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国鑫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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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国鑫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叫胡萍。这个师的前身还是独立飞行大队的时候，他就担任大队长，是第一个执行毛泽东主席专机任务的机长，也曾多次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空中飞行顾问出国访问。胡萍还兼任专机师的党委书记，是专机师最高行政领导和技术权威。
林彪决定乘坐三叉戟专机是１９７１年９月以前的事情。这是我从种种迹象和同志们私下议论中判断出来的。我作为基层飞行中队的队长，除正式下达飞行任务以外，象如此绝密的信息是无法得到的。当时，我的判断根据有两条，第一、飞机座舱内设施的改装不同寻常。２５６号飞机作为１９７０年从巴基斯坦引进的几架三叉戟飞机的最后一架，是我从广州同巴基斯坦飞行员一起试飞合格后接回北京的，它是几架飞机中性能比较好的一架，没有更多地投入训练与任务飞行就开始对机舱及有关设备进行了非同一般的改装、更换。”
进行了非同一般的改装、更换。
进行了非同一般的改装、更换。
进行了非同一般的改装、更换。
当我接到通知快步跑回飞行员宿舍的路上，看到了大队机务副中队长、三叉戟２５６号主管机械师李平，他对我说：
“潘副政委交代要把油加到１６吨，飞机要在７点以前准备好。”
“潘副政委交代要把油加到１６吨，飞机要在７点以前准备好。”
“潘副政委交代要把油加到１６吨，飞机要在７点以前准备好。”
“什么？１６吨油？”既是惊讶，又是反问。
飞机要加１６吨油的事使我产生一些疑惑。三叉戟飞机加满油为２１吨，空中平均耗油量为每小时４吨，低空耗油每小时５吨。北京到山海关的距离为３００公里，往返的油量加上飞行条令中规定的落地后最少一个小时的剩油量，有１０吨或最多１２吨足够了，１５吨油是北京飞往广州这样的距离最合适的油量。当时，我脑子里只想着国庆节快到，用三叉戟到山海关接林彪回京，没想到要到别的地方。现在，既然师的副政委、机长交代加１６吨油，自然有他的道理，很可能暂时不回北京。
我对多加油的事一直未能释怀，除了认为北京到山海关距离近没有必要多加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在９月７号用三叉戟２５２号飞机以训练的名义送林彪之女林立衡到山海关去过，知道山海关机场修建多年，跑道道面不平，飞机在滑跑中颠簸较大，如果带着多余的油量落地，会因机身重量增加而增大飞机的负荷。我把想法告诉了正在检查飞机的副驾驶老陈，心直口快的老陈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地说“北京到山海关一跨子远，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加完油后，我听到李平对潘景寅说：
李平对潘景寅说
李平对潘景寅说
李平对潘景寅说
“潘副政委，油车的油全部加完了，不够１６吨，而是１５吨。”此时，站在旁边的老陈还未等潘景寅说话，就抢先说：
“１５吨油都多了，不要加了！”我看到潘景寅欲言又止。
紧急任务使大家没有吃好晚饭。此时，后勤保障部门又将晚饭送到停机坪。潘景寅边吃饭边对机组说：
“今天我们使用２５２飞机的代号。”我当即提醒他说：
“今天的飞行手续还没有办呢！”
“不办了。”机长肯定地说。
又要加17吨油
按专机任务规定，专机每到一处停放过夜之前，必须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这一工作通常叫“飞行后”。虽然，256号飞机从北京起飞到山海关落地只用了35分钟的时间，飞行中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也要按规定做好“飞行后”。再说，三叉戟飞机首次执行林彪重要专机任务，更要按规定严格执行,不能发生任何一点差错。
在飞行后的检查中，发动机部分是机械师们检查的重点。此时，机组中除机械师之外的其他人员也在帮机械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空中服务员小魏留在飞机上整理客舱的清洁卫生。我在飞机后面左侧发动机处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中加添润滑油，一不小心将润滑油弄在他的上衣工作服上，我急忙向他表示欠意，平时少言寡语的张延奎憨厚地一笑，算是对我的不慎表示谅解。
此刻，我看到机长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对李平说：
“将飞机的油量加到17吨！”
“加17吨油！明天飞往何处？”我没等李平回答，抢在前面向机长提出反问。从在北京听到加16吨油开始，多加油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好奇心使我很想知道飞机的去向。
“等一会儿咱们到飞机上研究一下航线。”机长潘景寅答非所问，他边说边往飞机的前方走去。
机组除机械师、服务员外的人员在飞机上研究航线时，潘却没有叫我参加。我是机组第二副驾驶员，正常情况下，机组中有机长和一名副驾驶员就足够了，因为，飞机上只有正副驾驶两个人的位置。潘景寅这次让我也加入到机组中来，我想，一来是专机任务需要，多来一名飞行员作为备分；二来潘是师一级领导，除飞行外总是有其他许多事情要做，不能把精力全部集中在飞行业务上来，我的加入可以在这方面给以弥补，以往的飞行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潘的技术高明，经验丰富，资历较深，但对新机种座舱设备的具体位置及使用方面有时记不请楚，需要一名副驾驶给于必要的提醒。256机组中，从飞行、领航、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人员的配备，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尖子，在部队的人员中，已无法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在机组老飞行员面前，无论从年龄、资历等方面，我都是一名小学生。所以，在256机组中我只是按自己的业务水平提出一些问题，决没有要改变领导意图的想法，机组其他人在飞机上研究航线没让我参加，我也不以为怪，仍继续帮机械师们做飞行后的检查工作。
机械师李平对要加17吨油的事是很重视的，
机械师李平对要加17吨油的事是很重视的，
机械师李平对要加17吨油的事是很重视的，
因为这是机长的安排。我站在飞行员的角度，还是可以对多加油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对机械师来说只有去执行；加多少油，不是机械师业务范围内做主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我对加17吨油过于敏感了，所以研究航线时有意让我回避，防止我当着大家的面再次提到多加油的事情。
当李平把油车叫到机场，并按照规定对车内的燃油进行留样封存后，准备加油时，才发现山海关油车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接头不配套，不能使用压力加油的方法。因为，三叉戟飞机与当时的其他飞机相比，有着许多先进的地方，就加油方式而言，除了同其他飞机一样的重力加油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压力加油方法，即在地面用一个特制的管子接在油车的加油导管上，从机翼的下方直接插入加油孔，靠油车的压力将油加入飞机油箱，这种方法既快又省力。当李平向机长报告说，山海关机场油车设备不配套，不能使用压力加油时，潘景寅沉思片刻后说：
“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机长的这个决定说明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一、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按专机任务要求的时间安排，最起码是在第二天起飞；其二、潘不知道当天晚上有紧急起飞的可能，也就是说，潘不知道林彪等人的行动计划，否则，如果潘能意识到半夜有紧急出动的可能的话，他无论如何也要把油加进飞机中去，而且，不是17吨，而是将油加满到 21吨。虽然，压力加油的方法不行，使用重力加油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爬到机翼的上边，打开油箱上盖，用油车导管直接加入即可。使用这种方法加油，需要的时间会长一些。
从“九一三”事件256号飞机活动的整个程序看，9月12日晚加与没加那17吨油，是个很关键的动作。潘当晚没有坚持加油，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已经9点多了，还没有吃晚饭，加油会使晚饭拖得更晚；其二、加17吨油停放过夜，一般情况下按规定是不允许的；其三、如果加17吨油既成事实，会在晚上的机组会上，因为油量会再次引发对飞行航线的讨论，这正是潘景寅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过了几分钟，潘景寅来到平房，要开机组会。于是，大家很快聚集在机械师的房间，屋里3张床坐9个人挤得满满的。开始，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飞行情况做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
“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
“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
“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
”潘说的“两条路线斗争”，大概是指当时在空军部分单位中纷纷谣传的“吴反林”，即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流言。
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
潘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
潘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
潘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
机组最关心的就是飞向哪里，只有知道了航线才能对天气、地形、备降场等因素对飞行的影响做到心中有数。因此，机组向机长提出两个问题，其一、现在还不知道航线，那么明天飞行时航线沿途飞行的地面保障怎么办？因为，飞行航线通常要提前向航线经过的有关部门发出通知，以便沿线有关机场及有关调度部门提供必要的电台及航行资料，保证航行的准确性和安全。对此， 潘回答： “关于航线保证，空军司令部航行局会及时安排的。”
潘回答： “关于航线保证，空军司令部航行局会及时安排的。”
潘回答： “关于航线保证，空军司令部航行局会及时安排的。”
潘回答： “关于航线保证，空军司令部航行局会及时安排的。”
机组会结束后，各自回到安排好的房间。在我隔壁的3位机械师，因体力劳动比别人多一些，很快就关门睡觉了。没想到从这一刻开始，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在我隔壁的3位机械师，因体力劳动比别人多一些，很快就关门睡觉了。
在我隔壁的3位机械师，因体力劳动比别人多一些，很快就关门睡觉了。
在我隔壁的3位机械师，因体力劳动比别人多一些，很快就关门睡觉了。
半夜紧急加油
“嘭、嘭、嘭！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门外急呼：
“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接着又听到敲击隔壁房门的声音，此时，我才听出是调度室主任老李在叫门。同屋的领航员和我几乎同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黑暗中我拉开了灯，彼此顾不上说话，想的和做的只有一个字：“快！”我们都拿出了平时紧急任务时练就的过硬功夫，以最简单最快捷的速度穿衣服。过去虽然碰到许多紧急情况，但从未遇到首长已到机场而机组人员还在睡觉的先例，况且，这次又不是一般的专机任务。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
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
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
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
突然听到从停机坪传来飞机发动机启动的声音：
“怎么会？”我脑子里刚闪过机组还没到场怎么会开车的疑问，马上又被这真切的非常熟悉的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否决了。没错，这肯定是256飞机发动机的开车声。我顾不得系鞋带，也没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就冲出房间。黑暗中，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副驾驶和通讯员二人已跑在了我们的前面。当我出门向左转跑步经过机械师、程洪珍、调度室三个房间门口时，也没有顾得上看一眼，但眼睛的余光中，隐隐约约觉得程洪珍房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继续向东跑，当视线从右前方能看到停机坪时，停机坪白炙灯下银白色的256飞机，随着突然增大的发动机的轰鸣声，快速向前冲了出去。摆在我面前的是个无法让我理解的局面，自我飞行以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事实，此时此刻，无数个问号缠绕着我的思维，我顾不得细想，只知道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停机坪，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时的停机坪已经见不到昨天晚上做“飞行后”的平静，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中，整个停机坪呈现一片混乱。在白炙灯的强光下，我看到256飞机正沿着通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快速移动。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在空旷的山海关机场的深夜显得格外响亮。海军驻机场的地面保障人员以及已跑到停机坪的机组人员，不约而同的望着离去的飞机，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混乱中，我发现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陆军战士，在停机坪的中央停住，有的人已经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混乱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喊“开枪！”又有人喊：“不准开枪！
又有人喊：“不准开枪！
又有人喊：“不准开枪！
又有人喊：“不准开枪！
”喊声、汽车发动机声、飞机的轰鸣声混在一起。
“谁在飞机上？”
“潘和三个机械师……”我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和小魏扭头朝山海关机场海军飞行调度室的塔楼快步走去。其实，调度室主任此时也为刚发生的事情弄得晕头转向，急得在房间里团团转。一个飞行员的职业本能告诉我，只有到海军调度室才能知道飞机起飞后的情况。
“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在飞机上。”
“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在飞机上。”
“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在飞机上。”
情急之中，是调度室主任揭开了我脑中的第一个谜。
主管机械师李平，34岁，是首批改装三叉戟飞机的人员之一，个子不高，身体粗壮，行动敏捷，性格豁达开朗，曾维护过许多机种，技术精湛，是三叉戟飞机中不多的空勤机械师之一。他满腔的工作热情，使人总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用不完的劲。李平的家在天津，还没有条件把家安置到北京来。好在天津离北京不远，大的节假日，如果没有专机任务，可以乘火车回家看看。他有3个小孩,老三刚出生不久。机械师张延奎，26岁，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性格沉稳，寡言少语。对他来说，平时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也许更能代替有声的语言。他与机械师李平密切的配合，出色地完成过许多重要专机任务。他刚结婚不久，繁忙的专机任务，使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生活。他的爱人在北京市内工作，虽然近在咫尺，但作为军人的妻子，就要比其他女性奉献得更多。特设师邰起良，35岁，老家东北长春人。他身材高大，精明强干，毕业于长春空军地勤学校，在维护飞机的各种特殊设备方面，属科班出身。他在维护飞机的第一线工作，不但动手能力强，有着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而且，他的理论造诣也很深。邰起良有两个女儿，爱人身体不好，患有慢性病。当时三叉戟飞机特种设备复杂，如此重要的专机任务非他莫属。
机组剩下的5个人，在机械师住过的房间里，面对3张空床，人去屋空，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滋味，满脑子的困惑无法解释。
“他们飞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不止一次地看手表。时间慢慢过去，彼此很少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然而，这无声的语言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油量”。这两个字谁都没说出来，但要比说出来的份量重多少倍。
256号飞机强行起飞的气势虽不可挡，然而，飞机上的油料给它的飞行时间却只有两个小时，也就是说，飞机在13日凌晨3点以前必须降落。这样，天亮以前就可以知道飞机的下落。油料将作为这架飞机的致命因素，迫使它不得不落地。这就是机组5个人守在3位机械师住过的房间，不停地看表的原因。
机组成员在原单位是按照行业的编制工作与生活的。为专机任务的需要，才按照正驾驶员（机长）、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机械师、机械员、特设师、服务员等业务岗位的要求，从以上不同的行业编制中，找出对应的人员组成机组。机组成员的个人技术水平与使用的飞机，取决于专机的等级。中央早些时候就规定毛主席不坐飞机，所以，林彪专机机组成员的水平当然是三叉戟飞机中的佼佼者。
当晚，潘景寅在为他单独安排的房间里只呆了不足5分种。除了开机组会之外，他基本上就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除了接听电话外，就和当晚同机到山海关的程洪珍聊天。他们谈一些三叉戟飞机性能方面的问题。在调度室主任的桌子上有3部电话机，其中一部是红色的，一部是山海关机场内部的。按规定，红机电话都是直接与重要人物联系用的。
午夜，时间刚刚进入9月13日，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后，马上让调度室主任打电话通知海军场站要加油车。零时零5分，潘景寅走出调度室，把睡在第三个房间的3位机械师叫起床。潘当时向机械师们交代了什么已无法证实，但根据事态的发展与种种迹象表明，机长潘景寅可能向机械师们交代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加油。潘会把需要加的油量告诉机械师，这是飞行业务活动中正常的职责划分，即使潘不交代，机械师也会主动请示潘景寅的。因为，头天晚上做飞行后检查时，潘让机械师李平把油量加到17吨，由于飞机自带的压力加油接头与机场油车上的接头不配套，没有实现，潘也没有坚持用别的方式加油。只要不是回北京，就得加油。
2、将飞机准备好，处于起飞待命状态，越快越好。从3位机械师起床时动作仓促，被褥叠放不整齐的情况就可以证实这一点。而且，机械师们随身带的洗漱用具也不在了，更说明是要做起飞前的准备，而不是将飞机准备好之后再回到宿舍。
3、“你们先上机场，我同机组其他人员研究一下航线，随后就到。”原话不一定如此，但潘景寅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不能惊动机组其他人。如果潘不这样做，机械师们起床后，会很自然地敲响我们的门。平时的任务中，早上起床时，经常会互相叫门。潘到把机械师们送走之后，又一声不响地回到了调度室主任的房间。此时的调度室主任老李并不知道潘只是把3位机械师叫起床，机组其他人还在睡觉，否则，他会向潘提出疑问，或自己亲自出来把我们叫醒。
3位机械师到机场后，看到油车还没有来，就利用这点时间，拔掉飞机上的所有堵塞、堵盖、插销、布套，拿掉所有活动舵面上的夹板以及两台发动机上的蒙布。由于飞机大，机身高，有时需要一个人手扶梯子，另一个人爬上去，才能将部分夹板取下来。这些工作过去多数是机组全体人员一起干的。在此过程中，机械师李平看到油车已停在飞机右机翼前方，就急忙过去留存油样后准备加油。
从机械师起床到此时，有10几分钟过去了。机组其他人还没有到场，这个时间差已经引起了机械师们的注意。这个疑问对机械师们来说，只能从潘景寅那里得到答案。奇怪的是，此时在停机坪还没有见到机长潘景寅的影子。机械师们忙上忙下，忙里忙外，又忙着加油，仍不见机组其他人员到场，虽然着急也无从打听。停机坪上，海军地面保证人员不少，但他们不了解机组内部的事情，也帮不上忙。
此时的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完全可以把机组的其他5个人全部叫起床。问题就在这里，他自己不但不主动叫机组起床，可能还想阻止别人把机组叫醒。潘景寅在调度室主任房里守着3部电话，也守着那位调度室主任，防止机械师通过电话催我们。机械师们正在机场忙不开交,不可能直接跑回来，别人叫我们起床的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北戴河林彪住处到机场的距离约40公里，当潘景寅接电话要油车时，林彪等人已经从北戴河出发。在这段时间里，潘景寅造成了机组走留的分解局面。
我和领航员的住房，与机械师们只有一墙之隔。也许就是那两扇紧闭的窗户，把我和机组另外的4个人的命运分开了。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机械师起床时，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可见，潘叫机械师起床的动作很轻。
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机械师起床时，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可见，潘叫机械师起床的动作很轻。
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机械师起床时，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可见，潘叫机械师起床的动作很轻。
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机械师起床时，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可见，潘叫机械师起床的动作很轻。
山海关专机警卫及地面保证人员眼看着他们3个忙得不可开交，就是帮不上手。他们看到油车到场，机械师中的一个人，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的时候，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从停机坪外的黑暗中急驶而来，“嘎”的一声急刹车，在飞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此时的时间是零点22分。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是叶群，身穿衬衣，一下车就大喊：
“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并高呼：“誓死捍卫林副统帅！”
第二个下车的是林彪。最后一个下车的是林立果，他手里端着枪。飞机舱门处没有大登机梯，只有一个随机携带能够折叠的便梯。林彪就是在上拉下推的情况下爬上飞机的。
潘景寅是在听到招待所外面的汽车声音时，才匆忙离开调度室的。从机场大门通往停机坪的马路离招待所很近，寂静的夜晚汽车的声音显得很明显。潘景寅到达机场后，直接登上了飞机。从宿舍到机场停机坪，只有百余米，很快就到。此时的特设师邰起良看到首长已到，机组还有一多半没来，就撂下手中的工作，急忙拿起飞机左前方停机坪旁边的场内电话，要通调度室，急促地喊：
“首长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来！”此时，调度室主任也为此一惊，才知道机组并未全部到场。等他跑出门外，急促地敲响我们的门，把我们叫起床之后，事情已经发生了。
此刻，山海关场站佟参谋长已经接到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立即从海军调度室奔向256飞机，准备把不准起飞的命令向机长传达。他在飞机旁边没有看到潘景寅，却看到正在打电话的邰起良，就将不准起飞的命令告诉了邰起良。这时，参谋长看到邰起良紧锁眉头，焦急万分，竟愣愣地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林立果最担心的就是机组全部到场，所以他大步跨到电话机旁，督促邰起良快上飞机。邰起良边走边回首翘望，期望机组其他人能马上出现，当时他那心急如焚的心情可想而知。邰起良是机组中最后一个登机的。林立果一手持枪，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已经登上飞机的叶群等人，还把头伸出驾驶舱的窗外，命令停在右机翼前面的油车马上离开。接着发生的就是我跑向停机坪的过程中所看到的那一幕。
在油车还没有完全离开的情况下，飞机急于滑出，
在油车还没有完全离开的情况下，飞机急于滑出，
在油车还没有完全离开的情况下，飞机急于滑出，
在油车还没有完全离开的情况下，飞机急于滑出，右机翼的端部挂在了油车顶部的把柄上，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被挂坏，部分灯罩碎片洒落在停机坪上。
从现象看，飞机强行滑出时，机组中除女服务员外剩下的4个人是提着裤子追出来的，没有来得及上飞机。但实际上是有意把我们给丢下的。从潘景寅叫机械师起床，到飞机起动滑出，期间有20多分钟时间。林彪座车零时22分钟到达机场，邰起良的电话是在看到林彪座车之后打的，因此,机组4个人的动作再快也无法赶上飞机。如果没有邰起良的电话，我们可能还在睡梦中，除非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把我们吵醒。
潘景寅等随林彪坠机死亡的4名机组人员，于1982年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定性为正常死亡。不是叛徒，也不是烈士。
“256！256！塔山在呼叫，听到快回答！”海军指挥员通过无线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呼叫，开始时使用256飞机的代号，后来干脆直呼256飞机的机号，开始一声比一声高，后来变成一声比一声低。然而，音箱里听不到任何回音，和外面的夜空一样静。
“九局！九局！北京吗？快接九局！我是……”这是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领导的声音，同海军的指挥员一样，他想马上听到对方的回答。然而，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了，音箱里连一点杂音都没有。此时，机组和在场所有的人，多么盼望能听到潘景寅的声音，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甚至按一下驾驶杆上的发话按扭，音箱里总可以听到一点动静。在平时，指挥台的音箱里，空地联络的声音不绝于耳，吵得使人心烦，可这时，连远处的夜空，都没有传来任何无线电干扰的杂音。在场的人虽多，却没有人说话，似乎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激烈地跳动。
对空雷达时刻监视着256飞机的行踪；空军各级指挥部门都已闻风而动；人民大会堂、党中央、周总理也在静观其变，都处在紧张的指挥之中。小小调度室紧连着三军总部，也牵动着共和国的中枢神经。
机组人员几双眼睛紧盯着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焦急地观察着飞机飞行动向。海军雷达标图员头带耳机，手握红色画笔，整个上身俯在圆形的标图桌上，旁若无人地工作着。标图桌玻璃板的下面，就是小比例的、以山海关机场为中心的雷达监控地图。地图比例越小，看得越清楚。
电台联系不上，也只有从雷达的屏幕上得到256号飞机的信息。雷达标图员将雷达员从雷达屏幕上传过来的高度、方位、飞行速度等信息，用带颜色的画笔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板上。标图员手中的笔尖连着在场每个人的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红色的画笔终于在地图上划出一条很不规则的弧形轨迹，当我们迫切想了解这一轨迹的去向时，标图员紧握划笔的手不动了。他一直俯在圆桌上的身体慢慢站直，并从头上去掉耳机，镇静地说：
“雷达员报告，256飞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离起飞14分钟。
标图没有了，可我的视线仍然停留在圆桌上，两只眼睛呆滞地在那里发愣。刚才标图员画出的转弯轨迹，象一条僵死的蚯蚓，一动不动地爬卧在那里，十几分钟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聚焦在这条不规则的飞行轨迹上面，它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由于地球表面呈圆弧形，雷达发出的无线电波以及碰到飞机之后反射回来的信号都是呈直线运行，当飞行高度不变时，飞机距雷达的距离超过一定的范围，雷达反射波会被地球表面挡住，目标就会消失。但是，沿飞行航线上的其他地面雷达还可以继续监视。因为，256飞机只爬升到3000米的高度就改为平直飞行了，没有继续上升到到正常的7000至9000米的高度。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摆脱了山海关机场雷达的跟踪。
更准确地说，从起飞到航向310度，飞机转弯的全部航迹是机场标图员提供的。从零时32分起飞到46分，在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恐怕都不会发生。
地球表面的方向是这样规定的：正北为零度，顺时针转一圈分为360个等分，每一个等分为一度。因此，正北、正东、正南、正西分别为0度（N）、90度（E）、180度（S）和270度（W）。山海关机场跑道的方向为64度至244度，256飞机就是向着244度的方向起飞的。
在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高度上升到100到150米，飞行员会果断地压坡度转弯到预定的航向，并继续爬高到规定的航线高度，改为平直飞行。这个转弯应是及时的和连续的，没必要也不允许转转停停，更不能分阶段进行。人与汽车在地面遇到路口才能转弯，而飞机在空中，只要高度允许，必须及时转弯，加入飞到下一个转弯点的航线；否则，飞机将会偏离预定的航线一侧。然而,256号飞机起飞后,高度早已超过150米，也没有转弯的迹象，似乎要沿着起飞的的航向朝西南方向一直飞下去。此时，机组4人带着不解的目光彼此望了一眼,谁也没说什么。机组人员都明白,此时，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更重要的是继续观其动向。
大约过了四五分钟，飞机开始右转增大航向,标图桌上的航迹开始向西偏斜，然后，在大约270到280度的航向上稳定住了。此时,我想飞机要回北京了,因为北京就在山海关的西边。我抬头扫视一下自己的同事,发现他们紧绷的脸上稍有一些放松,共有的飞行知识与长期飞行中的密切配合，使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理解都能心照不宣。年轻的女服务员虽然看不懂标图的含义，但是，她已经从我们4个人的面部表情上读到了一点轻松。
令机组惊讶的是,飞机在270度的航向上并没有稳定多久，便又开始向右偏移,机组人员刚才稍微放松的情绪马上又紧张了起来。我们机组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明白,比270度更大的航向就是西北方向。在北京的北面就是张家口、呼和浩特、承德、赤峰等地,在这个时候到那些地方干什么?即使有什么事情也不必走得那样仓促！
“零点36分，航向244度。”
“零点40分，航向270到280度。”
“零点43分，飞行航向290度。”
“零点46分，航向310度，飞行高度3000米，飞行速度500多公里。”
目标消失。此时，256飞机离机场约120公里。
目标消失了,256飞机还在继续飞行。在北京空军所有能够跟踪到256飞机的雷达屏幕上，都留下了它的航迹。
零点32分，256飞机强行起飞前后，位于北京专机部队大本营的领导机关，也处于异常紧张的气氛之中。专机师的师长正在指挥室为查禁256飞机的事忙碌着，在师指挥室同样有一个标图桌，标图员头带耳机把头埋在标图桌上，他已经从雷达给出的信号中，捕捉到了256飞机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师长曾接到关于256飞机位置的一个重要信息，标图员告知：256飞机起飞后经过河北省迁安县上空时，航向340多度。迁安县位于唐山市北偏东的方向，离唐山50公里，离山海关机场约130多公里。这就是说，林彪座机256号飞机零点46分离开山海关机场约120公里之后，并没有稳定在叛逃的航向上，而是在310度的基础上又继续增加了30多度，这时飞机的航向比后来稳定的叛逃航向325度还要大20度，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
由于256飞机转到航向310度时，目标从山海关机场雷达屏幕上消失，当时无法知道零点46分以后的飞机航迹，也无法判断当时的飞行动向。事后，留在山海关现场的5名机组人员处于孤立的境地，自身难保，更无法获知有关256飞机起飞后的一切信息。零点46分以后的情况，我是在“九一三”10余年后了解到的。
经过迁安县上空之后的航迹，同山海关机场起飞后的航迹连在一起,构成了一条256号飞机完整的航线，这个航线经过河北省承德市、内蒙的多伦、贝而庙以东上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弹尽粮绝 面临险境
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就是飞机上的燃油。先是因为油量不够，飞不到目的地而被迫场外降落，后又因为迫降时机上剩余油量太多而导致起火爆炸，机毁人亡。
油量作为飞机空中飞行的生命之源，决定着飞机的最大航程和起飞时的最大载重量。从北京起飞前机长潘景寅让机械师李平将油加到16吨而最后只加到15吨开始，以后的几次加油都没有能够实现。13日凌晨，林彪等人仓皇赶到机场时，机械师已经爬到机翼上就要加油了，
机械师已经爬到机翼上就要加油了，
机械师已经爬到机翼上就要加油了，
机械师已经爬到机翼上就要加油了，
还是没有加进去。(???????????)
三叉戟飞机的油箱与其他飞机比较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所有的油箱都属于结构式油箱。所谓“结构式”，就是说机翼的表皮也是油箱的外壁，不象其他飞机那样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油箱被镶嵌在机翼中间。机翼结构形成的空间就是盛放飞机燃料的地方。
据说，在失事的飞机残骸中，飞机尾部总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由于尾翼没有燃烧，垂直面上漆有五星红旗以及红旗的下方的“256”机号还清晰可见，这些标志刚被专机修理厂的人们涂上去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飞机的驾驶舱，也就是飞机的头部位于近600米处坠机现场中轴线的南端，与断开的右机翼中段在东西一条线上。机头位于飞机的前端中央，又处在爆炸源的最前面，飞机的滚转对其影响不大，应该落在这个位置上。飞机的头部在停机坪或起飞时那种昂然雄姿不见了，只有烧毁了的一堆大小碎片、电缆、管道和灰烬。其中一个比大衣柜还要宽的带格子的框架（驾驶舱设备架），因燃烧火势最猛，铝合金机壳都已熔化。因为驾驶舱内的可燃物质最多，各种操作系统、电气、 仪表等都集中在这里，那些爆炸后未点燃的油料也会随着惯性飞到这里。飞机头部的燃烧区已扩展到东西宽200米，说明飞机上的可燃物在这里最多。因为，飞机上除了发动机使用的2500公斤燃油外，其它可燃物还有润滑油、操作系统用的高压油、氧气、内装修物品及塑料等。
256飞机残骸的碎片，大到整个飞机的尾翼，小到象5分硬币（镶在飞机部件上的金属卡片），撒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可见爆炸当量之大。如此爆炸造成飞机残骸遍地，而机上人员的情况如何呢？
横尸荒野 无人幸免
256飞机上的9名人员无一幸免。我使馆人员当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只好将现场的9具尸体由北向南顺序编号。
飞机迫降时机上9名人员都在飞机的什么位置。这既是降落前机上人员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关心“九一三”事件的人想要知道的情况。
一、驾驶员潘景寅肯定在左边正驾驶的位置上，其余人员都集中在前服务舱后面的那两个客舱里。
我清楚地记得，从北京飞山海关的时候我没有参与操纵飞机，就坐在第一客舱右边的沙发上。此时的林立果和刘沛丰就坐在第一客舱隔断门后面的小桌两边，桌上的台灯映射出两人过分严肃的面孔。这里是第二客舱。以上两个客舱都处在后登机门即机翼前缘的前方。从现场看，机上9具尸体都相对集中在离机头只有50 米远的范围。如果他们不是集中在前边，当机头被抛出500多米之后, 不可能落得那样集中。
二、9具尸体中的1号即最北边的一个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作为开车的司机，他的任务只是把林彪等人送到机场，为什么也跟着上了飞机呢？这是个至今我还没看到有关解释的一个谜。为弄清这个人，机组剩下的人员被进行过反复地调查，调查的内容就是一个再也不能简单的数学问题，对机组来说就是9减4等于5。据说，林彪司机身高马大，人们都叫他“大杨”，很有可能在帮助林彪登机时，一旦上去就没有下来的机会了。
三、9具尸体中的9号是机长潘景寅，他的位置最靠南边，是离机头最近的一个。他仰面朝天，两臂向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抓东西状。因为飞行员离不开座位，他离机头最近是正常的，又因为他直接操纵飞机，对飞机接地后的可怕后果有思想准备，所以他在死前似乎要用手够到什么东西或者要挣扎着站起来。
四、9具尸体在南北一条线上50米范围内分为3堆。最南端的一堆两个人， 除潘之外，离机头最近的还有叶群，他们离中间那堆4个人的距离为12米。 这样看来飞机迫降时叶群很可能就在驾驶员的旁边，甚至就坐在右边副驾驶的位置上。按常规分析，飞机在降落时，有许多与机长配合的动作要副驾驶完成，例如：放灯、开灯，放开缝翼、襟翼等，此时，在缺少副驾驶的情况下，只有机械师李平才能担此重任，即使李平不行，还有另外两个机械师，从飞行的角度讲，怎么也轮不到叶群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然而，有些事情在特殊情况下，就会出现人们难以预料的结果。场外夜间迫降对飞机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凶多吉少的最后一步棋，在此关键的时刻，林彪、林立果、叶群就会成为重点保护的对象，不管靠什么手段，林彪等人都会达到这个目的。此时，叶群也许会认为同驾驶员在一起会安全些，如果她要坚持坐在副驾驶员的位置上, 潘也没有办法，从起飞以后，机组就不会有发言权了。叶群右手呈半握状态，很可能生前有手枪握在他的手中。被蒙方人员提前收集到一起的还有7支清一色的“五九式”手枪、一把精巧的微型冲锋枪及数十发子弹。看来，叶群在前驾驶舱还有时刻对潘景寅进行监视的作用。专机师的飞行员们是不配发枪支的。
五、在第二堆尸体的4个人中，是林彪和3个机械师在一起。他们中只有邰起良的上衣没有被大火烧光。因为，机组中只有他穿的是皮夹克。
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就是所有的人脚上都没有穿鞋，手上也没有带手表。如果手表是被人死后摘下来的，但脱鞋的可能性就不大，而且，有的鞋是有鞋带的，不会被摔掉。由此判断，迫降前机上人员是特意做了准备的，这样做符合飞机场外迫降的要求，因为身上携带的硬物有可能对人体造成损害。
作者：邢国鑫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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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老 拿鸡眼挡放大镜，一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