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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郎咸平咋的变了?作者: 彭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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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郎咸平咋的变了?作者: 彭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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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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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郎咸平咋的变了?作者: 彭雅青 (669 reads)      时间: 2005-10-12 周三, 上午11:55

作者:wm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郎咸平咋的变了?
作者: 彭雅青

【内容提要】一场标榜“学术自由”的讨论为什么深深打上了道德批斗、人身攻击的烙印?一个为“学术尊严”而战的财务教授为什么更热中于对“国退民进”全面叫停?一个曾为仰融代言的“独立第三方”为什么迅速演变成“令人发抖”的“民企杀手”?


一场标榜“学术自由”的讨论为什么深深打上了道德批斗、人身攻击的烙印?一个为“学术尊严”而战的财务教授为什么更热中于对“国退民进”全面叫停?一个曾为仰融代言的“独立第三方”为什么迅速演变成“令人发抖”的“民企杀手”?



郎咸平变了

《商界名家》2004。11

郎咸平是谁?

李东生这么问,是因为他对郎咸平质疑TCL“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回避和不屑;“挺郎”派网友这么问,是因为他们对郎咸平公开撕开了“国资流失”真相而深深地感佩,震惊,继而狂热地支持。

而我们这么问,则是为还原郎咸平。这个从西方归来的微观财务教授,当他毅然“向内地发展”并步入宏观的政经领域,其价值链条发生了怎样的分裂?这个一再声称“以财务数据说话”、反对“拍脑袋决策”的独立学者,其“棒打”TCL、海尔、格林柯尔并进而对“国退民进”全面叫停的背后,到底有着怎么的用意?

这个秋天,郎咸平的嬗变,比郎咸平的崛起更值得我们思考,并触摸到某种本质的东西。

从“学术自由”到“阶级斗争”

2004年8月3日,复旦大学讲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质疑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使用“七板斧”伎俩,即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在“国退民进”中侵吞国家财富。一场席卷全国的争论,由此发刃。

而发刃的根源,显然是因为“学术尊严”和“学术自由”,而并非郎氏观点的新颖。

在此之前,郎咸平已“三叩TCL”,质疑TCL“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四问海尔”,质疑海尔正进行着“曲线MBO”。这两大质疑的砍刀刀刀落在“国资流失”上,但由于李东生和张瑞敏的刻意回避,使得刀落处,除激起了证券市场的一定风波外,并无多大杀伤力。

在此之前,关于“国资流失”的问题曾一度被学者和媒体提及,武汉冠生园等“国资流失黑洞”曾频遭揭露,MBO也曾被叫停过。

要是没有顾雏军的怒目相向,把“郎顾之争”公开并尖锐化,也许郎氏的质疑像石头遇到李东生和张瑞敏的棉花,并无多大反弹。可顾雏军不但不做棉花,反而举起了更为锋利的砍刀,指责郎咸平对其造成了诽谤并发出律师函,扬言“采取包括法律程序等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声誉。”不料,此举正中郎咸平“下怀”——这个一直等人“过招”的“孤独教授”终于有了对手。他立即北上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这封律师函,不仅声明“绝不会更改或道歉”,并且控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他说:“我以及学术界绝对不会接受企业家透过任何方式以威胁的口吻践踏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为本的学术尊严与自由,这一点是我今生奋斗的目标。”

郎咸平年轻时做个两年记者,自然懂得如何利用和迎和媒体。在他煽情的“发布”下,“郎顾之争”顿时演变成一场对“学术尊严”的践踏与反践踏战,郎很快以代表“公正”和“良知”的立场赢得了广大网民的支持。郎还因势利导,由点到面,把对顾雏军的批评和对TCL、海尔的质疑串连起来,转向更广阔的战场——对“国资流失”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事实上,与顾雏军的交锋并不重要,我现在最关注的还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他还振臂高呼:“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把“战帖”撒向了广大的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郎咸平上台的第一句话便是公布他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吴敬链、张维迎等。郎的逻辑简单明了:你们不来就是不支持我嘛。为什么不支持我?反对我?反对我就上来论战嘛。于是,一场“郎顾之争”迅速演变成大陆学界关于国资流失、产权改革是否要叫停的大争论。

梳理这场被称为“郎咸平VS成千上万的嘴巴和脑袋”的学术论争,我们不难找出这样的“郎氏脉络”:以“学术尊严”应对顾雏军,以“学术自由”挑战众学者,以“学术良知”激起广大网友和公众对其的支持和“助战”。

坦率地说,郎咸平以学术的名义掀起一场关于中国产权改革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大讨论,无疑是一件大大的幸事。他无情地撕开了社会腐败和不公平的腹腔,把“国资流失”这个并不新鲜的观点化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让广大民众所熟知:属于你属于我的资产在流失,并进而加入更广泛的网络大讨论。他公开地把“学术良知”置于社会大众的眼球之下,使之走出书斋并试图成为博弈企业、影响决策的有效力量。然而,由于郎咸平的急功近利和过于明确的目的性,我们又不无遗憾的发现,这场定位于“学术自由”的大讨论和“学术自由”的本位渐行渐远,郎本人也在这场讨论中开始了无形的嬗变。

没有人不承认,郎咸平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微观财务学教授,他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论文已达世界颠峰级水平,郎咸平自己也一再声称“我一切都是以数据说话”。但当这场争论浩浩汤汤迅速扩展开来时,为获得舆论的支持,郎咸平便开始把一场严肃的学术争论娱乐化成一个情绪化的大众话题,异化为一场学术界的“阶级斗争”。他用词煽情,把自己包装成“财经界的谢霆锋”,走到哪里就炒作到哪里;他出语惊人,把自己标榜成“国资流失”的坚决捍卫者,而那些不支持他的学者,就被视为成既得利益者,被扣上“学企合谋造成国资流失”的帽子。他骂人的语气也越来越绝对、越直接、越激动——他骂张瑞敏“保姆做了主人”、“只要坐到那位置上,中国起码有1/10的人比他做得好”,骂张维迎“你以为他们(大众)都比你张维迎蠢啊,切!”、“很多网友讲话其实比张维迎还有道理,不知道他这博士怎么念的”;骂大陆学者“50岁以上的都是拍脑袋的,40岁以下的才是做数据的”,骂中国“产权改革”是“合谋侵吞国家财产”,骂中国民营企业家“他不抱有任何幻想”……这种非此即彼、一棍子打死的骂人逻辑已没有了一个财务学教授的严谨,失去了“学术自由”的平常心。而他,也似乎不再是一个学者,而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前面只有敌人,没有朋友。

难道揭开了中国“静悄悄私有化”疤痕的郎咸平不知道他正迎合了那些痛恨腐败、那些在对现实感到不满和无奈、那些还没有走出“均贫富”思想的“大多数中国人”的“仇富”情绪?难道学成于西方、就职于香港的郎咸平不知道情绪化、娱乐化和“阶级斗争化”是“学术自由”的致命大敌?

当然知道。正像他自己所说:“你相信真有那么多巧合吗?你有没有想过这是我精心设计的结果?我为什么不甘于只做一个教授呢?那是因为我的所学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完成一个伟大的革命,我义无反顾地冲击,永不言败,没有任何妥协,其实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目的是想引起政府的震动,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将一切还之于老百姓。”

一个带有绝对目的性的郎咸平跃然“语”上。我们姑且不怀疑这种目的性的好坏,但一个口口声声标榜“学术自由”的学者竟把“学术自由”当成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手段和幌子,就不能让人怀疑这种“学术自由”的变异,担心郎氏“越位”的危险和可怕。

从揭批“国资流失”到阻止“国退民进”

许多媒体把郎咸平描述成“中国财经界的鲁迅”,“皇帝新衣里的小男孩”,把他掀起的论争概括成“一个来自香港的自由学者对中国大陆无数御用经济学家的挑战”,个别媒体还把郎咸平推上“良知”和“道义”的“神坛”。如此“定论”,不仅再次证明了郎咸平利用媒体和“学术自由”的手段之高明,也同样证明:郎氏论争的核心命题并未被许多民众和媒体所真正理解,而他却巧妙地赚取了民众和媒体的高额支持率。

其实,在郎咸平“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顾雏军”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并无多大意见,所以也没有赞同与否的声音出现。用吴敬链的话说:“我对郎教授批评的这几家企业并无很深的研究,无法做出赞同与否,但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但吴敬链最后话锋一转,明确表示他不同意郎咸平“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而张维迎、张文魁、周其仁等“反郎”派的立场也基本一致:承认“国资流失”,但坚拒“产权叫停”。郎氏论争的分水岭也就出现了:在“国资流失”问题上,无人反对他,但在“产权叫停”上,他几乎遭到了大陆主流经济学家的一致反对。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郎咸平以痛斥“国资流失”、揭批张瑞敏、顾雏军等背后“黑幕”而迅速窜红,获得了媒体和网民的欢呼,但郎咸平批评的火力却并没有停留于单纯的“国资流失”,而是最终落在“产权叫停”的目标上。也就是说,郎咸平以猛撕“国资流失”黑幕而披上了“良知”和“道义”的面纱,而在这面纱之后,他已悄然使出“乾坤大挪移”,将“产权叫停”列为了其核心命题,郎咸平的炮口也不再对着顾雏军,而是那些主张“产权改革”的学者和企业家,并把他的“论敌”不是视为“侵吞国资者”就是“侵吞国资者的合谋”,火力不可谓不猛,出手不可谓不狠。

郎咸平在猛烈的“产权叫停”中,似乎终于找到了斗争的真正快感。正如其所说,他常回忆起30多年前,他,一个生活在底层、大部分科目不及格的台湾少年,因为老是受到高年级同学欺侮,竟拜山东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为师,从此混迹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打遍全校无敌手,并有了大名鼎鼎的绰号——“西门町之虎”。这位“西门町之虎”的反抗和好斗本性在30多年后的中国大陆找到了施展的舞台,并为之而津津乐道时,他却不知道,30多年前,和他同龄的大陆青少年却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无奈地荒芜着青春和学业,30多年后,这些或成为张维迎或成为顾雏军或成为唐万里的人对那段“红色的记忆”仍然不敢回首。对中国政治和国企的改革历史缺乏感同身受让郎“停止产权革命”的叫喊犹如空中楼阁,不是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就是似是而非的政治语言。

郎咸平说:“国有资产是谁的?你的,我的,全国人民的。”这样的论调显然没错,就像无数的国企领导人口口声声喊“为人民服务”一样没错,问题是,在这一大而空的论调下,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国有企业搞不好,并不是因为所有人缺位,而是因为国企领导人缺乏信托责任。好一个“移花栽木”的推理逻辑!从西方归来的郎咸平不可能不知道,信托责任在西方社会之所以神圣并灵验,因为它建立在产权私有基础上,只有在产权界定明晰的基础上才能衍生出信托责任的问题。而中国呢?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这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委托人的国企体制,使得国企领导可以享受“信托的权利”却不必履行“信托的义务”,腐败和低效自然随之而生。郎咸平非常推崇青岛啤酒的国企模式,并把金志国做为有着信托责任的典型加以推介。而金志国却不以为然。他说:“国有资产流失除了郎先生提到的在国有资产转让和出售过程有可能低价出售国有资产,还有其他几个主要表现形式。如:一些地方由于“区域利益”作祟,盲目引进,重复建设,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其实,几十年来,比缺乏“信托责任”更可怕的是,腐败和权利一直在暗中“侵吞”属于老百姓的国资,其数量远远大于改革中明显流失的国资。这一点,郎咸平似乎视而不见。如果叫停改革,重新回到郎咸平的“大国企”理想里,岂不是要人们重新回去吃“大锅饭”?而这,已经是数十年体制改革宣判了的错误。

郎咸平说:“属于国家、属于老百姓的国有资产现在正最后一次地被瓜分掉!他们现在使用的是两种办法,第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第二、制定价格的特权。”这话也没有错,按照这话的逻辑,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如何使法律不缺位,如何使制定价格无特权。但郎咸平并没有按逻辑往下走,而是刀锋一转,把矛头对准企业家,“所以,今天必须唤起全民意识,阻止最后一场在这‘国退民进’盛宴上狂欢的资本家。”郎还指出,“国退民进”是大陆经济学家拍脑袋拍出来的结果,是学者、学界与企业共谋的结果。其实,谁都知道,制定价格的特权握在政府官员的手里,而并不在学者、学界与企业,资本家之所以能在“国退民进”盛宴上狂欢,是因为官商勾结,暗箱交易,监督缺位,而国资的所有人——全民,却并没有话语权。这些,郎咸平照样视而不见。他可以大声吆喝着棒打顾雏军,却不敢多问一句:是谁让顾雏军的“七板斧”所向无敌?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勾结和黑幕?

至此,我们就不难明白郎咸平的真正用意:带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从对“国资流失”的揭批转移到对“产权改革”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止步于现实政治。不仅批评在这里止步,而且眷恋从这里开始:“我追求的就是大政府,就是集权。”“我发现香港上市的国企的回报率比民企高。”至止,大声追问公平、标榜“学术尊严”的郎咸平,早已离公平和“学术尊严”越来越远。因为脱离现实政治土壤和更深的社会根源,公平何谈?尊严何在?

从“民企代言”到 “民企杀手”

其实,20年的中国市场化革命用成和败的双重实践结果已经证明:中国国企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效率问题,而是“游戏规则”本身的问题,那些香港股市上效率好的国企的背后,也并不是本身的自由竞争力强,而是资源的垄断度高。国企的产权改革不容怀疑,产权改革只能进,不能退。不消除这些长期在“双轨制”特权中扩张的经济力量,就无法突破政府、国企、金融三位一体的本质,也无法真正将政府从政企关系中解脱出来,制定真正富有现代精神的市场规则和民富战略。而对于身处转型期的中国民众,这才是最大的公平。

至于“国资流失”,自然是必须要严堵的黑洞,但不能因壹废食,而是要在强化监管,让交易阳光化、给民众以话语权等问题上“亡羊补牢”,让产权找到合适的“归宿”。这才是一个“转轨”国家的理性选择。而更理性选择还在于:创立一个自由企业可以生存和成长的体系,而不是相反。在这两者上,我们似乎都做得不够。一方面,是“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国资流失”,一方面,是政府权力对民间资本的无形压制和吞噬,而后者比前者更甚,危害也更大。

来自“自由世界”的郎咸平其实很清楚这一切。2003年,当仰融把辽宁省政府告上了美国法庭,并请郎咸平出任“独立第三方”从中斡旋时,郎咸平二话没说“欣然同意”。显然,仰融是希望郎咸平以自由学者的身份为其代言,而郎咸平则表示:“我希望通过仰融的案子,建立中国第一个案例而为今后的类似案件提供解决的方法;更准确地说,通过此案例清晰地界定产权,建立一套有利于政府和民企双方的沟通机制。”这时的郎咸平,显然也希望做一个内地民企的“优秀代言人”,并发出了一系列为民企鼓与呼的声音。他说,“企业有效率经营确实不容易,”“仰融离开后,华晨去年业绩下降了28%,这对于所有股东来说都是损失,如果能够更加清晰的界定产权,提高经营效率,那么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好事。”“当然国家可以说没有第一笔100元资金就没有仰融以后的事业,但是这个说法就严重低估了企业家的价值。由于企业家的价值甚难估计,因此任何行政与司法决策对于企业家都是不利的。”他还举了国有资本开头后来不断发展的例子,来证明仰融的作用,并且认为华晨汽车可以采取引进遗产税的办法进行和解。

但一年之后,面对着张瑞敏、李东生,郎咸平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他不再提及张瑞敏、李东生做为优秀企业家的价值——尽管这些在国外是被视为最宝贵、稀缺的资源,“仰融个人可以在国有企业里占股份,甚至占大股,向政府交纳遗产税就行了”的说法变成了张瑞敏们是“保姆”的论调。他还摆出一副“大开杀戒”的姿态:“我研究的还有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南京斯威特、复兴集团,估计一些人听到消息后要开始发抖了!”

【点评,从这以后,这篇作者也学者想郎咸平一样,开始了对别人内心的猜测,虽然不无道理,但不是良好的文风,有些东东还是让读者自己去总结。上面的文章说得很清楚,郎咸平是什么人,各人心中有数就行拉。】

是什么让郎咸平一年间竟然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论调?是什么让他从“民企代言”一夜间摇身变成了一个磨刀霍霍的“民企杀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说,经济学家不是经世济民的奇才,当经济学家说话时,他总是想从对方口袋里捞取多一点的利益。享誉国际的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1997年也指出,“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言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

按照大师的观点,剥掉“公正”和“良心”的面纱,出现的是这样一个郎咸平:一个从美国归来的财务学教授,一个把自己定位于“往内地发展”并期望有所作为的经济学家。如果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学者,“在世界第一流的学术期刊有着20篇论文”的郎咸平完全没必要别妻离子,回到香港,并“往内地发展”。郎咸平把目光投向内地,显然有着超越学术之外的动机和目的,而绝不是简单的“公正”和“良心”。

郎咸平因批评德隆和为广大中小股民说话,在内地初展头角,“郎监管”的名号也随之而生。但到底该把自己定位为“民企代言”还是“民企杀手”?郎咸平当时的想法似乎并未成熟。《上海侨报》一位记者指出,“2003年夏天,记者在成都采访郎先生后,曾撰文《郎咸平:中国证监会正对德隆系展开全面调查》。文章发表次日(2003年7月19日星期五),股市暴跌。市场一度评价与该文有关。郎随后约见记者,称自己遇到很大‘压力’。如何消除文章影响?郎直言‘改口绝对不行’,必须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但应有所善后,并进一步解释‘我希望在大陆有进一步发展,不愿结怨太多’。随后,各界纷纷避谣,郎亦通过某报发表澄清声明。原来,郎监管的‘学术自由’是有限度的。以何为限?以如何有利‘发展’为限。”

后来便出现了仰融事件。也许正是这改变了郎咸平的“定位”。仰融事件让郎咸平一度被置于尴尬的境地——辽宁省政府根本就不理他,这使得他最后不得无奈退出,而仰融最后的起诉失败更给了他沉重一击:帮助民企同庞大的政府机构博弈,实在太难,而如果转身投向政府的怀抱或者同强大的国企“握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郎咸平此后在内地发布的一系列文章,明显转调——他开始频谈“国事”,并对权威控制和“大一统”政治表达出极大的兴趣和眷恋。什么《国家没有经济的发展,何来真正的民主》,什么《建立全民纪律才是强国的关键》,等等。他说:“香港老百姓在英国人高压统制下早就习惯没有民主的日子,也就是港人从来没有追求民主的传统。既然香港的繁荣和民主无关,今天港人追求民主的做法就失去了正当性。因此我认为中央政府反对香港政改的理由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民主必须循序渐进等。”他说:“我们今天需要的并不是如同电视剧《走向共和》中革命志士抛头颅撒热血所追求的宪法及议会制度,我也不认为是钱教授所谈及强国的三个总结,我认为强国的根本或者说充分条件在于——纪律。”……此时的郎咸平似乎不像个来自香港的学者,而是一个内地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

财经作家袁卫东把“郎咸平现象”称为“来自香港的测试”,是张五常、张化桥、梁定邦、史美伦“现象”的延续。这些来自香港的人物,都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可以在两个体制的世界中穿行的自由,直率地发表了批评大陆的意见,赢得了空前追捧的热潮,也掀起了空前的大争论。而相对张五常、史美伦等的最终沉寂或离去,“郎咸平的出现,似乎为这一波香港潮流注入了新的内容。人们关注着,那些原本想要‘改变中国’的香港声音越发地现实了,或许他们已悄悄转向‘在中国的改变中获利’。”

或许,这才是“民企杀手”郎咸平最本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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