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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之十六：“在小说林”等四节

六者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950

经验值: 816

标题: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六：“在小说林”等四节 (960 reads) 时间: 2006-3-08 周三, 下午4:44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钏影楼回忆录》之十六：“在小说林”等四节

作者：包天笑

◆在小说林

在报馆里编新闻，於每日的时间，很有关系。编要闻，时间最晚，因为要等北京的专电到来。那种专电，往往要到里十二点钟以後，甚而至於到午夜两三点钟送到，也说不定。为什么这样迟呢？原来那时的电报是分几等的，如一等电、二等电是官电，民间不许通行；三等、四等电，方是民电，又称为急电，我们所打的乃是四等电（及至民国成立以後，乃规定有新闻电，以便利报界。四等电每字一角，新闻电特别便宜，每字仅三分）。当然电报局要先发官电，继发民电，然後方发新闻电，即各报馆的专电了。

好在陈景韩那时是住在报馆里的（他的夫人故世後，其时尚未续弦），不必深夜归家，那便利得多。还有报纸全部排好，拼成版子，将要开印的时候，还要仔细看一遍，有无错误，这叫做着「看大样」。大概看大样的事，属於总编辑的，也是在深夜最迟的，伹罗孝高不来，两位广东先生也不管，为了怕要闻中有什么错误矛盾之处，景韩也就看看了。

本埠新闻的编辑，比较要早得多，大概到下午九点钟的时候，访稿全都来了，编本埠新闻的到十点钟就没事了。如果在九点钟以後，发生了特别事故，有重要新闻，明晨必须见报的，当然可以加入，其余的琐闻细事，他们也就不再送稿了。至於编外埠新闻的，更要早一点，从前还没有快信、航邮，下午五点钟以後，邮差不再送信了，把当日所到的信，评定它的轻重与缓急，发清了稿子（有的须要修正一下），就没有你的事了。

刚到上海，住在旅馆里，曾孟朴就托徐念慈来访问我了，便是商量请我到「小说林编译所」去。单写小说，便不必一定要到编译所去，当时已流行了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但是他们还要我去帮助他们看稿子与改稿子，那就非去不可了。因为小说林登报徵求来的稿子，非常之多，长篇短篇，译本创作，文言白话，种种不一，都要从头至尾，一一看过，然後决定收受，那是很费工夫的事。还有一种送来的小说，它的情节、意旨、结构，描写都很好，而文笔不佳，词不达意，那也就有删改润色的必要了。

我也告诉了他们进入时报馆的事，待时报馆的事定局了，再接受小说林的事。再则我那时房子也没有租定。住在旅馆里，纷乱如麻，未能决定。及至时报馆亭定局了，我觉得反正上半天没有事，便接受小说林的事。我们规定上午九点钟至十二点钟，星期休假（报馆是星期不休假的），他们每月送我四十元，我也很为满意。我有了时报舘的八十元，再加上小说林的四十元，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固定收入，而我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吗？

况且我还有写小说的额外收入呢。写小说便成为我一种副业了，起初大家不知道我在上海，後来见了时报馆上登了我的长篇连载小说，许多人才知道了。这个时候，上海的小说杂志正风起云涌，都写了信来，还有自己来造访的。狄楚青的有正书局也出了「小说时报」，本来是陈景韩编的，我去了与景韩轮流编辑，我们是不取它的编辑费，但稿费即照算的。其时还有龚子英编的「新新小说」，吴趼人编的「月月小说」，我都写有小说稿子，此外什么小说杂志记也记不清楚了。

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二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五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但是许多出版家，贪便宜，杀穷鬼，粗制滥造，也是有的。更有一些穷文人，为了生活所迫，虽然他的稿子很不坏，但深入窘乡时，也不待善价而沽了。像那位笔名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吾，他从日本回国时，写了一部「留东外史」，描写当时一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的状况，到上海来，兜来兜去，这些书贾，以为其人不见经传，无人肯要，就是以每千字五角，卖给某书贾的。谁知後来销数甚佳，却赚了不少钱。

我的小说，後来涨价到每千字三元，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按，此一笔稿费，适在商务印书馆逐年增资期中，他们请我把稿费作为股份，我亦允之，每月亦不过三四十元而已），这算是特别优待。但在时报馆（有正书局）及小说林两个基本地方，仍作每千字两元算。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它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三元（後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

这时候写小说，以文言为尚，尤其是译文，那个风气，可算是林琴翁开的。林翁深於史汉，出笔高古而又风华，大家以为很好，靡然从风的学他的笔调。後来到五四时代，极力提倡用语体文的如鲁迅、胡适之辈，所译写的短篇小说，也是用文言的，其余的更不必说了。不过如果写章回小说，每回都有回目，纯中国旧小说的体裁的，传统下来的是用白话文了。

所以曾孟朴的孽海花，是用章回式旧小说体裁，而是以白话文写的。他写的同光之间的北京掌故，常常是用北京话，而在京话的对白中，却要说得漂亮，简捷俏皮，奸在他是住过北京的，可以对付。不过他的孽海花实在写得太慢了。在「小说林」杂志上预告，每期可以登一回（小说林是月刊），但他还是常常脱期，即使不脱期的话，每期登一回，试以全书八十回而言，也须六年又八个月，可谓「长线放远鹞」了。

孟朴的写小说，正与我相反，我是写了下来，不加修饰，并且不起第二回稿，以前写制艺文、叙事文，都是如此。直到如今，有好多小说，我已记不起它的内容，并且记不起它的题旨与书名了。我想：这也是我的一个恶癖与懒性，必然因此而错误很多吧？孟朴却不然，他是句斟字酌，改了又改，甚至将做好的一两回全部推翻了，从新再做起来，也是有的。可是错误还是有的，因为孽海花不是虚构，而是影射那时代的实事的。孟朴的著书与写小说，全在夜里工作，至少要到半夜，时常至於通晓，因为他是有烟霞癖的，他独居在小说林编辑所的楼上，他的家眷都不在此。

他的有烟霞癖，为了他的多病，他在孽海花小说上的笔名，不是叫做「东亚病夫」吗？为了这个缘故，他在上午是不起身的，有时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身，起身以後，便与阿芙蓉为伴。

我每天到小说林去是在上午，那个时候，他正是「春眠不觉晓」，在他的黑甜乡里，不便去惊动他。要去访他，最好是在吃过夜饭後，而他也是精神最健旺，即使和你谈一个通宵，也不算一回事。

在小说林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志愿，可惜到後来，这个志愿，一个都没有偿。因为孟朴说：他的孽海花，写到庚子事变，两宫回銮以後，就结束不写了，赛金花让她活下去吧，也就无关紧要了。因此徐念慈（小说林总编辑）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记东三省红胡子的事。」在清代称红胡子为胡匪，又称为马贼，民间则有称为义勇军的，这时候正在崛起时代，他也起好了一个书名，正在搜集材料。他说：这部小说，正好接在孽海花之後，可以出版。

我说：我想写革命事迹。当时革命党东起西患，排满风潮热烈。恰有徐锡麟、秋瑾的一件事发生，秋瑾是中国女子中革命的第一人，我想把秋瑾做书中的主人，而贯穿以各处革命的事迹。书名也已拟好了，叫做「碧血幕」，并且在「小说林」杂志上登载过一两回的，後来「小说林」杂志不出版了，我也就此搁笔了。

孟朴的孽海花始终没有完篇，最初出了有二十回的单行本，倒也风行一时。但是这单行本出版以後，虽然书中人物出於影射，然而核对事迹，一望而知。因此得罪了许多老前辈，第一、他的老岳丈汪柳门，便不以为然，更有许多还是他的父执，尤其苏州人中，如陆凤石、汪芝房、叶鞠裳等，对於他都有谴责之词。後来端午桥邀了他去，说何必写这种小说得罪人呢？你何妨到我这里来呢？（旧回目中，本亦有涉及端方的事）这时他们又搞什么宏文馆，编什么「博物大辞典」，那时我已不在小说林了。总之资本已经蚀光，关门大吉。

这以後，孟朴便浮沉於宦海中。辛亥以後，陈陶遗任江苏省长时，他是什么水利局长、财政厅长，闹了一下子，我也弄不清楚，其实吏事非其所习，他是一个文学家呢。

到一九二七年，他官又不做了，他的大公子曾虚白，从法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开了一家「真美善书店」（我们称之为父子书店），又出了「真美善」杂志，孽海花又写了十余回，写到赛金花那时从洪宅出走为止，那一个回目是「青阳港·好鸟离笼」，以後便不曾写下去了。

徐念慈的红胡子小说，可怜他并不曾着笔，便这样賷志以没了。我的「碧血幕」，也不曾继续写下去，後来便是辛亥革命，仅仅秋瑾一方面的事，也不足以包罗许多史实。但我对於这个志愿，当时总搁在心头，老想以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为书中的主角，以贯通史实，这不但写革命以前的事，更可以写革命以後的事了，只是我却想不起我的书中主人。

直到民国七八年间，我在北京，和张岱杉先生（名弧，别号超观，绍兴人，曾一度为财政部长，是前清举人）谈起此事，他知道我要写此历史小说，他提醒我道：「眼前有一个极适当的人，你没有留意吗？」我问是谁？他说：「梅兰芳将来是一个成名的人，而且都搭得上政治历史的，何不把他为书中主角呢？」我被他提醒了，大为称善，於是我便写了「留芳记」，但也只写了二十回，给林琴南先生看过，他还给我写了一篇序文，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关於写「留芳记」的事，我後将再述。

在从前以一个文人，办点商业性质的事，终究是失败的多数。小说林也是如此，虽然所出的书，倒也不少，销路也不差，还是亏本。譬如说：放出的帐，收不回来；管理处不得其法等等；而且出版物是有时间性，尤其是小说。他们是自办印刷所、排字房的，後来搜出了半房间的铅字，都是拆了版子，不归原位，倾弃在那里，只好作为废铅卖了，诸如此类，都是吃了人家的亏。时报後来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两位，狄楚青与曾孟朴，都是公子哥儿呀！

◆息楼

到了时报馆後，我认识了不少的友朋，除了报馆同人以外，还有许多馆外的同好，也常常到时报馆里来的。这是狄楚青本来是好客的人，而陈景韩与雷继兴，也是友朋很多，他们常常到报馆里来访问与闲谈。时报馆的主笔房，不是像後来各大报馆的严肃整齐，而却像人家里的书房一般，随便起坐谈笑的。

有些朋友，也就喜欢跑到主笔房，但到底有些妨碍工作。而且有些新闻，报馆里往往称为独得之秘，不愿在报纸上未经披露之前泄露了出去。若是为各报馆竞争起见，还恐怕偶不留意，传到了别家报馆里去，被他们占着先鞭，这也是当时报界中的常情。

但时报又是欢迎他这班朋友来的，因此在馆内楼上，辟出一间房子，做了一个小俱乐部，那个名字，就唤做「息楼」。起这个名的意思，无非是聊供休息所需，有许多朋友来访问、闲谈，便请在息楼里憩坐。在报馆里的同人，工作之余，也在息楼中休息一下。或有朋友见访，就可以在息楼中会客。息楼那一间房子，由报馆供给，不取租费；另雇一个茶房，专管息楼内的茶水、差遣等等，备了几份日报，供客流览，所费无多，而得益匪浅。也有朋友们在息楼里吃点心的，好在时报馆在福州路望平街，邻近都是点心店、西餐馆，叫茶房去唤他们送来，自吃自惠钞，很多便利。

息楼里常来的几位朋友，就记忆所及，略述数位如下：

沈信卿，名恩孚，他是我们吴县人，是前清的举人，他现在是上海龙门师范学堂的校长，那时候，公立学堂的主持人，没有监督的名称的。龙门师范，是上海原有的龙门书院改组的，属於地方公有性质的，那时他已五十多岁了，学高望重，我们呼之为信先生，他虽是苏州人，因为他以前久居於嘉定，因此苏州人和他少亲近，而上海人和他较密迩。

袁观澜，名希涛，宝山人，也是前清的举人，他的一位女公子，还是我的学生。他是常常到息楼来的，他一来了，我们老远就听得了他的声音，因为他声带作嘶音，而又很为响亮。辛亥革命以後，他曾一度为教育部次长。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几部教育小说，承他在教育部任上，奖给我几张奖状，无任愧感。他有两位弟弟，袁希濂、袁希洛，都是我的老友。

黄任之，名炎培，川沙人，也是前清的举人，在息楼的三举人中，他的年纪最轻。他在家乡为了闹革命，几乎被地方官（那时松江府知府戚扬审讯）捉去被杀。他的夫人和令妹，都是我的学生，在国民党统冶时代，屡次请他出来任教育部长，他没有应允，只在上海办职业教育社。在这个时候，他正在运动几位工商家办学堂，如杨斯盛等。

龚子英，单名一个杰字，苏州吴县人，也久居上海了，他是前清的秀才，精於算学。他们世代经营金业，在上海金业界中，亦推巨擘。那时候，他正在上海辨一个金业小学堂。他们兄弟四人，他是最小，排行第四。他的长兄龚子瑜是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按买办在当时上海是尊称，後来讳言之，改称为华经理）。辛亥革命初期，曾一度为江苏财政厅长。

林康侯，名祖溍，上海人，前清秀才，游学日本。他自称为半个苏州人，因为他的母夫人是苏州人（上述沈信卿是他的母舅），他现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校长，他的书法极好。他们是老上海的绅士阶层，他与龚子英，均在时报馆，任本埠新闻编辑。後因江苏、浙江两省，自办江浙铁路公司（沪杭铁路公司的前身），调往铁路上办事，始离新闻界。康侯的履历甚富，渐入银行界。他与我是丙子同庚，後与穆藕初等成立丙子同庚会。我写此稿时，他在香港。

史量才，名家修，他原籍是南京人，他的父亲在上海郊原的泗泾镇开了一家米店，他就成了泗泾人了。他是杭州蚕业学校毕业生，我到时报的时候，他在高昌庙开了一座女子蚕业学校，是有许多人帮他的忙的，我也在他那个学校里当义务教师，他是天天到息楼来的一个人。辛亥革命时，他当了什么松江运副盐务事。他的接办申报馆，是张謇、赵凤昌出力最多。其人有干才，後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

吴怀疚，他是上海人，在上海人中，开女学堂的算他最早（除了爱国女学以外），也是办得最发达的人。他所办的务本女塾，学生最多，规律最好，因为那个时候，男女同学，还不曾流行。上海早有一个中西女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但教会气息太重，於是群趋务本女塾，他的学堂，开在西门，是华界不是租界，有许多家庭，为了要送女孩子入学，都住到西门去，以至一时蔚为风气，西门的女学堂也便多起来了。

朱少屏，他是上海人，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开了一个「健行公学」，也是在西门。後来他又办了个「寰球中国学生会」，对於中国出洋留学的学生，辅助不少。在上海各文人所组织的「南社」中，他是主干。朱少屏是老同盟会会员，但在国民党中，一向不甚得志。他的夫人岳麟书女士，也是我的学生。在第二次大战前，杨光泩任菲律宾总领事，朱少屏任副总领事，为了抵抗日本，均为日军所戕害。

杨白民，上海人，住在南市的竹行衖，他也开了一个女学堂，叫做城东女学。他因为这一座房子自己的颇为宽大，不似租界里的那些衖堂房子。自已家庭也住在这里，成了个家庭女学校。学生极多，年龄不齐，幼者不过十二三岁，长者则已二十多岁了，许多太太们，就学者甚众。杨白民到息楼来，总是抓人到他城东女学去教书，陈景韩、雷继兴、林康侯，都去教过书，黄任之是基本教员，因为他的太太，即在城东当学生。记得後来当监察委员的刘三（号季平）也去教过。我也曾教过一年多吧。还有一个奇迹，吴怀疚生了五六个女儿，没有儿子；杨白民也生了五六个女儿，也没有儿子。他们都是开女学堂的，大概拚命的在那里为自己制造女学生吧。

杨翼之，名廷楝，他是苏州人，他从日本回来，我便认识他。自从我到时报馆後，他常来访我，便为息楼中的常客。不过他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和雷继兴等一班学习法政，都是同学。在那时候，上海的一班有志之士，号称维新党，组织所谓宪政预备会，意思是督促满清政府速行立宪，他们皆与其选。还出版了一种「宪政杂志」，大家写文章。那时候，大家还主张君主立宪的，到时报馆息楼中高谈宏论，意兴奋发，不可一世。

管趾卿，无锡人，是上海德国人分设的西门子洋行的买办，西门子洋行，做电机生意的，在中国甚为活跃。息楼里来的人，大概都是学界人，只有他一个是「康白度」（上海洋泾滨语）。他与我们这班人连络，在营业上毫无所益。後来我子可永到德国柏林大学习电机工业（时年十四岁），又在西门子德国总厂实习，甚得管君之助。

叶养吾，他是青浦人。青浦距上海甚近，因此来上海的人很多。上海新闻界中，青浦人也不少。叶养吾有个兄弟，名叶石，也是同在日本留学的，也同在时报馆的。但叶养吾在日本学的是商科，进了商科大学，他家里也很有钱，预备到上海来办商业。那时日本人也都在上海办商业，叶养吾颇认得几位日本钜商，颇思与他们合作，但日本人做生意，很为精刻，没有成功。还是自己从事於电灯事业，嘉兴、绍兴，那两处的电灯厂，都由他创办的。

扬荫孙，他是苏州人，比国大学毕业生。他原先和他的弟弟杨景森，都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他被派出洋，到比利时留学，学的是银行学，回国以後，到上海来，也是息楼中的一客。後来到了北京，便入了北京的银行界。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正遇到杨荫孙也回到了上海来结婚，梅兰芳还没有到戏馆里唱打泡戏，却先为杨家婚宴上唱堂会戏了（荫孙结婚，在上海张园的安垲第），一时称盛。杨荫孙後任北京交通银行行长，我到北京时，常相过从。

杨景森，荫孙的弟弟，他是美国留学生，回国後，即在上海谋事，那时美国留学回国的，已经很多了。他很聪明而好学，可惜是有病的，这病不容说，又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肺病了。那时上海报纸，也渐渐注意到外国的新闻与论说，狄楚青即请他在时报翻译此种文字，他译得极快而又极多，但报纸上容不了这许多，他心中大不高兴。他後来为中华书局编辑部请去，另外还卖文译小说。他对了一头亲事（旧式婚姻）其未婚夫人是富家女郎（上海施家，是著名的外交家），为了结婚场面豪华起见，拼命勤劳的写作，虽以病躯，力疾工作。结婚以後，未及数年，病即大发，养疴於莫干山，即病殁於山上。

此外常到息楼来的，还有夏颂来、王培孙、沈叔达、黄公续及其公子黄伯惠，（即後来接办时报馆的），更有苏州来的吴讷士常熟来的吴斯千（曾孟朴的妹婿），不能一一记忆起来了。但狄楚青的许多朋友不来，如叶誉虎、叶葵初、熊秉三以及他的弟弟狄南士，都不到息楼。更有我後来有许多南社里的朋友，也没有到息楼来，因都另有聚会之处呀。上海这个地方，真是人材荟萃之区，而我当时年青，也是一个爱好朋友的人。写此稿时，息楼里的朋友，陈景韩在上海，黄任之在北京，林康侯、黄伯惠，均在香港，余则均作古人了。

◆女学校教书

自从到了时报馆，从事於记者生涯以後，我是决计放弃了教书工作了。我自从十七岁父亲故世後，即开门授徒，做了一个小先生，一直处馆教书，坐热了那只冷板櫈。以至脱离私塾制度，又踏进了新式教育，什么吴中公学社咧，又是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监督咧，真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一回，到了上海来，上海也正在各处兴办学校，一到上海，就有人来请我去当国文教员，我实在对此厌倦了，便一概加以婉辞。

然而到底不能脱去这个范篱，第一个破我戒的，便是史量才。量才在西门外高昌庙地方，开了一座女子蚕业学校，除了养蚕时期，女学生都要服务以外，其余时间，便同别的女学校一样，只不过加一点与蚕桑有关系的学科而已。他是常常到时报馆息楼里来的，时报馆的几位编辑先生，如陈景韩，雷继兴、林康侯等被他拖去教书了，我初到时报馆，他便以我为鹄的了。

我起初拒绝他，我说：「我已教了十余年书了，旧的、新的，都已教过，对此渐少兴味，我现在要换换方向了。况且我现在也没有工夫教书，时报馆，小说林之外，偶有余闲，还得要写一些小说。」但量才百方劝驾，他说：「你镇日埋头写作，也未免太闷损了，必须换换空气。况且我不是天天要你来，一星期来三天或两天，每星期担任五六个钟头的课，终可以抽出这工夫吧？时报是在夜间，小说林在上午，那末下午你有工夫了。」

他又说：「山东青州府蚕桑学堂中教员，都是我的老同学，我知道你在青州办学堂，很为吃力，但是上海的学堂非青州之此，尤其是女学堂。你不曾到女学堂来教过书，何妨来试试呢？把山东的男学生，和上海的女学生，作一比较如何？并且我们学校里，到四月里就要养蚕了，蚕忙的时候，便不上课，现在到养蚕时节，至多只有两个月，那是很轻松的事，况且景韩、继兴，他们也来教过呢。

我为他说动了，我的确不曾在上海教过书，尤其不会在女学堂里教过书。我当时又动於好奇心，凡是没有经过的事，我总想去经历一番。又想到量才所说：他的学校，四月里就要养蚕，过後至多再读一个月书，接着便要放暑假了，那末总共也不过教三个月书吧！

而且我当时正想写社会小说，搜集各种资料，商务印书馆又来接洽，要我写教育小说。无论是社会小说也好，教育小说也好，各方面的情形的都要晓得一点，这个女学生社会，也是应该晓得一点，作一个实地观察呢。

回想我十七岁开始做小先生的时候，曾教了一个女学生潘小姐，以後就没有教过女学生。但现在所要教的不是一个女学生，而是成群的女学生了。我问史量才：「你是女学校的校长，何妨传授心法」。他说：「也没有什么方略，但是你不可太嫩，太嫩了，压不住她们，便吱吱喳喳的吵起来。虽然不必板起面孔来，但至少也得装起老气横秋的样子，方可以吃得住。」量才这话，正说中了我的病，我就是太嫩，尤其对於女人。其实我那时也有三十岁出头了，人家看我，却不过二十三四光景。

我所教的这一班女学生根整齐，全班不过十余人，年纪都在十八岁以上，因为这是一班最高级，快要毕业了。女子蚕业学校里没有太年轻的学生，因为他们在招考的时候，就规定要十六岁以上，方能报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在养蚕时期，有一个很辛苦的服务，时常要轮流守夜，而且很沉重的蚕匾，要掇上掇下，非幼稚女生所能胜任。第二、在育种的时候，须用显微镜，子细观察，而且对於蚕蛾的交配，详细解释无遗，在交尾中，还要辅以人力，这也是那种幼稚女生所非宜。

大概从前女学堂里的女学生，顶会吵的是十四五岁，到了十六七岁，便渐次沉静了，一过了十八岁，便不会吵闹了。还有的在初进学校的女学生，最是会吵，在将毕业的女学生，便不大会吵的了。更有一说：在男先生的课堂里会吵，在女先生的课堂里，她们便不大敢吵了。在她们不大佩服的先生，自然吵得更加厉害，在她们佩服的先生，就不大吵了。这些都是当年在女学校教书的经验之谈。

在上海教会里所办的女学堂，像「中西女学」之类，他们对於中国的国文，不十分注重，所请的国文教员，都有些冬烘气息，女学生们常常开他的玩笑。我记得有一位国文教师是松江人，督责学生们倒也很严。教她们读「古文观止」，那班学生们读到苏东坡的「赤壁赋」，中有句云：「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她们大声朗诵道：「松江猪猡！松江猪猡！」先生正把她们无可奈何。又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学生，不知如何触犯了先生，那位先生便拉着她，要到女校长那里去申诉，她大呼：「男女授受不亲。」（礼记上语）吓得那位教师急忙缩手。可是对於那些外国女教师，虽然背後也骂她老太婆，或给她提出丑恶的、可笑的绰号，然在当面，却甚畏惧她，非常服帖。

我在女子蚕业学堂未及一月，而城东女学校校长杨白民，又来劝驾了。意思说：一样的朋友，能在女子蚕业尽力，也希望在城东女学帮忙。我说：「我的工夫来不及。」他说：「每星期只要来三天，不到女子蚕业的日子，便到城东女学来好了。」我一时面软，也就答应了。但是女子蚕业，在西门外过去的高昌庙，城东女学，则在南市的竹行弄，自己却住在租界里的爱文义路，一面在极西，一面在极东，这样的终日奔波，很为劳累。并且高昌庙与竹行弄，都在华界，到了那边，便得更换人力车，但是我那时很有勇气，觉得教女学生，很有兴味。

城东女学这一个学校的学生，却是复杂得多了。我这一课堂中，约秆有三十多人，年龄小的不过十三、四岁，年龄大的已有三十余岁，已是太太型的人了。就像黄任之的太太王纠思，也在我的课堂里，同学们都呼她为黄师母，因为这时候，任之也在城东女学授课呢。还有他的两位令妹黄冰佩、黄慧兼，也在一课堂。年龄最轻的就像袁观澜的女公子袁世庄，不过十三四岁，程度自然参差不齐。但在这个时候，实在出於无法，只要有志向学的，便是来者不拒，所以这个班次，只好勉强合并了。

我初在这些女学堂教书时，的确有些儿面嫩，她们似乎此你老练得多，不过她们也并不使我受窘，就是喜欢多说话，常常说到功课以外去。有时，她们说：「今天先生不必讲古文，请说一段故事给我们听。」她们以为我常写小说，必定有一肚皮的故事，藏在心中。我只好说：「故事今天不曾预备，下一课期讲故事。但是我口讲故事，请你们把我所讲的故事，用笔记起来，那也是习练作叙事文的法子呢」。她们听了，觉得不大写意，後来就不请我讲故事了。其实记出来不是很好吗？而她们视为强人所难。

我从青州府回到上海来，衣服很不入时，上课时，用粉笔写黑板，有一位女学生最喜欢多说多话的，便道：「喂！先生！你的袖子管太长了。」我只好说：「是的！我的衣服不入时了。」我以为她没有什麽说了。但是又继续说道：「先生！你的指甲也太长，要剪去它，写粉笔不大便当。」那时我真有些窘了。幸而和她同座的一位同学，怒之以目，别的同学则俯首掩口而笑。後来我告诉了杨白民，她说：这人素来如此，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十三点」脾气。

後来我想：她所劝告我的并不错，我的袖子管的确太长，我的指甲确是好久未剪。大概别的学生，也在这样批抨我，而她却忍不住，心直口快的便嚷出来了。下一次上课，我把指甲都剪光，衣服也换了件袖子短的。上了课堂以後，我就伸出手来给她们看，我说：「我是从善如流，听你们的劝告，把指甲都剪平了。」那位女学生，反而面胀通红，俯首无言。

两三个月以来，我便老练得多了，我对於上课并不怕，但是对於这个改课卷，实在有些怕。试想：女子蚕业近二十人，城东女学有三十余人，每星期就有五十余本作文要改，而且不能积压，一积压就要拖下去。我那时把课卷带回家中，预备开夜车，可是一吃夜饭，睡魔便降临了。

而且那时候，时报已登了我的连载小说，明天的稿子，也要预备。把课卷带到报馆去吧？发稿已毕，可有余闲，但报馆里朋友多，谈谈说说，庄谐杂作，谈笑风生，早已把学生的课卷，置之脑後了。

後来想出一个办法来，将学生的作文课本，安放在学校的教员休息室内，上课以前或以後，倘有余闲。即行改卷。再在学生作文的钟点内，她们在作文，我在课堂里监视的时候，便是改课本，这样觉得好一些。不致积压起来吧？

然而我的朋友中，有几位，一天要上好几个学堂的课，都是按着钟点，方始赶到（那时上海各教员，也是按着钟点计值，一天要跑几个学校）。他们的口号，叫做「下车上课，下课上车。」那个情况，就像後来上海的说书先生，按着钟点赶电台一样了。

在我们从爱文义路迁居到西门敦润里以後，上海民立女中学校的校长苏本喦女士，又光临寒舍来了，她又要请我到她那个学校里去教书。苏家开了两个中学校，一个民立中学校，属於男学生的；一个民立女中学校，属於女学生的。民立中学校是苏颖杰主持，民立女中学是苏本喦主持，他们原是兄妹，为上海望族（苏女士已嫁，其夫为王孟缘）。这个民立女中学，也开在西门，西门可称是女学校的大本营，最大的务本女塾。

也是开设在西门，是人材最多的。

我这时女子蚕业学校已不再去教书了，城东女学校却还是去的。苏本喦女士到我家里，和我妻说：「我知道包先生很忙，但是你们不迁居到西门来，我不好意思来说，既已迁居到西门来了，离我们学校很近，可否请包先生屈就一下？」又笑说：「我是奉学生之命来的，有几位学生，都推荐包先生。因为她们的姊妹同学们，有的在女子蚕业，有的在城东女学，都欢迎包先生教得很好，所以我来敦请，务必俯允。」

这样的高帽子戴上来，我又只得答应了。不过我的教书，不是过於自卑感，实在自己觉得不甚高明。但我以为在这一代的女学生，却是在启蒙时代，当以启发她们的知识为首要，能多懂得一点新知识，就是好的。启发了这一代的女学生，然後使下一代的女学生，更注重於种种学问呀。我在民立女中学教的这一班学生，颇为整齐，一共只有十人，年龄都在十八至二十岁，是称为卒业班，程度也相差无多，课堂里沉静无哗，与城东女学的学生，正大不相同。

◆女学生素描

我到上海以後，并没有在男学校教过书。我在山东，对付学生，觉得还好。到上海後，我惴惴然怕对付不了这班男学生。

况且我的职业，已命定我当新闻记者的了，我不能再分一半力量，来做教书先生。而且我立志也不愿教书，这不过变相的冷板櫈而已。

况且我青年失学，读书甚少，就我所学，也不足以为人师，仗一点小聪明，并无真学问，古训所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倒服膺龚定庵这句持，「但开风气不为师」。

至於在女学校教书，她们既不讨厌我，我也就我所知的和她们讲解，觉得很有兴味，而且女子往往别有慧心，较男学生聪明。在我所教的三个女学校中，以城东女学校教得时间最长，民立女中学次之，女子蚕业又次之。此外上海当时还有两个著名的女学校，一为务本女学，一为爱国女学。这两个女学校，我不曾正式受聘去教过书，但曾给朋友去代过课。务本只代过一星期，爱国却代过一人月，这个爱国女学，还是蔡元培先生那时所创办的，直到民国八九年时还存在着，那时的校长，好像是萧蜕呢？

此外上海还有个美国教会所办的中西女学，开设在公共租界的中心区，那是重西文而不重中文的。虽然它在三马路的时代，我的女儿可芬，也在那里读过书；後来那个「小中西」，我的孙女儿，也在那里读过书，那都是外国女教士当校长的，这个女学校，我总嫌它的贵族气太重，夕阳西下，门前汽车停了一条长龙，往後也就不再去上学了。

城东女学的地址，在南市竹行弄，一条极狭的弄堂，弯弯曲曲地走进去，里面却有古老式的，不像租界那种房子的一座房屋。杨白民便利用这座祖遗的房子，开办这个女学校了。他那个女学校是家庭式的。因为他的家眷也住在里面，除了有几间厅堂可以作课堂，其余的屋子，除了自己居住外，便作了女学生的宿舍，为远道来的女学生住宿（这时外县如松江、苏州、无锡，常熟，嘉兴等地，到上海来就读的女学生极多）。至於本地通学而走读的也不少。

城东女学的校长是杨白民，他的夫人，便当了管理学生的舍监（适与民立女学相反，民立是苏本喦为校长，而其夫王盂绿为教员）。杨师母虽在中年，尚有睡在摇篮中的小女孩儿，她主持中馈，更是一位家庭主妇。於是住在他们家里的女学生，课余之暇，便给她抱小孩，有时还帮着杨师母烧小菜。她们的课程中，本来有几项属於家事的，如缝纫、烹饪之类，缝纫不必言了，那时毛线工作，正在长足进步，而烹饪一课，亦别有风味。

杨先生主张烹饪一课，每月要实习一次，在星期六举行，以每一学生捐银两角，十个学生为一组，轮留当值。从前有两元，可以办很好一桌家庭饭菜，请各教师来白吃（还讲出「论语」有酒食，先生馔的古训来），吃後请加以批评。至於校长则贴酒饭与柴火，其事至为公平。不过有几位学生，本来是会烧菜的，当然很能入味，有两位从未烧过菜的，那些娇养惯的小姐们，鸡手鸭脚，烧出来的菜，咸不咸，淡不淡，令人攒眉。有位老先生正要加以批评，我拽了他的袖子，笑道：「吃了白食，不要瞎批评了。」於是大家都说道：「好！好！」

女学生们，向她们说了几句重话，都要哭的，但我不曾惹她们哭过。陈景韩在城东女学教书，常常骂得她们垂泪，他自己也撅起嘴唇，面相很觉难看。所以陈先生上课，她们不敢多说多话，背後却骂他「冷血动物」（因他的笔名是「冷血」也）。实在，像民立女中与女子蚕业，我所教的一班，都非常整齐，用不着疾言厉色。城东女学，班次既杂，人数亦多，往往不大整肃，似非稍加严峻不可。你若太放纵了，她们就愈加撒娇了。

要是诚恳地同她们讲，也并不是讲不通的。我最讨厌她们的，是把那些绒线生活，暗带到课堂里来，她们一面听讲，一面在桌子底下织那绒线生活。她们是熟极而流的，眼睛不必去看它。但是一不小心，钢针落地，丁零一声，大家都回首以观，掩口而笑了。有时候，的溜圆的一个绒线球，直滚到了教师桌子旁边，她又不好意思来拾取，倘把绒线尽扯，却是愈扯愈长。我已经几次托杨师母给她们说了，她们却还是老不改，我只得自己开腔了。说了以後，果然就没有带绑线生活上课堂来了。

城东女学的故事是很多的。有一次，他们那里招收了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年约十七八岁。虽然漂亮，但衣服穿得很朴素，不施脂粉，完全是个女学生型。这个女学生，是在黄任之所教的国文班里的。城东女学招生，不似别的女校里十分严格。因为学生都是幼年失学，到了年长，方始来补习的。在现代那种校风说起来，又要说她是「校花」什么之类了。在城东女学也来了有两个月了，倒也是很聪明而且很勤恳。

有一天，黄任之有应酬，人家请他在某一西菜馆里，内中是有许多商界中人的，他们「叫局」，（即召妓侑饮）黄任之自己不叫局，而不能禁止人家不叫局。

一时之间，莺莺燕燕都来了，可是其中有一人，恰好坐在他的对面，酷似城东女学每日上课的这一位漂亮的女学生，不过是遍体绮罗，装束入时，完全是两样了。他越看越像，而这一位堂子里来的姑娘，见了黄任之以後，也很为局促，侧着身子，不敢以正面对他。

偏偏那个叫她堂唱的商人，还对着黄任之夸说：「黄先生！你不要轻视她，她还是一位女学生哩。」那位姑娘脸涨通红，愈加不能存身，立即起身告辞了。黄任之也不待吃完西餐，说另有他事，起身离席，一脚奔到竹行弄，告诉杨白民以刚才所见的一切，於是学生们也大哗起来了。但这事也不能怪杨白民，他怎能知道她白天在读书，夜里在出堂唱呢？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她明天来时，把她开除就完了。可是不必等你开除，她从此就不再来了。

後才知道这人便是上海妓院里当时鼎鼎大名的小四金刚之一的金小宝。她和一位客人青浦名士陆达权很要好的，陆达权是留学日本的一位高才生，因为她的妹妹也是城东女学的学生，是她指引到城东女学来读书的，陆与杨白民、黄任之等，也全都认识，如何让一个妓女来附读呢？但是後来租界里美国教会所办的中西女学，它的校址在汉口路，四周围都是妓院，它那里附设的慕尔堂，办了一个妇女补习学校。妓院里的雏妓，在那里补习的不知其数。试从宽展处着想，那一等人是不应受教育呢？孔子云：「有教无类。」

城东女学每年一定要开一次游艺会，而这一次游艺会中，也一定要演一回戏。每一次演剧时编剧、导演，又一定是我充当的。那个时候，现代所称为话剧的那种新戏，已经流行到中国来了。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也在东京演剧，上海男女各学校，每逢什么节日、纪念日，学生们也常常在演剧，这个风气已经是大开了。我记得：第一年，我给他们编导的一个故事，名曰：「女律师」；第二年，我曾选取了我所译写儿童小说「苦儿流浪记」的一片段。

「女律师」取材於莎士比亚集，林琴南的「吟边燕语」中，译名为「肉券」。有的书上则又译为「一磅肉」。我因为在女学校里演出，而为安东尼辩护的，却又是一位女律师，所以便取了此名。

这时女学生中，大家都不肯演这个犹太人。我说：「如果戏剧中全是好人，没有坏人，这戏剧也演不成功了。」後来有一位女学生挺身而出，她愿意做犹太人，这位学生是吴传绚，苏州人，我友吴帙书、吴绾章的胞妹。学校演剧，当然草草不恭，却也有声有色。（按，吴传绚後嫁一李君，我忘其名，杭州人，日本士官毕业，为一旅长，革命有功，乃早逝世，传绚寡後，到上海即住我家，以与我妻甚友好。抗战期间，携其子同至重庆，後即不通音问了。）

「苦儿流浪记」，要选取一位年龄在十一、二岁的学生，饰为苦儿，且要是聪明活泼的。当时选取杨白民女公子中最小的一人，唤做杨雪珍。（杨氏姊妹，都以雪字排行，其长女曰雪琼，有一位名雪玖，今已成为女画家。）但剧中人是一个男孩子，现在以一女孩子权充男孩子，亦无不可，惟多一条发辫。因为那时候，中国妇女，尚未流行剪发，女学生们都拖着一条辫子。但雪珍当时为了演戏，竟毅然的剪去了那条辫子，（那时女人爱惜她的秀发，不肯轻易剪去的。）这一女，在女学校中，也传为佳话。

女子蚕业学校开办甚早，在那里毕业出来的学生，由各处聘请，或自设养蚕所，史量才办了申报馆後，它的後身，就是苏州浒墅关女子蚕业专门学校，扩大发展，归为江苏省立了。那民立女中学校，我所教的最高一班，不是说整整齐齐的十个人吗？但其後果，皆不甚佳。我後来听得人说：有一位嫁夫早寡，有一位以产难逝世，有一位带发修行，长斋礼佛，更有一人，竟正式做了尼姑。这位正式做尼姑的，乃即是民立女中学校长苏本喦的女儿。她在杭州近西湖主持一小庵，到上海来，必至我家，访问包师母，因我妻亦信佛，她们引为同志也。我问她：「官何刺激？乃至出家。」她说：「并无刺激。只是信仰。」

苏本喦女士兄弟姊妹颇多，其妹苏本楠女士习医，为著名儿科专家，他们本为一大族，下代所出，亦多学者。後来他们也不办学校了，那种私立学校，亦已被上海市政机关所接收，我在写此稿时的前三年，常在上海一家茶室中，遇到王孟绿、苏本喦一对夫妇，年在八十，互相扶持，互相爱好。老年不稀奇，老年夫妇而如此健康互爱，则不可多得。

孟绿嗜昆曲，唱旦角，以八十高龄，能迫紧喉咙，唱「游园惊梦」的杜丽娘给我听，真是不可企及呀！

我的女学生，後来颇多为我朋友的夫人，如蔡云笙夫人（孙润宇的妹妹），陆费伯鸿夫人（陆费伯鸿是中华书局总经理），顾树森夫人、宋春舫夫人等等。有的其初还没有知道，後来由其夫人道及，往往都亲治一餐以饷我。我在北京时，在宴会上，遇宋春舫，他说：「有一人要见你，明日我开车子来接，到吾家便饭，便可相见。」我问何人？他说：「现且不说，见後自知。」明日以车来迎，春舫筑室於清华大学之傍，至其家，夫人出迎，乃我学生朱润女士也。亦得饷一餐。春舫所筑之室，名「春润庐」，即以其伉俪之名名其室，室外花木环之，室内图书罗列，甚为雅洁。饭後，导游西山，至暮仍由春舫开汽车送归。至於黄任之夫人、杨千里夫人、朱少屏夫人等，都为我的学生，前文已说过，不赘。

作者：六者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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