何等无情的惩罚。

那么，为什么东西方民主政客都要无耻吹捧人民，毛共更是把工农大众捧到了天上去呢？那道理很简单，西方政客需要选票，东方政客需要炮灰。光有大脑和神经，没有肌肉，则大脑们最好的前途也就是泡在玻璃罐里，去和好莱坞笑星马丁谈恋爱而已。因此，两者都必须甜言蜜语地去哄骗无知的工农大众，这就是政治的无耻处。只有老芦这种天生政治野心缺如（硬度不足的表现？）的毒蜘，才会为了保护肌肉们不至于沦为野心家大脑们的炮灰，把难堪的实话赤裸裸地说出来。

正因为此，聪明的独裁者都知道，所谓“获得人民支持”乃是句大而无当的空话，关键还在于“获得最有能量的那部分人民的支持”。人民中“最有能量的部分”当然是劳心者而非劳力者。获得了这部分人民的支持，就不但能有效地从事建设，而且也釜底抽薪，除去了最有能量的反对力量。

古人早就明白这道理了，所以李世民看到新考中的进士毕恭毕敬地进入皇宫朝见时，才会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如我在《中国ＡＢＣ：千年活化石》中指出的，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极度稳定，其中的一个关键措施就是它发明了牢笼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用“政治六合彩”的巧妙设计，以潜在的、瞬息可获的功名利禄牢牢吸引住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元朝没有实行这制度，所以很快就垮杆了。

细心审视科举制度的设计原理，可以看出它的高明之处就是费厄泼赖，亦即为全国读书人提供了一种机会均等的潜在成功可能。换言之，科举制度提供的不过是一种“公平的允诺”。其实，朝廷命官数量有限而且固定，根本无法赶上人口增长速度，由此造成的供大于求，使得大部分读书人终生都没有中举的希望，遑论考上进士。但因为竞争是公平的，实行了所谓“形式上的平等”，它便永远能吸引全国读书人前赴后继，终生溺此不拔，再不会想到造反作乱上头去。

由此可见，要牢笼人民中最有能量的那一部分人，关键在于为他们提供一种潜在的成功机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给出路”。如果独裁社会能为知识分子提供多种出路，那他们也就只会把脑筋动在如何利用社会提供的机会，改善自身待遇上去，不会再去琢磨怎样寻政府晦气。而这就是老邓在六四后做的事。

关于这一点，小鞍子已经在他的杰作里写得很明白了：８９年以后中国进入经济起飞，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发家致富的可能。他们的注意力焦点因此从政治上转移到了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上去，普遍表现出了对政治的冷漠。

这就是胡平先生为何要在他那流芳百世的名作《精英与奴才》中破口大骂中国的精英们是“奴才”。他不愧是“民运”的“理论大拿”，看到了其他垃圾没能看到的事，那就是，本文第一节那个三段论的小前提“中共失去了民心”其实不准确。我党可能确实失去了工农大众的支持，但它却赢得了人民中最有能量的那部分人的支持。

这一历史性变化，在我看来，其实是难得的重大社会进步，是中国在折腾了这么多年后终于开始向常态社会转变的表现。社会应该为其成员提供多种实现自己抱负的出路，做到了这点的就是常态社会。反过来，如果知识分子什么出路都没有，改善自己的境遇的唯一希望就只在于推翻政府，那么这种社会就是病入膏肓的危险社会。它当然为在野野心家们提供了掌权机会，但我实在看不出来那对全民究竟有什么好处。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相当于８０年代而言，内部稳定性增加了，这是精英获得过去从未享有过的机遇造成的。这一变化乃是统治者和人民双方趋向成熟的表现，其实是一种历史进步，只对惟恐天下不乱的民运野心家不利。以胡平《精英与奴才》为代表的诅咒，只暴露了民运垃圾包藏着的毛泽东式祸心。如此而已。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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