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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革命经济学”导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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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革命经济学”导论（四）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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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经验值: 519161
文章标题: “革命经济学”导论（四） (1190 reads)      时间: 2006-3-04 周六, 上午3:14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革命经济学”导论（四）


芦笛


已经在旧作中反复强调过了，毛共革命最邪恶的一条，乃是它与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划然而别，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在所有革命中，人民革命乃是最万恶、最该诅咒的。我之所以坚定认为今日“民运”是毛共革命的延伸与继续，正是根据这一条──他们主张的也正是人民革命。

现代所谓“人民革命”，不是说它如法国大革命与俄国二月革命一样，因人民普遍不满而自发发生──早在旧作中介绍过，列宁在１９０５年就已发现，自发产生人民革命能取得胜利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是说人民是否被职业革命家们充分发动起来，自觉自为地踊跃参加革命，充当了毁灭文明的主力军。

正是这个特点区分了中共革命和先前的革命，使得它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变成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运动。这两者之所以空前邪恶，正在于它们都是人民运动，有着普遍的草根民众参与。一场革命运动的反动程度与破坏力，恰在于其民众参与程度，民众参与越广泛越普及，则该革命运动也就越反动，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也就越深重。

奇怪的是，除了老芦之外，中国知识分子们似乎至今没谁能看到这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更奇怪的是，在先知先觉说破了这一点后，他们还要骇而却走，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愚昧当真是牢不可破。

这道理毫不难懂：暴力革命，无非是利用人类天性中邪恶的那面，诸如嫉妒、仇恨、残忍、冷酷、恶毒、暴力倾向等等作为基本动力，不将这些人类的潜在兽性发动起来，怎么可能让良民去凶神恶煞地杀人？两军相逢勇者胜，而这勇敢乃是仇恨激发出来的。

国共相争，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共军乃是用深仇大恨装备起来的，而国军从来也没有这个“精神原子弹”。在乱世中，谁要相信“仁者爱人”的“中庸之道”，谁就是输家。在争夺政权时，仇恨就是力量，仁爱不堪一击，恨小非王者，无毒不英雄。

这正是中共革命的强大生命力所在，也是他们圈钱的主要方式。上文说过，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其圈钱方式主要是靠向外借贷，向内抢劫官府，圈钱基本是革命政府财政官员的事，民众并不曾卷入。革命的主要结果乃是政权交替，以及随之而来的数量有限的新贵的崛起和旧贵的衰落。这种旧式革命对全民的道德破坏规模和程度都很有限。换言之，它并不具备鲜明的土匪性质。

毛共革命可完全是两回事。如今世人皆知，我党乃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完全是苏俄帝国主义豢养扶持的凶恶走狗，但如果中共光是卖国贼倒没什么，他们作的最大的孽倒不在于向毛子圈洋钱，甚至不在于为此出卖国家利益，而是在于诱良为匪，使得全民都土匪化了，这才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空前浩劫，使我孔子孟子痛哭于九原。

我已经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指出了，我党圈土钱的手段，乃是分裂人民，煽动一部分人民去抢劫屠杀迫害另一部分人民。此乃“麻雀请客请到谷堆上”之计，就是“共产主义空手道”的根本战略。

我党所谓启发“阶级觉悟”，启发的就是嫉妒与仇恨。工作队员先是将穷棒子们与土豪劣绅的日子作强烈对比，唤起穷哥儿们的深仇大恨，然后指着地主老财的深宅大院说：想过好日子么？呶，那儿就有你想要的东西，只管放手去抢便是，别怕，有红军哥哥的枪杆子为你作主；想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么？呶，东家的良田万顷就在那儿，只管去分就是了，别怕，有红军哥哥的枪杆子为你撑腰。

一旦穷棒子们入彀，完成了“分田分地真忙”，那就上了再也下不来的贼船。无论是征兵还是纳粮，我党对根据地人民掠夺之凶狠，远远超出了国府。但人民却心甘情愿，歪？那道理很简单：第一，已经交了投名状，享受了“胜利果实”，再无退路了。第二，尽管我党刮起民来远胜“刮民党”，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土地，再刮的猛也甘之若饴。第三，“先苦后甜”，眼下的苦日子只是暂时的，乡亲们就忍忍吧，等打垮了国民党，“管教山河换新装，美好的日子万年长──昂──昂！”（锵！亮相科）。

至此，我党就成功解决了革命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金钱”。枪杆子当然不能造钱，只能毁钱，但那只是事物的一面，马列主义者应该看到事物的另一面，那就是枪杆子乃是世上最有说服力最强大的圈钱手段，那才是“决定矛盾性质的主要方面”。因此，辩证的全面的看法是，尽管枪杆子在总体上来看大规模地毁灭了社会财富，它却使幸存下来的社会财富转移到了革命者手里，这才是革命者绝不能忘记的“九个指头”。

这一点，连我党在当时都在内部承认了，根据《雪白血红》披露的中央文件，东北“解放”前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搞的是经济效益较高的大农业，但“分田分地真忙”之后变成了个体农户的小农业，粮食产量因之大幅度下降。据黄克诚同志给中央的电报，共军出关时，“所到之处，吃光烧光，有如蝗虫”。但这些都是“一个指头”，是革命事业必须支付的合理代价。

客观地说，人类有史以来，共产主义革命乃是最有效、最能保障成功的革命方式，这秘诀就在于它发现并充分利用了人类邪恶天性的价值，不但确保炮灰源源不绝，而且解决了圈钱的根本难题。所谓“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正是这个伟大发现，使得共产主义革命成了能够自给自足的毁钱事业。如果民运同志们真想“解放”中国，则依区区愚见，离开了这一套还真是没戏。但不知诸位准备抢劫杀害的是谁？能否预先赐告？既然立志作革命党，就不要扭扭捏捏，忸忸怩怩，指望还能立牌坊，趁早像我党当年那样，痛痛快快地明确宣布哪些人是人民的敌人，不配享受基本人权，只配被革命群众抢光后予以镇压。

新时代职业革命家寄生虫们看到这里，或许会心花怒放，以为终于找到了能使毁钱事业自给自足的金光大道。且慢高兴，同志们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而同志们使用的党史教科书里却忘记了提这件事，那便是上哪儿去找使得这毁钱事业kick off的第一桶金。无论国民革命还是中共革命，启动资金都是老毛子提供的洋钱。这就是我为何说：“非卖国不足以发动革命”。

如果同志们有点逻辑学常识，就该知道，这儿咱们遇到的乃是一连串的必要条件链：枪杆子创造出来的根据地乃是让革命自给自足的必要条件。而这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又是能圈到足够的钱。不幸的是，世上没有可以靠百姓捐款创造出来的根据地，因此，创造这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当然也就只能是圈洋钱。洋钱怎么个圈法？当然只能靠卖国。这世上没有不花钱的午餐，要鬼佬掏钱赞助您革命，您就非得卖国不可。这就是“非卖国不足以革命”真理的导出过程。

时代的进步使得这真理越发颠扑不破。科技越进步，战争也就越费钱，这该是连白痴都知道的常识吧？海湾战争打了那么几天，美元就如流水般花出去。现代战争，也只有老美打得起，此所以老美能称雄世界。苏联老大哥垮了下来，根本原因不是什么民众觉醒，而是内囊尽了上来，再也没有撑持那庞大帝国的财力了。

正因为此，圈洋钱的必要性才与时俱进，卖国已经成了职业革命家们的当务之急。看看历史立刻就能发现这点。

辛亥丑剧时，满清还很落后，所以革命乱党靠哗变过来的新军还能拉杆子起事。即使在那种情况下，那革命其实也是一场压根儿不会成功的儿戏。它之所以没被北洋六镇无情粉碎，唯一原因乃是先总统袁公开恩。民国能诞生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民主恩赐论”的有力证明。可惜老孙还不识抬举，不知天高地厚，非要自绝于恩公，去发动“二次革命”，想去和北洋较量实力，立刻就现出原形来，只能仓惶逃命作丧家犬。后来北洋军阀再不恩赐了，军队哗变的好事再也没有了，于是老孙便只能去抱鬼子粗腿作卖国贼，和日本人签定了“１１条”，不但把东北和蒙古全部割让给日本鬼子，而且将卖剩的中国本部的权益也完全出让给日本人。如果那条约真的成了事实，中国便成了日本的附庸国，永远无法翻身。

可惜日本人看不上这种纸上卖国──你根本不是中国的统治者，谁会“现钟不打打铸钟”？幸亏老毛子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日本人争夺中国，孙大炮的卖国热望才终于实现，这就是他革命事业起死回生的契机。没有毛子提供的那第一桶金，如今历史教科书上的孙文绝对只会是个反面人物。

等到共党和国府争天下，这卖国的迫切性就更加突出了。当时国军乃是和日军鏖战八年的百战雄师，作战技能一流，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纪律严明（这可是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中说的，再次推荐同志们去看看《雪白血红》）。在这些抗日英雄面前，从来不打日本人、专门在敌后“圈钱圈地真忙”的土八路焉是对手？没有毛子的直接豢养扶持，我党凭什么跟这种百战雄师较量？

（这里插句无关的感慨：凡是共军的手下败将，诸如张灵甫、卫立煌、杜聿明、廖耀湘、范汉杰、陈长捷等人，无一不是抗日英雄，每人都有光辉的抗战功绩，而共军名将除了林彪指挥过平型关伏击战之外，统统都只是内战英雄，从来没有可与国军败将降将相提并论的抗日战功。而国军将领这些抗日英雄，后来竟被中共当成“战犯”，和他们的死敌日本战犯关在一起，待遇还远远不如后者。再也无法想像比这更恶劣的对民族英雄们的侮辱了，这就是爱国救国的报应！老蒋不投降日本人，当真是不识时务。更蠢的是，他竟把国军精锐组成远征军，投入缅甸战场，造成中国战区空虚，招致１９４４年的惨败，至今还让日本爱国贼林思云辈以此讥笑英勇抗日的国军。）

现代人从卖国老前辈龟孙中山和鸟毛泽东的成败经验中，不难看出现代革命面临的难题：一方面，因为时代进步，要击败具有准现代装备的共军，必须圈入无量洋钱，卖国任务到了史无前例的急迫地步，另一方面，确保孙毛辈得以成功卖国的黄金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

前面已经说过，卖国并不容易，比作妓女难度高多了。妓女的商品乃是天然生就、随身携带、具体而微的，随时可以兑现使用价值，而在野政治家叫卖的则是空头支票一张，能否兑现只有天知道。这就是孙中山立志卖身给日本人，为此奋斗几十年而始终未能卖出的原因。孙毛之所以能卖身给老毛子，乃是俄国先和日本、后和美国争夺中国，需要代理人。这正如列宁起家靠的是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为了搞垮俄国，为此不惜把列宁放回国去，并秘密资助了布党几百万金马克，使他们获得了制造革命的第一桶金。

由此可见，这些成功的先例，完全是时代造成的偶然，可遇而不可求。如今的中国根本不是当初那样子，并非帝国主义国家争相控制的对象，而这就是现代革命党人的最大悲剧。它决定了革命同志们不会遇上列宁、孙中山、毛泽东遇到的好事。

在这种情况下，职业革命家们最常见的出路，就是充当美国或台湾豢养的nuisance，其主要功能是作为两国外交的辅助手段，被主子不时放出去骚扰中共。这种“超限外交”手法，在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斯大林乃是此道高手。每逢他和中国政府别苗头之际，便是共产国际给中共下指示，宣称“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之时。我党后来也学会了这一手，和缅甸奈温政府交恶时，便把原来养在国内的缅共放出去搞武装斗争，等到两国修好，又把恶狗收回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这种下流作法，构成了正规外交的有力辅助手段。无论东西方都兴搞这套，倒不独共党世界为然。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也承认，当初他们就曾利用西藏流亡者给我党找了点麻烦。

但这种把戏很有限，革命家们完全是主子讨价还价的筹码，随时随地会被弃之如敝屐。一旦主子外交政策有变，或是政权更迭，则革命同志们免不得要效法古代深宫中被圣上抛弃的美人们一样，哀吟《团扇吟》：秋天来了，天气凉了，我这团扇也用不着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如是夫！”（附注：这是方孝孺的《扇子铭》，并非美人之作。不过，古代君臣关系其实也就是夫妾关系。）海外民运组织因台湾国民党下台而顿时断奶，就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当代革命家们寄人篱下的悲哀。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现代革命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浓厚的寄生性，根本不可能独立自主。换言之，如今的革命绝不可能如国共两党一般，达到“解放全中国”的目的，只可能作为革命家那些寄生虫的谋生手段，而这就是民运内部为何打得不可开交的根本原因：粥少僧多。

在这种情况下有如去奢谈“整合民运”，不如去现实地想想作为个人该怎么圈钱，以保下半生衣食不愁。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先得解放自己。如果连自己都解放不了，谈何解放全人类？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革命家们就得向孙中山、毛泽东学习，使自己先富起来再说。

许多民运人士就栽在这上头。他们中毛共革命教的欺骗宣传太深，至死不懂革命是怎么回事。所有的人中，似乎只有吴弘达及时醒水，明白了革命该怎么干，而那完全是鬼佬点拨的结果。根据他的回忆录，他原来也只有满腔热血，后来是某个鬼子点醒了他，说你这么干不行，得去弄个基金会。他这才豁然大悟，利用自己的特殊经历，搞了个万世不衰的劳改基金会出来，从此安富尊荣。须知这种基金会和其他具有鲜明的短程政治目的的组织不同，它不会因主子的更换或政策改变受影响，能长期存在下去，受益者也就没了作“团扇”之虞。

这在我看来就是当代革命家们的最好出路。如今可以圈钱的主要资源无非是四个：美国政府，台湾政府、法轮功、美国民间。

上文已经说了，去圈前两者的钱，都是充当人家外交的辅助手段，随时会被抛弃。最近的国际大气候，对革命圈钱极为不利。如我早在伊战爆发前夕就预言了的，白痴布什总统踹进中东的泥潭去后，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因此被转移了，中美关系必然会因此改善。美国如此，台湾岂能例外？所以，大气候决定了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在可预见将来都不会热衷于豢养并支持nuisance们捣乱。革命寄生家们务须认清这一大势才好。

法轮功倒是蒸蒸日上，当真是无法理解的奇迹。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去圈钱的，为何比中共中宣部还阔气。前文已经介绍了，光是无偿赠送一期《大纪元》，就相当于赠送起码一万美元，一年下来就是几百万美元，可见其财大气粗。无怪乎胡平先生要去写出那万古流芳的《法轮功是否搞政治》的名作来。这倒也符合职业道德，“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乃是古人提倡的传统道德，未可非议，这和骂“奴才”那种恶叫花行为可完全是两样。

而且，看来法轮功是必欲“销毁”我党而后快了，李教主决心似已下定。在可预见的将来，法轮功大概不会改变这一政治立场。因此，投靠法轮功倒不失为确保起码十年的衣食来源的明智选择。愚以为可算当代革命寄生家们的second best出路。从这个角度来看，草庵先生的宏伟计划便豁然开朗。

那天小咱说，草庵纠集了无数财团。开什么玩笑？海外大陆人中的富豪，基本集中在共党贪官污吏子女中，草庵有什么可能去纠集那些真正的大财主？非共大陆人中，除了法轮功之外，更有什么财团？老草玩那些名堂，我看无非是靠吹牛打出知名度来，获得“整合”民运的政治资本，一旦能为法轮功把民运７２路烟尘收编旗下，则他也就能政治经济双丰收了。

这在我的阴暗心理看来，就是他不惜破费昂贵的饮料去款待王司令，并花费大量光阴和精力充当史可法式的“老媒婆”（按，此乃史可法当时的民间诨名），在民运各集团中穿针引线的唯一合理解释。他的难题是，自己没有钱，全得靠法轮功，这其实就是他时时挂在嘴边的“基金会”，可他又不能说破这点，于是便弄得两面不讨好。其实老草啊，我看你不如干脆说明了这点，也省得人家拿你当诈骗犯看待，何苦？替法轮功招降纳叛也不是什么犯罪行为，承认自己是空心大老倌虽然难堪，但毕竟要比当“诈骗犯”光彩得多，你说是不是？

职业革命寄生家们最清高、最可靠的圈钱方式，我看还是“吴弘达方式”。它的优点在于，那是以人道名义而不是政治名义去美国民间圈钱，既清高，又持久，不会受政客短期行为的影响。可惜许多人到现在也没明白这点。

不过，明白了这点又如何？记得司令在刘青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时说过，第一流的革命职业乃是去“做”人权，第二流则是“做”民运，前者旱涝保收，后者朝不保夕（声明：并非原话，请参考原帖，如有误解之处，由本人承担文责。那“做”字是我改用的，比“搞”字更风雅而且准确）。连司令都看出来了，他人岂有不知之理？因此，说到底还是个粥少僧多，捷足先登的同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后来者便只有徒唤奈何，此所以刘青如此惹人嫉恨。

虽然如此，依愚见，那生路并没断绝，其实还是有许多文章可做的，例如成立什么“中国农民维权基金会”、“中国乡村政权民主选举基金会”、“中国政治犯家属后援基金会”之类，我保证一定能圈到洋钱，就算比不上老吴或老刘的丰肥，起码是长流水不断线，至少可保十年内无衣食之忧吧？

总而言之，圈土钱不是本事，圈洋钱才是本事，正如出版土书不是本事，出洋书才是本事一般。出本土书自己还得贴钱进去，而出本洋书就财源滚滚。就连吴弘达那无学之徒也出了两本洋书，魏电工坐牢时间比他还长，为何至今写不出本洋书来猛圈洋钱？

此文通篇讲钱，当真是俗不可耐。不过，希望革命同志们看明白了，合法圈钱也是本事，而且是大本事，如果诸位连圈钱的眼光和能力都没有，怎么还能证明诸位有治理中国的能力呢？老芦因为没这本事，所以从来不敢冒充未来的国家领袖。所以，如果诸位能向广大人民证明，自己不使用毛共非法圈钱那套照样能致富，则我看那也可算民主事业成功的第一步，比诸位在网上发一万篇红头文件更有说服力得多。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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