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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王希哲指责"头面人物"凌锋、王军涛、王丹拿台湾的钱做阿扁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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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希哲指责"头面人物"凌锋、王军涛、王丹拿台湾的钱做阿扁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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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王希哲指责"头面人物"凌锋、王军涛、王丹拿台湾的钱做阿扁的狗 (416 reads)      时间: 2005-12-01 周四, 上午3:43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海外民运怎样寻找新的杠杆？
----王希哲在民主党罗德岛总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整理


一、中美形势发生的变化

我想大家都会注意到近年来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海外的外交游说作为对中共的一个压力杠杆，是很有效的。国内抓了人，特别是是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海外民运就马上动员去游说各国政府，国会，首先是美国，请他们出面谴责、抗议、施压，这曾经很有用处，中共政府往往就会释放，或拿着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人物来作交易，交换中共政府有求于美国的东西。那时“自由中国运动”的两员大将连胜德和叶宁坐镇华盛顿DC，就专作这个事，一般今天抓了人，我一个电话打给小连小叶让发消息，明天美国国会的发言人，就会提到此事，批评中共。这几年你看如何？几乎毫无效果，甚至美国连提都不提了，小连小叶也没劲了，后来也都懒得干了。不但他们，整个海外民运，基本如此。为什么？因为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发展，美国手中得以用来制约中国的牌，是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布什马上要去中国，据观察家评论，这回，倒是布什很多有求于中国，中国几乎没有有求于美国的了。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它说明了当前中美形势的深刻变化。

大家都知道，海外民运的功能就是推动和支持国内运动的。推动政治的也好，维权的也好，海外都必须要能作三件事：一是能在海外作舆论，用国际舆论保护出来干事的国内朋友；二是他们一旦有事，能动员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出面营救他们；三是暂时营救不出来的，能多少给他们家属生活一些抚恤，对他们尽责。若这三条都做不到，或越来越难做到，就无法去推动了。不然，一旦有事，你怎么对得起他们？但民运又不能不干。怎么办呢？尽力而为之外，就要寻找新的杠杆。

二、台海形势发生的变化

台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争，本来是用什么主义来改造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内争。台湾应该是，本来也确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后方基地。但这个基地90年代后，却被台独端掉了。中国民运失去了最可靠的后方，仅从最功利的角度看，台独也是中国民运的死敌，我总是问凌锋一类人，台独了，究竟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带来哪些实际的好处。谁也不能回答。但坏处，我却能告诉他们千万。真不明白不少的民运头面人物为什么那么热衷为台独捧场站台，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们个人能够从绿党那里捞到几个小钱。不然，他们那么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鬼才相信。

所以我在台海的立场是，坚决支持中共打击台独，并且监察中共不得对台独妥协退让。台独的本质就是逃跑（皇民性质则另外），要把中国民运的后方基地毁坏掉作对中共的交换礼后自己逃跑，中共却不领他们的情。“人权自由主义者”的意思是让他们跑，能跑一个是一个。我的主张是你自己跑到哪里都是你的自由，但不允许带着台湾跑。拉出督战队也不能让你们跑。就是要逼得它无处可逃，让它彻底明白台独走不通，回过头来，承认都是一个中国的人，承担自己中国人的责任，不但与蓝营而且与全体的中国人融成一条战线来向中共政府争民主。到了那个时候，台海互动就是一条推动中国进步的极重要的杠杆。这回我来布朗大学讲演，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谁是真爱台湾？趁台湾还有本钱作杠杆来推动中国进步，既利全国又利台湾才是真爱台湾。从蒋经国起机会就没有抓准，李登辉更不必说他。20年中美力量消长，现在已经晚了很多了。明知不可为绿党还闹下去，闹到一点本钱没有了，美国懒理了，反打你的屁股了，只好无条件投降，才是悔之无及了。

三、必须准确把握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

我反复地强调过，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政治运动，不是自由主义运动。两者是不同的。自由主义者的格言是“哪里有自由哪里是我的祖国”，他不必对自己母国的人民负责；中国的民主运动的格言是：“中国是我的祖国。她现在不自由我要使她自由”。李敖最近在北京说过类似的话，更早是司徒华在香港说的。它强调的是一个中国的政治家要承担对自己母国人民的责任。香港支联会在司徒华的领导下，民族主义立场与民主主义方向的关系，是相对把握得最好的，海外民运的活动家要向华叔学习。

中国民运在海外面临特殊的环境。西方列强国家美欧日澳等，反对中国政府，一方面确出于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对中共政府压迫自己的人民的专制政策不满，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一方面，也往往包藏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损中国，利自己。这就要有清醒的分析。流亡海外的民运政治家长期失去了与自己母国人民直接的联系，每日与西方政界交往斡旋，甚至不少人与组织的经济资助，来源于他们，这就使他们往往失去清醒，忘记了自己是中国的政治家，而随意地把自己的言论混同一个自由主义者去迎合列强的国家利益。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我们不是流亡海外，我们是一个在中国国土上合法活动的在野党，我们的竞选纲领会同情台独，支持台独，为台独张目吗？人民会把选票投给我们吗？怎么我们在海外，就会主张国内人民不喜欢的分裂国家的纲领呢？我们究竟是向谁负责的？这些意见我与军涛、王丹都交换过，他们不该只向台湾情报机关负责，如果他们立志以中国为己任，他们今天在海外的一切意见、口号都是要准备着明天回到国内接受自己的选民的审查的。除非你心里本来就打算在海外混一辈子饭。如果你说，今天我说的话，不过是应付现在的环境逢场作戏，明天回国谁还记得？不，人民记得的。你看，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前亲苏害国的那些言行，人民不是至今都记得很清楚，还在谴责吗？

其实，某些海外民运今天犯的错误就思想方法上，与当年共产党的错误，完全相通。他们都是“国际主义者”。共产党当年信仰的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高于民族主义，高于国家主权。因此，当“国民党专制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的苏俄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在他们看来，就应该站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出卖掉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苏俄的国家利益。最典型的恶例就在对中东路事件、《日苏中立条约》的态度和支持、承认“蒙古独立”等政策上。这至今成为中共历史上羞于见人的洗刷不去的罪孽。

今天的海外民运，则信奉“自由民主国际主义”。“自由民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同样的高于民族主义，高于国家主权。因此，当“共产党专制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利益（例如日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他们看来，就应该站在“自由民主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出卖掉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如日本国家利益。最典型的恶例，就在支持，吹捧台独上。

当年共产党搞国际主义，他们以为“人民民主高于国家主权”，今天支持蒙古独立，以后中国也“人民民主化”了，蒙古就自然会回归。1949年，中国真的“人民民主化”了，毛泽东确实很天真的以为蒙古会回来，想找斯大林谈，不料斯大林告诉他：“蒙古回不去了。因为它已经独立了！”

今天海外民运搞国际主义，他们也常唱“民主自由高于国家主权”这个调子，说是今天支持台湾独立掉，以后中国也“民主自由化”了，台湾就自然会回归。作梦。那时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会像斯大林一样告诉他们：“台湾回不去了。因为它已经独立了！”

我觉得海外民运的不少头面人物，完全不像是个政治家，脑袋里从不见有中国人民近一二百年来为民族解放，人民自由所作斗争的经验教训积累的传承，常犯很浅薄的错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似乎从不读中国历史，对中国民运的把握完全没有历史感。他们从不把今天的中国民运看作有如一条伟大长河的历史的中国民运的一个流经的阶段。在他们眼里只有“六四”，民运的一切都是“六四”，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从“六四”开始的；眼光再远大一些的，也不过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从“民主墙”开始的。所以他们是“民主之父”。

不要好笑，这是真的。所以，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和中国政党联盟，要特别强调自己事业的历史传承和历史教训，使自己成熟起来。

（下略：四、海外杠杆与国内杠杆的关系；五、以政党联盟为坚强依托，发展与海内外其他民运团体关系；与法轮功关系；与台湾各政党关系；与中共关系等）

王希哲
于民主党罗德岛总部理论务虚会
2005年11月14日
[email protected]


● 台湾与“民运”的合作内幕与“海外民运”的业绩总结


台湾出版的《自由时报》９月２３日出人意外地掀开了关于“国安局”出资两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北京之春》杂志社，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每年搜集情报二百五十件的内幕。报道说，《北京之春》杂志社目前的“社长”一职由“民运人士”王丹担任。据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介绍，自１９８２年起，台湾国民党提供给“海外民运”机关刊物《中国之春》的经费主要是通过台湾政府中的情治单位拨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开支预算之内。民进党上台执政以后，为了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台湾新政府的意图，决定将资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案审查”。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则新闻很快被海外各中文媒体转载，成为２００２年“海外民运”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长期以来指责“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治机构工作的批评之声不断，但《北京之 春》等“民运组织”均予以否认和驳斥，还谴责这是“共特造谣”。此次台湾 《自由时报》的曝光报道，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一记耳光。一向自称“海外最大的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运”与设在土耳其的“疆独”基地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刊登广告公开为北约战机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举进行狡辩，而在美国的其它“民运组织”以及华人社区中遭致非议，被众人斥为“台谍”和“败类”。其实，《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情治系统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民联”、“民阵”、“民联阵”、“自民党”、“中国人权”、“联席会议”、“中国之音”、“联总之声”、“天安门一代”、“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汉藏协会”、“学自联”、《大参考》、劳工观察、宗教迫害调查委员会、宪政协进会等组织又何尝脱离干系？尽管《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抱怨台湾给钱的数目越来越少，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然而，实际上他本人则早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几处房产。早先另一名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民运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阵”主席的万润南，也一度被人指责“私吞大笔公款”。

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们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在由台湾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几家网站、报刊、电台上，几位自诩为“民运主流”的评论员先后充当着台湾李登辉、陈水扁两朝雇主的喉舌。他们往往一稿数投，相互因袭，唱着同一个调，论点大致与台湾“陆委会”各个时期的对外发言基调亦步亦趋。虽然这些“民运人士”常常说，“只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里来”，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又如拿了“远华案”赖昌星的钱，就得为其上庭辩护和出书立传。反华、分裂势力之所以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战略”中打出一面漂亮的“民主人权”的旗号。众所周知，“台独教父”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作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民运人士”魏京生到台湾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二百万美元的资助，竟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台湾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主席”虚衔，在满足其虚荣心的同时，调高了他的反华音量。

面对台湾媒体突如其来的曝光，《北京之春》“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这个男同性恋者称，只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例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申请经费。其实，《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名单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王丹的人事调动也得经过“国安局”。既然该杂志迄今名义上仍是“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王丹不是“民联”成员，“社长”一职显然并非通过“民联”产生，况且直至《自由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前，“民运团体”对“社长”易人一事均未知情。这个连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无法通过的王丹，虽然早在北京大学读一年级时就因学习成绩太差而差点留级，通过关系而“转系”，但在辍学入狱九年之后，却以“民运人士”身份破格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据报道他在哈佛入学的将近二十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还以“研究美丽岛事件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实际上并不可能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编辑事务。《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胡平也在对“多维社”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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