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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雅：余杰有坚持“毛式思维”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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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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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资料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余杰有坚持"毛式思维"的自由
——给一个基督徒的圣诞礼物
陈小雅
不久前，收到一篇余杰讨伐我的"檄文 " ,题目叫做《破除毛泽东崇拜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 驳陈小雅〈不必用 ' 毛式思维 ' 对待毛泽东〉》。看了以后，只觉得这位"小侄"不过是在和我开玩笑——一个"愚人节"的玩笑：一则他的落款日期，是我的生日，这看上去很像是一件"小礼物"；二则他使用和我的主旨完全一致的话—— 对历史负责的理性"评毛"，……是知识分子不因时事迁播而转移的航程 ——当正标题，而副标题却说"驳陈小雅……"。而且文中几乎所有论点所使用的论据，都是我在几篇答问或《中国"牛仔"》一书中讲过的话，这不是有一点搞笑么？
素闻余杰常常开着唐老鸭式的"疯狂之车"把全世界横竖碾了个遍，但余杰有"幽默感"，我这是初次领教。
访谈发表的曲折过程
但是，有一点误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余杰所批判的我的那篇答问录，是我接受张伟国采访的最后一部分。这次采访，是《中国"牛仔"》出版后，我接受的第一个采访，时间是在 2005 年7 月。问题是，张伟国并没有将采访材料一次用完，而是先发了一篇"两位女性评毛"的报导，他准备在另一篇专访中发余下的内容。在这余下的部分中，我是先谈毛的尸体处理、取走毛像，然后谈对民间崇毛现象如何看待的。在那里，我谈到，可以让毛作为一种"小神"存在，也是语带调侃的。但《动向》限制了字数，我不得不把这个论题剖做两篇答问录，后面这部分另投了《北春》（当时《北春》正好来约稿）。没想到《北春》这篇先发出来，这样，就只有一篇好像是单单谈把毛作为"小神"供奉的文章问世了。虽然张伟国后来把《动向》延期的那篇也一起投了《北春》，但两文发表出现了时间差，再加上国外的咨讯传到国内还有时间差，这就给不了解我的观点的人，留下做文章的"口实"了。显然，余杰机灵鬼似地抓住了这一空当，正是利用了他曾义正词严地加以谴责的共产党的"文化专制"。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把这个"事件"当作一场误会看待的。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余杰的"檄文"提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非得我出面解答，才算有个了结。因为我觉得，就"是非高下"层面的问题说，世界上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一个人在自己不同的年龄阶段，本来就不可能有相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是可以通过换位思考，互补缺陷，阅历和知识的增长来达到一致的。我觉得，就余杰提出的争论看，那也不过是他自己尚未想清楚，而他的上两代先驱们已经想清楚，并在过去的三十年来，一直用行动回答的问题。我既不认为一场重复的争论可以结束历史上曾发生多次，以后还将不断发生的争论，也不认为有"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必要。
给余杰的一道"是非题"
我不回答余杰提出的挑战，余杰大概不会认为我是看不起他，或者害怕了他。既然如此，我何必还要来费事写这篇小文呢？因为我感到余杰这样的人，生活在"冰"与"火"的两重天地里——听到的要么是吹捧，要么是谩骂，这对他的心智成长，其实是很不利的。而且，他所论及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是"真假题"，而不是"是非题"，尽管它们是以"论个是非"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在圣诞将临之际，为礼貌起见，我决定还是对他的挑战作一个答复。
当然，在这之前，我想提出文章之外的一道"是非题"：
我和余杰从来没有照过面。虽然两人有幸在2004 年6 月都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四 * 六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我被安排第二个作了发言，他被安排第三个作了发言。但那次会后，他有事先走一步，我们也就失掉了结识的缘分。此后，听说余杰曾质问会议主办者："为什么让XXX 这样的人参会？"
据我所知，余杰说的那个人，至少比他更有资格参加那次会议。因为，1989 年赵紫阳的"五四 "讲话，是参考了这个人和李泽厚的文章写出的；这个人也是当时一份著名公开信的执笔人。这封公开信，是 89年第一份以中共党的基层组织向党中央发出的公开呼吁，上面有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绳、 各所所长和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的签名，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在四 * 六以后的清查和批判中，他也是被中宣部点名批判的四个"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推崇的人物，不是萨特、尼采，而是雷蒙 . 阿隆，……我认为，即使余杰与他有观点上的争执，也不必质疑别人参会的权利和资格吧！一个信奉民主理想的人，至少应懂得一条原则，就是伏尔泰说过的那句话：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原则。
余杰的行为表明，他作一个合格的民主战士，还是存在差距的。
三类"信徒"，你属于哪一类？
读余杰的文章，我也有一些感叹，有一些反省：
一是感叹知识积累与眼界开阔，对于一个评论家的重要性。以"小神"问题而论，民间神话研究的成果显示，中国民间神祗不下百个：凡天地山川，风雨雷电，江河湖泽，四时节气，金木水火，飞禽走兽，桌椅板凳门窗灶台扫帚……恐怕除了茅坑以外，都被赋予了"神灵"。 不过，在我刚刚读到的萧瑜的《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他还真提到了 "厕所之神"。故事讲，他刚刚当老师的时候，比他年长的学生对他很不服气，要考考他的对联。学校马上就要举办丧事了，怎么办？他很着急，但进厕所转了一圈出来，联句就有了。他认为这是厕神赐予的灵感——可见是 "万物有灵"。 在哲学家那里，这成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证明。笔者谈"小神"，就是在中国民间文化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展开的。但余杰为什么会一下子就想到"唯一神"，想到"信仰"，想到"崇拜"和"膜拜"呢？我觉得，这不是他有意刁难，而是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
其实，在信仰问题上，东西方的情况也差不多。陀思妥耶夫就曾把"信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卖圣像者"——他们"信仰"、宣称自己信仰或鼓动他人信仰，是为了谋取钱财。在巴黎的卢浮宫内，有关宗教题材的画廊中，就有好几幅这个题目的油画，可见这是一个不论基督教还是东正教都普遍认同的现象。
第二类是"谋财害命者"——当他紧盯着别人的钱袋，对自己的同胞举起屠刀时，依然不忘在胸前划十字，让"上帝保佑"他的手不要发抖。这类事例，从共同信奉佛教的日本人屠杀他们的黄种兄弟，也可以找到佐证。可见这也是世界各大宗教信仰问题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第三类是"生活中的基督"——他们对待自己的信仰，就象一个母亲对待初生的婴儿发出的微笑一样自然，那是从内心流露的，毫无做作，也不是表现给别人看的；是只求奉献不问索取，并甘愿为之付出生命的情感和觉悟；是从爱和牺牲中得到满足的体验，那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
——显然，老杜的这个发见，既可以检验我们周围的众生相，也可以检验我们自身。
俄罗斯宪法大，还是余杰的眼大？
余杰惘顾我批判斯大林"专制极权主义"的一贯立场，在行文中给我栽赃了一个"崇拜斯大林"的罪名。原因何在呢？他不喜欢我谈"俄罗斯文化的包容精神"。他似乎不知道新俄罗斯宪法中关于国家标志性事物的规定。它们是：
国徽——双头鹰——苏共时代的国徽；
国旗——白、蓝、红三色旗——沙皇俄国的国旗；
国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国歌；
国都——莫斯科——大公国和苏共时代的国都。
究竟是俄国宪法更能表现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精神，还是俄文大字一个不识的余杰，走马看花留下的印象更能代表俄罗斯精神呢？我想，这应当是有"公论"的。
"投射现象"与"排犹风潮"
心理学家认为，在大众文化中，有一种常见的现象——投射现象。这表现在，行为人并不了解辩论对象 ，也不懂得在什么层次上与人辩论，只要听到对方某句话不顺耳，就把它与自己所敏感的某件事联系起来，加以放大，并实施攻击。所谓"民族主义"风潮， 排犹 运动，就是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者依据这种原理，"滚雪球"般地"滚"出来的。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国民就是听说自己的同胞在东北被中国人打死，被煽动起来了 ；而纳粹运动，则是根据一本伪造的犹太人统治世界的秘笈——犹太贤士议定书——煽动起来的……
我并不赞成余杰的教友把他的行为与文革中的红卫兵 或者 纳粹的冲锋队员加以比较，因为余杰还年轻，他具有强烈的诗人气质。在一般人看来，心理与物理、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是自我意识成熟、人类理智清明的象征。但诗人、文学家这类特殊人才需要的恰恰不是清明的区分，而是混为一体。我是非常羡慕这种 天赋才能的。我想，如果余杰去当诗人，他大概会比我的一位朋友——黄翔还要"狂"；但如果要介入社科，则可能需要剪裁掉他的许多天分；如果要搞政治……对不起，这的确会让我想起毛泽东，——那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天下人的不幸！
除了听风就是雨的敏感，外加煽动性极强的语言，你是否还需要补充一些其他的修养呢？
是谁在"颠倒黑白"？
余杰在文中还对我所描述的89 民运中的"利用毛"现象提出了质疑。但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文债"欠得太多，还是因为他对那场运动根本就缺乏研究，所以，作为"原告"他并没有拿出像样的论据来进行反证，只是匆匆地给人戴了几顶帽子，就溜之大吉了。如果他真有探讨的兴趣，我建议他去看看朱晓阳和陈佩华写的《象征与暗流》（载《沉重的回首—— 89天安门民主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那里提供了一个极其完整的案例。曾有好几位 80年代著名精英人物推荐我看。他们说你搞八九研究，可不要光看到大专院校和研究所里的事情，还要了解市民、工人……。此外，也可以看看浏阳"三壮士"中的余志坚所描述的他的家人的情况，另外，还有作为为数不多的目击者的我的"目击记"。如果不愿意了解这些，余杰至少应该知道，"三壮士"是被学生"选举"出来的"代表"经过民主讨论的程序，送交公安局的，而不是公安局来抓的，事后陈希同也没有借此做文章，这些，总是不能改写的事实吧？如果余杰的逻辑说得通，这些学生及其代表们岂不都成了"崇毛"分子？按照余杰所说，" 绝大部分崇拜毛泽东的国民完全支持六四屠杀，崇尚暴力和杀戮"，那么，广场的学生和市民们岂不"绝大部分""完全"是主张屠杀自己的？！而警察和陈希同倒是不主张"暴力和杀戮"的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 "颠倒黑白"！
到此，笔者不禁要问，余杰连这些基本史实都不清楚，在逻辑上又是这样首尾不能相顾，他那洋洋几十万言的"大著"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
倘若他承认自己并不了解当年发生的事情，更没有对它作过深入的研究，那是可以被读者谅解的，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外地的中学生，谁也不会去求全责备。
当心网络依赖症
再说近二十年来的"崇毛热"，我认为那只是一种有"周期性"的文化现象。虽然近年来有所升温，但并未构成一种社会危胁。而"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西方文化"——这三种文化所构成的周期性 循环 ，不仅可以验诸近三十年的文化史，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也可以找到证明。
因为不上网，我的视野可能有盲点。但我也知道，天天和网络打交道，尤其是和特定主题的网站打交道的人，对社会的认识是会失真的。打个比方，现在大陆关心"同性恋"话题的网站已有三百多家，如果我天天泡在里面，我恐怕要忧虑：中国人会不会"绝后"了？再比方，目前中国关心"安乐死"话题的网站也有两百多家，假使我天天沉浸在里面，我可能又会忧虑"谋杀"已迫在眉睫了！但退一步想，中国有多大？人口有多少？网站有多少？有几万、几十万人或几百家网站关注某一话题，这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又算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现在的中国，各种歌星、球星、卡通明星，比政治领袖的待遇高多了。不久前，我看到国内大报上有一篇文章——《米奇只要求与毛泽东同等待遇》，原来是米老鼠广告要与毛争锋。但我注意到"毛泽东日"的提议至少没有上过报纸。签名附议者中间也没有中央委员和人大代表。相反，在大陆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 ： 毛像或者语录价格升至几何，"红色收藏"的行情如何，这个"生意"甚至还做到台湾去了 。我想，那里总不会有什么"毛崇拜"吧？
我不想散布"麻痹情绪"，但我也不愿作"杞人"之忧。更何况，哈维尔说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面包店的营业并无关系呢！
胡锦涛不打老邓、老江的旗帜，也不树自己的旗帜，这正是政治风水流转的症候。那恰恰可以证明我提出的模式，不仅在文化领域存在，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存在。所以，余杰不仅不能把它作为批驳我的证据，相反，应该拿来证明我的论点。至于这种政治上的轮转，究竟是政府对于社会需要和情绪的适应？还是相反：社会情绪被官方的说辞牵着鼻子走？这完全是可以讨论的。
我担心的不是"革命文化"的潮永远不退，而是在下一轮西方文化主潮到来时，中国人拿不出象样的东西，像八十年代末期一样，让它很快就成为了过去……
"语言暴力"与"口唇人格"
我对余杰文章的另一个感慨，是它的"语言暴力"。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在人格发育的"口唇阶段"，"语言暴力" 是常见现象。如果一个人的"人格发育"不顺利，它就会成为成年人永久的毛病。目前，心理学家已经把这个成果扩大到研究"社会心理"现象了，比如，文革的"大辩论"发展为"语言暴力"，是不是一个民族的"口唇阶段"尚未结束的标志呢？而我认为，这个"人格"的 最初阶段，如果再退化，就会退化到"丧失人性"。这也是可以验诸事实的：文革由"大辩论"转变为"武斗"，语言暴力的出现，正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在毛泽东的个案里，这个特色和过程就更清晰：他喜欢发挥"口唇"优势——给人无限上纲，把别人没有的意思强加于人，然后批倒批臭；他讲理讲不过的时候，就骂人；骂人骂不过的时候，就打人（斗争人，对人实行"专政"）。当毛的个人专制化为"群众专政"时，尸横遍野的景象就出现了——那的确是比野兽袭击更可怕的情景……
余杰今天能把我解释"毛泽东热"的文化现象，等同于为毛崇拜"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把我主张"多元化"指控为"屠杀"，明天——他当权的那一天——想必也能名正言顺地对我实行"正义裁断"了！
从"砍人头"到"数人头"，路有多长？
余杰的檄文，有一个最动人之处，那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民主社会的急切希望。 他暗示，要达到理想目标，应采取"最迅捷"的方法。而"最迅捷"的方法，莫过于将毛的脑壳一砖头"啪丫个稀巴烂"。这比起我所提倡的"解剖 - 分析 - 化验"方法，对于结果一个人的肉体生命，无疑是更"迅捷"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思想体系，它已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中、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在许多方面——比如语言——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它是深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东西，我们能将每个人的脑壳"啪丫个稀巴烂"就了事吗？为要"迅捷"的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屠杀！
其实，寻找"最迅捷"途径本身就是"毛式思维"。用之于从事革命必然选择暗杀手段和暴力途径，用之于从事建设事业必然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用之解决社会矛盾则必然由"语言暴力"导致血腥镇压。
讲到这里，我想起李锐先生最近送我的一本书中，有一段他和菲利普 . 肖特的有趣对话，兹录于此：
肖特：从英国历史进程来看，是慢慢消弱皇帝制度的，用了800年（？）才走到今天的民主社会。中国如果从1911 年算起，改变皇帝制度还不到 100年的历史。
李锐：你们一直有皇帝，而我们已有九十多年没有，但你们的民主比我们好。
如果按照余杰的标准，中国的革命应该算"迅捷"的了，但这个"迅捷"的革命，不仅并未带来民主，相反比有皇帝的制度"专制极权"程度更高，原因何在呢？
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奉行的都是"砍人头"的政治，直到近一百年，才开始实践"数人头"的政治。但数着数着又大砍一番，为什么呢？没有耐心，不愿意说服人，只愿意压服人；不承认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既是专制制度的人性基础，也是它的哲学基础。这其实也正是基督教徒的最基本课程。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余杰硬是要坚持"毛式思维"，那也是他的自由，我是不主张赶尽杀绝的。只不过，他的自由不是无限的，别人的自由权利，便是他自由的边界，这一点，希望他任何时候不要忘记。
2005年12 月 14日
原载200512月16日《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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