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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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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大饥荒 -- Anonymous - (110 Byte) 2005-9-13 周二, 上午11:37 (27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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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你说历代饿死了多少人？怎么就没人统计，这里有 (169 reads) 时间: 2005-9-13 周二, 下午5:5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转载来自中基层党员干部的信--如果没有共产党，死的人还要多

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信--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 (转载)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无情的自然灾害面前，文人们的任何煽情都是毫无意义的。河南的问题是因减产而缺粮，一缺粮就什么事情都来了。各种情景，即便几个文人不写下那些文字，都是能够想象得到的。毕竟民以食为天，一天不吃就饿得慌。不仅老百姓慌，干部也得慌，从下到上都慌。干部工作好些，报告写早些，可以少死人。这说明吴芝圃等人确实是有重大责任。不过话说回头，吴芝圃在河南发动水利大跃进，修了数不清的水库，客观上这是他的功劳，否则的话在特大自然灾害面前还会死更多的人。在这些事情上，需要公正。

不死人不可能吗？不可能。这是因为河南自古就是中国的旱涝中心地域，一有大灾河南总得大面积地死人，这对历史上的河南来说是一个改不了的规律。三年自然灾害，百年不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使然，因为到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能力可以超越历史的必然。

明亡于李自成起义，即以崇祯十三年的全国大旱为近因，是年“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一次蝗旱，闹到‘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烈皇小识》）的地步。”“‘土寇’之所以并起，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明史。李自成传》）”，李自成“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而导向大清灭亡的19世纪末的那场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饿死1300万人，在其中河南便是直接的灾中地带。

知道河南有个林县吗？“民国初，林县任村桑耳庄村桑林茂，大年除夕爬上离村七里远的黄崖泉担水，等了一天才担回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摸黑到村边去接，不小心把一担水倾了个净光，儿媳妇羞愧地回屋悬梁自尽了。采桑狐王洞村王老二，媳妇洗衣服用水多了，婆婆说了几句，媳妇一气之下，上吊自杀，后来王老二含悲搬家到桃园村就水吃，从此该村王姓断绝。原康西南山村民，一到旱年，就携儿带女，到浙河畔的头道河村就水居住。”(《红旗渠建设的回顾》, 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就是这样一个自然条件。本人读史才知林县人铁了心要修后来闻名世界的那条红旗渠，是到了大跃进的年代才成为现实的。为什么历朝历代这样的愿望都无法实现？还得说这是赶上了社会主义的好年代（市场经济下，红旗渠现已部分枯竭）。可是自然灾害总是按时不请自来，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按我说，林县人修红旗渠也还是晚了一步。

这就是河南，一有大灾河南总闹大面积死人。

愤青们是否肯和我一起控诉万恶的过去，看近代的中国，仅河南一省直接或间接死于自然灾害人数的“下下限”竟然达到了何种的程度？这里说“下下限”，因我实在没有“专业”人氏的本领，下面这些统计充其量不过是挂一漏万：

1876年～1878年大旱，河南省累计饿死400万人。
1929年～1930年西北和华北大旱，河南处于灾害边缘仍饿死100万人。
1937年，鲁、豫、陕、甘、宁、川、黔、桂等省大旱，灾民食树叶、树皮充饥，河南省灾民1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数未见公布。
1938年，蒋介石扒决花园口黄河大堤，下遊44县市受灾，河南省淹死47万人。
1942年，大旱波及全国，尤以黄河流域受灾最重。旱区庄稼枯死，农业无收，仅河南一省饿死者即达300万人，“寥廓中原，赤地千里，饿莩遍野”，1500万人濒于死亡边缘。

太悲惨了！！！让我们推而广之到全国范围，继续我们的控诉。

近代，“蒋介石统治大陆的20余年间，国家山河破碎，精英们胡闹，而大灾频繁不断，水利失修，农业产出奇低。广大的农民濒于饥饿死亡的边缘，终岁劳作而不得一饱的记载在文献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而因饥饿而死的农民可谓数不胜数。1920年，山西等省因旱灾而死亡人数尚不过50万人，而到了1929～1931年间，陕西因干旱死者达250万人，山西120万人，山东150万人，甘肃竟达350万人，四川更达到600万人；受饿者贵州300万人，湖南700万人，山东500万人，山西400万人，甘肃250万人，江苏800万人，广东1200万人。到了1934年间，长江中下游流域因灾死亡600万人。1937年，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淹死下游河南、安徽89万人。到1942年，仅河南一省由于干旱和蝗灾而死亡的人数即达300万。而到了解放前夕的1946～1947年间，仅广东、广西和湖南3省，又有1750万农民被饿死。”（以上是拷贝自己在别处的文字）。

有人做了估计，民国时期“我国除战争原因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致估计如下：1912年人口已达4.43亿，1949年人口5.4亿，此38年间因战争死亡的人口据统计约6千万人，平均每年死亡160万人左右。在人口的自然增长方面，这38年间当不低于每年1000万人，因为1950年代每年增长约1300万，而民国期间的生育率大于建国初期。这样，民国期间除去战争原因，每年净增长的人口当不下于840万人，1912年到1949年的38年间就是3.2亿人。也就是说，除去战争死亡，如果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我国总人口应不低于7.6亿人，但是实际上只达到了5.4亿，也就是说，民国38年间，除去战争原因，估计有2亿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死亡的原因是恶劣的生活条件。”

知道吗，近代的中国在外国人眼里，是被称做了“饥荒之国”（Land of Femine）的！

如果你同情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如果你认为上述才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人口事件，请在楼下和我一起真诚地为死难者祈祷，为他们致哀。

——为近代死于自然灾害的数不清的同胞们致哀！

这应该可以吧，否则，你就是假的，就是别有用心！近代中国，“饥饿对于农业劳动力的摧残远比战争残酷得多。频繁的严重自然灾害与社会腐败、人口压力以及资本主义为转嫁自身的农业危机而对中国实行过剩农产品的倾销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农业危机。这场危机意味着大量农民的失业和大面积的死亡，这时没死的，便揭杆而起占山为王了。比如共产党的部队就多数由灾民所组成，这一点不知为何史家很少注意和分析到。象早期彭德怀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都具有自然灾害的背景以及铤而走险当山大王的性质，只是后来有了毛泽东的正确指引，近代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才得以走上了正轨。正如郭沫若文中在评价李自成农民起义时所说：“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

“至此，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性和物质性的防灾体系对与中国这个‘饥荒之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相信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毛泽东是很懂得如何避免王朝兴替的‘周期律’的，无非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自然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搞人民公社，又为什么要搞文革了。文革的目的是要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以防止社会腐败，倒退回资本主义甚至封建社会中去。人民公社则是为着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向自然宣战，是宣布从此不再‘靠天吃饭’、再也不做在自然灾害目前做奴隶，是为了解决中国农民贫困的总根源。

当我们了解了内在的事理和历史必然性，就会发现，当初以及现在仍在极力否定人民公社的人有多么的肤浅！今天，小农经济死灰复燃的后果，造成我国自然灾害的状况又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原本巩固的防灾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对此有识之士无不深深感到了忧虑。”（以上还是拷贝自己在别处的文字）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目标确实达到了，结束了中国数千年“饥荒之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还有比这更为伟大、更为划时代的事件吗？没有的。靠小农经济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吗？历史一再告诉人们，这，连门都没有，不破坏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该责难的责难，该哀悼的哀悼，该肯定的肯定，该赞扬的赞扬，愿中国永远告别自然灾害的侵害，永远告别思维上的幼儿年代。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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